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性別·人種·階級
當我們與他人無論如何也無法溝通，或者想要放棄去理解的努力時，我們會不由自主地脫口而出「終歸人種不同，沒辦法」。
像我這樣的人，看著男人們，有時忍不住想嘀咕：怎麼回事，真不敢相信是同一種生物，終歸人種不同。
每當「嬰兒潮一代」被籠統地當作一個整體來談論時，我一直堅持說這一代男人和女人「人種不同」。這是忠實地堅守「浪漫戀愛」信念的最初也是最後的一代，可這一代男女配偶的結局卻是同床異夢。20世紀60年代後半期，在男女擇偶行為中，「戀愛結婚」的比例初次超過「相親成婚」。在父權家庭中長大的這一代男女，熱烈嚮往自由戀愛的結婚，並付諸實踐。沒有任何人強迫，明明是自己挑選的人，可是，那時自己「愛上」的，就是眼前這個「外星人」嗎？——肯定有不少的妻子是懷著一種落寞蕭索的心情在望著飯桌那頭的丈夫的臉吧。
薩義德在《東方學》（said，1978）一書中指出，把對方當作不可理解之物（異人/異物/異教徒），將之從「我們」之中放逐出去的方法（亦稱「他者化」），有「人種化」和「性別化」兩種，這兩種方法互為一體，即「東方」等於「女人」。這裡的「東方」是「異國」（異鄉）的別名，「東方主義」是將與自己不同的社會他者化的方式。
薩義德將「東方主義」簡明地定義為「關於何為東方的西方世界的知識體系」。「東方主義」，就是關於東方是什麼、應該是什麼、希望它是什麼的西方人的幻想的別名。因此，他們無論知道了多少東方主義，對真正的「東方」還是一無所知，他們知道的不過是西洋人頭腦中的東方。
最膾炙人口的「東方女人」，應該是普契尼的歌劇《蝴蝶夫人》中的女主人公。對，在東方主義的視野中，日本就被表象為「蝴蝶夫人」。用現在的話來說，蝴蝶夫人就是單身赴任的駐外人員的當地妻子，她的情人接到本國的調令後體面地拋棄了她，但這個死不甘心卻又軟弱無力的女人，日復一日望著大海，沉溺於「在一個晴朗的日子，你一定會來接我」的幻想之中。無須贅言，這個幻想，不是蝴蝶夫人腦子中的，而是創作出蝴蝶夫人這一形象的普契尼的腦子中的幻想。
對於西方男人，沒有比這更舒適方便的幻想了。對方是自己不能理解的他者，這意味著，那既是充滿迷幻魅力的快樂之源，又是不會給自己帶來絲毫威脅的、完全無力的存在。對方不但作為誘惑者主動委身，還在自己離去之後毫無怨恨地繼續愛慕自己。男人對「被我拋棄的那個女人」所懷有的一點點心痛的感覺，也因女人的愛的偉大而得到淨化。還有比這更能滿足西方男人自尊心的故事嗎？質疑「怎麼可能有那種女人」的聲音，被西方人的巨大幻想所淹沒，沒人聽見。東方主義就是讓支配集團不去面對他者現實的裝置，所以，無論如何陳述「日本女人其實是這樣的」，這種聲音也傳不到他們的耳朵裡。用更低俗的話說，東方主義就是西方男人的自慰品。我真弄不懂看到這種自慰品還拍手喝彩的日本觀眾的心思。我一看到《蝴蝶夫人》就作嘔，根本沒法心平氣和地看下去。
人種與階級也是合為一體的。
在最近的人種研究中，與「社會性別」（gender）一樣，人種亦為歷史建構的產物，這已經成為常識。人類是一屬一種，無論任何人，99％的dna是相同的，但卻偏要製造出「人種」（race）的概念，用膚色把人區別開來。所謂「性別」，就是通過排除「非男人」（未能成為男人的男人和女人）來維持分界線，使男人作為男人得以實現主體化的裝置。與此同理，所謂「人種」，就是（發明了人種概念的）白人通過排除「非白人」而定義「何為白人」的裝置。白人研究（藤川編，2005）將這些真相接連不斷地暴露出來。「身為白人」，意味著擁有支配劣等人種的資格。在歷史上，人種概念是與帝國主義支配世界的意識形態同時出現的。
