讓楊剛憤憤不平的是97萬的銀行利息，發誓節衣縮食提前還款，絕不替銀行打工。而更讓他深感沉重的，就是全家湊的首付。其中20萬是奶奶一分一角攢了一輩子的。「給銀行還貸是體力活，雖然累但坦然。而對於家人，我欠下了一筆永遠還不清的感情債。」
楊剛也有高興的時候，做不經意狀跟人家談房子，順帶宣佈自己住世紀城，頓時引來一陣讚歎：「哥們行呀！學區房，大house呀！」那一刻，楊剛覺得290萬聽見響兒了。
可惜這種高興實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只有妻子丁莉最瞭解丈夫的變化，她說那個曾經無憂無慮的小夥兒永遠回不來了——「買房子那會兒，全家人替他問來問去，就他自己玩著psp，還跟小孩兒似的。現在倒好，剛住一年多就老成多了，走路姿勢有時感覺像箇中年人。」
關於「住房痛苦指數」（即單位平方米房價與月收入比）《世界財經報道》曾於2006年6月發表了一篇報道，將號稱「地球上房價最貴的城市」東京與我們的北京做了個比較：「東京目前人口是北京人口的近兩倍，而北京的面積是東京面積的3倍。如此一算，北京人口密度，僅為東京人口密度的1/6。無論如何，北京的房價都不應該比東京的房價貴。」
「目前在東京市區，一套使用面積80平方米的公寓樓（精裝修的3室1廳1廚1衛單元，附送20平方米的陽臺和幾平方米的走廊，以及基本電器，包括液晶電視等等，裝修一流，大致相當於北京的120平方米的毛坯房）加停車位，售價約為3000萬日元，摺合人民幣225萬元，公寓單位平方米的價格約為2.3萬元。」
「2005年日本人的人均收入為34510美元（合27.6萬元人民幣），月收入為2.3萬元人民幣。東京人的‘住房痛苦指數’：2.3萬（每平方米平均房價）÷2.3萬元（月平均收入）＝1。而同年北京市的‘住房痛苦指數’為：6485元(每平方米平均房價)÷1471元(月平均收入)＝4.41。」我們得出了一個似乎難以讓人接受的事實，2005年北京市「住房痛苦指數」，就遠遠大於東京。
時至今日，面對坐火箭般躥升的房價和蝸速前進的工資，北京的「住房痛苦指數」恐怕又更勝一籌了。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於2010年3月15日對外發布：2010年1月至2月，北京四環路以內住宅期房均價為每平方米31220元，四至五環路均價為每平方米17254元，五至六環路均價為每平方米11776元，六環路以外均價為每平方米10409元。
我們不妨再來做個比較。根據北京工業大學和社科文獻出版社於2010年7月17日聯合釋出的《2010年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的資料指出，北京目前的房價與收入比為25：1。也就是說，一般家庭25年的收入才能購買一套住房。
2008年北京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725元，戶均可支配收入64285元。其中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7110元，戶均可支配收入為12.2萬餘元。20%的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0681元，戶均可支配收入2.7萬餘元。
2009年，北京商品房價全年漲幅高達73.5%。2008年北京住房市場出售商品住宅平均每套面積110.7平方米，按照2009年11月17810元/平方米的均價計算，購買一套90平方米的普通商品住房需要160萬元，相當於一般家庭25年的可支配收入。
實際上，居高不下的房價對住在北京城裡的人來說，可能意味著更多問題。在騰訊的財經論壇裡，一位北京的中產階級寫給堅持買房的妻子的一封信，引起激烈反響。在此，也邀請您圍觀：
愛妻：
你好！
請恕我用信件的方式與你交流，因為我不善於吵架，而你又不善於面對面的溝通。
那天你堅持要買房，我解釋了幾句，你就不高興了，並且這些天也沒有機會交流。那我就用文字來闡述我的觀點吧。
記得結婚前，我們就房子問題達成了一致，認為現階段房價過高，先租房以觀其變，再說咱們父母雙方的家裡也都有咱們的單間。然而，最近股市、房價陡漲，你有些動搖了，所以那天突然為了房子而發起了小脾氣，我覺得大可不必，咱有話好好說好了。不是買不起房，咱們的存款、收入，買房是問題嗎？問題只是在時間點、質量、選什麼開發商等問題上了罷了。
親愛的，下面咱們就談到的幾個問題來商量一下吧：
首先來看看，時機合適嗎？
現在整個世界處於經濟危機中，咱們國家不例外，甚至更嚴重。你看看世界各地和國內各地風起雲湧的暴力事件就明白，失業率上升的危害在哪裡了、經濟危機到了什麼程度。
經濟本來是有自我調整的，去年以來，經濟就一直在調整，世界各國忙著減稅，咱國家也有一些自以為懂經濟的傢伙增稅、並且推出了鉅額信貸救經濟的政策，導致信貸放出來了，但不敢進入實體經濟，反而進入股市、房市牟利。看看那些輕鬆拿到鉅額貸款的國企在股市、房市上的作為就知道了：買北京地王的中化方興買是國企，一上海國企又買了北京大興地王……由此可見中國實體經濟之恐怖：給了錢也不敢投入，只好拿來搞投機。
將來的房價？
看看需求：參加高考的人開始下降了，中小學十幾年裡不斷減少，表明人口結構鉅變在即。
看看家庭負債率：中國的負債遠超美國了吧？這些買房的年輕人有多少準備好了自己的養老費用、醫療費用、教育費用了呢？這些顯性、隱性的負債，能夠支撐房價到幾時呢？中國的低工資戰略，能夠支撐房價到幾時呢？
房價的週期、漲落，你確實該看看日本、香港十幾年來的房地產情況了。網上論述很多，我就不多說了。你見過一直向上飛的飛機嗎？房價就是飛機，不可能一直向上飛的。耗盡了油，總會回到地面上的。
再者：房產稅也該收了吧？物業費、停車費，該漲了吧？看看買車族的待遇就知道了，費用會不斷上升的。我們買了房，就像老牛套上了車，老驢套上了磨，被迫一輩子給開發商當牛做馬。帶來的不是安全，而是負擔。
資料說話，算算賬：你要買的房子260萬，按5.94的現房貸利率計算，貸款30年，也要每個月還2萬，咱們租個房每個月用不了2萬吧。
保值：房子保值嗎？在某些國家，房子也許是保值的，但在這個國家，似乎更像傳銷。一個沒有地權、沒有質量保證、沒有制度保證財產權的房子，談何保值？擊鼓傳花，老百姓大多是接最後一棒的那個，現在的你我，真要重複傳銷的故事？
質量有保證嗎？你說那個樓盤僅僅17000元一平米。是的，不貴，但我不願買房最核心的理由是質量問題。上海那座「自殺」倒下的義樓只是中國房地產的一個縮影。其實看看汶川北川、看看西客站、亞運場館出的那些問題你就明白，中國建設部官員說的是對的：「中國房產的平均壽命是30年。」你上新浪網看看時寒冰、牛刀的部落格就明白了。我們花200萬買一套只能用二三十年的沒有地權的房子意義有多大？
老婆，咱們還是不要為買房再爭執了吧，為了一個房子，產生爭執傷害夫妻感情值得嗎？
說了這麼多，俺也覺得自己有些羅嗦、段落散亂了，難怪你叫我「唐僧」。今晚，為夫徹夜難眠，臨表涕零，不知所言，唯望你回心轉意，不要上開發商的當，逼迫俺買房。去年經濟滑坡時，我聽到有收破爛的自殺了，有賣鋼鐵的自殺了，有種棉花的農民自殺了……但我沒有聽到哪個開發商自殺了。至於俺說的「開發商不滅，何以家為」，只是一句玩笑話，不必當真。
不是俺殘酷，是開發商的代言人說：「如果房價下跌，就把10根鋼筋換成5根！」是開發商說：「社會發展，總要有人做出犧牲！」那麼，等有開發商不斷「犧牲」的時候再買房不好嗎？
