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她的賣娼行為，可以視為對母親和妹妹兩人聯盟的攻擊。自己與亡父合為一體，本應是男人聯盟，身體卻成了障礙。（略）賣娼的行為，既可以欺負母親，又能摧殘自己的身體」。[佐野（真），2003b：132-133]
這種弗洛伊德式的分析，容易將一切現象都歸因於家庭關係。將所有因素都還原在父親、母親、女兒等家庭角色的範疇之中，反而會使性別要素成為盲點（genderblind）。
齋藤將自發的賣娼解釋為自我懲罰的自傷行為，這與對賣娼少女的分析很相似。那種解釋亦只停留在家庭關係之中。被父親溺愛期待的女兒，欲求與父親的同化，但「父親的女兒」終究只是女兒，不是兒子。當女兒知道自己只能成為「不完整的父親」時，便轉而懲罰妨礙了與父親同化的女性身體。這時，賣娼是一種「自罰」。相反，被父親支配、憎惡父親的女兒，則通過主動「玷汙」本應屬於父親的身體來實現對父親的背叛和報復。這時，賣娼便成為「他罰」。可是，無論自罰還是他罰，女兒都只能通過自傷行為來達成。
「父親的女兒」，雖然厭惡母親的無能與依賴，但因為有一個與母親同樣的身體，不可能與母親徹底分離。女兒懂得，母親對丈夫的依賴，建立在母親對自己性慾望的壓抑之上。看破母親隱蔽慾望的女兒，冒著犯禁的危險，帶著嘲諷的意味，去代理實現母親的慾望，這同時也是對母親的報復。速水由紀子在對20世紀90年代賣娼少女的分析中，就是這樣去解讀背後潛藏的兩代女人的性壓抑。
在家庭中處於最弱者地位的女兒，其攻擊並不直接指向強者父母親。弱者的攻擊，只是指向自己的身體，因為身體不能反抗，是比自己更弱的弱者，是自己僅有的一點點領地。相反，兒子的攻擊性，通常表現為更單純的「他罰」或對他者的傷害，兩者形成鮮明對照。從這個角度來看，將自己身體如同扔進陰水溝一般交給男人的越軌行為（包括賣娼在內），便可被解釋為與厭食症、割腕等具有相同性質的自傷行為。
被兩種價值觀割裂的女人們
在對東電女職員的理解中，匯入另一個「女人之間的競爭與嫉妒」的視角的，是作家桐野夏生。她的長篇小說《異常》，有上下兩卷，從事件發生四年後的2001年開始，在《週刊文春》上連載，前後長達一年半。對這起「男性與女性反應落差極大」的事件，女作家終於來展開想象力了，這讓讀者非常期待。
主人公「我」和百合子是一對混血姐妹。小一歲的妹妹百合子，擁有像西洋人一樣的「怪物般的美貌」；而姐姐「我」，只有一張平庸的東洋人面孔。這部小說的敘述，從一開始就很關注容貌，表明作者很強烈地意識到美醜給女人帶來的巨大差異。小說將兩人設定為姐妹，這暗示著「我」與百合子互為分身。此外還有一個登場人物，即姐妹倆女校時代的同學和惠。賣娼的百合子，成為殺人事件的被害人；其後，本為一流公司職員的和惠，也被發現在賣娼，也成為殺人事件的被害人。我們可以看出，和惠直接以東電女職員為原型。故事的講述人「我」，一邊對比截然相反的百合子與和惠，同時自己也被捲入同樣的命運，這使她成為「不可信賴」的講述人。由此，讀者不但能讀到「我」的評述，也能交替地讀到和惠與百合子的第一人稱獨白，從而獲得對這起事件的富有臨場感的多方位把握。
桐野的前著out，描寫幾位鐘點工主婦殺人分屍的過程，給人帶來強烈的衝擊。可是，這部試圖重現東電女職員被殺事件的作品，卻很難說是成功的。在我看來，用「惡魔般的美貌」這種修辭來形容登場人物的容貌，作為小說就已經失敗了。不僅如此，每個登場角色，如同電子遊戲中的人物，全按作者給定的初期條件展開行動，完全不出預料。這種寫法，應稱為寓言，作為小說則魅力大減。所以，雖然《異常》確為一部長篇力作，但我卻有期待落空之感。不過，也正因為如此，書中不時可見一些直接的標語口號式的語句，其中傳達出作者的本意。或許，這部作品可稱為一種「思辨小說」，但假如那樣，實在沒必要讓人去讀那麼長的故事。
在登場人物中，與東電女職員最相似的，是和惠。
和惠畢業於以成績優秀而聞名的名牌私立大學，是一流公司的職員。她有如下獨白：
我要贏。要贏。要贏。
要得第一。要被尊敬。
要被每個人看得起。（桐野，2006：下263）
