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對自己是加害者這一事實是有自覺的，所以，才會有意識地把「凱蒂和我性交的時候」換為「也許該說是我對凱蒂性交的時候」（schultz，2005：366）。他們不但沒有得到對方的同意，還剝奪了對方的反抗，他們對此是有自覺的。
有個男人為了讓養女順從，威脅她「讓我幹，不然就揍你」。「雞姦一個男孩的時候，那孩子哭嚷起來，我就用手矇住他的嘴讓他發不出聲音來。」這些人的動機「與性與愛都毫無關係」，完全不顧對方的心情，「把憤怒全都發洩出來」（schultz，2005：191）。有男人坦白，是「殺人還是性交」（schultz，2005：259）的二者擇一。也有男人想，「幸虧性侵了孩子，才沒幹出更兇殘的殺人罪」（schultz，2005：395）。
根據自述，這些人對小孩抱有慾望的理由如下。「不管幹什麼，因為是孩子所以沒問題」「孩子不去和別人比較」；孩子容易控制，「孩子天真單純」「容易被騙」（schultz，2005：140）。此外還因為犯人自己「未成熟」，於是用自己的方式對孩子「以行動表示親近感」（schultz，2005：177），「崇拜」孩子（schultz，2005：258）。還有男人願意相信孩子也「很享受」性行為（schultz，2005：224），希望得到孩子的肯定（schultz，2005：259）。
在這些男人中，也有人意識到，自己對孩子的「愛」，其實是「固執貪戀」的別名，是為滿足一己之慾而利用孩子。不過，這種意識是在回答舒爾茨的提問中，在她稱為犯人的「自我述說」（self-narrative）的過程中，通過回顧得到的自我反省的結果。
兒童性侵犯者，為滿足一己之慾，利用可以不徵得同意的、無力反抗的他者的身體，並對此固執依賴，長久持續地控制對方，摧毀對方的自尊心、對他人的信賴感和自我管理意識，並且還希望對方是自己情願，把對方當作誘惑者。加害者99％是男性，受害者九成是女孩，一成是男孩。
舒爾茨還發現，這些男人大多自我評價很低，他們中有人也是有過被性侵經歷的受害者。儘管會激怒受害者，她還是堅持訴說「促進修復的司法」supsmallid="filepos143902"/small/sup的重要性。
她著手的工作是「加害者受害者雙方的自我述說」。不過，「雙方不能互無關聯」，因為雙方的敘述構成了「事件的現實」。「這種敘述，會成為一個資訊來源，為我們提供社會中的兒童性侵犯的真實狀態，告訴我們，性、性取向、性習慣是怎樣成為一種權力手段的。」
兒童性侵犯者，不是少數的特殊人群。應該說，儘管他們在數量上是少數（或許只因沒浮出表面，是否真為少數亦未可知），但他們的心理狀態絕不是特殊的。
為滿足一己之慾，加害者利用可以不徵得同意的、無力反抗的他者的身體，並對此固執依賴，長久持續地控制對方，摧毀對方的自尊心、對他人的信賴感和自我管理意識，並且還希望對方是自己情願，把對方當作誘惑者——這種關係，也可見於強姦、性騷擾和家庭暴力的事例之中。不但如此，還可見於異性戀的男女之間。正如伏見所說，他與「二十八歲，男」的「戀童者」之間只有「一紙之隔」，無法劃出界線，兒童性侵犯者的性慾、性行為、性關係，無限接近「普通」的性關係。此處所謂的「普通」，意為「男人支配下的」。
如果是這樣，讓這些男人從性關係中撤離，將性行為限定為自慰，停留在自我完結的性慾望幻想之中，還要好得多。事實上，媒體形式的性產業，都是在提供輔助自慰的性幻想裝置。在二次元平面的色情遊戲、美少女漫畫中，舊調重彈的男權主義性幻想被再三地重複生產。在那裡，女人作為誘惑者，主動順從男人的慾望。
厭女症與恐同
在這裡，讓我們再次回到伊芙·塞吉維克（sedgwick，1990）。
塞吉維克將厭女症和恐同視為構成男人之間紐帶的一組難分難解的機制。男人為了成為同性集團的一員、得到其他男人的承認，必須要證明自己「不是女人」。因為，在「欠缺對立」（privativeopposition）的基礎上成立的、作為「標準」的「男人性」，只能以「被標識（marked）的女人性」的欠缺來定義supsmallid="filepos146517"/small/sup。承認一個男人為男人的是男人，不是女人。為了證明自己「不像女人」，男人需要通過擁有女人而立於支配女人的位置。所以，「擁有女人」就是「成為男人」。這個關係是非對稱的，不可反轉。將至少一個女人置於自己的支配之下，是「男人之為男人」的必需條件，正因為如此，如果對女人控制失敗，就成為男人的汙點。「連讓老婆聽話都做不到」的男人、妻管嚴的男人，是被輕蔑的。妻子的通姦，不但意味著男人管理的失敗，還因為是「被自己養的狗咬傷」而讓男人失去面子。所以，男人要對女人報仇，與其說是因為妻子的背叛，不如說是因為事關在同性集團中的「男人名譽」的問題。