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黑人女作家託妮̃莫里森（morrison，1992）在剖析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時指出，在這部可稱為美國建國神話的「國民性小說」中，為了確立哈克的「白人性」（whiteness），黑人逃亡奴隸的存在不可或缺。這部描寫一個少年成長經歷的美國版教育小說（bildungsroman），同時也是一個講述「真正的美國人（男人而非女人）如何誕生」的國民故事。通過幫助逃亡奴隸，哈克成了贏得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解放奴隸、保衛民主自由的美國高貴的「白人男性」（whiteman）的象徵。對於「白人性」，白人們毫無自覺，完全看不到他們著手研究這個問題的跡象，所以，才有了由莫里森這樣的黑人女性開始的白人性研究（whitenessstudy）。
人種這個概念，以前的用法與現在有區別。在西方露骨的人種主義偏見傳入日本的明治時代，當時的文本中有「上等人種」「下等人種」等用法，實際含義相當於現在的「上流階級」「下流階級」。貧困、懶惰、性的墮落，被描述為「下等人種」的特徵，幾乎如dna一般，世代相承，無法期待能被改善。
比如，娼妓產生於「下等人種」中，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社會事實，但在明治時代的話語中，成為娼妓不是因為貧困，而是因為她們生來淫亂。就連被譽為明治時代第一號「女性之友」的巖本善治supsmallid="filepos70726"/small/sup先生，也展開「自我責任」論，說失身女人本人有問題。
在這裡，我們會想起明治時代另一位著名的「男女平權論者」植木枝盛supsmallid="filepos71019"/small/sup。植木以言行不一而著名。作為自由民權論者，他在各地舉辦講演會，呼籲男女平權。植木還有一絲不苟地記錄每天行動的習性，留下了一部《植木枝盛日記》。日記中有如下記述：「明治一三年九月一七日夜在千日前席上演說。講男女同權論。召菊榮妓。」（高知新聞社編，1955：173）
這則日記成為植木剛講過男女同權便去妓院買娼的證據，為此，後來的女性主義者批判他言行不一。可是，對植木本人來說，這種行為不是什麼自我矛盾。在他的頭腦中，娼妓「人種不同」，可以任意使喚，根本不能成為「平權」的物件。他在別處表示，自己將來的妻子必須是才德兼備值得尊敬的女性。在一個以階級的雙重標準來對待女人的社會里，植木的言行未必能說是不一致。視之為不一致，是在平等思想，即一切女人不分階級皆為同等之人的觀念普及之後的事。
「聖女」與「娼妓」的分離支配
我在前面兩章講過，男人為了成為性的主體而將對女人的蔑視深植於自我確認的核心，這就是厭女症。而恐同，則可以理解為男人對男女界線的模糊曖昧而帶來的不安所抱有的恐懼。男人們必須持續不斷地證明，自己不是「像女人一樣的男人」。
但是，這種厭女症有個致命弱點，即母親。公然侮辱生下自己的女人，會引來關於自己出身身份的精神危機。所以，實際上，厭女症不單是蔑視女人，還有崇拜女人的另一個側面。這是自相矛盾的嗎？
性的雙重標準（sexualdoublestandard）告訴我們，這其實並不矛盾。
在厭女症的歷史中，我們可以舉出叔本華、奧托·魏寧格（ottoweininger）等18、19世紀的諸多男性思想家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近代性別二元制的思想領袖，同時也是性的雙重標準的發明者。在歷史上，性的雙重標準，是在以夫妻為中心的近代家庭制度形成的時期成立的，而這也是作為產業的娼妓制度形成的時期，近代家庭制度與娼妓制度，兩者互為表裡。米歇爾·福柯的大作《性經驗史》（foucault，1976）的第一章，標題為含有諷刺意味的「我們也是維多利亞人」。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治下的19世紀初，是奠定近代社會諸多制度的黎明期。在這個時代，一夫一妻與買娼賣娼，作為制度同時確立，因此，「維多利亞時代式」一詞等同於「偽善」之意。那個時代的紳士，一邊恭維一見蟑螂便要驚叫暈倒的優雅的淑女，一邊頻頻造訪妓院。在那個時代，這被視為理所當然。
