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的「發情」
談論女性的厭女症，「東京電力公司女職員被殺事件」是不能繞過的。
1997年3月19日，在東京都澀谷區圓山町一棟陳舊簡陋的木結構灰泥公寓樓的一個房間裡，人們發現了一具被勒死的女屍。死者生前為當街攬客的街娼。街娼，性工作中最底層、最廉價也最危險的一種。據傳，到最後，她賣身一次只要兩千日元。這種女人葬身於犯罪多發的大都市中的一個角落，本來不會成為引人注目的新聞。可是，當人們知道那個街娼的真實身份後，事件變成醜聞。死者畢業於慶應大學，任職於東京電力公司，並在公司裡擔任管理職位。也就是說，她白天是一流公司職員，晚上去澀谷當街賣娼。隨著死者的雙重生活被揭秘，週刊雜誌、電視娛樂頻道等大眾媒體為之沸騰。後來，寫出紀實報告《東電女職員被殺事件》[佐野（真），2003a]一書的紀實作家佐野真一，稱這一現象為「媒體發情」。媒體對被害女性個人隱私的大肆暴露，無異於對死者的再度凌辱。最後，在死者家屬悲痛的請求下，這場「發情」才終於收場。
鋪天蓋地的媒體攻勢停息了，但「東電女職員被殺事件」依然讓人牽掛，不少學者和女性讀者都對這起事件保持了持久而深入的關注。上文提到的佐野，為此寫出紀實報告《東電女職員被殺事件》一書。該書在女性讀者中引起的反響之強烈，令作者大為吃驚。他收到很多讀者來信，信中內容多為痛切地表達「這起事件不是與己無關的事」。這些來信成為契機，佐野又寫了關於這起事件的第二部書《東電女職員症候群》（2003b）。另外，有多位學者對這起事件發表過見解，就我目力所及，如心理學者小倉千加子、精神科醫生齋藤學、香山裡佳及齋藤環、心理諮詢師信田佐代子等。作家桐野夏生則以這起事件為原型，寫出上下兩卷的長篇小說《異常》（2006）。中村烏薩吉在她的《「我」之病》（2006）一書中，為此用去整整一章的篇幅。這起事件中的諸種因素抓住了許多人尤其是女性的心，引發出久久不能平息的波瀾。
心理學者小倉千加子說，她聽到一位女性編輯聲嘶力竭地大叫：「東電女職員就是我！」很多女性被這起事件觸動，心情複雜，無法平靜，難以言表。她們將之視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這些女性從事件中感受到的究竟是什麼呢？我想來解一下這個謎。迄今為止的各種解釋，都有讓我贊同之處，但也都有讓我感覺不對的地方。我一直就想把自己的「異樣感」的真相給找出來。
東電女職員「內心深處的黑洞」
佐野真一的《東電女職員被殺事件》一書，主要內容如書名所示，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東電女職員賣娼事件，另一部分是殺人事件。該書前半部分探究一位精英白領女性走向賣娼的心理動機，進入後半部分後，焦點轉換為追蹤被當作殺人嫌疑犯的尼泊爾男性的背景和事件的審判過程。因此，如果因關注東電女職員賣娼事件而開啟這本書，讀者會感覺期待落空。或許是為了彌補這一點，該書最後一章為佐野對齋藤學的採訪，他請精神科醫生來解釋東電女職員之謎。從這份採訪中，我們看到的只是佐野在坦陳自己對女性心理的一無所知。該書的續篇《東電女職員症候群》，主要介紹前作出版後收到的大量讀者來信。佐野實際採訪過其中幾位，但他僅止於對「有那麼多女性對東電女職員表示同情」這一事實發出驚訝的感慨，這位男作家沒有更深入一步去探尋她們的內心世界。
