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這個多少錢？」表姐的聲音。
「稱呼誰呀？誰是同志呀？」一個著汗衫的年輕胖子挑釁地問。
這表姐，就因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負嗎？
「那該怎麼稱呼呢？」表姐細聲細氣地。
「學了再來！」胖子說，「學會了再開口！」
我放開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前，說：
「請您現在就告訴我，該怎麼稱呼您？」
胖子有點兒吃驚，逞強地說：
「學了再來。」
「我現在就跟您學習，您請說。」我固執地站著。
旁邊已經圍了一圈的人，透著看熱鬧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該說什麼好，半晌，眼睛注視別的地方，說：
「你晚上來，我教你。」
旁邊的人吃吃地笑，看著我。
我彎下腰，和胖子平視，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你，還不夠資格。」
這就是所謂的北京市井小民的痞氣了。而且，「這種蠻橫無理心理內容也是一樣的，即都是因處於權力中心而產生的對他人（尤其是外地人）的蔑視：你算老幾？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就不把你放在眼裡，你又能怎麼著？如果你不能怎麼著，這種蔑視就直接表現為霸道；如果你還真能怎麼著，這種蔑視就會轉化為賴皮。不要以為耍賴就是服輸。它的深層心理仍是不把你放在眼裡：我連自己都不放在眼裡了，你又算什麼東西？」
「痞氣本是一種病態：一牌之積名曰痞氣。一旦在北京，它又是一種生存之道。所以北京人甚至不忌諱痞。北京的孩子在自家陽臺上看見街上腳踏車帶人，會高聲唱道：‘自己車，自己騎，不許公驢帶母驢。’遇到這種情況，上海的家長會把孩子叫回來，訓道：‘關儂啥事體！’北京的家長則會不無欣賞地笑罵一句：‘丫挺的！’」
然而，不管痞氣也好，爺脾氣也罷，北京人的這副德性就是不招人待見。也因為其身處首都這樣的中心位置，而引起外省人更多的憤懣。鑑於此，早有專家、媒體大聲呼籲，北京人必須改掉這種「爺脾氣」，否則將「不利於北京的發展建設」。這個帽子扣大了，但仔細想想，難道沒道理嗎？
於是，北京市商務局在2006年11月30日公佈了《北京市商業零售企業員工行為禮儀規範（試行）》，禁止商業零售業服務人員亂髮「爺」脾氣，如不得有不耐煩情緒，嚴停用輕蔑或審視的眼光掃視顧客等——這套禮儀規範倒是列得細緻，但其中關於「輕蔑或審視的眼光」，您想想這得在服務業有多大的普遍性和普及率，才能被正兒八經地「規範更正」呢？
全國人民眼瞅著北京人當了這麼多年「爺」，終於想到要改一改了。只是光明網的記者針對這一「好訊息」仍然止不住發了一通牢騷：「來北京創業的，先要把舌頭拐個彎兒，把北京話說溜了，才好在北京街頭混，如果不是北京創業者而是遊客，那也得裝得像個北京人兒，下了火車飛機，立即把舌頭尖捲起來，裝出半個北京腔來拿捏著自己，生怕自己被當成孫子。」
官氣燻廟堂
讓我們從江湖回到廟堂。之前就說過，官味已經滲入北京的肌理，這座城市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官味無處不在。在這城裡當官的身上，自然就更明顯了。
平頭小百姓每天睜眼閉眼地過日子，也不定能真正接觸到多少頭頂「官」字的人。不過，來北京投資的外省商人們，可就真有發言權了。
2004年「兩會」期間，北京人民廣播電臺新聞臺就專門邀請了北京市政協委員施祖麟，線上談「最佳化北京發展環境」問題。施祖麟說，北京有三資企業18000多家，港澳臺僑佔了67%和32%，但是數量上跟江蘇、上海和廣東等南方地區相比仍差得很遠，這方面的投資要少些。其中的原因不乏如下幾點：一是這些港澳臺僑的企業認為北京市整個政府職能有了很大的改變；二是覺得審批部門太多，手續太繁鎖，整個服務效率低下；最後一點就是臺商反映北京做官的官氣比較大。
