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為北京是全國人民的首都，那隻能是一廂情願的認知。在對待外來人才和流動人口的態度上，北京一早就表明了她的堅定立場：擇優錄取。「優劣」的標準由她來定。而隱藏在這種「篩選制度」背後的，正是北京居高臨下的傲慢態度。非勢利，不北京。
鑑於北京欲打造世界城市的發展目標，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王通訊認為，「不能把高階人才只理解為高科技人才」，「社會工作、文化工作、黨政領導等，這些方面都需要高階化」；他同時表示「要改革限制高階人才發展的各項制度」，例如「中東的迪拜，薪水很高，但很難留住人才。為什麼？因為社會制度落後，限制、禁忌太多，影響精神生活、心理狀態。北京也發生過海歸人才因子女就讀雙語學校費用太高而不得不選擇離開的。要防止某些人為規定成為排斥人才引進的擋板」。
實際上，為了世界城市的目標，北京早已積極行動，大力拉攏各方才俊。高階人才的進京計劃已經緊鑼密鼓地展開了。北京向高階人才給予了誘人的承諾，而這座城市對人才的篩選標準，同樣嚴格，甚至是嚴酷。
1.高階人才看過來
在對待人才的態度上，北京確實「求賢若渴」，並丟擲了重量級的誘餌——人才進京即落戶，連帶著「雞犬升天」，人才公寓自然不在話下，甚至還有100萬的獎金鼓勵。看上去無比美妙，是政府為人才編織的「北京夢」，而且貨真價實。
只不過，我們不得不遺憾地在「人才」前面加上「高階」二字。這個貨真價實的「北京夢」只屬於極少數精英分子。而這個精英的標準，在北京看來，是可以進行微妙地調整的，留與不留，僅憑北京的需要，這一點在「奧運人才」的後續安排上可見一斑。
「皇帝選秀」
2010年7月20日，北京市公佈了「引進國內人才專項工作計劃」，835個高階崗位面向國內集中招聘。被錄用的外埠人才本人及配偶、子女戶口都可遷入北京。這意味著北京開始了新一輪大規模面向全國的招賢納士，而且以「肥美」的北京戶籍做釣餌。
這麼心急火燎的原因有二：一是北京立志於2050年成為「世界城市」的目標，促使其急於拉攏各類金融人才、管理人才、會展人才、文化創意人才和高新技術領域的人才；二是作為首都的長期優越感，讓北京並未真正意識到人才，尤其是高階人才的緊缺，北京市人口計生委甚至還於2007年1月25日搬出了「貫徹《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這尊大金佛，聲稱正在「請示相關部門，建議適當減緩引進人才落戶北京的速度」。
成為「世界城市」，可以說這是北京作為首都和中國大城市的未來發展大計，自然要使出渾身解數。於是，北京迫不及待地開出了一系列優厚條件，甚至故意忽略「常住人口總量1972萬，提前10年突破國務院批覆的北京常住人口規模」這一嚴峻的事實，大大咧咧地表示「為把人才引得進、留得住、用得好，這次北京提出，對於最終錄取的人選，戶籍地不屬於本市的，除本人之外，其配偶、子女的戶口也都可以遷入北京」，儼然是一副劉備顧茅廬的姿態。
其實，數月之前，早在2010年5月16日，北京的「海聚工程」就已啟動。該工程共推出529個海外人才需求崗位，其中工作類佔到479個，創業類50個。國有企事業單位提供崗位215個，佔了整個需求總量的40.6%，非公經濟組織的崗位佔到59.4%。
據《僑報》的報道：「這些崗位主要分佈於市屬高校、科研院所、國有企業、金融機構、大型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等，如北醫大，同仁、天壇等三甲醫院，北京現代、百度公司等企業。」且「對入選‘海聚工程’高層次人才的人員，北京市將給予每人100萬元人民幣的一次性獎勵。同時，為其解決好在京出入境手續辦理、子女入學、醫療服務等方面的問題，還將採取扶持措施支援人才幹事業。」也就是說，只要這批人才願意到北京，政府將在諸多方面給予本人和其家庭以「特別服務」。
中科院也於2010年6月在「中國科學院人才會議」上透露，「已在全院設定了近500個‘千人計劃’崗位，擬在全球選聘國際一流人才」。「千人計劃」是政府批准的一項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工程，計劃用5至10年時間吸引千名海外高層次人才回國工作，並建立40至50個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基地。目前中科院共有70人入選國家「千人計劃」。對這樣的人才，中科院在經費、住房、工作條件、實驗室、研究生助手配備等方面都給予大力支援。
