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虐/受虐的誕生
為了更好地理解「權力的色情化」，薩德侯爵（marquisdesade）這個人物，可以給我們提供參考。薩德登場於法國大革命時期，並非偶然。這是從中世紀到近代的過渡時期。「上帝死了」之後，填入那個秩序真空裡的，是「自然」。於是，教給人們何為「原罪」的，不再是「上帝」，而是「性之自然」。作為原罪的性，既是快樂又是懲罰。握鞭懲罰女人的，是代替「上帝」的父親和丈夫。基督教的結婚誓詞「侍奉你的丈夫如同侍奉你的上帝」，便顯示了作為「上帝代理人」的父權家長的位置。「啊，上帝，給我更多懲罰」，等同於「啊，給我更多快樂」。於是，被父親鞭撻的兒子，必須感覺那是父親之愛；被丈夫毆打的妻子，必須從中感到丈夫的愛。
現代家庭暴力問題專家當然會說：不，那不是愛，那只是暴力。可是，現實更為複雜。「權力的色情化」，指支配以性愛的形式進行；反過來，「色情的權力化」，則指有人（主要是男人）用暴力和支配的形式表達性愛。所以，如果有女人想，「丈夫愛我愛到打我」「連打都不打，是他不愛我了嗎」也未必是完全的誤解。性與暴力有一個共通之處，兩者皆為卸下自我防衛的安全裝置、失去常態地過度近距離地接觸對方身體。我們知道，暴力的快感可能喚起性的快感，反之亦然。
「虐待狂」（sadism）一詞據稱源自薩德侯爵之名，薩德將施虐與受虐帶入性愛中時，他並非只談施虐一方的快樂。在關於「鬼畜系」色情製品的議論中，我已經談過（參見第五章），施虐者通過與受虐者的痛苦的同化而使快樂加深。所以，虐待狂有施虐與受虐的雙重快感是理所當然的。施虐者與受虐者不能截然分開，施虐者可以在想象中與受虐者同化，兩者之間能輕易地轉換角色。在有複數行為者參與的社會性活動中，各人按照一定的規則扮演自己的角色。夫妻之間、父母與子女之間亦然。同時，正因為這是一種角色的扮演，所以，扮演者的角色是可以相互轉換的。性關係也不例外。不過，當施虐/受虐的快樂與性別結合起來之後，男人以施虐為快樂，女人以受虐為快樂，通往快樂的路徑就這樣被規定和確立起來了。然後，我們習慣性地說，「男人的性是能動的/女人的性是被動的」。
性的「去自然化」
如很多男科專家（andrologist）所言，「性衝動來自攻擊衝動，受男性荷爾蒙中的睪丸激素的支配」，等等。我想說的恰恰相反。
我在這裡的課題，與以福柯為代表的所有從事性現象研究的學者一樣，是將性歷史化（historicize），也就是將性「去自然化」（denaturalize），即解構將性視為「自然」的觀念。
我們不能否認的一個事實是，性現象具有多面性，從暴力、施虐到愛戀、親密，跨度很大。因此，在性現象中，不存在「本質」。也就是說，「性本來是具有攻擊性的」「性（應該）是親密情感的表達」，均僅為一種規範命題。我們所知道的，只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下，與性優先地結合的某一特定物的可能性，即什麼東西最容易與性合為一體。我受福柯啟示而使用的「權力的色情化」這一用語，則指在近代社會中，色情與不對稱的社會性別關係即權力關係相結合的現象。「社會性別」（gender）為一種表示權力關係的用語，這一點無論如何強調也不過分。
需要強調的是，色情本來並沒有與性別關係結合的必要，同樣，性別關係也完全沒有一定成為色情關係的必然性。古希臘的色情關係存在於同性之間，與之相比，夫妻關係更接近支配與所有的關係。在性別關係中，夫妻關係被特權化，是在中世紀末期以後；即便在那時，色情也還沒有進入夫妻的性關係之中。在中世紀歐洲的騎士愛情中，浪漫戀愛的物件為已婚女性。而在近世日本的「色道」中，色情則存在於夫妻關係之外。
