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爭期間，日本有兩大協助軍國體制的女性團體——國防婦人會和愛國婦人會。愛國婦人會的成員多為中產良家婦女，而起源於大阪的國防婦人會，則因其中下層平民色彩而獲得廣泛支援。國防婦人會的人氣秘密之一，是發明了白色圍裙和斜肩帶supsmallid="filepos78754"/small/sup配套的制服。「白色圍裙」是一種「聖女」標誌，只要身著這個符號，一瞬間，就可以暫時跨越階級與人種的裂隙。國防婦人會留下的資料記錄了這樣的事實：大阪的花柳街飛田地區的女性，因穿上「白色圍裙」而得以加入國防婦人會的行列，她們因自己也能為國家做貢獻而「感激涕零」。「白色圍裙」，一時遮蔽了良家婦人與飛田女性之間的「階級界線」（迦納，1987）。
戰爭中的另一類女性，「後方的妻子」，又是怎樣一番情形呢？如果不能保證士兵的妻子或未亡人的貞操，前方士氣就會受到影響，所以，「貞操問題」成為一個秘而不宣的國家課題。從事「後方史」研究的迦納實紀代（1987）揭露，國防婦人會的一個隱秘任務，是以慰問士兵家屬為名監視妻子們的貞操。出征士兵的妻子和陣亡士兵的未亡人們，只能是妻子和母親，她們的性被嚴格地壓抑在生殖之中，不能有快樂。儘管國家呼籲「多生多育」，但她們的子宮不能懷上丈夫以外的男人的種子。
二戰期間的德國，死於戰爭的男性國民多達五百萬。到了戰爭末期，男人匱乏，鼓勵生育的國策難以實施，於是有人獻策，鼓勵「珍貴」的納粹黨衛軍（純正血統的雅利安人種）與後方留守妻子「偷情」。不過這個對策畢竟太令人皺眉反感，結果不了了之。
被限於生殖的異化、被隔離生殖的異化，反面即為被隔離快樂的異化和被限於快樂的異化（當然均為男人的快樂），對於女人，都是壓抑。不是隻有慰安婦才被壓抑，後方的妻子們也被壓抑著。女人的性，被分離為「為生殖」和「為快樂」兩種，相互對立，但都被異化。當然，壓抑和榨取有程度的差異，其間還有等級和歧視的存在，但不能因此就可以為自己被當作「聖女」來祭奉而慶幸感激。換言之，「聖女」和「娼妓」，是壓抑女性的兩種形態，無疑都是「他者化」。「聖女」要求「別把我當娼妓」，赤裸裸地歧視娼妓；與此同時，「娼妓」又懷著自己養活自己的職業女性的驕傲，憫笑「外行女人」對男人的依賴和軟弱supsmallid="filepos81293"/small/sup。
性的雙重標準的兩難困境
以性的雙重標準來分離和支配女性，對於創造出這種制度的男人一方，也引發出奇妙的悲喜劇。如果對特定的女人「認真」，就不能把她看作性物件；反之，如果把她視為性物件，就等於對她不「認真」。這個兩難困境，男人自己陷入其中。我曾聽過一位從舊制高中畢業的高齡男性講他年輕時的一樁「浪漫往事」。講述的時候，那位紳士目視遠方。「從前，我和自己喜歡的女人去旅行，兩人一起過了好幾天，可最終連一根小指頭也沒碰。旅行期間，她似乎為此很苦惱，可我覺得那樣才好。因為她是我想珍惜的人，所以就讓她保持純潔地告別了。」
我很想跟那位紳士說別那麼自以為是，不過，對於那個年代的男人而言，那就是對女人的「珍惜」吧。一個活生生的女人，在那種情形下當然會苦惱。如果明明知道對方女人在苦惱，卻有意無視，就是男人的自我中心。那個男人所「珍惜」的，並不是對方女人，他不過是以身相殉一己之念而已。那位被連累的女人，該說是倒了黴吧。把這種行為稱作什麼「純粹」「浪漫」，不過是男人的腦子出了問題。
可是，這並不是從前的故事。源於性的雙重標準的兩難困境，至今仍然存在。人們還在疑問：因為愛著，所以不能性交嗎？性交了，就不能算作愛嗎？少女們的苦惱似乎和從前沒有兩樣：要求性交的男朋友，是真心愛我呢，還是隻想要我的身體？抱怨去紅燈區能勃起，可在妻子面前卻勃不起來的陽痿男人，與前面那位畢業於舊制高中的老爺爺沒什麼不同。他們都活在一種反差之中：面對的如果是必須在意其反應的女性，無法勃起；而當對方是無須在意的物件，便可為所欲為。男人自己播下的種子，該說是自食其果。
明白了這個雙重標準的機制，前面所說的植木枝盛的「言行不一」，就不再是「不一」了，他只是很好地將女人「按用途分別使用」而已。他在把春樓女子當作性玩具的同時，對「將來的妻子」則遵循「男女平權」的思想表示相應的敬意。使這種分離正當化的理由，是階級隔閡。我們只需想起明治時代的身份制度是如何根深蒂固，便應該能理解，那種「身份」，是無論如何也超越不了的「人種之隔」的別名。
不過，為男人定製的規則，總是留有允許「犯規」的漏洞。低階層的女人不能娶為正妻，但可以納為情婦或小妾；若實在想娶，還有一招，讓她成為高等身份人家的養女之後再去結親。無論男女，婚姻都是一種兩家結盟的交換行為，目的是使雙方的社會資源最大化，所以，男人期待正妻的門第和財產。也正因為如此，為娼妓贖身後將之迎娶為正妻、與女僕私通將就成婚之類的行為，都是坐失「資源最大化」機會的愚人之舉supsmallid="filepos84747"/small/sup。
