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關係的色情化
米歇爾·福柯在《性經驗史》（第一卷）一書中，列舉了四項近代之後的「性慾望的裝置」（foucault，1976；上野，2002）：
一、兒童的性的教育化
（pedagogizationofchildren’ssex）；
二、女性身體的歇斯底里化
（hysterizationofwomen’sbodies）；
三、性慾倒錯的精神病理化
（psychiatrizationofperversepleasure）；
四、生殖行為的社會管理化
（socializationofprocreativebehavior）。
讓我們按順序來看。「兒童的性的教育化」，指兒童的性成為管理物件，尤其指對手淫行為的禁止成為兒童教育規訓的一項內容。「女性身體的歇斯底里化」，指女性的身體被視為性身體，對性慾的壓抑被視為導致「神經病女人」的原因。「性慾倒錯的精神病理化」，指除異性間性器接觸以外的多種性愛方式被視為錯亂反常的快樂，精神病理學將之視為異常。性慾倒錯，包括同性戀在內，同性戀在中世紀被視為道德上的越軌行為，但進入近代以後，被視為精神醫學上的病理現象，成為治療矯正的物件supsmallid="filepos386640"/small/sup。「生殖行為的社會管理化」，指夫妻關係以異性戀配偶為正統，作為生殖單位被置於社會的管理控制之下。經由這四項對「性」的管理，達到社會對個人「生命」的管理，「生命權力」（bio-power）由此形成。上述歷史變化，導致四類人群成為控制管理的物件：「手淫的兒童」「歇斯底里的女人」「反常性慾者」「馬爾薩斯主義supsmallid="filepos387152"/small/sup的夫妻」。
正統的異性戀夫妻之間的性愛，由此被置於特權地位。夫妻性愛的特權化，帶來了兩種變化。一種變化是，原本存在於婚姻內外的性，被限定在夫妻之間；另一種變化是，在夫妻關係中，性愛原本並非必不可少的紐帶，但現在卻被置於核心位置，即「性家庭」（sexualfamily）（fineman，1995）的誕生。
順便提一句，在近代之前，對婚姻的諸種定義中，無論哪一種，夫妻間的性關係皆非必要條件。沒有性行為，夫妻關係依然持續；沒有生孩子，正妻的地位不會被動搖。如果正妻無子，既可認領養子，也可讓偏房小妾代生。相反，當婚姻關係成立以後，妻子在此期間生的孩子，不管父親是誰，均自動地登記為丈夫的孩子。有的地方甚至存在「冥婚」習俗，即與死者的婚姻（ghostmarriage），在這種婚姻中，當然是借其他男人的種子，生下的孩子，成為死者家族的成員。總之，婚姻僅為決定孩子歸屬的親族關係的規則，除此之外並不含有更多意義。所謂丈夫，僅指「妻子所生孩子的父親」，即孩子的「社會性父親」（pater）。「生物學父親」（genitor）是誰，則不加過問，這就是親族關係的制度supsmallid="filepos388653"/small/sup。
夫妻之間存在「性交義務」，是在近代婚姻法之後。不，這個說法不準確。實際上，「性交義務」，並沒有作為婚姻的必要條件寫進法律條文之中（所以實在沒必要對現在的「無性夫妻」大驚小怪），不過，夫妻離婚時，「對方不接受性交的要求」，被視為正當的離婚理由。我們只是從這種司法判斷的例項，反向推定「性交義務」的存在。當然，僅止於「性交義務」，並非「給予性滿足的義務」……
這種現象可以稱為「夫妻關係的性化」（sexualization），我個人更傾向於使用「夫妻關係的色情化」（eroticization）這一用語。因為我感到，夫妻間的性不但被特權化了，還有一個重大變化，是夫妻之間的性被「色情化」（eroticize）了。談論「快樂」的話語，由此登場。
權力對性的控制，通過對快樂的管理來達成，即「權力的色情化」，這才是核心所在。福柯將之稱為「權力的感官化」（sensualizationofpower），此處的「感官」（sense），別無他意，直指「色情感官」（eroticsense）。
福柯說：
快樂與權力，既非互不相容，亦非相互排斥。兩者相互追逐、重疊、強化。通過煽情與發情的複雜機制和裝置，兩者連為一體。（foucalult，1976：48）supsmallid="filepos390359"/small/sup
在彼得·蓋伊的《感官教育》（gay，1984）一書中，有對中產階級年輕妻子的秘密日記的分析。新婚的妻子，在丈夫的引導之下，漸漸懂得性的感官快樂。這種情節，彷彿色情文學的常規套路，事實上，此類私人日記，確被當作色情文學來閱讀和消費。反過來說，色情文學的一種創作手法，就是窺視女性的隱秘日記。