另外，2010年2月初公佈的《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條例（草案徵求意見稿）》中也提出，示範區引進的高階領軍人才可以直接辦理本市戶口。範圍包括海淀園、豐臺園、昌平園、電子城、亦莊園、德勝園、石景山園、雍和園、通州園、大興生物醫藥產業基地以及市政府根據國務院批准劃定的其他區域。
但是，你可能早就看出了其中端倪——北京把這些「橄欖枝」殷勤地拋給了誰？
《2010北京市引進國內人才專項工作計劃》的835高階崗位是力圖「引進一大批熟悉國際化市場運作，能夠帶動首都新興學科、新興產業發展的科技創新人才和產業領軍人才，同時吸引一大批具有真才實學的優秀創新人才」：其中要求引進的碩士、博士研究生的比例高達76%，本科生及以上僅佔23.2%；而在職稱方面，高階職稱佔57.0%；中級及以上職稱佔14.1%。從年齡結構看，分佈呈現「中間力量」的特點，即35至45歲年齡段需求最大，計劃引進635人，佔總需求人數的76.1%；其次是45歲以上，佔13.4%；而35歲以下只佔10.5%。
「海聚工程」的529個崗位需要的則是一流的海外人才；中科院的「千人計劃」指向更明確，所有「好吃好喝」的都只留給面向全球招聘的「國際一流科研人才」。
所以，當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流動調配處處長王嵐說，「我們一直在解決人才進京的同時，也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包括他們的子女、配偶都可以落戶北京。從1999年到現在，我們已經從海內外引進高層次人才三萬多人，這些人都解決了配偶子女進京問題」。這時，你完全沒必要詫異——北京那麼多城中村裡大規模的「蟻族」又是如何「滋生」的呢？登記在冊的763.8萬流動人口，又是如何為了一紙北京戶籍撓破頭皮的呢？
你真的沒必要詫異，因為從1999年就開始實施的「引人人才落戶北京」的政策，針對的從來都是真正的「高階人才」。
何謂高階？
百度百科對「高階」一詞的釋義是「事物的最高層次。高水平的，與低端相對」。如果你更習慣於依靠資料得出結論，那麼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工委副書記張文，對這個「高階人才聚集區域」的描述，或許能讓該詞條更具體化：「為開發區服務的中國科學院或中國工程院院士有24人，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40餘人，國家自然科學獎、技術發明獎、科學技術進步獎獲得者23人，省（直轄市、自治區）部級自然科學獎、技術發明獎、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以上獲得者43人，國家863計劃、973計劃、科技攻關計劃、火炬計劃等專案或課題組負責人28人，具有正高以上專業技術職稱的272人。」
這就是高階人才。如果你不在此列，那麼只能看著他們在北京如魚得水，而你繼續苦苦掙扎。這就是首都的「優勝劣汰」制，也是你在選擇踏入這座城市之前，就應該清楚的事實。
北京，為高階人才打造了一個「北京夢」。
在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者傑夫·代爾看來，這個夢的外部結構是這樣的：
北京是中國真正的金融之都，這座城市「不僅是各金融監管機構的總部所在地，也是中國多數大型企業的總部所在地。在中國經濟中，政府仍以多種形式發揮著巨大作用，這使得北京處於商業活動的中心位置」。
「北京擁有國內最有名的兩所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並利用這種資源吸引了大量研發投資。中國在人類基因組計劃上的貢獻全部來自北京，微軟(microsoft)和ibm等跨國公司選擇在北京設立研發中心。」
北京是「中國最具活力的藝術園地」——雖然在金融危機的衝擊下，藝術家們已無法再開出天價；不可否認的是，北京文化上的吸引力也「部分源自於其首都地位」。「中國最有意思的音樂創作地也在北京，當下最火爆的當屬垃圾搖滾，有著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狂放風格」。
