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單行本出版於2010年，至今已逾八載。從單行本改為文庫本再度出版，其間通常是三年。本書收到過數次出版文庫本的提議，但都被初版的責任編輯紀伊國屋書店的有馬由起子拒絕了，理由是這本書的銷售一直保持穩定。很遺憾，紀伊國屋書店沒有出版文庫本的部門。對此，不屈不撓地一次又一次發出提議的，是朝日新聞出版的編輯矢坂美紀子。我在初版後記裡寫過，這本書是有馬由起子的執著努力的結果，我很理解她不願放手的心情。出於對她的尊重，每次收到出版文庫本的提議時我都拒絕了。現在的文庫本，是矢坂美紀子的執著努力的結果。為了讓文庫本獲得更多的讀者，矢坂美紀子提議另添新稿，編為增訂版。她們二位都是真愛此書之人。作為作者，深感幸運。
初版以來，本書在日本共印十二次、大約三萬冊。這意味著讀者面之廣，人數之多。因為這本書，「厭女症」的概念在日語裡固定下來，電腦打字時的變換錯誤也減少了。本書的書名和目錄裡都沒有「女性主義」（feminism）一詞，這讓對「女性主義」有牴觸感的讀者，也能開啟書來。「很有說服力」「很好懂」，她們說。還有年輕讀者說「很新鮮」。書中所論，本是女性主義的基本常識，卻讓現今年輕一代感到「新鮮」，這不能不讓人感嘆世代傳遞的斷裂。儘管如此，但迄今為止用「父權制」「性別歧視」等術語表述過的社會現象，現在又用「男性同性社會性慾望·恐同·厭女症」這三項一套的概念裝置來解讀，肯定還是會給人很大啟發。在初版中我已經披露，本書有個塞吉維克的底本。可是，本書的理論與應用，並非單純的借來之物。想法是從塞吉維克那裡借來的，但展開是我的獨創。我們完全沒有必要為借用概念而感到羞恥，因為我們一直就是這樣超越文化語言地相互學習過來的。正如斯皮瓦克所言，無論概念產生於何處，只要能為我用，便當儘管去用。
本書出版後，被翻譯成了韓文版、中文簡體字版（中國大陸）和中文繁體字版（中國臺灣），聽說在這些國家和地區都成為暢銷書。這個事實，證明了東亞社會厭女症蔓延的共通性，令人遺憾。
在韓國，2016年發生了一起「厭女殺人事件」。在首爾的江南地區，一名三十多歲的男子，躲在男女共用的公共廁所裡，他放過了先來的六位男性，而刺死了隨後進來的第一位女性。他與女性並無面識，殺人動機是「因為女人不理睬我，女人太可恨」。一個陰慘的事件。當局本來想處理為變態殺人，但韓國女性將之命名為「厭女殺人」。只因為是女人就被刺殺……事件震撼了韓國女性，讓她們想起自己過去的經驗。殺人現場很快變成聖地，無數女性前來致哀，在貼紙上寫下她們的種種心情。其中有這樣的留言：
「十三年前，我也在廁所被持刀男人脅迫，成了強姦的受害者。我沒死，只是運氣好而已。」
「我活下來了，所以不能沉默。」
在天氣預報說一週後將會降雨的時候，首爾市長做出英明決斷，將這些貼紙全部收回，保留在女性活動設施「首爾女性廣場」（seoulwomen’splaza）裡。其中一部分貼紙現在還在展出，密密麻麻地從牆壁貼到天花板。聽說首爾女性廣場正在推進對全部貼紙的儲存工作。
在這起事件之前，本書已出韓文版。對發生在江南的這起事件被定義為「厭女殺人」，本書也有一些貢獻吧。事件反過來刺激了本書的銷售。為此我被邀請去參加讀者見面會。儘管是通過翻譯，但會場裡二三十歲的年輕女性，目不轉睛地聆聽我的講演。在日本，聚集的女性主義者多為年長女性。彼此之差，讓人感嘆。
還有不少人將這本書作為大學課堂或讀書會的教材。
我曾被邀去上海復旦大學講課，因為該大學的女性研究者將本書指定為課程閱讀文獻。我想，如果只是重複書中所寫內容，意義並不大，便嘗試了雙向課堂。我向在場的中國男女學生提問：「你所經歷的厭女症是怎樣的？」一個女學生回答道：
「一生下來，就被說‘怎麼？女的？’女孩的價值，從呱呱落地時就比男孩低一等。從出生的那一刻，厭女症就開始了。」
厭女症是普遍現象，但並不意味著是註定的宿命。厭女症隨歷史社會文化的變化而變化。因為這個概念非常銳利好用，所以人人都會想以此為道具來解析自己所屬社會的問題吧。「啊，那就是男性同性社會性慾望。」「這不就是恐同嗎？」「原因就是厭女症吧。」……
聽說已經有「韓國版厭女」出版了。同樣地，要是也有「中國大陸版厭女」「中國臺灣版厭女」登場，那將饒有興味。我期待以後有「厭女症的文化比較論」。比如，泰國社會對同性戀的寬容度較高，那麼這種社會里的男性同性社會性慾望的表現形態，或許與其他地區有所不同。又如，韓國有徵兵制，「軍事化的男性性」的建構成為一個問題。有徵兵制的社會和沒有徵兵制的社會，恐同的表現形態或許會有差異。然後，從這些細微的差異與裂縫之中，我們或許可以探尋擺脫厭女症洗腦的契機。
本書會誘發讀者們的「當事人研究」吧，因為這應該是誰都能想起的經驗。
只要本書還能被解讀，就證明讀者尚未從父權制和厭女症的重力圈中得到解放。有一天，本書成為無法解讀的荒唐時代之荒唐證言——那樣的時代，終將會到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