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化理想的「母親」
對於厭女症的男人，只有一個女人不能歸入他侮辱的物件範疇之中，即「母親」。
生我養我、不惜辛勞地撫育我、作為人生最初的強者佇立於我面前卻又侍奉更強的丈夫、為了我忍受來自丈夫的一切苦楚、主動承受一切犧牲、接納我的一切……這樣的女人，我怎麼可能去侮辱呢？這個可稱為自我的無條件的「存在依據」的女人。當然，現實中沒有這樣的女人，這種母親只存在於幻想之中。不過，「母親」這個範疇所具有的「規範力」束縛著兒子，也束縛著女人本身。
如果有讀者心想「要是當今還有這樣的母親，倒想親眼去看看」，那就證明「母親」所具有的規範力歷史性地減弱了。倘真若此，我們也就可以瞑目了。也許，這種「母親」的文化理想，已經只存在於文本之中了。
我以前曾對「父權制」下過一個簡潔的定義：所謂父權制，就是讓自己大腿之間生出來的兒子侮辱自己的體制。可是，對於男人來說，即使能夠侮辱女性，侮辱母親卻很難，因為那是玷汙自己「出身」的行為。
在很多語言圈中，用侮辱其母親的詞語來侮辱一個男人，如「婊子養的」（asonofbitch）、「雜種」（bastard）等，這是有原因的。在2006年世界盃足球決賽時，阿爾及利亞移民之子、法國代表齊達內用頭頂撞義大利代表馬特拉齊，被判違規罰退場，這在當時成了一個話題。據後來的報道說，馬特拉齊好幾次在齊達內的耳邊用侮辱其母的話罵他。男人因為母親的名譽被侮辱而奮起反擊，在大多數男人眼中，無疑是值得同情與理解的行為。
對「母親」的最大侮辱是「娼婦」「未婚母親」，也就是在男人社會即父權制社會中沒有登記註冊的女人，這一點頗具象徵性。父權制亦即決定女人和孩子的歸屬的規則。屬於一個男人，即在男人的支配和控制之下的女人和孩子，被社會分配一個指定席位；不是那種女人生出來的孩子，則不能在這個社會中得到登記。從登記婚姻中出生的孩子與從非登記婚姻中出生的孩子之間，至今還有民法上的歧視（最近開始用「婚外子」一詞來代替歧視性色彩很濃的「私生子」「非嫡出子」等用詞）。
無論怎樣出生的，孩子都是孩子。但奇妙的是，政府最近的「少子化對策」雖然鼓勵結婚、鼓勵已婚女人生育，可哪兒也看不到鼓勵「婚外子」出生的政策。這隻能讓人感覺，日本政府的少子化對策不過如此，實在太不夠真格。也就是說，比起孩子的出生，還是保護父權制更重要。
男人們之所以被上述那種侮辱性詞彙激怒，是因為他們自己將製造出「聖女」與「娼婦」的性雙重標準的父權制歧視意識（參見本書第三章）內化為自己的價值觀了。男人們希望自己能歸屬於男人共同體之中，作為「像樣的男人」的條件，他們希望正式地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女人。正因為他們自己是歧視他人的人，所以歧視性詞彙才會讓他們那麼憤怒。
在各種表象中，「娼婦」「未婚母親」被描繪為「放蕩」「輕浮」的女人，被指為「魔女」「惡女」。所謂「魔女」「惡女」，就是不服從男人的控制、在性方面過剩的女人。用當今的用語說，就是「行使性的自我決定權」的女人。如果不喜歡這種說法，可以換為「自由地使用自己的性身體的女人」。總之就是：「居然不經老子的許可！」
其實，大多數娼妓，不過是為了金錢不得不將自己身體的性使用權暫時轉讓給男人的女人，女人成為未婚母親，大多不過是因為本應成為父親的男人逃跑，或否認應承擔的責任。她們中很多是父權制下的犧牲品。將原因轉嫁到受害者身上，是加害者的一貫手法。
「不成器的兒子」與「不開心的女兒」
無論誰生的，孩子都是孩子；對孩子來說，不管怎樣的母親，都是不可替代的唯一的母親。無論在婚姻之中還是在婚姻之外，在父權制下飽嘗艱辛的母親，本應是孩子同情的物件。
可是，作為兒子，由於自己屬於與父親同樣的性別，故不能從對母親的加害意識中逃脫出來。「威壓的父親」的兒子，當然如此；倘若父親是「逃跑的父親」，那作為「父親的兒子」，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大多數男人，即使能「弒父」，「弒母」卻很難，堪稱人生最大的難題。這種困難，是有相應的理由的。