對此，施祖麟也「檢討」了其中的原因：過去大家都感覺北京是在皇帝腳下，重官輕商的意識比較嚴重。說皇帝的女兒不愁嫁，你愛來不來，反正有人來。這種觀念下，對外商、港澳臺資都不是那麼的熱情，不像蘇州崑山那樣，提出的口號叫「輕商、安商、富商」——企業的事情找到市長，市長就幫助他幹，工商稅務等部門，只要你有問題也會幫著幹。但在北京，北京官最大了，可能找市長不容易，但是委辦局的領導也很難找，加上有些部門之間的協調差一點了，許多事情就讓老百姓感覺像在踢皮球：人難找，臉難看，事難辦。
對於京城的「官僚主義」，署名為「香山紫煙」的網友發表了一通頗為逗趣的言論。他說：「我不愛來北京，真的就因為自己的官太小。」因為官小，他很無奈地在北京吃癟了。故事大致是這樣的：
1998年，他因為參加國家某協會的會議，就順道進了京城。在賓館報到的時候，遇到一位負責接待的處長，此前這兩人曾見過面，還一起喝酒划拳，但是「不到一年，他就把我忘了，問我啥級別？那時我還是正科級，就如實說了。處長說，我們這是國家級的會，你不夠級別的。不夠級別自然不給安排食宿。頭兒有些尷尬，說，你們的會議通知並沒說謝絕縣處級以下幹部參加的啊。解釋了半天沒用。人家床鋪不夠。處長礙於情面，做了讓步，說你可以參加會議，但必須到外面吃住，做為基層的同志，一生參加一次國家級的會不容易。我一聽，差點哭出笑聲來」。
在很多人眼裡，這可能都不算個事兒，因為這在北京也已司空見慣。
實際上，北京的沖天「官味」，你都不用直接和大小官員們接觸，去城裡的旅行社轉轉，也能「深有感觸」了。
國家旅遊局規劃發展與財務司司長魏小安就做了一番分析：北京市場太「官氣」，上海市場太「民氣」，廣東市場太「商氣」。
魏小安認為北京旅遊市場是「三大一小」，旅行社只盯住「三大」——大款、大官、大鼻子，最終卻形成了一個小市場。北京旅行社的經營觀念和外地旅行社的經營觀念差得太遠，常常看不到百姓視角。旅行社基本上把「三大」作為主要客戶，所以都在高樓深巷裡，甚至都沒有「找一間臨街的房子，把旅行社的牌子豎起來」的概念，因為它不需要這一套。到外地一看，旅行社的招牌滿街都是，因為它面對的是老百姓，這就是兩種不同的市場觀念形成的兩種根本不同的經營方式。北京1100萬人口中有300萬人口是在郊區縣，這300萬人口我們基本上沒有看到，這麼大的市場擺在那裡也不想去挖掘，一天到晚只盯著現有的「三大」，這就形成了一個小市場的格局，這也和北京那種官商意識有關係。
上海和廣東的景象就大為不同了。魏小安說，上海旅遊市場的特點就是「兩小一大」：「兩小」一是小市民，二是小算計，也就是「民氣」，但它卻培育了一個大市場。而廣東旅遊培育了「三大」，即大市場、大旅遊、大格局，概括起來說，廣東市場就是一個「商氣」。
雖說北京的旅遊市場「官氣」有餘，「商氣」不足；然而，京城高校和學術界卻是這兩大氣味都沾染了。
易中天雖表示贊成學者、科學家「學而優則仕」，但同時認為「‘在商言商。在官言官’，在學就該言學，不能吃著碗裡想著鍋裡，更不能做著學者卻想著擺官譜過官癮」。可是，「北京學術界卻真有這樣的人」，他描述了自己的一次親身經歷：
1997年，我在北京海淀區某民營書店裡偶遇一場民間舉辦的作品討論會。民間活動，又在民營書店舉行，應該頗多「民氣」吧？然而不，官氣十足。巴掌大的一塊地方，竟安排了主席、列席、與會、旁聽四個區位。主席臺上，依官方會議例，擺了寫著姓名的牌子，幾個文壇領袖、學界泰斗、社會名流彷彿登壇作法似的，嚴格按照左昭右穆的序列對號入座，一個秘書長之類的人物則煞有介事地宣讀官腔十足的賀信賀詞。說實在的，我當時真有哭笑不得的感覺。
正如魯迅先生曾說的：「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餬口。」所以，北京學術界歷來就有「近官」甚至「進官」的傳統，而於今尤甚。