起初看到佐野的書出版時，我就對由男性紀實作家來調查這起事件頗感懷疑；讀了其書以後，謎不但沒被解開，反而更深了。佐野原是一位有強烈正義感的作家，他的這本書，結果成了對冤案事件的追究。
順便說一句，佐野在書中稱被害女職員為「ol」，這是不確切的。ol為日式英語officelady的略語，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用來取代原有的「bg」（businessgirl）一詞。「bg」因含「女人的生意」即「夜裡的工作」之意而被人們逐漸迴避。當時，無論是bg，還是ol，在公司裡都處於男職員的輔助地位，主要工作是端茶、影印等雜務（20世紀70年代尚無影印機！），不管年齡多大，都被當作「女孩子」supsmallid="filepos313877"/small/sup。
被害人a子，1980年大學畢業，是東京電力公司錄用的最初一批女性管理職位候選人員。佐野稱她為「精英ol」，可「精英」與「ol」的組合本身是自我矛盾的。她死時三十九歲，年薪應該超過了一千萬日元。這樣的女性職員，絕不能說是普通的「ol」。
政府開始實施《男女僱傭機會均等法》是在1985年，a子進公司時，雖然這個法案尚未出臺，但部分大公司已經開始試驗性地錄用四年制大學畢業的女生為管理職位候選人。a子的父親亦供職於東京電力公司，為該公司的精英職員，本應順利晉升，卻在a子大學二年級時患急病去世，年僅五十歲出頭。對父親懷有敬意的女兒，在父親生前的公司就了職。我們可以猜想，其中或許有亡父部下出於私情的暗中相助。a子的父親畢業於東京大學，母親畢業於日本女子大學，家住杉並區的一棟小洋樓，這是一個富裕的高學歷中產家庭。家裡還有一個妹妹，大學畢業後當上公司職員。父親去世以後，家中雖然只有三個女人，但沒有任何經濟困難。
畢業於一流大學、供職在一流公司的高學歷女性，沒有任何經濟困境的跡象，卻主動選擇街娼這種最底層的「女人的工作」，而且地點是在圓山町。據周圍人的證言，她以兩萬至五千日元不等的低廉價格接客，把每筆收入一絲不苟地記在記事本上，常在便利店買關東煮和罐裝啤酒充飢，過得很節儉。
為了什麼？
這個問題，對一些人是謎，對另一些人則不是。後者就是在心中大叫「東電女職員就是我」的那些人。或許應該說，她們心中有一個同樣的「謎」。
下面，讓我們依據佐野的紀實報告，再稍稍詳細地追溯一下「東電女職員」的背景。
a子在二十歲左右時患過厭食症，三十九歲死去時枯瘦如柴。當她站在圓山町的街邊時，總是戴假髮、化濃妝、穿大衣，有男客甚至因為她脫衣後的裸體過於瘦骨嶙峋而被嚇跑。
a子大學二年級時，作為頂樑柱的父親去世，身為長女、責任感極強的她，一心想著要由自己來支撐這個家。她進了父親工作過的公司，向周圍發誓，「一定好好工作，絕不玷汙父親的名聲」。長女、被寄予厚望、考入一流大學的她，正是一個「父親的女兒」。
作為四年制大學畢業的「初期女性管理職位候選人」，她和男職員一樣努力工作，毫不遜色。她投到一家財經專業雜誌的論文，被刊載並獲獎，作為經濟學學者也開始嶄露頭角。可是，在她之前，辦公室的女性只有一般事務員即所謂的ol，作為女性，她不能被特殊對待，照樣要給男職員端茶。據說，輪到她值班端茶的時候，茶杯常被打碎。因為她洗茶杯不是一個一個地洗，而是在水桶裝滿水，把茶杯全部丟進去，然後使勁地搖水桶。結果杯子被搖出桶外，打碎了不少。從這個洗茶杯的動作，我們可以看到她的極不情願，感覺到她的不滿：「明明不是該我做的事！」