親愛的，把錢換成美元等等看吧，房子很快就會有的。大漲之後必有大跌，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終有一天，國家會脫離開發商的綁架。當開發商資金鍊斷裂，房價像上海那座大樓一樣倒下時，房子就會有的。
現在，我們現在需要的，不是錢、房，而是，互敬互愛、團結、理解，另加，一點點耐心……
此致
敬禮
夫
北京2009-7-11
「小姐離京，房屋上市」？
2010年5月14日，《北京晚報》上刊登了一則評論《小姐離京房屋上市》，稱小姐住房是一種「剛性需求」，若把小姐趕出京城，「估計全市房屋租賃市場將增加20萬套以上房源」，出租房源大幅激增，必將使房租呈直線下降。房租越便宜，一部分持幣觀望者轉買為租，對新售房、二手房的需求也將下降。那時「房價出現真正的拐點」。
很多媒體引用這篇報道時，都會在標題前加上兩個字：笑談。也有網友言辭犀利地指出：「把房價上漲的屎盆子扣到小姐頭上去，真是厚顏無恥、肆無忌憚、青天白日地欺負弱勢群體。為何不敢叫囂把包養小姐，為小姐、二奶、眾姨娘們買房的大爺們都趕出京城吶？柿子揀軟的捏，十足的孫子兵法！」更有人開門見山地表示：「降房價趕小姐不如殺貪官。」
這正驗證了清華大學教授、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的觀點：住房價格高，可能減緩城市化程式，從而影響未來經濟增長。樓價不斷上漲，還是一個潛在的政治引爆點，尤其是在覺得自己被排除在房地產市場外的年輕人中。
北京的房價為何居高不下？究竟是誰推高了房價？各路專家學者眾說紛紜，但民間的觀點是比較統一的——「決定北京高房價的絕對不僅僅是個別消費者的高收入以及所謂的剛性需求，而是處於房地產行業上游產業鏈環節的地方政府土地拍賣，官商甚至銀行間勾結下的共同炒作……」
然而，這中間盤根錯節的利益鏈，卻不是我等小民可以揣度，更遑論撼動了。即使是國家總理溫家寶，其遏制房價瘋漲的決心和努力也一再被「藐視」。
2010年2月27日，溫總理接受中國政府網、新華網聯合專訪時說：「群眾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也知道所謂‘蝸居’的滋味。」同時表示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抱有信心，「我有決心，本屆政府任期內能把這件事情管好，使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使房價能夠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價位。」
這邊廂，總理話音剛落，北京就於3月15日（也就是「兩會」閉幕之後的第一天）一天之內，拍出三塊地王，而且均為央企——「共和國的長子」：經過84輪現場競價，遠洋地產旗下的北京遠豪置業有限公司以40.8億元的總價拍得朝陽區大望京村地塊，摺合的樓面地價高達每平方米27500元，成為新的單價地王。隨後北京中信新城房地產有限公司，經過64輪競價，以52.4億元，將大興亦莊地塊拿下，成為總價地王。但僅僅6個小時以後，單價地王就被東昇鄉薊門橋地塊奪走，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旗下的北京世博宏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17.6億元的價格拿下這個地塊，該地塊的實際樓面價格超過每平方米3萬元。
中央電視臺隨即於3月16日的《新聞1+1》欄目製作了一期「政策向下，房價向上」。白巖松一開場就毫不客氣地挑明：「房地產市場究竟是總理說了算，還是總經理說了算？在兩會當中時候，大家都記著總理的工作報告當中說要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這樣一種趨勢。但是一天就給總理的報告上眼藥，三個地王接連創出高價，而且還沒蓋樓，價格就已經高出了二手房，甚至旁邊的商品房，有的時候是你在想，是不是總理說了不算，總經理說了才算。」
對「共和國長子」們在兩會閉幕後第一天就「挑釁」溫家寶執行力表示不滿者還大有人在，比《如環球時報》、《青年時報》，環球網推薦的標題用詞兇猛：「共和國長子」的叛逆惡行。
據《上海證券報》記者引用地產中介的情報，「15日下午新‘地王’剛誕生不久，北京望京區域就明顯出現了房主提價現象」。《工人日報》作者於是感嘆央企「誰的面子都不給」，《新京報》用社論指責央企搶「地王」傷害公平正義；《南方都市報》則以北京副市長破滅的地價預測為引，認定不遏制央企「地王」，房價難迴歸。《北京晚報》蘇文洋乾脆嬉笑怒罵，建議明年央視春晚小品「請潘石屹、任志強演吧」——在中國，還有什麼事情能讓我們比高房價、比「地王」更加哭笑不得的呢？
也有一些媒體的觀點更加冷靜和理性。《中國青年報》青年話題版頭條認為，在缺乏剛性制度約束的背景下，批評央企毫無力量。《燕趙都市報》作者面對兩會中的希望和兩會後的失望，呼籲「政治不僅僅是表達自由的眾人之事，還要有政策執行力的貫徹配合」。《南都》由秋風署名的評論解讀地王背後的房地產狂歡，矛頭直指「中央銀行持續地實施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事實上，過去幾年來一直存在、去年以來尤為顯著的「再國有化」過程，皆拜通貨膨脹政策之賜……房地產業變成了一個大賭場，全社會的財富在這裡進行著一場逆向大轉移。
中國資深媒體人周瑞金於2009年接受soho中國內刊《soho小報》採訪時提到的「以公權力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團的出現和日益壯大」，或許能為北京地王和北京房價居高不下的現象，撥開一角迷霧。周瑞金說：「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市場經濟大潮中，在推進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中，在房地產業、礦山資源產業、金融證券業以及能源產業等領域，政商勾兌尋租成為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進入新世紀，伴隨‘國進民退’和普通民營企業受到貶抑，部分國有壟斷企業，以及不少具有官員背景的強勢民營企業，以公權力為靠山和保護傘，肆無忌憚地賺取超額利潤，甚至尋求非法資本回報。」
近年來，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反覆強調要嚴重注意防止中國走上權貴市場經濟，即權貴資本主義道理。周瑞金認為「這絕非無的放矢，而是有著尖銳的現實針對性」。
據全國工商聯在2009年全國政協會議上的一份大會發言《我國房價為何居高不下》稱，一項針對2008年全國九座城市「房地產企業的開發費用」調查顯示，在總費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總稅收）所佔比例為49.42％。中國的房地產行業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與民爭利產業，而且是腐敗高發領域。