這就是北京，佔盡天時和地利。你如何能不被她吸引？
「北京夢」的內部核心，就是政府拋給高階人才的種種「誘餌」——北京戶口（有些人為了成為「北京人」，甚至願意在黑市出15萬高價買一個假戶籍，這張紙的吸引力可想而知），且配偶和子女均能入戶，何其興哉？高薪，一旦被選中，如果答應「過門」，立刻就能一次性得到100萬元的獎勵，這是「蟻族」可以夢到的嗎？住房，北京市發改委2008年就提出了外來高階人才「在京可享受青年公寓」的政策……
這個由政府所描畫的「北京夢」，說白了，其實就是一場「皇帝選秀」，前面有榮華富貴等著你，但你必須經過層層選撥，因為並非所有人都有資格攀龍附鳳的。
而為了認清這個事實，30歲的惠惠花了十年。
「北京，十年的光陰，我一直奮鬥在這個光怪陸離的城市！」惠惠說，「眼下正在辦辭職，還沒想好下一步怎麼走，可能先回老家看看吧。」30歲的惠惠透著無奈與失落。
1999年，惠惠從浙江的一個小城市考到了夢寐以求的北京，「雖然唸的是三流本科，但我還是開心得不得了，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坐地鐵，第一次站在天安門廣場上。」看著年輕時相片中的燦爛笑容，「說不出啥感覺，就酸酸的。」
2001年，惠惠在學校的聯誼會上認識了浩子，相處幾年後兩人結婚了。「結了婚，面臨的生活問題越來越多，最關鍵的就是房子。」惠惠說，2006年結婚那會兒本該買房，但當時認為北京的房價就是泡沫，而且剛畢業出來工作沒多久，兩人的月薪加一塊兒就8000多元，底氣不足，所以沒有考慮，反倒認為租房是另一種美好的人生經歷。
2008年1月，小寶寶降生了，租的房子不夠住了，面臨再次搬家的窘境。房子、孩子、工作讓兩個人的生活壓力越來越大，所有的矛盾逐漸凸顯，在2009年大規模爆發了。「他開始酗酒，夜不歸宿，我也整日煩躁，不停地埋怨這埋怨那，大家所有情緒化的東西，其實就集中在戶口，收入，被歧視，房子。」無數次的爭吵後，兩人在2009年末選擇了離婚。
「2010年2月，無意中得知浩子他離開了北京，去深圳闖蕩了，我想自己也是時候遞交辭職報告了，下定決心帶著寶寶離開北京。」惠惠說，「從剛到北京那會兒的白t恤紅裙子、長髮飄飄，到現在所謂幹練的短髮、職業化的笑容和著裝，北京真的改變了我很多很多，也讓我認清了很多很多。北京永遠是有能力人的天堂！只是它不適合我而已，而我認清這一點用了10年，這是我唯一的遺憾。」
奧運人才的尷尬
2009年8月22日16時30分，位於北京北四環學院橋西北角的奧運大廈大院裡，北京奧組委機關舉行了一個簡短的儀式，宣佈北京奧組委依法解散。而4000多名曾經為奧運會揮灑了青春和汗水的工作人員，「在經歷了混亂繁瑣的賽後收尾工作和難盡人意的賽後安置雙選招聘會之後，正面臨著失業的困境」。
這4000多人，通過社會招聘而來的工作人員被稱為「p1」，共1000餘人；與之相應的還有從各單位借調來的「p2」，共3000餘人；以及奧組委的實習生「p3」，這800多名在校大學生均是北京奧組委從10餘所高校選拔錄取進入組委會實習的，期間享受奧組委正式員工的待遇。
周華是奧組委最早一批通過公開招聘的工作人員。2002年底，奧組委首次面向社會公開招聘。這樣的公開招聘在國內以前的大型賽事中實屬少見，競爭十分激烈。「三千多人應徵四十多個工作崗位」。
經過筆試與面試，2003年初，周華成為這40名工作人員中的一員。「奧組委一發布招聘資訊，我就想親身參與進來。」周華說，為此她放棄了外經貿部一家事業單位的工作。
而讓於小天選擇奧組委的，不只是奧運情結。2006年，剛剛走出學校的他，在廣東一家知名電器企業找到他的第一份工作。這年12月底，他辭去這份工作回到北京發展。對於戶口不在北京的於小天來說，留在北京工作是自己的夙願。
但是，奧組委正式宣佈解散，所有工作人員都不得不離開。於小天感到事突然沒了，身邊的那些人也沒了。「再也不會有人叫你去做什麼事了。你只管呆在家裡就行了，真的是挺難受的。」於小天說。如何找一份新的工作，是他要重新面對的問題。用於小天自己的話說：「感覺一下大齡待業青年。」
也許是正面宣傳的力量過於強大，外界普遍以為奧運人才早已被政府機構和大型國企盡數收入囊中，作為北京奧運會的寶貴遺產妥善使用了。事實卻不竟然。