所謂性的雙重標準，是指面向男人的性道德與面向女人的性道德不一樣。比如，男人的好色被肯定（如吉行淳之介、永井荷風等），而女人則以對性的無知純潔為善。近代一夫一妻製表面上稱頌「相互對等的貞操」，但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把男人的「犯規」編入制度之中了（既然無法遵守，一開始就別發誓好了），所以，另外需要充當男人的「犯規物件」的女人。
結果就是，性的雙重標準將女人分為兩個集團，即「聖女」與「蕩婦」、「妻子̃母親」與「娼妓」、「結婚物件」與「玩弄物件」、「外行女人」與「內行女人」等常見的二分法。每一個現實存在的活生生的女人，都有身體與靈魂，有子宮與陰道。可是，「用於生殖的女人」被剝奪了快樂，異化為僅僅為了生殖的人；「用於快樂的女人」，專為快樂服務，異化為遠離生殖的人。帶著孩子的娼妓，就是因為擾亂了這個界線而讓人掃興。
當然，這裡的快樂是男人單方面的快樂，男人無須在意女人的快樂。即便如此，「慰安婦」這個詞還是太絕妙了，真不知道是誰想出來的。「慰安」，當然是慰男人之安，對慰安婦而言，那是地獄般的奴隸勞動。正因為如此，當慰安婦倖存者發出聲音留下證言時，她們中有人拒絕那種稱呼，宣告：「我不是什麼慰安婦。」（「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戦爭犠牲者に思いを馳せ、心に刻む集會」実行委員會編，1997）
「分而治之」（pideandrule），是支配統治的鐵定法則。支配者總是將支配物件分離隔斷，讓他們相互對立，絕不允許他們之間產生連帶感。從女性的角度來說，就是來自男人的「聖女」與「娼妓」的分離支配，再加上階級與人種的裂隙。
下面，讓我們以慰安婦的事例來剖析這一現象。慰安婦中也有日本女性，但日本慰安婦與非日本慰安婦（尤其是朝鮮人）待遇不同。日本慰安婦多為軍官專用，被視為當地妻子（當然並非全部）；而朝鮮慰安婦則被視為士兵的洩慾工具。就這樣，在慰安婦之間，劃出了一道民族的分界線。彷彿人種不同就可以不把人當人來看。
同時，軍隊裡還有一類女性，即從軍護士。當慰安婦在戰場上護理受傷士兵時，慰安婦與護士的界線變得曖昧不清，護士為之不快。從軍護士接受士兵的「母親」或「姐妹」的角色，但拒絕被當作性物件。「別把我當慰安婦」，成為維繫她們尊嚴的驕傲和自負。這就是女人的「娼妓歧視」。被性的雙重標準分離隔斷的女人，一方蔑視另一方。有這樣的事例，有的年輕士兵在臨死前央求護士「讓我在死以前看一眼你的乳房」，她們中有人答應了。用現在的話說，這就是性騷擾。其中可能會有女性是因憐憫而同意的，但也有被強迫要挾的情況吧。可是，護士的「聖女」形象，使她們傾向於否認自己被視為性物件的可能性。也許正因如此，在從軍護士留下的記錄中，竟然看不到性騷擾及強姦之類的痕跡。女人的「娼妓歧視」非常嚴重，這使她們連對自己被視為性物件也感到骯髒，所以，對於自己受到的性侵犯，她們不願承認，也不願告發。
我們從慰安婦的證言中得知，在人手逐漸不足的戰場上，她們除了要運送彈藥、護理傷病員、充當士兵的性物件以外，還要扮演揮著太陽旗把士兵送上前線的「愛國婦人會」的角色。這些出身於殖民地的慰安婦，取著日本名字，穿著簡易和服，擬裝為士兵的「故鄉女性」。到了戰爭末期，她們中許多人與走投無路計程車兵們同生死共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