周瑞金說：「由於房地產收入是地方財政增長的最重要來源，在世界金融危機中，一些地方政府頻頻出現房地產救市的聲音和土政策。那位因一盒‘天價煙’而丟官、後又因為受賄而被判刑的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長周久耕，不就曾經揚言懲處敢於降價銷售樓盤的開發商嗎？當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遠遠背離實用價值和國民收入水平的樓市大降價的時候，地方政府卻能從扶持、提振房地產行業中收穫gdp政績，而一些官員則可以繼續中飽私囊。」
北京作為首都、中央，可算作是這些特殊利益集團的「老根」，改革在這裡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所以，難怪溫總理會在2010年人大會議召開期間，於週日的記者會上引用詩人屈原的句子：「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藉此抒懷。
「因為他的施政受到限制，受到他身為其中一員的體制的限制，所以他要公開表達他的願望，」北京的獨立研究人士陳永苗對總理的引經據典如是分析。
5.交通沒個譜兒
北京交通擁堵，不是一天兩天的問題，而是個政治問題。建國初期進行城市規劃的時候，因為信任無產階級兄弟蘇聯專家的話，北京遵循了單中心向外擴充套件的城市總體規劃，且拼命建大馬路和環線立交橋。倫敦等國際城市早就知道緊密的路網和單行道是解決城市交通擁堵的有效措施，但北京仍舊一意孤行。所以，不堵才怪。
就像改革開放初期，就喜歡追問「姓資姓社」的問題一樣，北京作為首都，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都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無論天上地下。所以北京地鐵就是一項政治產物。它諸多方面的非人性化，就不難理解了。
說北京的交通沒譜，指的就是它若沒找到「民生」這張譜，路拓得再寬，橋建得再多，也只是亂彈。
京城交通陷怪圈
美國ibm公司對全球20個城市的8192名駕駛員進行訪問，研究發現北京和墨西哥城的塞車苦況居全球之首，全球平均塞車時數為1小時；ibm設定的交通痛苦指數總分為100分，北京和墨西哥城都得了99分。
ibm開展此項研究是基於對10個問題的調查，包括上下班時間、交通行進時間、車輛的流量給人造成的壓力、乘客的憤怒程度和對工作的影響等。大部分受訪者表示，交通過去3年來不斷惡化。65%的受訪者指出，他們每天駕車上班都遇到塞車，令他們感到緊張和憤怒，睡眠時間減少，陪伴家人的時間亦相應減少。有29%的人認為，堵車影響工作或課堂表現。
根據《中國新型城市化報告2010》的調查顯示：北京市上班平均花費的時間最長，為52分鐘，居全國第一。其次為廣州48分鐘、上海47分鐘、深圳46分鐘。在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中，大都是發達城市，上班花費時間都超過40分鐘。相對於一線城市，欠發達城市上班時間花費較少，平均時間在24分鐘左右，低於50個城市的平均水平，更低於一線城市將近20分鐘的時間。然而，首都的這個「冠軍」奪得並不光彩。
中國的心臟天天這麼「堵」，肯定誰都吃不消。那就找原因，想辦法。
北京市交通委副主任劉小明就於2009年5月27日的科博會上表示：在過去幾年裡，北京私人小汽車出行比例增幅是公共交通的兩倍，去年年底，公交出行比例達到30.2％，私人小汽車的出行比例達到29.8％，逼近公交出行比例。這表明，北京交通出行結構已由「公大私小」變為「公」「私」基本持平。
劉小明說：「機動車擁有量在近幾年每年都保持著10％以上的增速，本月26日京城機動車保有量就達到了300萬輛，而且還在以每天增加1060輛的速度發展。北京市民的交通出行方式呈現三大特點。首先，小汽車的出行數量仍高於公交。其次，中心城區高度的聚集效應非常明顯，二環以內出行的強度，是四、五環之間出行強度的5倍。第三，私家車的使用效果在下降，5年裡，一個車次運送的人數從1.52下降到了1.26。」
「一個車次運送的人數從1.52下降到了1.26」，這個資料需要稍微消化一下，之後你就能想明白，原來是有錢人家裡又添置新車了，私家車數量直線上升，之前可能先生要載太太出門，現在太太自己也買車了，這個家裡就有兩輛，甚至三、四、五輛名車，一輛車裡能坐的人當然也就從2減到1。平均一下就得出了上述資料。
北京市政府似乎也接受了這種資料上的暗示，認為交通擁堵不堪的「罪魁禍首」就是路上跑的私車太多。
於是，藉著奧運會的東風，北京市對車輛實施單雙號限行。同年國慶長假後，又換而實施「尾號限行」。2010年4月4日，北京市交通委、環保局、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又聯合召開新聞釋出會，宣佈「工作日尾號限行」將再持續兩年，直到2012年4月10日。
其實，2008年北京市最初動了單雙號限行的念頭之時，乖覺的韓寒就在他的部落格發文，題為《北京長期單雙號限行之後》，全文都是一個巨大的幻想，將限行之後可能發生的種種一直「意淫」到2018年。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找來看看，此處不再贅述。不過，文中提到一個觀點：「大家發現北京實施單雙號以後，車輛總數已經超過實施前的一倍，交通完全陷入擁堵。大家漸漸想明白，原來限行對於公家公司和有錢人是沒有影響的，最後慘的還是工薪階層。」這個非屬無稽之談。
網友「頑強的貓」和韓寒有類似的觀點，他丟擲一個大大的疑問：「北京機動車每週限行一天，誰在偷笑？」
首先他肯定了北京市政府實施這項措施的美好初衷。不過他也同時指出，這項政策實施後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士將各自受到不同的影響：「首先，城市基本的運輸系統，如公交系統、計程車系統、地鐵、城鐵系統，這些道路執行車輛不受限行措施的任何限制」；「其次是那些帶紅字頭或帶著警燈的特權車輛，如軍車、武警車輛、消防用車、急救用車、道路施工用車、使館車等」，其中「大部分車輛早已如同馬路坦克，什麼地方別人不敢違章，什麼地方有交警，什麼地方有逆行道，什麼地方電子眼和攝像頭多，這些地方就是這些車輛非常愛去的地方，馬路上時常看到他們違章闖燈、超速、軋線、逆行的英姿，甚至公然在警察的眼皮下違章。所以這些車輛，他們特權慣了，他們也不可能受到限行的約束」；然後，「政府和機關老爺的車輛，他們能受到影響？如果有人認為是，那就太天真了，現在在北京市，哪個單位沒有幾輛像樣的好車，每週就一天的限行，換一輛車不就完全解決了」；「最後才是普通百姓，苦於上班地方遠，又有接送孩子放學上學的任務，咬咬牙買了一輛小汽車，本指望可以作為交通工具，也好給自己臉上貼點金，近來苦於汽油錢蹭蹭地上漲，停車費嘩嘩地翻番，養路費和保險等一個勁的上漲，口袋裡的工資卻遲遲沒有多大的改善，早已經心急火燎了，為了奧運會我們只能隔日開車一次，這是為國增光，我們認為值得，現在又來了限行措施，並且還準備長久執行下去，這不是要命嗎？每週一天的限行，如果運氣好的有直達公交車還好，要是倒好幾趟車，跑很遠的路，還有接送孩子的任務，那可就麻煩大了！時間上不好控制是一方面，經濟上也不划算，安全也成了問題。再買一輛車？沒錢啊！」