現在想來，植木那個時代的人，壓根兒沒想過要求妻子既美貌又能做家務（娼妓和女僕的組合）吧。正妻無須美貌也不要性魅力，除了門第家產，只要能持家生子就足夠。甚至連生殖能力也可以不要，「三年無後去之」只是神話，正妻地位乃兩家盟約的樞軸基石，不是因此便能被動搖的。有研究表明，江戶時代的夫婦十對中就有一對為自然不孕，想要孩子可從別處領養。柳田國男曾經報告，在明治時期的越後農村地區，有的女人即使成了婚，但直到孩子出生為止，都一直住在孃家，搬進男家要以主婦權的轉讓為前提，得到之後才帶著繼承家業的孩子堂堂正正地嫁過去。身份不明的女人單憑美貌便能爬上階級階梯的灰姑娘故事，不過是近代的幻想，在真正的身份制社會中是不可能的。
對「聖女」「娼妓」的分離支配，最為深刻激烈的揭露和批判，是田中美津的《從便所開始的解放》一文。那篇文章寫於1970年，作為日本70年代女性解放運動的宣言，現已廣為人知supsmallid="filepos86072"/small/sup。
對於男人，女人的存在被分離為兩種形象：或為母性的溫柔=母親，或為性慾處理機=便所。（略）男人心中的「母親」或「便所」意識，在現實中表現為「結婚物件」或「玩弄物件」。（略）男人的「母親」或「便所」意識，來自將性視為骯髒之物的性否定的心理構造。無論他們把女人當作玩弄物件還是當作結婚物件，根源同一。
「母親」或「便所」，同根所生，同源而出，無論女人被視為哪一方，本質不變。[溝口ほか編，1992：202；井上ほか編，1994；田中（美），2004]
在現今的生殖技術之下，女人不但是「性慾處理機」，還成了「生殖機」supsmallid="filepos87055"/small/sup。在「代孕母親」已經來臨的時代，「借腹生子」不是比喻而成了現實。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寫出《使女的故事》（atwood，1985）是在1985年，這部科幻小說描寫了一個極端的生殖管理社會的噩夢。在那裡，有專用於生殖的使女，經妻子同意，丈夫與使女不帶快感地性交，讓其生子。那本書出版後不久，噩夢不再是夢。人工授精便可讓借來的肚子懷孕，不再需要野蠻的性交行為。當然，出租子宮為的是錢，不是出於什麼人類博愛。代孕母親的報酬，在美國約六萬美元，而在印度只要一萬兩千美元左右，十分廉價。在全球化的今天，國境之間的差價當然要被利用起來。在印度，有些地區整個村子的女性在中介商的斡旋下成為代孕母親。如今這個時代，生了孩子的母親，也無須揹負「終生責任」了。
在日本，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女人們把被分離為「聖女」與「娼妓」的身體完整地回收到了自己手中。也就是說，「外行女人」與「內行女人」的隔牆變低了，母親、妻子、女兒們用自己的性身體擠入性的自由市場。男人們為「星期五的妻子」supsmallid="filepos88447"/small/sup「援交」supsmallid="filepos88536"/small/sup等現象而震驚，因為他們被迫面對的現實是，連自己的妻子女兒也不一定在分界線的「這一邊」（宮臺，2006）。本來，女中學生的身體是「禁止用於性目的的身體」supsmallid="filepos88830"/small/sup，可因為男人們對這種身體給出高價，讓中學生們自己「發現」了「外行女人」也是性存在的事實。從這裡開始，到用一個身體來分別扮演性的雙重標準的東京電力公司女職員a子，距離已經不遠了。
·作者注·
明治時期著名教育家。
明治時期思想家、政治家、自由民權運動理論家。
舊時女性做家務時把和服的寬袖束起來的帶子。
在京都祇園的藝伎世界裡從事田野調查的美國人類學學者賴薩·戴爾比（dalby，1983），由於沒有看到結構性歧視的存在，成了藝伎們職業「自尊」的代言人，犯了一個人類學學者的初級錯誤。
不但是相親，即使是經由戀愛的婚姻，人們也傾向於選擇能將資源最大化的同階層內通婚，這種擇偶傾向得到各種資料的支援。
這份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傳單，分發於1970年8月22日的「反對侵略=歧視的亞洲女性會議」大會會場。原文再錄於引文後括號內所記文獻中。
2007年1月27日，安倍內閣的柳澤伯夫厚生勞動大臣（當時）在提及少子化問題時說女性是「生殖機器」，後來道歉了。
意為「偷情的妻子」，源自20世紀80年代風靡一時的電視連續劇《金曜日の妻たちへ》。
「援助交際」的略語。買娼的委婉用語。初期以向白領女職員和女大學生「援助」服裝和學費為名，後來演變為專指以初高中少女為物件的嫖娼。
依據大塚英志《少女民俗學》（1989，1997）一書，我把「少女」定義為「其身體雖已達至性成熟年齡但卻被禁止用於性目的，這種身體的所有者即為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