2008年3月28日，北京奧組委與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等9家大型企業和北京市國資委，就奧組委工作人員賽後安置問題簽署了《賽後人員安置協議》。這九家公司包括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國家電網公司、國電電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中國建設銀行北京分行、中國行動通訊集團北京有限公司、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卡中心、泰康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等。
一時間，各大媒體都競相報道，大力宣傳。這條訊息出來後的一天，於小天接到家人電話，看到這條訊息的家人以為於小天在賽後將「板上釘釘」地進入這些大型國有企業工作。奧組委的一位實習生也聽到類似的傳言：「聽說他們p1中80%會進中石油和中海油。」
事實是2008年10月17日為北京奧組委工作人員舉行的專場招聘會上，中石油為奧組委提供一百多個工作崗位，中海油提供十多個工作崗位，與1500人的80%相差甚遠。
雖然招聘會共提供崗位1753個，前來應聘的奧組委工作人員只有1500多人，供需比達到了1：1.17，這在北京舉辦的招聘會中還是頭一次出現。似乎前途一片光明。但人崗匹配問題無法得到解決，有的崗位競爭白熱化——有1/3的應聘者向中石油投送了簡歷，有的崗位卻招不到合適的人。而且幾乎所有的招聘單位都要求應聘者學歷在大學本科以上，對於年齡有40、38、35歲以下的限制。再加上時下盛行的「潛規則」，此次招聘會結果必然是「不可說，不可說」。
毋庸置疑的是，為做好賽後人員再就業工作，官方確實做了很多工作，不僅通過行政手段為奧運人才和企業之間牽線搭橋，還以公務員招考形式吸納了上百名奧運人才。
2008年10月16日，北京勞動保障職業學院舉辦了一場特別的公務員選拔考試，專門面向奧組委的工作人員。這次選拔工作，北京市為奧組委工作人員提供100個主任科員以下職務的公務員職位，600人參加了這次考試。
但是，於小天並沒有得到參加這次考試的機會。因為根據《公務員法》及北京市相關規定，於小天沒有北京戶口，也不擁有碩士學位，不具備報考條件。
對於這批奧運人才的「失業」問題，ft中文網專欄作家龍溪微微撰寫的《奧運會後「變臉」？》一文中這樣寫道：
「他們中不乏海歸、碩博等高學歷，也不乏良好的工作履歷，很多人當初辭去原單位待遇優厚的工作，只為圓自己心中的奧林匹克夢。
「為了讓這批人安心服務兩個奧運，北京奧組委很早就啟動了賽後安置工作，提前與幾十家央企和國企簽署了賽後人員安置協議。這訊息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也給不少奧運人吃了定心丸，以平均每天12-16個小時的強度，心無旁騖地投入賽事籌辦工作中。但之後的賽後安置和雙向選擇工作，卻有些出乎他們的意料。
「一些躋身世界500強的國字頭企業是當初媒體宣傳的最大賣點，卻在某種程度上‘忽悠’了奧組委應聘者。據悉，某大型國有能源型壟斷企業分公司向十一位奧運人丟擲了橄欖枝，不料人員審批手續上報後，總公司領導卻改變了主意，一句話就把要約變成了廢紙。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某國內著名體育用品經營公司。一位應聘公關職位的奧運人透露，在一面和二面結束半個月後，他被告知要等到11月底領匯出差歸來才能進行最後一輪面試。又是一番苦苦等待之後，該公司的最終答覆如下：大家的英文能力都挺強的，各方面的能力都挺棒的，但考慮到沒有在相關公司工作的經歷，進來之後需要有很長一段適應期，我們就不如招聘應屆畢業生合算了，所以我們決定暫時先不招聘了。
「總之，也許是金融危機的緣故，也許是強扭的瓜不甜，很多與奧組委簽署就業協議的企業紛紛上演‘變臉’，或是提供虛假招聘資訊，或是提供條件較差的低階崗位或偏遠崗位，個別企業甚至在大張旗鼓面試之後就沒有了下文。簡言之，就是缺乏最基本的誠意。」
此外，儘管大部分呼叫人員都順利返回原單位報到，支奧經歷成為他們履歷表上光輝的一筆，但部分人員面臨原有崗位被取代的「冷板凳」現象，不得不重新加入市場擇業大軍。
想要留在北京，談何容易？即便是攀上了「奧運會」這根高枝，也前途未卜，只因北京的門檻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都高得遮天蔽日。