一對夫妻成為性別關係的象徵，是近代社會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確立以後的現象。在重婚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中，婚姻完全不是對等的關係，連「對偶」關係也不是。妾，是僕人身份，即締結了專屬合同的性工作者。對於日本的妻子，長久以來，性是「奉獻」，是不能說不的「任務」，不是什麼快樂。要是那些妻子知道了資產階級的婚姻規範是「性快樂的權利與義務」，她們會怎麼反應？真險，我差點兒就要說出「資產階級社會在日本從未成立過」之類的話了。
「身體化」的生活習慣
知道性愛的歷史與從性愛的現實中解放出來，不可等同。那條巴甫洛夫之狗的條件反射，正好可以給我們啟示。人的有些習癖，因為嵌入身體太深，本人已經無法想象別種可能性，若要改變，會帶來身體的痛苦，甚至導致自我的崩潰。請看毒品成癮者，他們中有人會認為與其戒毒不如一死吧。文化，是一種集團的習慣性生活方式，可視為一種廣義的生活習慣。生活習慣，就像「生活習慣病」，可以改變一個人的體形和體質。作為文化的生活習慣，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思維方式，甚至感情方式。
以前，女性運動中有個口號：「從被男人抱的女人變為抱男人的女人。」可是，不久便聽到有人嘆息，「試了一下，還是被抱更快樂」。要是必須犧牲快樂，還不如一直做個「被抱的女人」——如果有女人這麼想，我們不會奇怪。
清野初美的《有話要說——「尋求相互理解的女人」與男人》（2009），書名很有代表性。對此書名，我感到不妥，原因何在呢？作者說，女人希望「相互理解」，但男人並不。可是，真的如此嗎？沒有相互理解，男女照樣能性交，這是人人皆知的。如果要與第七章提到的小倉千加子的命題「女人尋求關係、男人追求佔有」相呼應，可以說，男人就是隻想「佔有」、沒有「關係」也能性交的生物。
該書中說，如果有一天，妻子開口「有話要說」，丈夫會感到恐懼。因為他預感到，那是一直尋求「關係」而不得的妻子忍無可忍即將爆發的時刻。作者說，「有話要說」，是希望「相互理解」的女人為尋求在家中與男人的對等關係的一種臺詞。可是，讀著她的書，我不由得在心裡自言自語「不對吧」。「尋求關係的女人」所尋求的關係，是多樣的，並不限於「對等」的一種，不少人甚至若非垂直的上下關係就不能「發情」。
2009年患癌症去世的作家中島梓，以栗本燻的筆名創立了「美少年」的文學領域。這位先驅作家在《美少年學入門》（中島，1998）一書中告白，如果不是垂直的有落差的關係，自己就不會發情。在同性戀人群中，有人尋求與父子兄弟相似的有落差的關係，只有在這種關係中他們方能獲得安定感。一些女性主義者以為，同性戀者都是因為厭惡異性戀的不對稱的權力關係而去尋求「對等的性愛」的人群，這只不過是她們的規範性解釋而已。
如果真正追求「對等關係」，女人不會以年長、高個子、地位學歷高的男人為理想吧。「我只能愛讓我尊敬的男人」，僅僅表明女人想從屬於男人的慾望；「只有年輕可愛的女孩子才能讓我發情」，這種男人不過是在自白，只有面對能控制於掌心之中的「支配與擁有的物件」，才能產生性慾。
我在《發情裝置——色情的指令碼》（1998b）一書中寫過，色情是被文化和歷史的條件所規定的。「女人的脖頸很性感」「女人的腿彎讓人心跳」之類，不過是身體在描摹文化在身體中刻下的印跡而已。正因為色情是文化的「發情裝置」，所以才需要知性和教養。
對男人來說，聽到女人的「有話要說」，會認為是女方的「反叛」吧。妻子過去一點兒都沒希望什麼「對等關係」，可隨著時間的推移，男女之間的權力關係發生了變化，在這個過程中，女人「反叛」了。權力者喪失了實力和權威，露出紙老虎的原形。隨著年齡的增長，男女間微小的年齡差異越來越不具有意義，學歷、地位、身高等越來越不能成為支撐權力的資源。妻子的「反叛」，是一種「下克上」的造反。很多丈夫感到困惑，是可以理解的，他們會說：「我結婚以來一直都沒變，變了的是你。」
俵萠子，曾經是「自立女人」的一個範本，她在一篇隨筆裡寫過與前夫俵孝太郎離婚的始末。當她作為記者初出茅廬時，投到權威評論家俵孝太郎的門下當弟子，她像海綿一樣貪婪地吸收他的一切。他愛上了那個她，兩人結婚了。後來，當她回想兩人的夫妻關係時，她說那是一種「師徒關係」。可是，隨著她作為記者嶄露頭角，師徒關係開始傾斜。他有了年輕的情人，離開了她。在她眼中，他是在與別的女性重複當年與自己之間的師徒關係。的確，變了的是妻子一方，沒變的是丈夫。男人只能愛上處於自己指導之下、讓自己立於優勢的女人，不過這完全沒必要用遺傳基因荷爾蒙之類來解釋。女人一方也曾經體味過「被支配、被指導」的快感，後來才從中「畢業」，並非單方面的受害者。