其實，這是個非常淺顯的道理，不需要有關部門的「權威資料」，你就能想明白的道理。限行，到底限了誰？
有網民直呼：「我無意做刁民，但我有權不滿。」
範女士就是不幸被這項限行政策「欺負」了的京城工薪階層。她說：「週一到週四，哪天不開車，問題都不大。唯獨週五，閨女學琴，我得開車把琴拉到老師家裡去。偏偏我車尾號是0，週五不能動，我們家住得又偏，不好打車。我們娘倆可怎麼辦呀？」
《檢察日報》也以「尚未問民意限行何太急？」為題，發表評論：「一項涉及數百萬人利益的公共政策，在沒有經過民主程式的情況下，在結束單雙號限行僅一週後就以通告的形式匆匆出臺，令人頗感意外——
「人們感到最可怕的地方，也正在於此——既然在北京，一紙通告可以每天讓數十萬輛車停駛，其他地方也就沒有什麼不可以；既然一紙命令可以讓你一週停駛一天，想讓你一週停駛三天五天，想來也不會是多難的事兒。
「是不是還會有人這樣問:‘哪部法律規定這種事必須聽證？’我的確找不到。但政府制定任何一項政策、做任何決策，除了合法，還要合理。有沒有一部法律明文規定，這種事一定要開聽證會，這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徵求民意也不止聽證會這一條。有關部門越過所有民主程式釋出通告，讓人產生這樣的疑惑：在一項涉及數百萬人利益的決策中，莫非政府並不認為有傾聽民意的必要？」
說了這麼多，我們仍然不得不回到北京交通的擁堵問題上來，儘管「限行」之後交通狀況得到稍許改善，但直到這一刻，仍然沒人敢說，「限行」徹底解決了京城的交通擁堵問題。這隻能說明，頑疾依然未被治癒。
北京的交通已經陷入了一個怪圈。不是車太多，也不是路太少，正如《南方週末》的那篇評論的標題所暗示的：趴在寬闊馬路上的北京。
有人將把北京的二環路、三環路、四環路看成為「北京的四道城牆」，把立交橋看成是「座座城門」。「如果說道路是城市的血管，那麼主幹道就是大動脈，衚衕小路就是毛細血管。現在的四道城牆，不僅把城市的‘毛細血管’全部斬斷了，就連那些次幹道、次要道路都變成‘斷頭路’了」！
北京的環路成了人們的必經之路，不管你到哪裡去，恐怕不走一下環路是出不了城的。
馬躍成在他的部落格中寫道：「北京的交通確實有邪的，當你要想到東三環的某個地方的時候，可能不得不要繞道一下東四環，甚至還可能選擇繞道北四環、南四環過來。如果你的目的地在正西方向，可能不得不先要向北或者正南方向運動。北京的交通就是在這種繞行中變的越來越堵了。」
為了解決交通的擁堵問題，北京市政府也下了不少工夫，環路一條條地鋪，公路成倍地拓寬。但是，有用嗎？沒用！
「事實可能正好事與願違，以前馬路窄的時候，路口的紅綠燈基本上是30秒左右一變，現在馬路寬了，就變成59秒了，要不然行人過不去呀。另外由於增加了左轉彎紅綠燈，又增加了半分鐘等待時間。以前30秒的事，現在要一分半鐘。知道一分半鐘會積壓多少車嗎？」這真正是「路大欺人」！
這是政治問題！
北京交通的種種怪現狀，與這座城市特殊的政治、歷史地位難以分割。
在路網規劃方面，北京市長期以來實行道路「寬而稀」的雙向交通模式，20世紀50年代制定的道路紅線規劃一直執行至今，機動車道路一般相隔700至800米一條。相比之下，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則走了一條道路「窄而密」的發展模式，如華盛頓，機動車道路一般相隔100至150米一條。由於路網密，這些西方城市大力發展單向交通，注重路網與道路系統的建設。
對這個問題，新華社記者王軍做了詳細而深入的調查。他寫道：
「從交通技術上看，提高路口的通過能力是解決擁堵的關鍵，因為車輛就是堵在交叉口上。而雙向交通最大的問題就是路口通過能力低，因為既有直行、又有左拐，相互干擾嚴重，而單行線就不存在這個問題。據測算，單行線比雙行線提高車輛通過量50％至70％。」
「二戰之後，許多西方城市就是看準了單行線這個‘法寶’，使堵車的問題得到改善。紐約交通管理局在1949年開始推行單行線，創造了‘奇蹟’；倫敦藉助其密度較高的路網，大力發展單向交通，把2/3的道路闢為單行線，事半而功倍。」
然而，北京需要「大馬路」，除了北京作為首都的「形象工程」，以及50年代的「在戰爭時期任何一條路都可以作為飛機跑道，直升飛機可以自由降落」的備戰思想之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大院」太多。
20世紀50年代初北京興起的機關「大院」熱，與蘇聯人密不可分。在西方，住宅小區一般建在城市的郊區，城市裡以街坊佈局。街坊的優點是：所佔地塊不大，能夠適應路網密的要求。而蘇聯的規劃師們認為，小區比街坊好，因為它配套完善，能夠使社群生活更加方便。於是，小區就被他們從郊區搬到市區裡來。
小區佔地大，路網就無法加密，便捷而經濟的單向交通就很難實行了。
這時，「道路紅線規劃」就被付諸行動了，這也是北京市至今執行得最不走樣的一項規劃。「所謂紅線，即在規劃圖中標示道路兩側建築間距的‘紅色’警戒線，任何新的房屋建設都不可越雷池一步。紅線圖上，道路寬而直，被划進去的有一處處文物建築，還有更多的衚衕、四合院、歷史街區，這些都是計劃要被拆除的；什剎海也被紅線穿過，一條計劃中的道路要東西橫貫。道路紅線與其涉及的文物成為了一對你死我活的矛盾。1989年，北京著名元代道觀——東嶽廟的山門，因被劃在紅線之內，在道路建設中被拆除；也是同樣的原因，1998年，粵東新館被拆除」。
梁思成為此大嘆：挖我血肉！然而，毛澤東嚴厲地批評了梁思成：「扒個牌樓也哭鼻子，打個城門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當年都市規劃委員會道路組組長鄭祖武，奉命做了紅線規劃。1995年，已逾古稀之年的鄭祖武，向王軍檢討北京城市建設的得失，認為發展單行線，加密路網，是解決城市交通的有效途徑，老人說：
「從現狀來看，北京的交通太困難了。倫敦700萬人口、280萬輛汽車，道路面積率23％，與北京一樣。巴黎也是這個數字。倫敦這麼多人和車，只有幾個立交，高架路只有1公里。而我們搞了100多個立交，交通卻更擠了，道路增長與車輛增長速度要成正比，哪個國家也做不到。倫敦路網密，我們道路寬。倫敦靠兩個，一是單行線，2/3的道路是單行線；二是交通自動化控制。北京的市中心區這麼緊張，還要大規模改造王府井，建設東方廣場。這怎麼辦？交通怎麼維持？」
實際上，和政治相關的，又何止北京的路面交通，這個居住著全中國最關鍵人群的地方，無論地上，還是地下，都很敏感。
1965年7月1日上午9時，北京地鐵一期工程開工典禮在京西玉泉路西側兩棵大白果樹下舉行。周恩來總理說：「北京修建地鐵，完全是為了備戰。如果為了交通，只要買200輛公共汽車，就能解決。」
根據《中國新聞週刊》2007年41期記者周麗娜的報道：
「北京地鐵的蘋果園站並非1號線地鐵的終點，往西還有不對外開放的52號和53號兩站。這兩個燈火通明、空空蕩蕩的站臺，有點像儲存完好的廢棄遺蹟，暗示著北京地鐵初期作為戰備工程的神秘身世。
‘本站為非營業區，非工作人員不得入內’。在地鐵站口出現這樣的牌子早已表明它的非同尋常。」在1970年之前，地鐵一直是不對外公開的戰略機密。
「1970年底，周恩來批示可內部售票，接待參觀群眾。從1971年1月15日開始，民眾憑單位介紹信，花一毛錢體驗地鐵。當時拍電影不管有沒有必要，地鐵車站、車廂一定會成為鏡頭的一部分。