退一步說，學者尚官，也不是什麼大罪，但如果因此誤人子弟，就罪該萬死了。各大媒體就曾報道過大學裡的橫生怪象：有的校長掉進基建專案的腐敗泥淖中，有的博導惹上了「潛規則」女生的官司，有的學校明碼標價地開出了學位買賣的「店鋪」……大學似乎已經變成了一個名利場，再也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2010年4月，北京大學原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許智宏做客華中科技大學「科學精神與實踐」講座時，說：「中國目前沒有世界一流大學。」這句話被不少人認為不過是又一個身居高位者「下臺」後說些不痛不癢的真話，說得再動聽也只是「馬後炮」。
但《北京青年報》評論員李星文認為「這樣的責難有些想當然」——許智宏在任時就曾在一個校長論壇上說過，「北大何時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我還無法給出一個確切的時間表」。
李星文為此撰文寫道：「大學之內官氣瀰漫，是大學行政化運作的必然結果。為了追逐政績，很多校長都像地方官員追逐gdp一樣夢想著把大學‘做大做強’，校園裡的高樓大廈和教學裝置一年比一年豪華，教授們出版著作和發表論文的數量一年比一年更多，只是學校的學術水平和畢業生的質量並不見有真正的提高。大舉貸款辦學一度成了風尚，幾年後很多大學負債累累，不是‘逼’政府埋單，就是賣地還債。」
列舉上述種種怪現象，只是想要你對北京這座城市的「官味」有更充分的認識，使勁嗅一嗅，看你受不受得了。鼻子敏感，或者神經脆弱的人，似乎都不太適宜久居此城，容易急火攻心或慢性死亡。
3.大院深深深幾許？
作家洪燭在一篇名為《北京的大院》的文章裡寫道：「很久以來，北京市民的居住環境有兩種特色：首先是衚衕多，據說真正帶有土著血統的老北京，大多散落於古色古香、‘一簞食、一瓢飲’的市井生涯；其次，則是大院多。」
大院通常分為兩類：一是部隊、部委，二是大學、科研院所。這些建國後遷入京城的新移民，早早地圍地築牆，確立了自己的「勢力範圍」，院中之院，牆中之牆，再一次構成了繼四合院之後，北京城的另一副骨骼和框架。同時，也從這裡孕育出了影響北京半個世紀的大院文化。
新中國剛成立時，軍人享有特殊的權力和地位。儘管「打江山」的老幹部來自五湖四海，多出身貧苦家庭，但他們的子女卻創造了一種獨特的「紅色貴族文化」。
《與青春有關的日子》裡，方言、高洋等人用驕傲的口吻高喊：「幹部子弟兇猛，請勿靠近。」朱大可在他的新書中點評得很到位：「身份的優越感、地位的傲慢、家族的自負、對政治權力遊戲的敏感和洞悉，所有這些元素都滋養著大院少年。在色調灰暗的大街上，軍裝顯著地標定了他們顯赫的身份，令這些‘動物’顯示了‘兇猛’的表情，並在人民中散發出鶴立雞群的氣息。」
跑馬佔地
當畫家陳丹青聽劉索拉說王朔是「軍區大院的孩子」，而說起她自己卻「是衚衕里長大的」，就覺得有些聽不明白：按說衚衕里長大的，多數是城市貧民，可劉索拉分明是高幹子弟，劉志丹是她的親叔叔。陳後來才明白，解放後，一些領導人和社會名流的家，也安在衚衕。
與平民的大雜院不同，這些宅院大多獨門獨院，與鄰隔絕，且多經過改造，有專用鍋爐、廚衛設施。就因為劉家位高，所以進城後分配的住處是衚衕深處的四合大宅院，自然比王朔所住的容納了幾百戶軍屬的「大院兒」高階太多了。
陳丹青後來在《退步集》裡感嘆說，共和國的第一代領導人知道什麼是好住房。比如康生的莊園，現在開放，叫「竹園」賓館，就是昔日的王府。小德子、盛宣懷住過，裡面有大樹、老樹，各種奇花異草，水池、臺榭、迴廊。而上海、南京的好房子是西式洋房，也給第一代官員住滿了。
但僅靠存量資源顯然無法滿足進城幹部的住房需求，因此以單位為中心大規模興建大院便成為一種選擇。