和惠的競爭意識，表現為要爭第一的「第一名病」，她特別在意一位同期進公司的、東京大學畢業的女職員。這一點頗具象徵性。患「第一名病」的，通常並非真正的第一，而總是第二。意識到自己既非一流亦非三流實為二流的人，內心深處的「第一名病」會更加強烈。和惠視為對手的東京大學畢業的女職員，行為舉止自然得體，無懈可擊，兩人形成鮮明對照。
和惠從女校時代就一直為爭第一而奮鬥。她的自負，使她對臉蛋漂亮但學業不佳的同學百合子投以輕蔑的目光。可是，作家借講述人「我」之口斷言：「對女孩子來說，外貌能在相當程度上壓倒他人。不管怎麼聰明、怎麼有才，那種東西是眼睛看不到的。對漂亮的女孩子，憑頭腦和才能，是絕對贏不了的。」（桐野，2006：上92）
本來，在設定為姐妹的「我」與百合子之間，「我」的敗北早已註定。有一個美貌的妹妹，姐姐在家裡總是被拿來與妹妹相比。在這種姐妹關係中長大，姐姐心中只有強烈的憎恨和嫉妒。講述人「我」，成為一種「惡意的化身」，這個角色的存在，就是要親眼看到美貌的最終且徹底的敗北。因為，所謂美貌，就是讓男人發情、由男人估價的女人價值的別名。
在第十一章《女校文化與厭女症》中，我談道，女人需要具備兩種價值，被女人接受的價值和被男人接受的價值，而這二者不能兩立。同時，在第九章《母親與女兒的厭女症》中，我又說道，儘管不能兩立，但在當今這個時代，女人的兩種價值——自己掙來的和被他人（=男人）賦予的——都是必需，僅有一種是不夠的。在《異常》中，「我」和百合子升入私立名門女校，小說描寫了姐妹倆在這個封閉空間裡與同學之間展開的令人窒息的嫉妒和爭執。和惠則作為那個集團中的一位選手登場。在名門女校，女人的兩種價值，看似能實現卻又不盡然，這個場所的設定十分微妙。
百合子與和惠，都是從外部升入這所名校的學生。進到一所與自己身份不符的良家女校的外部生，不可能不對內部生抱有羨慕和怨嘆。女人脫離出身階級的辦法有兩個，美貌或學業。可是，即使擁有壓倒他人的美貌為武器，依然無法跨越階級的隔垣。「名流富人之妻」，是因為本來就出身於名流富人之家才成為「名流富人之妻」的。只擁有美貌資源的女人，表面看來是在利用男人（百合子從高中開始就以美貌為武器與男性朋友們一起設美人計行騙），可最終，只是被男人們徹底蹂躪，然後死掉。
另外一個武器「學業」，又如何呢？學業能決定在集團中的序列名次，只是在女校這種牧歌般的封閉空間之內。一旦走出這個女人集團一步，男人的視線便如物體的重力一般，無所不在，瀰漫於整個空間。
成績好便能上好學校，上了好學校就意味著社會性成功——這條道路只對男人有效。小說中的和惠，靠學歷和父親的人脈進了一流企業。可是，等在她前面的，是為女人準備的二流之路。在「女人專用」的指定席位上，和惠徹底地體味到作為一個職業人在事業上的挫折感；使她更受打擊的，是被人侮辱「作為女人更沒價值」。過著「與中年男人並無兩樣」的生活的她，內心比中年男人更悲慘可憐。小說中寫道，她想在繁華的銀座大街中心高喊：
誰來招呼我。約我。求求你們，跟我說句溫柔的話。
說，說我漂亮，說我可愛。
低聲地說，去喝杯咖啡吧。
約我，下次兩人單獨見一面吧。（桐野，2006：下275）
和惠的獨白，我引用了兩處。該書下卷的正文裡用黑體字印刷的，也只有這兩處。這種表達，包括文字和用黑體字強調的方式，實在過於直白，讓人只想把臉扭開。
還有一處黑體字是這樣的：
「我要贏。要贏。要贏。要得第一。
「要被人稱讚是個好女人，被人說能認識那個女人真榮幸。」（桐野，2006：下277-278）
眾多論者用種種話語來談論現代女性的割裂狀態，一言以蔽之，就是上面兩種慾望。《均等法》之後的女人，必須取得作為個人的成功和作為女人的成功，若沒將兩者都實現，絕不能被視為一個完整的成人女性。
·作者注·
關於bg、ol等名稱，金野美奈子的《ol的創造》一書十分詳盡。
1986年日本厚生勞動省頒佈的《男女僱傭機會均等法》的簡稱。
女性經濟學者小澤雅子，曾任職於原日本長期信用銀行（現已倒閉），根據她的證言，被分配到調查科的她的年薪，雖比同齡女性勞動者高出許多，但與進公司後不斷換崗調動積累了豐富現場經驗的同期男同事相比，十年間拉開的差距竟達幾乎兩倍。
佐野的原文裡用的是被害人的實名。但論述東電女職員事件時，並無必須使用實名的必要，故引文中實名之處均以「a子」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