據《京華時報》2006年9月15日報道：日前，北京市2008環境指揮部召開奧運立法工作動員部署大會，針對奧運期間放假、機動車限行、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入境等首批65個奧運立法需求專案，確定初步處理意見。其中有這樣一條規定，北京市將對四種不同情況的流動人口實施控制。對於從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專案施工的農民工，預計有100萬人（僅計算建築業），對這部分人可由建委協調施工企業整建制勸返回鄉……
一石激起千層浪，此訊息一齣，就在社會各界引起反響。反對的、憤怒的、申辯的、澄清的，不勝列舉。雖然北京市發改委副主任盧映川在2008年8月2日的「北京市社會發展情況新聞釋出會」上，否認北京市政府「奧運期間勸返民工回鄉」的傳聞，「我沒有聽說專門清理限制外來農民工的事情」，並向外界解釋說「這些勞動者的流動完全是由市場來決定的」。
但是，德國《法蘭克福匯報》題為「奧運abc之b：農民工何去何從」的文章，仍然值得我們思考：「不可否認，沒有450萬的農民工，北京不可能這麼快速、低廉地建造起巨大的體育新場館。官方公佈的資料顯示，每個農民工的月收入為996元，但他們的地位並沒有保障：因為他們沒有城市戶口，所以他們只是暫時被容忍待在城市裡，並沒有真正的城市居民身份。」
這些都是事實，所以我們必須去面對。如果你說連奧組委的高階人才都並非個個皆能因為奧運會在北京找到立錐之地，憑什麼在北京蓋了幾天房子就可以留下來？那你的感覺不可謂不敏銳。
因為這就是北京在用人問題上一貫的姿態：願者上鉤，優勝劣汰。
2.「三高」企業請回去
《中國人才發展報告2010》顯示「我國人才資源結構不合理，突出表現在：（1）我國人才資源主要分佈在教育、文化、衛生、經濟、會計、傳統工業等；農業、資訊、金融、保險等行業的人才較少；新技術、新能源、生物技術、現代醫藥、環保等工程技術類人才遠遠不能滿足需要，尤其是高新技術和複合型的創新人才更是缺乏。（2）國有部門人才多，非國有部門人才少。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鑑（2008）》、2007年年末我國共有專業技術人員3313.9萬人，其中國有單位2387.8萬人，佔72%。高階專家隊伍52%以上分佈於高等院校，41%以上分佈於獨立的科研院所，只有7%分佈在企業。而發達國家的人才資源分佈正好相反，多數在企業，科學家和工程師一半以上在企業部門，美國80%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在企業部門。（3）人才地域分佈不夠合理，我國高階人才86%集中於中東部地區，廣闊的西部地區人才極度匱乏。（4）產學研嚴重脫節，理論不能應用於實際。目前我國企業的研發狀況是：大型企業擁有少量的研究與開發人才，小企業幾乎沒有研發人才。根據人事部2004年統計，我國企業每萬人中擁有的研究與開發人才不足3人，而日本是49人、美國是48人、德國35人、加拿大和英國都是25人」。
當我們把目光從全國聚焦至北京，就會發現出現上述的人才結構不合理的狀況，與大城市的「優勝劣汰」密不可分。而且，糟糕的是，北京對人才的高低判斷，往往十分自私自利，甚至是帶著嚴重的「歧視」。
「喝不飽」的北京
「月底應該就徹底歇了，沒辦法，政府讓關停就只好關停了。」說這話時，北京三力水泥有限公司負責人徐廣合的神情有些黯淡。
2009年8月20日，距離6月25日的停爐已近兩個月，三力水泥廠散落煤灰的倉庫裡還堆積著一些袋裝水泥，也還有一些小車陸續進廠拉貨。不過，「爐子早就停了，最近就是把剩下的熟料磨成水泥賣完就完了。」徐廣合說。
這一切表明，徐廣合別無選擇。2009年7月6日，北京市工業促進局聯合多個部門下發了《北京市「高汙染、高耗能、高耗水」小水泥企業有序退出的實施意見》；按照計劃，2009-2010兩年內，北京將關停13家水泥企業，年減少水泥生產能力252萬噸。
根據《21世紀經濟報道》的報道：「2008年，由於舉辦奧運會，北京已沒有批准新的水泥生產線上馬。而此番淘汰‘三高’（高汙染、高能耗、高耗水）水泥企業，北京市相關部門則明確提出，到2010年底，北京水泥企業將由2008年底的25家減少到10-12家。」
北京市經信委也於2009年12月16日不無欣慰地對外宣佈：已有79家「三高」企業退出北京市，合計節約能源19.91萬噸標準煤，相當於北京30萬常住人口2007年全年的生活能耗。此外，這79家企業的退出，也使北京節約新鮮水535萬立方米，相當於2—3個昆明湖的儲水量。