當今的皇太子在娶雅子為妻的時候，媒體報道，他說過這麼一句話：「我將竭盡一生全力保護你。」這句話，當時擊中了多少日本女性的心！如果你也是被這句話擊中過的女人中的一個，那證明你也是將「權力的色情化」身體化了的一個女人。「保護」，意味著將人關進圍欄之中，終生支配。無論那個圍欄是溫室還是監獄，無甚區別。果然，等在雅子前面的，正是不折不扣的「被囚之人」的現實。而且，當一個男人「保護」女人時，他的外敵常常是比自己更強有力的其他男人。「保護」，不過是「所有」的另一種表達，卻成了「愛」的代名詞，這正是「權力的色情化」。我沒有嘲笑皇太子的意思。年輕的皇太子，應該是真心地用這個詞來表達他誠實的愛，可是，「保護」一詞的含義，很明白地顯示，男人的愛，只能以所有與支配的形式來表現。
同時，女人的愛，有時也表現為服從與被擁有。「我跟著你」「一生也別離開我」，這種表達就是典型。女人只知道，「愛」就是「勤快地照料他的日常生活」，一旦喜歡上一個男人，就到他的住處去，為他打掃屋子洗衣服做便當。這正是近代家庭制度中的「照料照顧」的角色，女人的「愛」，只能以這種方式來表達。女人的此種舉動，反映出主婦淪落為下層資產階級的無償家務勞動者的歷史現實。若是貴族或資產階級的子弟，女人一旦做便當，便應被視為侍女，而不配做妻子。
色情，本來不可見、不定型，在文化上的表現方式依賴於歷史的脈絡背景。「權力的色情化」，這個概念或許聽起來可怕，但如上所述，表現在我們的日常關係之中。
關係的模式，也是一種生活習慣。在漫長的歲月裡，生活習慣在發生著變化，也可以改變。
一個毒品成癮的人，無論怎麼告訴他，若是戒掉毒癮，體味到健康身體的快樂後，吸食毒品的快樂很快就能忘掉，但如果他想象不出原來的健康身體的狀態，他依然不會丟掉眼前剎那的快樂。再比如，如果一個人已經習慣了彎腰走路的不自然的姿勢，治療彎腰要伴隨比現在還強烈的痛苦，他一定不會想去治療。所謂文化，便如同強制性地加在我們身體與精神上的模型，取掉這個模型，就像不穿整形矯正服就不能走路的患者，或許身心皆會坍塌。
可是，模型畢竟只是模型。既在變化，也能改變。改變生活習慣並非易事，但認識到那既非命運亦非宿命而只是「習慣」，總是好的。
厭女症與恐同，二者用一個概念來表達，就是「權力的色情化」。色情與權力，本為異物，讓兩者分離，將權力送回權力的原本之處，讓色情充滿更豐富的多樣性……這並非不可能吧。我們看到，這個趨勢已經開始形成了。
·作者注·事實上，在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dsm（精神科疾患診斷統計手冊）中，截至1972年，同性戀被分類為「精神病」之一種。
生育控制之意。
正因如此，出現了「民法第七七二條問題」。此條法律規定，在婚姻的有效期內或離婚後三百天以內出生的孩子，前夫為這個孩子的父親，所謂的「嫡出推定」。如果母親為了避免孩子被登記在前夫的戶籍上而不去遞交出生登記，那孩子將會沒有戶籍。由此可見，法律制度只關涉「嫡出推定」，並不觸及性行為的有無。
此段譯文由筆者譯自英文版。渡邊守章的譯文如下：「快樂與權力，相互並不否定對方。兩者並不相互反目。兩者相互追逐，相互騎在對方背上奔跑，將對方拋至更遠之處。兩者依煽情和教唆的複雜而積極的機制而形成連鎖結構。」（foucault，1976=1986：62）
關於「性的近代」的概念以及「性的近代」與「近代的性」的異同等問題，參見上野《性的社會學》（上野，2002所收）。
關於「隱私」概念的壓抑性，參見上野《隱私的解體》（上野，2002所收）。
所以，妻子的性冷感便違反了「對丈夫的義務」，因而成為治療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