有人曾說，北京城修地鐵是「起個大早，趕個晚集」。1965年，從石景山到復興門一線，樹都移走了，又是挖大坑，又是打水泥樁，人們知道這是要修地鐵了。此後30多年間，北京只修了53公里地鐵，不及城市總體規劃的1/7。為什麼？因為缺錢。如何解決資金來源？北京市政府是遲遲不肯引入「活水」。因為地鐵作為城市的地下動脈，如果交由外人出錢打理，對首都而言，恐怕又是個政治問題。
公共基礎設施由政府出資建設，這句話在理論上絕對沒錯，但是人生不過百年，作為地鐵的使用者，又如何經得起漫長的等待——在北京的城市總體規劃中，一共還有總長355公里的地下鐵路待建，按照最保守的估計，地鐵地下部分的造價是每公里5到6億元，地面高架部分的造價也要3億元一公里，平均每公里4億元，那麼需要的總投資是1200億到1500億元。就算政府每年拿出10個億來建地鐵，北京人恐怕也要再等上100年，才能看到一個比較完善的地鐵網。
所以早在1997年就有人指出，北京地鐵表面上面臨的是資金短缺的問題，實際上是遭遇了資本的瓶頸。在建設地鐵的資金來源上，應該開源放水，變單一渠道為多渠道。在當時，這只是一種民間的論調。
北京，卻一直端著架子，不肯放下。
直到1999年10月，在中港經濟洽談會上，北京市政府才將地鐵13號線、5號線、1號線東段一起放在了招商桌上。市政府表示，可以在「籌資和建設方面採取靈活政策」。
截至2008年底，北京地鐵全長200公里，有9條線路，共147座運營車站，日客運量400多萬人次。然而，北京的軌道交通佔公交出行比例僅為15%，遠遠低於國外幾大城市60%以上的比重。
《中國新型城市化報告2010》資料顯示，城市軌道交通在國外已有一百多年的發展歷史，世界主要大城市大多有比較成熟與完善的軌道交通系統。經過多年的發展，這些城市公共交通在日常出行中的比重達到60%以上，高的達到90%多，城市擁堵得到了緩解。巴黎1000萬人口，軌道交通承擔70%的公交運量，這一比例在東京是86%，在莫斯科和香港是55%。
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為什麼地鐵越修越長，利用率卻還是那麼低？
沒有哪個專家或權威機構專門為此做過調研。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幾個事實，來拼貼其中的緣由——
2008年6月初，北京市地鐵各條線路的afc系統全面啟動，這意味著紙質車票從地鐵裡撤退了，而市民為此等待了30年。2009年2月初，北京地鐵才著手「取消人工售票」，引進自助售票機，結束漫長的市民排隊購買地鐵車票的歲月。
2010年1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公交總隊給北京市地鐵運營公司下發了《關於軌道交通站內信報發放和停止銷售其他報刊意見的函》，地鐵內全面禁售報刊，只允許一份《北京娛樂信報》的存在，理由是該報為「市委宣傳部批准的北京唯一的地鐵報」。針對此事，市公安局公交總隊的說法是：該條文為市委宣傳部下達，考慮到地鐵站內售賣報紙，會造成人員擁擠發生危險，所以禁止除信報外的其他報刊在地鐵站內發售。為此，市民們紛紛抱怨稱，「北京地鐵幾乎就是個‘真空’，什麼都買不到」。最終，這項「沒有充分考慮和尊重民意」且「出臺程式可疑」的「地鐵禁報令」被叫停，但那也是折騰了數月之後的事情。
2010年3月15日，一位名為「長安的笨笨」的網友，同時也是「行動不便」的人士，在體驗了一把北京地鐵裡的「殘疾人專用設施」後，於自己的部落格裡發文寫道：「地鐵就不是百姓的，不是以人為本的，是活動的，是政治的，比如是奧運的，是有時效性的，你沒趕上，或者運動結束了，你活該。」
2010年7月2日，《新京報》發文稱：「今年年內，在地鐵1、2號線上打手機有望實現。」而上海早在2001年9月就實現了行動通訊訊號在1、2號線全線覆蓋。
另外，北京地鐵的換乘不便、站內光線太暗、電梯常年失修，等等，這些抱怨不絕於耳。然而有關部門就是可以「充耳不聞」。北京地鐵以政治的名義、為備戰的需要而誕生，但時過境遷，這條城市的地下動脈早就應該成為民眾的工具。
只不過，北京的著眼點遲遲不肯放低，落到實處。這座城市，高高在上得太久了。那麼，地鐵在一座城市裡究竟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讓我們把視線轉到美國紐約。
2004年，紐約地鐵建成100年。地鐵已經成為這座城市最受歡迎的大眾交通工具，並號稱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地鐵系統」，包括26條線路500個站點，每天運載450萬人穿梭於紐約五大區。
《紐約時報》特約撰稿人蘭迪·肯尼迪在《地下世界》中寫道：「紐約的地鐵對於這座城市來說，遠遠不只是上下班的交通工具那麼簡單。100年來，它曾經輪流扮演過餐廳、圖書館、宿舍、禮拜堂、集市、旅行車、產科病房甚至臨終臥床的角色。」蘭迪說，「我曾經計算過，每個紐約人的一生中，平均竟有超過一年的時間用在地鐵上。地鐵和紐約人之間存在一種婚姻關係———他們彼此愛著，恨著，卻無法分離。」
6.身邊缺個伴兒
學者吳祚來說，如果在北京你沒有熟人，就是一隻城市漂流瓶。這是一種多麼無助的感覺：在這座城市，你上下求索，左右碰壁，到頭來還是孑然一身。
這種焦慮在「蟻族」身上尤其明顯，「蟻族」中92.9%的人尚未結婚，且在未婚人群中有49%的人沒有戀人。而在都市生活中，情感的殘缺，又何止於愛情、親情、友情，當你只能躋身在一間不足10平米的小屋裡時，能收穫哪樣？
「人們閃過我，對我問路一點表情都不給，就匆匆而過。人與人之間，總算是一點關係都沒有了。只有掏手機，打電話給熟人，指點迷津。如果沒有熟人，你就是城市漂流瓶。」這是學者吳祚來對北京的印象，他說，「北京這座城已令我焦慮莫名」。
英國哲學家西梅爾在他的《大都會與精神生活》一書中，對「都市性格」做了歸納，其中提到一點，就是城市人的「矜持」。
西美爾說矜持是一種社會性的消極行為，所以並不是積極的心理反應。在小城鎮生活，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比較緊密，大家彼此認識，甚至會參與到對方的生活中去。可是大城市的人際交往是轉瞬即逝的，今天你遇到一個售貨員，明天又碰到一個咖啡館的服務員，大城市的人際互動非常多、非常廣泛，但是都非常短暫。在這樣一種生活條件下，都市人的性格和心理狀態就變得「矜持」，比較喜歡退回到自我的內心世界。
對於這一點，並不難理解。沒有一起長大的朋友、沒有世交之親，也沒有老街坊鄰居……關係鏈條的斷裂讓在大城市的每個外來移民都無所適從。就像盆景一樣，扭曲著枝幹迎合花盆，最多也是自顧自美麗罷了。
《中國人才發展報告2010》指出：受困於經濟和居住條件，「蟻族」普遍遭遇「婚戀困境」。一方面，「蟻族」中92.9%的人尚未結婚，在未婚人群中有49%的人沒有戀人。另一方面，「蟻族」的性需求也處於壓抑狀態。有67%的人最近一個月沒有性生活，而全國成年人平均性生活頻率是每週一次左右。人際性活動的缺失很可能會通過獨自性生活或其他途徑進行宣洩。
「能夠自慰就值得安慰了」，回憶起兩年多前北京城裡的落魄小子，範俊（化名）這樣自嘲，「那會兒我真該改名叫‘犯賤’！」而他的「落魄」，始於女友朱珠（化名）決絕的離開——2008年的冬天，他失戀了。
