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唸書那會兒，最時髦的是兩件事：讀朦朧詩和唱搖滾樂。那時候正是中國思想大啟蒙時期，我們瞪著一雙陌生的眼睛，看什麼都覺得新鮮。記得1976年9月9日的下午，我和一位姓孫的小學同學呆呆地坐在他家的院子裡，緊張地看著天空：偉大領袖走了，天不會塌下來吧？至今，我倆也沒覺得這事好笑。
記得大二的時候，我的上鋪有一個黑磚頭一般的錄音機，放著鄧麗君的歌曲，你想想，九個大老爺們兒同住在一間十多平方的屋子裡，一人端個飯盒，鴉雀無聲地聽著鄧歌后那嗲嗲的靡靡之音，當時的感覺是有些傻掉了。那個時候，我們最煩的歌曲是《清晨》，六點一過，那清脆的女高音透過高亢的大喇叭響徹大學校園：「早晨起來公雞叫，喔喔……」眼睛還沒睜開呢，抓起衣服就爬起來了，出門時，看到崔輔導員板著小臉挨屋砸門時，多少感到些許的慶幸。
鄧麗君之後才開始流行的崔健。中國最早的憤青都是老崔給燻出來的，一曲《一無所有》成了所有青年學生和工人的口頭禪，那個時候最得意的就是，哥幾個騎著腳踏車，從北大聽完講座出來，一邊飛快地往西八間房趕，一邊大聲地狂吼：「哦哦哦哦哦哦，我這就跟你走……」除了經常捱餓和洗澡不方便以外，那真是一段值得回憶的青春。
朦朧詩是當時最時髦的事情，一個人躲在角落裡，讀著顧城和舒婷，那種無名的感動和理不清的情緒充斥全身：「你，一會兒看我，一會兒看雲。我覺得，你看我時很遠，看雲時很近。」不知道現在的青年怎麼想，反正我們那時崇拜的，就是自己搞不懂的東西。
詩人北島那會兒特活躍，他的詩同樣牛叉，在《太陽城札記》中，我記得有這麼幾首：
最近北島出了一部極精彩的散文集《青燈》，書中說他們做《今天》創刊號時，問大翻譯家馮亦代如何翻譯，馮老覺得today太一般，與夫人再三商量，建議使用themoment，那種歷史轉折時刻的緊迫感，躍然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