關於恐同的原因，米歇爾·福柯（foucault，1976）認為，是緣於「插入者」與「被插入者」之間性行為的非對稱性。這種非對稱性，不是指陽具之有無的解剖學意義上的實物差異，而是指主動與被動、性的主體與性的客體之間的不對稱。由於這種非對稱性，「處於女人位置」就成為男人的精神創傷，被稱為「女性化」（feminization）。所以，同性戀男人成為「女性化了的男人」（feminizedman）的符號。而且，如果男人集團中混有同性戀男人，就意味著其他男人有可能淪為那個男人的慾望物件而被「女性化」。男人必須排除這種可能導致男人地位失落的危險，所以，恐同在男人集團中成為一種嚴厲的規則。而且，如塞吉維克指出，基思·文森特（vincent等，1997）亦強調的那樣，正因為每一個男人身上都潛藏著對其他男人的色情慾望，這種排除便必須更加嚴格，而且還必須是一種自我審視和自我檢閱。已有許多論者指出，男性同性社會性慾望的集團，同時也是帶有濃厚的同性戀色情色彩的集團。男人之間的關係，用了多少性愛的詞語來表達！如「男人為之著迷的男人」之類。在《葉隱》supsmallid="filepos148740"/small/sup一書中，「戀」本來是指男人之間的忠君戀闕之情。
對於男人，無須冒著被「女性化」的危險去實踐同性戀行為的唯一辦法，是「少年愛」。在這裡，年長者與年少者之間、「插入者」與「被插入者」之間，非對稱的關係是固定的，不會發生逆轉。也就是說，年少者總是年長者的慾望客體，年長者絕不會反過來因少年的注視而淪為少年的慾望客體。在古希臘的「少年愛」中，被視為最上等的是與自由民少年之間的性愛，與奴隸少年的性愛則次之。因為與奴隸少年的性愛伴隨著強制，而與自由民少年之間的性愛則被視為有自由意志的因素。在表現肛門性交場景的古典色情製品中，被動的少年一方亦感快樂的表象明顯稀少，由此可以推測，少年們不是因為快樂，而是出於尊敬和愛而將自己的身體主動獻給長者。因為這些少年將來會成為自由民，所以他們奉獻出的性愛被賦予了極高的價值。
本書的讀者，到這裡應該意識到了吧，福柯介紹的古希臘的「少年愛」理想，與兒童性侵犯者的幻想，何其相似。
無須擔心男人性主體地位被侵犯的危險，在性活動中控制他者，為此選擇障礙最小、無力反抗的物件，並且還希望對方也很情願——這就是兒童性侵犯者。至於受害者是女童還是男童，已經不重要了。
由此，這些兒童性侵犯者多為膽怯之輩、他們作為「男人」的自我確認十分脆弱的理由，便很好理解了。他們就是這樣來實踐著厭女症和恐同——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
·作者注·
《慾望問題》一書的腰封上寫著「作者以生命為賭注寫出此書，也請讀者以生命為賭注來閱讀」。儘管這種宣言稍嫌誇張，但本人的心情或許確實如此。該書編輯多次發來郵件希望我對此作出回應，但因當時太忙完全沒有時間。本文可視為我對該書的回答。
在對自慰問題的最新研究中，視自慰為對有物件的性交的不完整替代物的觀念已經完全被淘汰了。不僅如此，實證研究表明，與伴侶的性關係越活躍的人，自慰次數越頻繁。由此可知，性行為活躍度越高的人，與自己身體和他人身體發生性關係的機會也越多，並非一種方式代替另一種方式的問題。
指1988年至1989年發生在東京和埼玉縣一帶的一起幼女拐騙猥褻殺人事件。犯人宮崎勤，將四名四歲到七歲的幼女以猥褻目的拐騙，殺害後碎屍甚至食屍。事件本身的獵奇性和犯人精神狀態及行為的異常，引起社會震驚。
指日本20世紀60年代學生運動中誕生的激進左翼組織「聯合赤軍」領袖永田洋子（1945—2011）等人於1971年至1972年在山中集訓基地將十二名成員以私刑名義處死的事件。該事件被發覺後引起日本社會極大震撼，學生運動自此走向凋零。永田洋子因私刑事件於1993年被判死刑，在死刑執行前病死獄中。本書作者在《增訂二：「彆扭女子」的厭女症》一章中亦提及此事。
所謂「血腥暴力錄影/電影」，是指活生生地再現殺人現場尤其是碎屍場面的錄影和電影，因畫面鮮血四濺，故名為splatter。連續殺害幼女的宮崎勤被逮捕後，在他房間裡發現了堆積如山的血腥暴力錄影帶，後來還得知，他的收藏在這個圈子裡小有名氣。
指通過犯罪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對話來恢復兩者關係促進犯人改過自新的手法。
所謂「欠缺對立」，是指對立的雙方中，只有一方有特徵標識（mark），而另一方則以無此特徵來定義。比如，「品行不端的少年」與「普通少年」、「不良行為」與「非不良行為」，便屬於這種兩項對立。man/woman[人=男人/（有子宮的）人=女人]，也是這種對立關係。
講解武士道精神和修煉法的指南書，成於1716年前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