水，一直是北京頗為糾結的大問題。
《瀟湘晨報》2010年6月24日這樣報道：「進入6月，北京頤和園團城湖敞開肚皮，在預計半年的時間內，它將‘吞’下來自河北黃壁莊、崗南、王快三座水庫的2億立方米的應急供水。來自數百公里外的調水，將經過南水北調中線京石段（石家莊至北京）應急供水工程總幹渠。這也是自2008年建成以來，中線京石段第二次向北京供水。」
據專家介紹，近年北京平均每年缺水在4億立方米左右。由於地表水可用量越來越「金貴」，除異地調水之外，北京市供水大部分來自地下水，接近供水總量的2/3。
北京水問題專家王建說，北京超采地下水已維持多年，由此造成大面積地面沉降，「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北京多抽地下水，到現在平均一年要多抽五到六億立方米的水，形成了2650平方公里的沉降區，而現在北京建成區的面積才1040平方公里」。
地下水歷經千百萬年形成，其補給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它被視為「子孫水」、「救命水」，一般作為戰備水源，不到萬不得已，不能動用。但事實上，為了「在北京城的任何一個家庭，都不會感覺到缺水，擰開水龍頭，自來水還是嘩嘩地流」，以維持這座有著1755萬人口的超級大都市的日常運作，北京已提前支取寶貴的「子孫水」。
正是在這樣形勢「危急」的情況下，讓「三高」企業從北京撤離成了勢在必行的事兒。水乃生命之源，誰都不想跟首都「玩命」吧？顯然，北京水資源的「焦慮症」由來已久。
儘管為解北京之渴，南水北調中線京石段於2010年6月4日第二次向北京市供水。但長期關注水資源問題的研究者王建擔心的是，調水雖然又一次解了北京的水之憂，但同處華北平原，北京缺水，河北、天津也不例外，調水總非長久之計。曾任職於北京環保局的王建長期研究北京水資源和水環境問題，是北京頗有點名氣的水專家。在他看來，北京的水資源問題是「正在累積的生態災難」的表現，出現這種困局的原因，則是自然降水條件減少和人為的不合理開發。
王建用一組數字佐證了他的觀點：以地表水來水量為例，北京地區的主要水庫之一官廳水庫，1955年至1960年的年均來水量是20．3億立方米，而到了2009年，這一數字銳減到0．09億立方米。目前，北京年人均水資源僅210立方米，是中國年人均水資源的1／10，是世界年人均水資源的1／40。在解放初期，北京有約400萬人口，而現在人口增加了4倍，「可是大自然的水沒有增加4倍」，王建說，北京業已成為世界上最缺水的特大城市之一。
但是，作為中國最重要的城市，首都北京的城市生活用水又是萬萬斷不得的。所以，河北等省市儘管自己也沒多少「餘糧」了，還是忍痛為首都輸血。
然而，專家提醒我們必須面對另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這顆嚴重缺水的「心臟」，還在一天天越變越大——1949年建成區面積只有109km2的北京，在2020年城市建成區面積將擴大到1650km2，城市規模日益龐大，承載它的水資源勢必將越來越難堪重負。
這座城市似乎變得越來越貪婪，為了成為「世界城市」，經年累月地擴張，缺水了就從周邊城市吸取，沒有高階人才了，就丟擲戶籍誘餌，直到她越變越胖、越來越喘。
「填不滿」的北京
其實，早在2007年《北京市關於加快退出高汙染、高耗能、高耗水工業企業的意見》就已經出臺了。小水泥、小造紙、小化工、小鑄造、小印染、電鍍及平板玻璃七個行業被列為重點退出的劣勢行業。北京還分別為這七個行業制定了退出標準，不達標的企業將逐步被引導退出。
這些企業走了，相應的，在這些「劣勢行業」工作的職工，也隨即面臨下崗、重新找工作的重大問題。而他們的去留，有關部門顯然沒有精力關注。
不過，在請走「三高」企業的同時，北京也大嘆苦水，從2010年初開始，各大媒體頻頻爆出北京「人才緊缺」的新聞——
《北京日報》訊：「2015年，北京軌道交通總里程將達到561公里，按通行每公里需要60名管理養護運營人員計算，屆時本市需要3.4萬名專業人才，目前人才缺口達兩萬餘人」；《北京考試報》訊：「在北京產業結構調整中，現代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中有一些新興產業湧現。像汽車現在已進入千家萬戶，但汽車銷售、售後服務的從業人員缺口很大」；人民網訊：「北京市在城鄉建設一體化程式中，醫療衛生面臨最主要的是人才問題。應吸引高層次的醫學院校畢業生能夠主動到基層去服務」；2010年2月17日，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宣佈提前啟動外來農民工就業監測及服務，派出工作人員到北京各大火車站等地點，主動問詢進京務工人員的就業去向、意向等。據統計，去年第四季度北京勞動力市場簡單體力勞動人員、治安保衛人員最為「稀缺」……