作為管理職位候選人被錄用的女職員們，初進公司時，因引人矚目而被大肆宣傳，可有許多報告表明，當時的工作現場卻為不知道該如何對待她們而苦惱。《均等法》supsmallid="filepos317868"/small/sup實施後的第一代女職員留下了關於這個問題的證言。工作現場的困惑是：對這些女性管理職位候選人，是應該把她們與迄今為止的「女孩子」同樣對待呢，還是應該視為「異形的男職員」？事實上，許多管理職位的女性，被要求扮演雙重角色，「既要做出與男職員同等的業績，又不能忘記如女性事務員一般的細心體貼」。由於她們的錄用條件和工資待遇與男職員完全同等，所以舉手投足都被過度關注，周圍的期待帶給她們很大壓力。同時，她們還得和其他一般事務女職員處好關係。
比如，有的公司有個慣例，女職員輪流提早到公司，在上班之前把辦公室的桌子都擦乾淨。那麼，管理職位的女職員是否也應加入輪班的問題就出來了。如果不讓加入，她會在女職員中顯得孤立；如果讓加入，本人又可能會有不滿。總之，在尚未適應女性管理職位的舊式職場裡，她們是需要被小心翼翼地特殊對待的「易碎品」。同時，由於她們分散在各個部門，在所屬部門是絕對少數，所以顯得相當孤立。有證言說a子在職場很孤立，這未必僅僅是由於她個人性格的特殊。在這個時期，被寄予很高期待而被錄用為管理職位的女性，由於太大的壓力和不恰當的待遇而幻滅，最後丟掉優厚待遇辭職而去的事例不勝列舉。她們擔心自己成為讓人抱怨「女人就是不行」的先例，被迫承擔男人的責任和女人的負擔，結果是「再也幹不下去了」。
1988年，a子三十歲，被調往屬於東電系列的一家調查公司。與同期男職員的工作部門相比，她調任的那家公司差了一個等級，這顯示出公司對她的評價。那時，她已被上司認作「難用的職員」。在調去的公司裡，來自大企業客戶的職員，通常是被當作客人來對待。她在這裡也被視為難用的「易碎品」。據說，由於追求完美、一絲不苟的性格，她會不客氣地指出上司及同事的報告書裡的錯誤，因此遭眾人討厭。
在分公司工作三年後，她又回到東電公司，1993年就任「經濟調查室」副室長，成為管理人員。與a子同期進東電的女性管理職位候選人，一共有九位，到那時，尚未辭職並當上管理職位的，除a子以外，一個也沒有。a子進公司後，最初被分配到的部門，就是「計劃部調查科」。將女性安排到「調查部門」，表明了大企業對女性管理職位的態度，即女性終究只是後勤人員。與被派往現場部門的男職員不同，公司給她們準備了面向女性的指定席位supsmallid="filepos320838"/small/sup。
根據佐野的報告，a子開始「夜裡的工作」，是在調回公司半年左右之後。她先當俱樂部的女招待，然後在澀谷做娼妓。她起初還接一些「貌似紳士的客人」，記事本里有回頭客的名單和聯絡方式。她的價格為一次兩萬至三萬日元，在當時的澀谷，這是接近一般行情的價格。當高中生進入賣娼行業後，娼妓日益低齡化，那時，穿制服的高中生價格更高。
a子每天過著千篇一律的生活。定時下班，去便利店買關東煮充飢後，化濃妝，穿大衣，站在圓山町街頭。她給自己訂的目標是每天接客四位，把接客人數和金額詳細地記在記事本上，零鈔攢滿一萬日元后，便去換成整票。她很在意金額數字，但並不揮霍浪費。疲累之後，她就坐電車回杉並區的家。有人曾看見她在電車裡狼吞虎嚥地啃著從便利店買來的麵包。