在西長安街的延長線上，從木樨地北上，經白石橋到中關村，人們看到了首都北京的另一種城市景觀。沒有衚衕和披著灰瓦的平房，也沒有坐落在低矮的平房之中的王府或廟觀。在這昔日的城外荒郊，大道兩邊，圍牆連著圍牆，院落連著院落。轎車進出的氣勢不凡的大門，顯示著院落的身份。相當多的大門沒有機關或部門的標誌，只有一個神秘的門牌號。這就是關於北京「東富西貴」典故中的西邊大院。
據說大院的雛形可以一直追溯到古時候的縣衙或州衙，前面是公堂，後面是大小官員到雜役下人居住的地方，院牆一圍，等級森嚴。而在北京人心目中，紫禁城就是最大的大院。
「最有意思的是這種居住形式在故宮表現的最典型，前三殿後三殿，前三殿就是辦公的，後三殿就是皇帝和大家起居的地方，而恰恰解放以後的這種大院正好是把由皇城到縣衙然後到解放以後的形式，它都是這麼演變過來的。」中國民俗學會燕京民俗專業委員會副主任高巍如是說。
而這一切都要從1949年開始說起，古老的北京因為新中國的誕生需要重新規劃城市建設之時，卻發生了單位與單位之間競賽似的「圈地運動」，且大有各自為政的架勢。
1949年9月19日，梁思成為此致信聶榮臻，對一些單位未獲得都市計劃委員會同意就隨意興建的現象提出批評，指出「這種辦法若繼續下去，在極短的期間內，北平的建設工作即將呈現混亂狀態，即將鑄成難以矯正的錯誤」。
他希望聶榮臻「以市長兼市劃會主委的名義佈告所有各級公私機關團體和私人，除了重修重建的建築外，凡是新的建築，尤其是現有空地上新建的建築，無論大小久暫，必須先徵詢市劃會的意見，然後開始設計製圖。這是市劃會最主要任務之一，若連這一點都辦不到，市劃會就等於虛設，根本沒有存在的價值了」。
當時，各機關為解決辦公問題，陸續佔用城內空房較多的王府，如衛生部佔用了醇親王府、解放軍機關佔用了慶親王府、國務院機關佔用了禮親王府、全國政協佔用了順承郡王府、國務院僑辦佔用了理親王府、國務院機關佔用了惠親王府、外貿部佔用了廉親王府等。
而在城外西郊，大幅土地一下子就被部隊分完了，形成一個個大院，如海軍大院、空軍大院、國防學院大院等；而在西北郊的文教區，民族學院、中國人民大學等一圈就是一大片，形成了「誰蓋樓中央就撥錢，誰就跑馬佔地」的現象。
從分佈上看，復興路上公主墳到玉泉路沿線，是軍隊大院相對集中的地方。「這是歷史形成的，剛解放時，部隊都在西邊。」華遠地產總裁任志強說。軍隊宿舍的住房相當寬綽，將軍多半住小樓，至少兩家分一個樓。大區一級機關還有大校樓一說，一套五六間房子。一般校官住的宿舍樓，都是三四居室。房間的面積也「不同凡響」，廁所裡擱進一個浴缸，只佔去一角。
而國家和市屬機關的宿舍院，集中分佈在從西便門、阜成門以西，到木樨地、三里河、百萬莊一帶。「當時二環路就是城外了，最高時有78個部委，50多個都是在西邊。三里河地區是機關聚集區，房子好，住房也好，過去是最好的區。」任志強回憶說。
對於各個機關、單位「跑馬佔地」並一發不可收拾的現象，王軍的《城記》中這樣寫道：
由於各部門來頭都很大，疲於招架的都市計劃委員會幾成「撥地委員會」了。一位部隊首長竟在薛子正的辦公室質問王棟岑：「你們要我們的用地計劃，這涉及軍事機密，能告訴你們那麼具體嗎？我們的發展規模，連我們自己都說不出，你們能估計出來嗎？」王棟岑啞口無言，只好要多大地塊，就給多大地塊。
1954年，北京市委向中央提交報告，指出「在城內有空就擠、遍地開花，在城外則各佔一方、互不配合，現在這種現象，必須停止」。
1964年，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向中央提交《關於北京城市建設工作的報告》，指出，「由於建設計劃是按‘條條’下達，各單位分別進行建設，北京市很難有計劃地、成街成片地進行建設，至今沒有建成一條完整的好的街道。許多單位總想自成格局，造成一些地區建設佈局的不合理和建築形式的不諧調。不少單位圈了很大的院子，近期又不建設，造成用地的嚴重浪費」。