請注意以上緊缺的人才，都有一個基本的共性，比如：養護員、銷售員、售後服務員、基層服務、簡單體力勞動人員，他們屬於不同的工種，但都不屬於所謂的「高階」、「精英」人才。北京大量缺少基層人才，而這樣的「苦果」是她自己種下的。同時，北京正在告訴你一個事實：我歡迎你，但是不歡迎他。這中間其實存在一個標準，就是由這座城市對人才給出的「高低」判斷。
事實上，所謂「勞動力市場需求大於供給、缺口最大的10個職業」，往往也是相對短缺，因為勞動環境、薪酬待遇、職業前途等因素，大城市本地的失業者、外地戶籍大學生不願意「屈就」。而這些工種也是城市運轉、經濟發展、社會秩序所不可或缺的。正因為如此，才更顯出北京這座大城市對這類被視為城市「不穩定因素」的「簡單體力勞動人員」的排斥和歧視。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張惟英教授認為，目前北京甚至全國的市場調節機制還不完善，沒有足夠的能力解決人口過多和資源稀缺之間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通過政府政策控制人口規模，非常必要。」並開出的兩個通行藥方，一是政府利用價格手段，讓水、電等基礎產品漲價，逼走實則為北京市最緊缺的「簡單體力勞動人員」；二是抬高外來人員落戶、居住、就業的門檻，毫無疑問，幹保安、服務員、清潔工等工作的人，自然就在這個門檻之外。
這是北京最擅長的「絕招」。她一直抱怨說自己城裡的外來人口素質太低，不如上海的好，但從未意識到自己的「勢利眼」。上海2008年的外來流動人口數量已達到了642.27萬人，佔常住人口的1/3。雖然上海人的「排外」一直被全國人民詬病，但從未見上海市政府出臺類似限制低素質人口進滬的政策。北京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試圖用行政手段解決城裡的人口和人才問題。
《新京報》2010年8月2日訊息稱：「針對北京人口持續快速增長，市人大常委會通過專題調研，建議對吸納大量流動人口的小企業小門店實行強制退出機制。」
因為調研組發現2008年起順義投入1.5億元，升級改造了全區65個農貿市場，杜絕了馬路市場，清理了一批小門店、小企業。這種「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合理控制就業崗位對流動人口的需求、發揮房地產業對人口規模調控的作用等措施，合理調控人口規模」的經驗，值得在全市大力推廣。
簡單翻譯上述這段話，大致就是說，順義區將小門店、小企業掃地出門，使大批「低素質」外來務工人員下崗失業，同時房價居高不下、房租亂漲，於是一批批外來者陸陸續續收拾包袱走人，而原本打算進城一展所長的外來者走到門口一看城裡的人這副咄咄逼人的架勢，也只能掉頭離開。
於是，調研組立刻拍案叫絕。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內務司法辦公室主任李小娟說：「順義能做的，北京也能做。我們形成了共識：經濟發展並不是控制不了人口，北京作為首都必須要控制人口。」
為了控制北京的人口，市人大常委會調研組給下的這劑藥，是良藥，還是毒藥？
「不能拿弱勢群體開刀」，《城記》作者王軍認為，北京採取這種方式緩解人口增長很難有大的效果。同樣，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唐鈞也認為，小商小販的存在證明社會需要這類人群，政府採取提高門檻的方式必然會相應的提高這些服務行業的運營成本，其結果是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也跟著提高。
唐鈞和王軍都認為，北京人口過於集中的根源是由於北京和周邊地區發展不平衡所致，所以解決北京人口集中的關鍵不是驅逐流動人口，而是應該通過帶動周邊區域經濟平衡發展來解決。
要根治北京的「城市病」，首先就得治治她的「中央」心態——自私自利的毛病。如果說北京是個美女，那她肯定是個傲慢的千金小姐，以為全國乃至全球的高階人才就該黏著她、圍著她轉，而想要討好她的「低素質」人群，最好都遠遠地躲著她，哪個不識相的，硬是湊上前，也遲早被她一腳踢出去。