2006年兩人相識那會兒，範俊和朱珠都是「時尚圈」裡的人，各自供職於京城裡的娛樂媒體。朱珠是上海小姑娘，只因大學在北京唸的，就順理成章地留了下來，釣個高幹子弟或者富二代是她的夢想，而這個夢想一度成為範俊嘲笑的物件。因為他說自己「是屬於另一個世界的人」，留著長髮，揹著吉他和一個老式的軍用水壺，褲腰上還繫著一條擦汗的大毛巾，懷揣著搖滾夢想的範俊就以這副形象，從老家成都風風火火地闖進了北京城。
認識他們的人，都對這兩個價值取向如此迥異的「冤家」湊到一塊兒的事實，犯嘀咕。範俊回憶起往事的時候，倒是很坦率：「就寂寞唄。」按他的話說，北京大，北京很大，但諾大的北京因為交通或者說經濟原因，使得朋友們的聚會機率大大降低。在小地方，三五個狐朋狗友要聚會，不用半小時準能湊齊。而在北京，若三個好朋友聚會，那就要提早規劃，定時間，定地點，這就是一件讓人很頭疼的事了。超級的時空觀念使得同一個城市裡的朋友相聚成為難事。
而在一次採訪中相識的朱珠和範俊，很驚訝地發現兩人租住的房子恰巧在同一個小區。於是，經常約著下館子，因為「一個人吃涮羊肉實在太悶了」。之後的事就變得很自然。
「說句實在的，像我們這樣的外來種族，能在北京城裡找到一個伴兒，真的算不簡單啦。」範俊把他和朱珠的相遇，叫做緣分。然而，當他提出想讓這份關係「穩定下來」的時候，遭到了拒絕。範俊想給朱珠一個承諾，但朱珠不要承諾，她只要一個家，一棟屬於自己的遮風擋雨的房子。
那晚，朱珠哭了，範俊也哭了。第二天，他就打了很久的計程車，到五環以外的一個新樓盤看房子。那時，每平米7000的報價讓他覺得很沮喪，當時他自己在三環內租的那間小屋每月2000元的房租，幾乎耗去了他1/3的薪水，哪裡還能存下錢？想要的小戶型早已售罄，新小區的配套設施又很不完善，終於讓範俊「無功而返」。但是，剛過完年，整個北京城的房價就跟坐了火箭似的猛漲，讓範俊的買房計劃徹底無望。
如果說北京的高房價對範俊而言，是當頭一棒。那麼，女友的背叛就讓他「連死的心都有了」。他在一次驚心動魄的跟蹤之後，發現女友和她採訪過的一個小導演關係非同一般。隨後兩人大吵了一架，朱珠提出了分手。範俊說，他曾「很沒臉地求她別走」，但房子的問題就像橫亙在他倆之間的巨大鴻溝，難以逾越。
朱珠走了，範俊認定女人是他命裡的剋星，他說：「打那兒之後，誰都別跟我提結婚，誰提我就跟誰急。」
雖然他曾一度自我安慰，自己在京城裡還有一份挺體面的工作，娛記。但是隻有一個人的時候，範俊更深刻地體會到：在北京，人與人之間的同情與關愛少得可憐。冷漠成了正常的人際交往的代名詞。尤其在單位的同事之間，相互排斥、相互提防、相互猜疑、相互競爭等功利性的人際關係佔據了很重要的比例。這種關係在國有企業顯得更為突出。這使得整座城市增添了更多的灰色意念。
他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分析自己，從上往下，自我實現需求、尊重需求等等，似乎都滿足了，但構成金字塔基礎之一的安全需求卻意外缺失了：「沒有安全感，這麼大的城市，我一個人，覺得沒著沒落的……」而在這之前，範俊從不以為男子漢也會缺乏安全感。
後來，北京樓盤每平米的價格漲破了3萬。範俊越發覺得「這座城市太魔幻了，父輩們以半個世紀的生存經驗都是無法預料的」。範俊開始經常失眠。
「你是一個外來人」，這個提醒不僅僅只停留在戶籍制度層面，樓市迎頭趕上，成為京城新移民最大的壓力源。要在此獲得一尺「蝸居」顯得那麼不容易，這也造就了中國房地產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顧雲昌的「丈母孃需求論」——「房價上漲，是因為‘丈母孃需求’」。
2010年春節晚會剛過，一組「樓市春晚」的影片就在網上「瘋」傳，其中一個影片更改的是《難忘今宵》，一句歌詞「房貸在，人已老」在網路上引發眼淚狂潮。
開心網上也有過一個不開心的轉帖，大意是說因為房價的飆升，中國已經沒有中產，只剩下官僚階級和無產階級。有人就為此發明了一個片語：「自我剝奪社會屬性」。這是一種個人的無力反抗，在房價飛漲的年代，你只有放棄結婚生子的權利，才能沒有負擔……如果範俊這一代人都狠起來不結婚生子呢？
在突然湧現發展機遇的上行社會里，人人力爭上游，工作透支，競爭透支，情感透支，學業與就業難兩全，工作家庭難兩全，物質精神單豐收，顧此失彼，身心俱疲，現代化的程式沒有現代化的心理排洩渠道相匹配，造成全社會性的精神性疾病和心理失衡。
《新週刊》曾刊登評論說：「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正享受500多年的歷史積累，慢慢消受掉市場經濟的紅利。而我們的原始累積才剛剛開始。別人300年的焦慮壓縮在我們這30年內承受，每個人都像是吃下市場經濟的偉哥，慾望最大化，壓力也最大化。當gdp飛漲之時，中國成了‘睡不著’的國家。」
北京協和醫院神經內科專家李舜偉教授於2007年年初，公佈了一項在我國京滬穗寧蓉杭六城市普通人群中進行的失眠現狀調查結果：60%的北京成年人在過去的12個月內有失眠症狀，絕大多數失眠者認為自己失眠的主要原因是生活、工作壓力太大。
這是一個時代的焦慮症——有壓力覺得累，沒壓力覺得可怕。大家都被集體無意識的「成功」觀念左右了。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這個時代的大多數，是處於上行階段的社會積極分子，某種程度上也是病人。
實際上，對範俊這樣的「蟻族」而言，成功其實很簡單，四個字就能概括：安居樂業。可惜，北京給不了他們。
正是在這種挫敗感下，在京城某報社任部門主編的小肖自嘲是「一個很焦慮的、沒有生活的人」。他今年28歲，單身，月收入8000元。工作已經上了軌道，按部就班去做就可以了，但也正是流水線般的作業方式讓他覺得自己充其量不過是一個監工：每天要籤十到二十個版，最晚的時候半夜才能下班，生生把自己困在辦公室裡。所以他經常抱怨自己根本沒有生活，沒有時間去旅行。對他來說，旅行非常重要，因為那意味著尋找新的東西和觀念，如果待在家裡半年以上他會瘋掉的。
他覺得自己面臨雙重的壓力。一是自己不甘心做執行層面的事情，遲早要出來創業，但目前還處在儲備階段；事業尚未安排妥當，結婚的事只能繼續往後挪，身邊因為兩個人節奏不合拍而離婚的例子他看得太多了。二是老家的父母希望他早點結婚，所謂成家立業，體弱的老父甚至用「你不結婚我就不看醫生」來回應小肖的「單身主義」，頓時令其倍感壓力。
小肖有一個說法用來形容他這類從農村出來的娃：進城——做文化事業——從事最新行業，本來需要三代人才能完成的程式，在他自己這一代就要完成，壓力自然不在話下。
在北京城裡，像小肖這樣的「北漂」不在少數。於是，「剩男剩女」在這座城市裡早已不再是新鮮事兒了。「剩女」更是2007年就被教育部確定為新詞彙。根據《北京晨報》2010年3月19日的報道：「北京市的剩女數量已經達到50萬。3月15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蘇特重點介紹了中國的剩女，並對leftover-ladies（剩女）進行了詳細解釋：剩女，也稱‘3s女人’，即single（單身）、seventies（大多數生於上世紀70年代）、stuck（被卡住了），這些大齡女青年普遍擁有高學歷、高收入，卻不能在婚姻上找到理想歸宿。」
在偌大的北京城，有多少人形單影隻？有多少懷著「北京夢」的外來者正陷入在一種巨大的情緒中：危險的大城市、搬家的痛苦、深入骨髓的孤獨感，和他們對北京的愛與恨攪拌在一起。
《南方日報》記者張波曾撰文詳細解讀了這一代人的困惑：