1982年，《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提出，「今後不能再搞‘大院’，要打破自立門戶‘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
到20世紀80年代末，北京市在重新編制城市總體規劃的時候，規劃工作者發現，北京的各種大院，已達2.5萬個。
新北京的政治風雲和文化思潮不再從衚衕中升起。新北京人和他們的社群——大院已經成為北京城市社會的主體。
大院文化
歷史上的「北京文化」以三種文化為主要代表：以帝王為主體的宮廷文化；以官僚士人為主體計程車大夫文化；以平民百姓為主體的市民文化。那麼建國之後，最能代表北京城地域文化特徵的，就是「衚衕文化」和「大院文化」了。
衚衕文化其實就是北京市民文化的延續，而與之相對應的「精英文化」，在宮廷文化和士大夫文化消失之後，應該說由「大院文化」承載併發揚。
北京城的大院長久以來都是神秘的所在。直到1984年柯雲路轟動一時的小說《新星》和作為「京都三部曲」的前兩部《晝與夜》、《衰與榮》，才真正將高牆後面的北京揭開了一角：大院裡的北京。人們看到了進出於大院的知識分子和文化精英，客廳裡的政治角逐，密室中的運籌帷幄，幹部子弟的家庭沙龍，作家、記者、藝術家、研究生等的日常生活和上層北京的眾生相。
大院可分為兩類，一是黨政軍領導機關和中央各部委或所屬的機關部門；二是科學、文教單位、藝術團體，如高等學校、科學院各研究所、劇團、醫院等等。部門大院是本部門職工的集中居住區；典型的大院，是集工作場所與生活區域於一體的獨立空間。
由於這些部門之間獨立性很強，力圖自成體系，橫向聯絡就相對較弱。對於這種狀況，國內將之稱為「本位主義」或「部門所有制」，但國外也有人稱之為「部落主義」，應該說頗為傳神。
圍牆封閉的廣大院落內，居住人數上千人至數萬人不等。每個大院都是一個功能齊全的小社會，設有禮堂、操場、浴室、游泳池、俱樂部、商店等等，有的則還設有幼兒園、小學、醫院、糧店，以及郵電局、書店、儲蓄所、附屬中學、派出所等等。職工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由單位包下，幾乎都可在大院內得到解決，大院居民可以長年累月不出院落而維持正常的生活。
「小時候父母帶我去王府井，就說是進城了。」姜雲誠，生於1960年代初，總後大院高幹子弟。他回憶說：「從小我們都以為自己是正宗的北京人，直到年紀很大了，才知道在大院之外，還有一個老北京。」
關於大院的「閉塞」和相對這座城市其他建築而言的「難以包融」，《城市季風》一書中寫道：「圍牆所體現的戒備、排拒和防範心理，不能不說是閉塞、孤立、自足的鄉村社會的文化遺蹟，與社會化、公共化的城市生活不相容。作為比較，上海的圍牆比北京要少得多，而且較為低矮、單薄。在1970年代之前，竹籬笆是牆的主要形式，即使康平路的華東局和市委機關大院、淮海路的宋慶齡宅邸也均為竹籬。與密不透風的水泥牆比，它顯然多了些‘透明度’和交流感。」
大院不僅是新北京人主要的居住環境，也成為承載孕育新北京人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思想文化的特定文化空間。如果不拘泥於大院的地理分佈和各種具體差異——它至少包括衚衕中的「深宅大院」、舊城區的國家機關宿舍區、城外具有綜合功能的典型大院——不妨說，大院同時是新北京人的「文化社群」，從中生長出的，是與衚衕中老北京的京味文化迥異的「大院文化」。
等級和資歷的重要性在大院居民的身上和大院生活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楊東平這樣介紹：「和四合院各種身份職業的居民雜處不同，大院居民主要是單位職工。他們在大院內的聚居方式並非在社會流動和遷徙過程中自然形成，而按資歷和等級分佈。這在部隊的院落最為顯著。有將軍樓、校官樓等等，以及與幹部居住的樓房相區別的普通工作人員居住的平房。」