瞧瞧北京在對待外來人口的問題上，這些年乾的這些事兒，不都說明了這個事實嗎？
建圍牆，安街門，封閉不常用的路口，人員和車輛持證出入……繼2010年4月北京市大興區率先試點村莊社群化封閉管理後，昌平區也將分三批在100個村推進「封村管理」工作。8月1日，首批44個村啟動了工作。（7月29日《新京報》）
北京在多個外來人口集中的城中村實施「封村」管理模式，近段時間引起輿論的一片沸沸揚揚。但本地的村民對封閉管理並不陌生。2003年非典期間時，村內第一次實行封閉管理，禁止外村人進入；2008年北京迎接奧運會期間，村內也曾實行暫時的封閉管理。「最初是拉根繩子，奧運時是根棍子，現在是治安亭子」，村幹部劉學柱半開玩笑地說。
北京人可以語調輕鬆地開玩笑，外地人卻做不到。在村子北邊的一排出租屋旁邊，正在教兒子學走路的小劉說：「四面都建起圍牆了，還有人巡邏，感覺像監獄。」
針對此事，《江南時報》於2010年7月30日發表評論：「雖說剪不斷理還亂的現實糾結，和‘一視同仁，不存在歧視’的補充解釋，可以平息‘對外來人口做壞的預設，有罪推定’的詬病。可是，在文明開放已成大勢的今天，‘封村’有違常識，也難抹幾點原罪。」如下：
「其一，用行政手段人為設障，畫地為牢，是計劃經濟思維的延續」。「其二，規範化管理不等於圍牆化封堵，一封了之仍是控制型管理套路，會阻礙區域的對外交流，閹割百姓的日常消費和生活便利」。「其三，封村是重管輕治思路在城市管理中的體現」，也抹殺了外來人對這座城市的歸屬感。「其四，封村是對本地、外地人權利的雙重捆綁。當尊嚴和權利被剝奪，政策合理性也該打上大大的問號」。「其五，封村難逃權力偷懶和傲慢之嫌。它造成的人際隔閡、外來人被邊緣化、待遇不均衡等問題，都有待正視」。
哪些人住在北京城郊這類需要被「封村」管理的村子裡呢？他們大都是來自安徽、河南、浙江等省的進京農民工。海歸或中科院看中的科研人才，北京是不捨得讓他們窩在城郊村民的出租屋裡的，更不可能對他們實施「畫地為牢」的管理。兩者一比較，很容易看到北京對待這兩類人的差別，是巨大的。
北京提出建設「世界城市」的目標，「世界城市」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開放，譬如在香港、紐約，在歐洲各大城市，圍牆往往十分罕見。如果說在「世界城市」邊緣，處處是鐵門冰冷壁壘森森的村莊，那實在是無比荒誕的景象。（《新京報》時評）
美國巴克尼爾大學經濟學教授peterkarlkresl認為，北京想打造一個世界城市，打造創新城市，就必須借鑑其他國際城市的成功做法，「城市不應該成為你唯一的制高點，我們應該把眼光放得更大一些，看城市區、城市群。比如說美國的紐約，我們不僅僅把城市周邊60公里通行範圍，我們可以放到幾百公里。這樣不僅僅是北京城區，應該把北京周邊的區域都容納進來，作為城市帶來考慮，這樣會更加方便一點」。
北京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這一點毋庸置疑，同時這也是一座非常有理想的城市，她不斷地為自己制定新的目標，以期讓自己變得越來越重要。但是實際上，北京在朝著自己的宏偉目標邁進的途中，也一直有意無意地做著一些違背初衷的事情。在2050年建成世界城市，為此北京要拉攏的高階人才中也包括了「文化創意人才」。然而，為了眼前利益，或是根本無暇顧及的情況下，有一部分文化人才流失了。
身穿一套中式服裝，手撐一把陰陽傘，站在一個寫著「china·拆那」的八卦內，自2009年12月29日啟動的「暖冬」計劃，黃銳都會以798藝術家的身份，出現在每一次抗議活動之中，聲援北京朝陽區的藝術家們。
雖然2007年12月19日那天，798工廠被列入北京市規劃委、北京市文物局聯合公佈的《北京優秀近現代建築保護名錄（第一批）》中，至此798藝術區擺脫了多年來盛傳被拆遷的傳聞。但是在商業、名利各種紛爭的卷席之下，藝術還是與798漸行漸遠。
798成為國際和本土資本最寵愛的文化前哨，也註定因此受其累。大量的畫廊看到798所滋生出的鉅額利潤，紛紛湧入其中。2005年是畫廊進駐798的高峰期。房價從最初的0.6、0.8元/平米/天漲到1.8元/平米/天再到3.5/平米/天，這種幾倍幾倍大跨度的增長，讓藝術家從心理上無法接受，有藝術家選擇了直接的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