「夜裡的工作」逐漸侵蝕到白天的工作。她上班時的化妝越來越濃，服裝越來越怪異。不知是由於太過辛勞還是厭食症復發，她瘦到病態的程度。她在公司裡的孤立程度越來越深，周圍人也開始感覺到了她的異常。本來，能每天定時下班，這本身就意味著她在公司沒有自己的位置。三十多歲，正是工作上軌道的年齡，若是男人，應當正值在公司努力工作、競爭成功的時期。
三十九歲，正是「作為女人的消費期限」快要過期的年齡。她在這個時候遇害，彷彿是一種有意的安排。其實，即使她不被殺，在不少人眼中，她的那種生活也等於慢性自殺。
a子屍體被發現的圓山町的那個破舊公寓，成了女職員們的「聖地」。在那之後好幾年裡，那裡的鮮花不曾斷過。
男人們的解釋
佐野在解釋東電女職員的賣娼行為時，用的關鍵概念是「墮落」。可是，用「墮落的女人」來稱呼走上賣娼之路的女人，實在過於陳腐。佐野說她「身敗名裂」「淪落陋巷」，可事實上，她並未因生活困窘而落入社會最底層。她既未因雙重生活的醜聞曝光而受到社會制裁，也沒因此而失去工作。即便被公司知道了，只要不是觸及法律的行為，公司也不能把她解僱。尤其像她那種「個體經營」的娼妓，並未加入有組織的營業，只要一口咬定是「自由戀愛」，最終總能逃脫。
佐野用「墮落」一詞，是基於一種長久以來的舊式思維，即女人出賣自己的性是有悖人倫的行為。同時，「墮落」一詞還帶有一種浪漫主義的色彩，這一點我們也不能忽視。
丟掉東電女職員的假面變身而為「夜鷹」的a子，讓我想起坂口安吾在《墮落論》裡的一段話：「人應該在正確地墮落的道路上徹底地墮落。……必須墮落到底，從而發現自己，拯救自己。」我竟有些感動。（略）她的墮落之路太筆直、太專一，那種怪物般的純粹，甚至閃爍著神聖的光彩，我的心為之難以形容地顫抖起來。[佐野（真），2003：21]supsmallid="filepos324505"/small/sup
佐野在這裡竟然用起「夜鷹」一詞，讓人很是意外，因為這個詞相當陳舊，有種時代錯誤之感。不過，更重要的問題，是稱a子為「墮落聖女」的佐野的心態。在他的那種精神構造中，不但有種陳腐的20世紀式的通過性來尋求救濟和解脫的浪漫主義情懷，還有種男人對「抹大拉的瑪利亞」（marymagdalene）的嚮往憧憬。所謂「抹大拉的瑪利亞」，是指為讓男人滿足慾望僅收極低報酬的那種娼妓。據說，還有男性雜誌將她喻為「遍身瘡痂的菩薩」「黑色瑪利亞」，那隻能說是男人的自以為是。
速水由紀子指出，一方面，媒體為東電女職員事件「發情」，另一方面，「男性與女性反應落差如此之大的事件，至今不曾有過」。（速水，1998：13）佐野放棄了理解東電女職員「內心深處的黑洞」的嘗試（的確，比起陳列充滿誤會的「解釋」，這樣更誠實），他把這個任務委託給精神科醫生齋藤學。齋藤提出瞭如下的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
敬愛父親也被父親期待的優秀的長女，成為「父親的女兒」。大學時代失去父親的長女，與父親同化，意欲代替父親承擔家長的責任。她的母親本應為庇護者但卻很無能，a子的自負，讓她對母親投以輕蔑的目光。於是，母親漸漸疏遠並排斥傲慢的長女，溺愛妹妹。在那個家裡，長女日漸失去自己的位置。
齋藤分析道：「（a子）因執著而強烈地依戀父親，意欲代替父親，做一個男人，（略）這使她變得憎惡自己的身體，對身體產生一種近似復仇的情緒。」齋藤稱之為「自我懲罰願望」。自我懲罰，同時也就是對母親的懲罰。「當街賣娼後，還每晚必定回到母親和妹妹起居的家中，這是凸顯母親的社會性無能的極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