「計劃生育在我國20世紀70年代全面推行以來，在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期，造就了第一個獨生子女出生潮。如今，這些當年的獨生子女走過了背叛期和思索期，進入而立之年，有了子女並開始揹負家庭的責任。而這些獨生子女的父母也相繼進入老年階段，開始需要子女照顧。當年年輕離家出去闖蕩，就這樣變成了親人天涯相隔的親情糾結。
「事實上，出生在上世紀70年代的有這種同樣處境的人很多。那些當年出來闖蕩的人，相當一部分都曾經是當地的佼佼者。這些人畢業於90年代中後期，正好趕上了人才從西向東從貧困到發達地區，這20年人口流動的最尾潮。
「其結果是，在職業發展中，遇上了已經成為年輕管理階層中堅力量的上世紀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前期出生者；在生活水平上，遇上了東部西部差距最為快速縮小的一個階段，西部工資快速拉昇東部駐守不前；而在買房子的當口，也趕上了中國樓市上漲最快的幾年，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成為‘房奴’。而這些的綜合結果就是造就了一個時代人的平庸，造就了‘闖世界的夢想’在現實中‘玉體橫陳’，竟然‘一絲不掛’。」
這都是範俊曾經的體驗，他說，那時家鄉被想象成一個受傷之後的避難所，甚至是世外桃源——他從未意識到自己如此脆弱，甚至開始羨慕自己的老父親，羨慕他走在成都街頭的愜意和隨意，父親總喜歡和他說：「到處都是熟人，沒什麼好怕的。」那段日子，鄉愁第一次出現在範俊「北漂」多年的歲月中，並生根發芽。
曾經，鄉愁只是一張火車票，年根底下，你我站在售票口；到現在，鄉愁成了一紙工作合同書、成了一張房產證、成了孩子的讀書學校……那些年輕人的理想，就埋沒在這裡頭。
房子、戶口、交通、就業、婚戀，等等，均成了北京城裡年輕人追逐夢想所不能承受之重。於是有人勸、自己也想：不如歸去。
2010年除夕前夜，範俊在一家沒有暖氣的小酒吧裡舉行了「個人告別演唱會」，他一個人站在臺上聲嘶力竭地吼著「我真的一無所有」，臺下坐著他在這座城市裡結交的為數不多的幾個哥們。第二天，他就一個人揹著吉他，回家了。父親託關係在成都當地的一家小報社，給範俊謀了個職。
當被問及他在北京城裡是否還留下點什麼的時候，範俊苦笑了兩聲，答道：「可能那兒還有我一點夢想的碎片吧……還有，別人不能跟我提結婚，誰提我就和誰急。」有時候，一座城市能給人留下的陰影，比這座城市本身還要龐大。
結語
今年3月，溫家寶總理代表國務院所做《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部署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例如在初次分配中兼顧效率與公平，讓各種要素遵循市場原則取得收益，並加強對不合理因素的調節；在再分配中更加註重公平，以提高居民收入為重點，加快完善財稅體制；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公共服務品質和水準，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解決公共服務領域的機會公平問題；以縮小城鄉差距為重點，發揮城鎮化在縮小收入差距和促進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以上各項由於涉及社會資源的分配，包括勞動和資本雙方權利的重新分配，每一決策都必定牽動社會上千絲萬縷的神經，所遇到的理論和現實矛盾也必然是巨大的。
讓這座城市裡的人，生活得更有尊嚴。顯然，「尊嚴」二字涉及的不僅僅是物質層面的滿足，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富足。這種美好的願望讓人不禁聯想起，數千年前，詩人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心聲。而轉念一想，城市究竟走到了哪一步，才需要被格外鄭重地提醒，「讓人民生活得更有尊嚴」？
附錄算算北京這筆賬
美國調查公司美世釋出了2010年全球生活成本調查，非洲國家安哥拉首都羅安達擊敗去年的冠軍東京，成為了今年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東京退居第二。而北京的排名超過倫敦和紐約，名列第16位。（《新京報》2010年6月30日）
在北京生活，同等條件下，實際付出的物質成本可能不會像上海那麼昂貴。但是，有沒有北京戶口，在京城享受到的待遇就會大相徑庭，而這其中包含的無形成本，可能更讓人難以承受。
結婚：婚禮五萬，婚房百萬
2007年北京城鎮居民有結婚消費的家庭戶均結婚直接消費53645元，比2003年增長95％，年均增幅18.2％。（《中國青年報》2008年1月25日）
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對2003年至2007年7月有結婚消費的764戶城鎮居民家庭進行了結婚消費調查。從學歷構成情況看，2003年至2007年北京市城鎮居民有結婚消費的家庭大學學歷消費最高，人均46891元，高中及以下學歷消費最低，人均30342元。另外，2003年至2007年，在結婚花費上有91.1%的新人得到了父母不同程度的支援。
（《競報》2008年1月18日）
以上資料屬於在北京結婚的直接消費，並不包括買房和買車。而在北京買房，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都是心頭的結，鬱結。
住房：25年收入只夠一套房子
北京房價有多高？根據《2010年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2008年北京戶均可支配收入64285元。按照2009年11月平均價格17810元/平米計算，購買90平米的普通商品住房需要支付160萬元，相當於一般家庭25年的可支配收入。（《新京報》2010年7月23日）
來自亞豪機構的統計資料顯示，2010年8月，北京商品住宅成交均價為21008元/平方米，環比7月上漲10.6%，創下了調控以來的最大漲幅。這也是調控以來，北京商品房成交價連續兩月保持上漲。（《每日經濟新聞》2010年9月9日）
「國十條」對北京房價的調控顯然不起作用，房價仍然像被打了雞血、坐了火箭一樣，「噌噌」地漲。關於北京的房價，各種版本的軼聞流傳於坊間，其中最出名的是「一個煎餅50萬」的故事：
一位趙姓購房者在2010年3月初在北京市通州區某樓盤看中了一套兩居室，已經準備下定金了，結果小趙感覺18000元的價格還是太高，於是藉口有點餓了，想出門買了煎餅回來再談。再回來時，售樓小姐說已經被人定了，價格漲到了23800元。同樣一套房子在買煎餅的工夫就漲了50萬元。
北京還有便宜的房子嗎？有，首批「限價房」於2009年3月開始搖號配售，均價5900元/平方米。對於動輒兩三萬一平米的普通商品房價來說，限價房無疑是巨大的「福利」。但是，申購資格第一條就是「申請人須有本市戶籍」，這顯然是北京人留給自己的福利，與外來者無關。而在實施過程中，又對申購人分了等級貴賤，擇「優」錄取。經記者調查，位於北京市海淀區西三旗限價房的專案中，有超過一半的房源，被政府及其下屬事業單位的人員購買，而西三旗限價房的總規劃套數，為4000多套。（《中國經營報》2010年5月2日）