「工作空間和私人生活空間的重疊，既新增了較多的人際感情因素，又在私人生活空間新增了較多的工作和等級關係。同事關係轉化為鄰里關係，但這主要是‘同質鄰里’，即資歷、地位、年齡和住房條件相當的一批人。參謀和幹事的妻子互相引為知己，正像大學住單身宿舍的青年教師互為鄰里。鄰居談天的重要內容，是一輪大院（單位）內部的人事；鄰居的造訪，很可能是次日的會議通知。除非特殊需要，下級很少到上級領導家去串門；在極端的情況下，如紀律嚴明的部隊大院，鄰里之間仍以職務相稱；即便是晨昏散步，路遇首長也要敬禮致意。」
有一個真實的小故事或許能更清楚地說明何謂「等級森嚴」：
兩個小孩為了一個活動怎麼搞爭執不下，有一個父親是參謀長的孩子過來協調：
——你爸什麼級別？
——上校。
——你爸什麼級別？
——中尉。
參謀長的兒子果斷地說：「聽上校的。」
在這個環境中長大的小孩，對父母的升遷和一切能確立級別的參照物都異常敏感。「互相比的包括誰家有大內參、父親的級別，打小就知道號越小級別越高。我們班有部長的孩子、部長秘書的孩子，也有司機的兒子。大家雖然都在一塊兒玩，司機的兒子基本上插不上話，還會經常遭到取笑」。如今在北京城裡「比爹」之風盛行，或許就是從這兒緣起的吧。
學者朱大可欣欣然說到大院文化：「王朔的作用把北京的大院文化推到了它的極點，大院文化的特點是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幹部，這是第一，第二都是外地幹部，他們的孩子都非常奇怪，他們都具有外地人的那種移民的某種特色，同時他們又盡力的學習原先的民族文化當中吸取他們所需要的東西，組合成了一種新的大院文化。」
資訊經濟學家姜奇平從另一個角度說起了大院文化：「大院文化從本義上來說，在北京是一種外來文化，與北京土著不一樣，它是進京機關部隊大院幹部的子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形成的一種造反的心態，他自己什麼也不是，他還要砸碎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小孩不知從哪來的痞勁，最典型的就是你丫別跟我裝孫子，稍微高我一點都不行，你要有什麼價值高於我的，我就要啐你。」
「有趣的是機關裡的人對家長的升遷比較敏感，經常容易提到某個人，誰的爸爸又升了什麼官的，有什麼職務變動了……」
這就是大院向外傳遞的最直接的資訊，關於地位，關於身份，關於優越感，關於強烈的等級關係和嚴密的圈子意識。
1994年，北京市政府下令，特別是沿街的建築一律取消圍牆，一種開放自由的訊號從大院釋放出來。
1999年，北京市委書記賈慶林提出了「拆牆透綠」的建議。大院逐漸透明起來，「自然綠」映襯著「部隊綠」。
但是，當1990年代大院拆了牆，各大公共媒體都爭相歡呼，認為大院的權威性在消解，「大院裡沉澱的一些命題正和市民生活有所保留地融合」之時，有人卻發生了不同的聲音。
作家北村認為：「你把牆推倒了，我認為這不是他們觀念有什麼變化，我認為這是外力強加給它的，比如說我們要做件什麼事情，你必須走出大院到環線上去，這樣你才能夠抓住很多機會，因為這個法則是適用的棋盤是這麼大的，不是那麼小小的一個地方。」
有形的牆可以被拆掉，但是骨子裡的隔膜並非輕易可突破，這就是所謂的等級，在層次與層次之間，通道很窄。
子弟兇猛
建國後進入北京的第一代移民的主體是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和為新社會服務的知識分子，他們也就是所謂的「新北京人」，主要是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不過，他們的人格特徵被籠罩在統一的政治塑造之中，城市和地域的特點並沒有充分顯現出來。新北京人的人格形象是隨著「第二代移民」的成長而彰顯的，他們是政治上的「第三代人」。