對於新婚妻子的此種經驗，蓋伊稱為「資產階級的經驗」（bourgeoisexperiences），這是很正確的。作為「資產階級的經驗」的性的感官快樂，是有歷史性和階層性的。福柯一言道破，性（sexuality）本身為階級的產物，因為，性是一個階級為了將自己區別於其他階級（此處為資產階級區別於貴族和勞動者階級）而產生的。同時，「感官教育」（educationofthesenses）一詞，亦極富啟示。的確，所謂「感官」，正是被教育、被學習、被陶冶、被控制之物。性的感官亦非例外。認為感官是「自然」「本能」因而沒有歷史變化的觀念，只是近代的關於性的神話而已。此處的「神話」一詞，意為「沒有根據的信念之總和」。將性「自然化」（naturalization），也是「性的近代」的主要特徵supsmallid="filepos391851"/small/sup。那是以「自然」取代「神」、將「自然」置於「神」的位置的近代社會的必然歸結。
個人隱私的成立
在福柯的四個「壓抑假說」的背後，存在著一個「性的隱私化」（privatization）機制，即把性逐出公共領域，將之隱匿起來，圈入私人領域即家庭之中，此後，家庭顯著地成為充滿性意味的空間。不過，這裡必須趕緊附加一句，「性的隱私化」並不意味著性的壓抑，而是使之特權化，並與個人人格相結合。正如福柯指出，「壓抑假說」並非字面意義的「壓抑」，背後伴隨著一個「說出你的性！」的強迫告白制度。禁止與命令，互為一組配套機制，使性更具特權，性行為成為人格的指標。
自從性被隱私化以後，「關於隱私」，就成為「關於性」的代名詞。家庭，成為「性家庭」；夫妻，成為「性的紐帶」的代名詞；婚姻，成為性行為的社會許可證；「初夜」，宣告性關係的開始；「無性」，被視為夫妻關係的「病理」……我們今天熟知的關於婚姻與夫妻的「常識」，由此形成。
「隱私」的詞源，來自拉丁語的「被剝奪的」一詞。被剝奪了公共權利的領域，轉為拒絕公權力介入的領域，即私人領域。可同時，這個私人領域又成為公權無法抵達的黑箱、公法無力進入的不法地帶（kerber，1998；上野2006a）supsmallid="filepos393587"/small/sup。由此，父權支配、妻兒服從的「家庭的黑洞」，得以形成。關於這個問題，在近代家庭史領域有詳細研究。於是，所謂「隱私」，對於強者，意味著不受公共權力牽制、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間；而對弱者，則成為得不到第三者的介入和保護、充滿恐懼、必須服從的場所。
「隱私」所保護的，是誰？是強者。性騷擾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性的弱勢人群，如此回答。
性滿足的權利與義務？
夫妻間的契約關係所能決定的，僅止於性行為的權利與義務，至於「性滿足」的權利與義務，則不被提及。事實上，在西歐中世紀的夫妻關係指南書中，雖然寫有夫妻之間的性交義務，但那是懷孕生育的手段，伴隨性行為的快樂，則應當儘可能減少到最低程度。正因為如此，可能懷孕的異性間性器接觸的性行為得到獎勵，而避孕或不能懷孕的肛門性交被視為背叛上帝的行為，口交、前戲也被壓抑禁止。
可是，在近代的性觀念中，卻包含有「夫妻關係的色情化」，即「性滿足的權利與義務」。在蓋伊所引用的文本中，年輕的妻子，帶著困惑與羞澀，寫出了夫妻間性生活的甜蜜與陶醉。在丈夫的引導下體味到性之快樂的妻子，「白晝如淑女，夜間似娼妓」，成為資產階級性道德的一個範本。
在近代日本的通俗性科學《造化機論》一書中，充滿了以夫妻間性交為最上等的性愛的話語。此類書籍多為國外出版物的介紹和編譯，可以判斷，這種話語來自英語圈清教徒的性道德。在一本名為《新編極樂世界獨自指南》的書中，稱夫妻間性愛為「快樂之極」，說「人生之樂，唯在夫妻間情深繾綣」。（上野，1990：534）
可是，在江戶時代的日本，戀愛物件為娼妓，成為妻子或母親的女人被稱為「外行女人」。如果我們想起這個事實，便可以想象，將丈夫或妻子視為性快樂的最佳物件，這種觀念對當時的人們來說是何等新奇。
在「夫妻關係色情化」的觀念之下，妻子對丈夫擁有「快樂的權利與義務」supsmallid="filepos396229"/small/sup，可那必須只對丈夫行使。丈夫不但將快樂教給妻子，還通過「調教」處女妻子，將快樂的模式刻印在她身上，使妻子再不可能從其他男人那裡得到快樂。不僅妻子，包括別的女人，很多男人希望並願意相信自己是最初且唯一的男人，當然，事實並非如他們所願。
在此，本書第七章《春宮畫的厭女症》所論述的「通過快樂的支配」，本應成立。
假如夫妻間的性交真是最上等的快樂，那麼，丈夫就不應該去尋妓了吧。在明治時期的性生活指南書籍中，作者們反覆陳說，與娼妓的性交，只是將手換為陰道的自慰，實為劣質寡味的行為（上野，1990：534）。這也意味著，如果丈夫外出尋妓，那是因為妻子的性服務不夠。同時，假如妻子真從丈夫的性愛中得到了滿足，她就不會由於性需求的不滿而患歇斯底里，她就應該盡心盡力伺候丈夫吧。在快樂的市場上，本應「良幣驅逐劣幣」……
快樂取代權力，可以實現終極的男性支配。可是，對於「權力的色情化」，我們不應該理解為「色情取代了權力」，正解應該是，「權力以色情的形式出現」，或者反之，「色情以權力的形式出現」。「權力的色情化」一語所表達的，便是這樣一種「性的近代」的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