養兒：有無北京戶口差額數十萬元
養育孩子的費用高昂。那麼，究竟小兩口月均收入多少才敢生孩子呢？調查顯示，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等一線城市，受訪者的心理底線是8078元。武漢、哈爾濱、太原、西安和昆明等省會城市受訪者的心理底線是5169元；縣城地區則是4454元。（《武漢晚報》2010年6月16日）
（1）生：0.2萬—1萬元不等
「目前，順產產婦所花的醫療費用大約在2000元至3000元左右，相比之下，剖宮產就高多了。」北京海淀婦幼保健醫院產科主任徐豔說，海淀婦幼保健醫院的剖宮產費用大約在6000元左右，但如果手術中出現大出血等意外情況，費用會更高。
在北京市衛生局日前公佈的2008年四季度醫院單病種費用中顯示：全市三級醫院剖宮產平均住院費用為6137元，共有11家三級醫院住院費用高於全市平均水平，佔公佈三級醫院的44%。其中，費用最高的是協和醫院，為9372元；其次是佑安醫院，為7391元；北京婦產醫院也要6625元（《北京日報》2009年3月25日）。
（2）育：從幼兒園到大學投入9.3萬—66萬
有心人算過一筆賬，在北京，一個孩子從幼兒園到大學，家長需投入9.3萬到66萬。這之間的差距就在於你想不想讓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希不希望孩子進入重點學校，另外，就是你有沒有北京戶口。（《青年週末》2008年4月17日）
幼兒園：「院外」須額外支付「贊助費」5.4萬
中國之聲《新聞晚高峰》報道，近段時間許多家長紛紛反映，自己孩子所在的公立幼兒園「贊助費」提高，其中北京一家一級示範幼兒園張貼的漲價通知是這樣的：
「因物價上漲，贊助費從原來‘院內4000元/人/年，院外8000元/人/年’，調整為‘院內9000元/人/年，院外18000元/人/年’。」這個漲幅讓家長不堪重負。（中國廣播網2010年9月13日）
孩子就讀於這所幼兒園的陸先生算了一筆賬，按照新標準，院外的孩子僅贊助費一項，幼兒園的三年時間裡就要花54000元。每月還要收取540元的保育費，三年共計19440元。除此之外，幼兒園還開辦了英語、美術、舞蹈等各式興趣班，每個班每學期又收費500到600元不等。其中，英語興趣班要求每個孩子必須參加。這樣算下來，一個孩子在幼兒園三年學習下來，父母需要支付八萬元左右。
所謂「贊助費」正規的叫法是「捐資助學款」。海淀區教委學前教育科的一位工作人員解釋說，由於幼兒園屬於非義務教育階段，在國家經費投入不足的情況下，允許幼兒園通過收取「捐資助學款」的方式進行彌補。
費用明細（2008年資料）：
幼兒園3年半投入約2.94萬—17萬
幼兒園收費：每月700-3000元，共2.94萬-12.6萬元
興趣班：0.5萬元-2萬元
其他花費：每月300-600元，3年半時間約1.3萬元—2.5萬元（在清華大學南門外的華清嘉園小區幼兒園，從對10名家長的調查得知，除了每月2400元的入托費和興趣班學費之外，孩子的吃穿用等其他花費一般在300-600元不等）
中小學：非京籍支付「擇校費」6萬元左右
2010年9月1日開始，北京城六區義務教育階段的教科書全部免費，在公辦學校借讀的打工子弟也將享受免教科書費的「同城待遇」。（《北京晚報》）
這自然是個好訊息，但並非事實的全部。書本費每學期也就90元至125元，這部分免掉了。但家長們還要支付更大的「擇校費」，尤其是非北京戶籍的學生家長。
雖然2010年5月6日起施行的新版《北京市中小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擴大了北京市招收借讀生的範圍，持有七類證明的非京籍學生將與具有本市戶籍學生享受同等待遇。但在實踐中，公辦學校在是否接受學生方面仍有很大的獨立決定權。以「捐助」為名的擇校費，就是非京籍學生入學最大的攔路虎。（《21世紀經濟報道》2010年5月26日）
2008年的相關資料表明，北京市平均擇校費用，高中階段最高，其次為小學階段，初中階段最低，分別為27518.34元、19637.83元、13694.85元。（《北京青年報》2008年2月18日）
費用明細（2008年資料）：
小學6年投入約0.97萬—10萬元
學校雜費、書本費：每學期200元，6年共2400元
午餐費：每月130元，共7000多元。
校服：一般學生小學6年換3次校服，共300多元。
外語輔導班：8000元
作文輔導班：8000元
其他花費：每月600-800元，6年5萬多元
擇校費：約1萬-3萬元
初中3年投入約0.56萬—9.7萬元
雜費、書本費：每學期300元，3年1800元
午餐費：每天6元，3年花費約3600元
校服：200-400元
興趣班：每月320元，3年1.15萬元
綜合輔導班：7200元
電腦：0.6萬-1萬元（大多學生在初中時配置電腦）
其他日常花費：每月600元，3年約2萬多
擇校費：4.2萬元
高中三年投入約0.76萬—10萬元
學雜費：3年普通高中共3780元，重點高中6780元
午餐費：每天6元，3年花費約3600元
校服：200-400元
課外輔導班：4000元
寒暑假補習班：4000元
高考衝刺班：1800元
家教：2000元
其他花費：每月600-800元，3年約2.5萬元
擇校費：3萬-6萬元
大學：拒絕綠卡子女在京高考，此一項代價即難以估算
然而，寒窗苦讀12年，到了高考的關鍵時刻，非京籍學生（父母大多持有《北京工作居住證》，俗稱「綠卡」）不能在京參加高考，這些學生都必須返回戶籍所在地參加決定人生的考試。不說對孩子心理方面的影響，單是此前所學和複習內容就不一定適應所在省份的考卷要求。有些家長為此不惜鋌而走險：買北京戶籍被騙、原籍造假學籍被查、傾家蕩產送孩子出國。但北京始終沒能妥善解決這個問題。這個成本又該如何清算呢？
在北京，一本和二本學費偏低，在3500—6000元，而三本收費相對較高，有的在1萬元以上。同時，不同的系別收費也不一樣，一些藝術生的學費要遠遠高於中文、歷史等系別。（《京九晚報》2009年5月15日）
費用明細（2008年資料）：
大學四年花費約4.08萬—19萬元
學費：2萬-4萬元
住宿費：3600-6000元
伙食費：1.7萬-3.8萬
電腦：0.6萬-1萬元
手機：800-3000元（北科大有學生使用6000元的手機，此特殊情況忽略不計）
其他生活支出約1萬元—9.5萬元不等
出行：鉅額時間成本，無價
2005年3月之前，在北京買車有戶籍限制，也就是說外地人不能在北京買車，有錢都沒用。當然，眼下這個問題不存在了。由於今年北京又得到了128億元的專項財政補貼，用於維持地面交通、軌道交通的低票價運營（《新京報》2010年7月22日）。所以，在北京若使用公共交通，出行成本確實遠低於上海等一線城市。
但事實上，北京的出行成本非常高，錢雖然花得相對較少，你卻要付出巨大的時間成本的體力成本。
美國《外交政策》2010年8月24日盤點了世界上交通最差的城市，其中，中國北京列居首位，成了當之無愧的「堵城」。北京市民每天上下班，平均單次要花上52分鐘，全國排名第一。84%的北京人稱交通情況已經影響了他們在工作和學習上的表現。（《北京晨報》2010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