作家羅永浩就是個「大院子弟」，住在通常所謂的「縣委大院」，他在《我的奮鬥》一書中說：「我到了二十多歲，才從書上看到‘大院子弟’這樣的名詞。我不記得我們那些孩子在小時候，有什麼所謂‘大院子弟的習氣’和‘大院子弟的優越感’(好像書裡諷刺的都是北京的部隊大院子弟吧)」；「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才時不時地在家鄉的校園裡聽到類似這樣的對白：‘我操！老三昨天打的那小子是王市長的兒子，這下慘了！’那十來年間，中國官僚階層和老百姓之間關係的惡劣變化，由此可見一斑。」
通常，大院孩子認為自己是新文化的代表，覺得衚衕孩子土，把衚衕孩子叫做衚衕串子。衚衕孩子由於父母大都是普通市民，居住條件也沒有大院好，無論精神上還是物質上都覺得低大院一等，也就自認倒霉，就跟現在的鄉下人明知道城裡人擠兌自己，但也無可奈何一樣。
文革之前，大院孩子跟衚衕孩子，甚至連上的學校也不一樣。這是典型的階級隔離。文革開始以後，教育革命廢除了特權學校，小孩子們一律就近上學，於是大院的孩子跟衚衕的孩子，都在一個學校讀書，但是基本上是大家個玩個的，陣線劃分的十分清楚。
大院裡的孩子父輩在經歷了近三十年的艱苦革命鬥爭後進入了北平城，經歷過戰火洗禮的革命精神、英雄氣概也沿續下來。表現出的是強烈的正義感和對社會現實的包融性氣質。但隨著社會身份與級別的確定，在這些英雄們的後輩人身上所體現出來則是另一種出身高貴的紅色家庭特質。
首先，大院子弟一定要玩「票」。姜雲誠說：「我們院有賓士車，去外地可以坐飛機。很多東西在地方上買不到，大院裡面都有特供，我小時候還吃過m&m的巧克力豆。當時放內參片的除了人民大會堂、軍博、政協禮堂，我估計最好的就是總後的禮堂了。全是真皮座椅，雕龍畫柱。那時我父親在軍隊的文化系統，我能拿到一些特殊的票，提前混進去，從晚上7點一直看到凌晨3點鐘，而且是同聲翻譯。」
他說上世紀80年代後放的電影，包括《人證》，還有一些現在都不敢公映的片子，他以前都看過，只不過「遭遇」某些關鍵情節，放映員會伸手去攪局。那會兒姜雲誠有一個小本子，看完一個片子就趕緊把片名記下來，跟別人去比。你看過哪個，我看過哪個，這代表著「份兒」。
姜文所拍《陽光燦爛的日子》，姜雲誠認為有一處不精準：「可能是他那個院兒級別比較低。真正的大院子弟一定要玩‘票’，陸軍的穿三接頭皮鞋、一身綠軍裝、運動藍短褲。最不能容忍的是連內衣和襪子也穿軍隊的，再套雙軍膠鞋，那是土鱉，將遭到大院孩子的巨大鄙視。」
我可以穿三接頭皮鞋、將校呢，你只能穿大膠鞋、懶漢鞋；我家有票，可以騎永久13型腳踏車、錳鋼轉鈴，你不能。優越感和對奢侈品的慾望就是這麼一點一滴滋生的。
1970年初，姜雲誠去一個女生家玩兒，震撼之感直到現在都忘不了。「她家有電視機、電話、《列寧在十月》裡的那種大皮沙發。當時北京電視臺才剛剛成立，能看到電視的鳳毛麟角。這女孩從來不去澡堂，她家裡有獨立的衛浴，浴缸、坐便器。這是真正的高幹，真正夠級別。」
但對軍隊大院的子弟而言，他們現實最大的感受卻是被替代了。「在計劃經濟的年代裡，軍隊有特殊待遇，改革開放以後這種優越感被逐漸地削弱。首先是經貿系統的人可以直接得到經濟上的特權和利益，慢慢地人人都可以創造物質條件。哪怕我是街邊掃地的，也可能一夜暴富，買賓士車，同樣用眼光鄙視你。」一位高幹子弟說。
朱大可認為從1980年代以來，鄧小平進行了軍隊的大裁減和軍官大換班，老幹部紛紛離休，交出了手中的權力。知識神話和學歷崇拜捲土重來。大學校門重新對全體平民開放。「軍人子弟作為社會中堅分子的時代一去不復返。身份的優勢崩潰了，軍人子弟在社會變遷中遭到重創。他們的敵手是學院、大學生和知識分子。這個新型的群體從大院青年的手中奪走了最好的職業、薪金、生活方式和社會升遷的機會。」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代表計劃經濟產物的大院日漸衰落下來。