弗洛伊德記述了「兒子如何成為父親、女兒如何成為母親」的成長故事。在父權制度之下，這個問題可以換寫為：「兒子如何成為厭女症的父親、女兒如何成為厭女症的母親？」
圍繞這個問題，將近代家庭中父親與母親、兒子與女兒的關係展示剖析得最為精彩的，是已故文藝評論家江藤淳。關於江藤淳，我在別處已有過論述（上野，1994），但要談「日本的厭女症」，還是不能繞過他。
《成熟與喪失：「母親」的崩潰》（江藤，1967，1988）是論述戰後日本社會文化的里程碑式著作，在此書後記中，江藤這樣談到他的動機：
將文學中表現出來的日本的「近代」問題作為「父」與「子」的問題來把握，這個想法在我心中已經醞釀很久了。（略）而將這個問題作為「母」與「子」的問題來把握的視點，則是到一九六四年夏天才確立起來的，那是在我從美國回到闊別兩年的日本之後。（江藤，1967，1988：251）
江藤此處所說的「子」，只指「兒子」。我將江藤視野中遺漏的「女兒」加進去，從「沒出息的父親」「不滿的母親」「不成器的兒子」「不開心的女兒」之間的關係來論述了日本版近代家庭的機制。重錄於此。
對兒子來說，父親成為母親以之為恥的「沒出息的父親」，母親則因除了伺候那個父親以外別無出路而成為「不滿的母親」。可是，兒子因預知自己的命運不過是早晚成為父親那樣的人而不能徹底厭惡父親，他通過與「沒出息的父親」同化而成為「不成器的兒子」。兒子又因為不能回應將「不滿的母親」從困境中解救出來的期待而在內心深深自責。同時，兒子還悄悄地意識到，保持「不成器的兒子」的狀態，卻又正好暗合了希望兒子不脫離自己支配圈的母親隱秘的期待。（略）女兒雖然沒有與「沒出息的父親」同化的必要，卻也沒有像兒子那樣被給予自力掙脫「沒出息」狀態的能力和機會。女兒因為明曉前面的人生終歸不過只是委身於一個無法自主的男人，度過如「不滿的母親」那樣的一生，所以成為「不開心的女兒」。與兒子不同的是，女兒對「不滿的母親」既沒有責任亦無須表示同情，於是她的「不開心」便更不留情。（上野，1994：199-200）
這裡的前提，是家庭中「父」與「母」的不對稱的性別關係。「母親」總是抱怨自己的不如意，不斷對孩子，尤其對兒子唸叨「別像你父親那樣」，所以成為「不滿的母親」（亦可稱「抱怨的母親」）；而「父親」則是不講理地支配母親的「支配的父親」。在這種家庭中，產生了「母子關係密切」的扭曲的日本版「俄狄浦斯故事」。
這是日本的「文化傳統」嗎？
在傳統的父權制之下，女人的地位取決於兒子，繼承家業的長男之母身份最尊貴。在nhk的長篇歷史連續劇《風林火山》中，戰國時期武將的正房和側室，為了讓自己的兒子繼承家業使盡一切計謀。劇中有個叫由布姬的角色，為地方豪族諏訪氏之女，其父被武田信玄討伐，她自己則被武田當作勝利品掠為側室。劇作家讓她在臨死之際吐出「唯願來世生為男兒」的辭世之言。女人詛咒自己生為女人——太好懂的厭女症。
可是，進入近代之後，本應是強有力的「支配的父親」，變成了「讓人羞愧的父親」「沒出息的父親」。這是因為社會整體的流動變化使兒子超過父親成為可能。從這個角度來看，江藤的《成熟與喪失》一書寫於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史意義便十分顯著。60年代是經濟高度成長的時期，也是高等教育急速大眾化的時代。在那個時代，「嬰兒潮一代」如雪崩一般大量湧入高中和大學。回顧歷史，比起父母一代，孩子一代在整體上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都提高了（換言之，這一代作為一個整體比父母一代「有出息」），但這是時代所致，並非個人努力或能力的結果。
不過，對女性來說，脫離出身階層實現階層上升，不是通過教育，而是通過結婚。當女性作為「妻子」失敗之後，便作為「母親」期待兒子超越父親。於是，兒子從小就聽母親像唱催眠曲一般唸叨「你跟你爸爸不一樣，你要……」，他們被迫擔負起對母親怎麼也還不盡的巨大負債。
「自責的女兒」的登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