但是，「大院子弟」不再走俏，並不意味著北京城裡就此沒有了一群身份特殊、具有優越感的子弟。
2010年《gq》七月刊上市第二天就被緊急召回，重新印刷面市的雜誌中，一篇名為《開超級跑車的孩子》的專題文章被撤換了。該文描述了「富二代」的生活以及北京獨一無二的「超級跑車俱樂部」（簡稱scc）。
「男人可以遊戲人間，享受女人愛慕，但終有一天，卻可以為了一個女人的幸福，隱身在世界的一角；也可以，開著鮮綠色的蘭博基尼，在加速的一瞬間，帶著酥麻與振動，和性快感接近，成為開著超級跑車的中國孩子。他們，便是胸懷大志，但目前卻無力可施的財富第二代。」
上述就是該專題中的一段文字。寫了這篇關於「超跑俱樂部」文章的記者說，俱樂部的發起人張寬找了他，並稱很可能起訴《gq》。據張寬稱《gq》記者在被採訪人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錄了音，而且公佈了不應該錄下的內容。
一個自稱是俱樂部會員，名為「夢牽」的網友在網上發帖指責《gq》，說文章以清教徒似的高姿態來抨擊富二代奢侈風流的生活方式。帖子說：「一個宣傳奢侈品的雜誌怎麼能譴責奢侈的生活方式呢？」
其實，正是這種過分耀眼以致「刺眼」的奢侈方式，才會引起公眾如此的興趣。儘管雜誌上市第二天就被召回，但仍有人買到了，並將全文轉帖至網上，針對「富二代」和「北京超級跑車俱樂部」的各種聲音此起彼伏。
北京6月30日新聞報道稱，「超跑俱樂部」的130個成員擁有總計超過160輛奢侈跑車。其實scc俱樂部並非完全是個傳說，早前於2010國際車展開展時，媒體即爆出其會員集體駕車在車展集結的新聞。
一篇名為《權利與青春：開超級跑車的中國孩子》的文章稱：「這是一群生活在消費中而不是生產中的人，消費能讓他們享受到巨大的權力感，成為他們的武器。他們的生活引人深思，從那一輛輛白色的阿斯頓馬盯銀色的保時捷、紅色的法拉利，中國的未來在跑車和父母的用金錢邀請的‘保姆’中，被一種安逸、逍遙的濃霧所籠罩。」
「當面對國外媒體問及為何要購買頂級跑車時時，他們的回答也格外耐人尋味：becausemyfatherisveryrich.」
文中的「國有金融企業」、「年輕富人圈」、「北京cbd的高檔別墅」等等詞彙相當扎眼，其中的人和物，對於京城的「北漂」或「蟻族」們來說，可能即使再奮鬥18年，也很難與之一起「喝咖啡」。這中間不存在對與錯，只有幸與不幸，或者是平等與不平等。
結語
顯然，北京是一座男性化的城市。滿世界都是爺們味，或者說，滿大街都裝作是你爺。這裡天天都上演「傲慢與偏見」，讓人防不慎防。就算是龍應臺那樣事前就對自己強調「不要生氣」，到頭來還是被逼著和人吵架。
沒辦法，人家久居權利中心的優越感，是你一個外來者無法體會的，除非你也成為其中一員。但是請注意，北京城裡到處是圈子，大圈套著小圈。作為「大院子弟」的陳凱歌其實深諳此理，所以也就難怪《無極》一片中的皇宮會被戲稱為「一盤蚊香」，實在是導演潛意識裡的文化和審美，被北京這座城市浸染太深——權利就是如此，跑馬佔地，畫圈為政。這中間的層層遞進，以及等級秩序，是不會允許一個外來者隨意進出的。
大院的牆雖然被拆了，「大院子弟」雖然不再是「緊俏商品」了，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況且「沒有人永遠16歲，但永遠有人16歲」，年輕的富人在這座「心臟」城市絕不會銷聲匿跡，他們喜歡待在中央，因為中央代表身份，也是各種優勢資源的集中地。還是那句話，對於這群人，即使你再奮鬥18年，也未必能與他們坐在一起喝咖啡。其中真的不存在是非對錯，如果你覺得不公平，那麼你還有另一種選擇：拋棄這座讓你深感不平等的城市，扭頭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