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回答了男性在帶薪工作之外如何安排時間的問題。但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仍然存在：男人家務做得這麼少，是因為他們比其女性伴侶參與更多的休閒活動嗎？或者說，他們是為了少做家務才去參與更多的休閒活動嗎？
當傑瑪·哈特利的丈夫羅布被解僱時，他們約定由他來接管早晨的日常家務，以便她能寫完手頭的書。她描述了做出這個安排大約一個月後的某個下午：
當我從家裡的辦公室出來時，兩歲的孩子還沒有吃午飯。我慌忙給他做了拉麵，然後迅速安頓他睡覺，而羅布則換上了他的騎行裝備……亂放的塗色書、蠟筆、記號筆、列印紙……鉛筆屑，還有一本從圖書館借來的書攤在餐桌上，我不敢看裡面成了什麼樣子。有兩種顏色的動力沙（kineticsand），都一小塊一小塊地散落在原來裝沙子的托盤外面，滿地都是。早餐吃完後沒洗的盤子，碗裡吃了一半的食物，還有木頭桌面上已經結塊的牛奶……屋子不只是有點亂，簡直就是一團糟。
當哈特利在努力收拾爛攤子的時候，她的丈夫出門騎山地車去了。《受夠了》一書明確指出，這種情況絕非罕見。
詹西·鄧恩的丈夫湯姆也很喜歡騎腳踏車：在他們的女兒西爾維還是個嬰兒的時候，他就養成了長途騎行的習慣。鄧恩的這本書有個不太吉利的名字，叫《有了孩子後如何不恨你的丈夫》（hownottohateyourhusbandafterkids），與洛克曼和哈特利的書相比，這本書沒有那麼學術。它的讀者物件也比較特殊：不是那些行為可惡、做事不公的男人，而是他們的女性伴侶，她們得想法子不去討厭自己的丈夫。儘管鄧恩和她的丈夫都是報社的自由撰稿人，有著差不多的日程安排，但他卻只做10%的家務。鄧恩寫道：
我倒也希望他這10%的努力就夠了，但事實上遠遠不夠。我覺得他就像是我開的酒店裡的客人。我一直抱著沉默的女權主義者的態度，看他會不會多做點事幫幫我。那個10%從未改變過。更讓我不滿的是，每個週末，湯姆總能夠像個快樂的單身漢一樣晃來晃去。對他來說，一個普通的週六首先是和朋友們踢一場足球，或者是騎五個小時的腳踏車（他似乎是在我們的寶寶被剪斷臍帶那一刻就開始了耐力運動，剪斷臍帶的聲音就像是發令員手中的槍，讓他趕緊跑）。運動好之後，他會悠閒地洗上20分鐘的澡，吃一頓晚早餐，睡上一個長長的午覺，然後把各種期刊翻個遍。而與此同時，我卻在當車伕，把女兒送到各個生日聚會和小夥伴那裡。週末的晚上，湯姆不和我商量就去和朋友們聚會喝酒，他就那麼輕輕鬆鬆地出門了，認為我會搞定孩子洗澡和睡覺的所有事情。supsmall26/small/sup
鄧恩想知道，鑑於她「之前允許這種模式存在」，她現在這樣對出現的後果感到憤怒是否公平。在我看來，她的憤怒當然是公平的，因為她的丈夫確實是那個做了錯事的人。鄧恩和她丈夫在那期間去諮詢過一位波士頓著名的婚姻諮詢師和治療師—特里·里爾，他對他們的情況也毫不客氣地做出了和我類似的判斷。要想聽到里爾的判斷和分析，那可是要付出每小時800美元諮詢費的。里爾讓他們描述一次典型的爭吵。鄧恩說，有一次湯姆去義大利的鄉村騎車旅行，為的是給雜誌寫一篇文章。回到家後，由於時差原因他睡了整整兩天，鄧恩只能一個人管孩子。等到湯姆終於睡醒後，鄧恩很生氣，對著他大吼大叫。「我來告訴你我怎麼想，」里爾對鄧恩說，「我站在你這邊。」supsmall27/small/sup
治療師也並沒有為鄧恩在對丈夫的「自私和嬌貴」（里爾是這麼說的）做出反應時的一些行為開脫。事實上，里爾甚至毫不客氣地指出鄧恩使用了語言暴力（她經常罵湯姆「混蛋」和「笨蛋」）。但里爾也明確判定說，雖然鄧恩表達憤怒的方式可能不可取，但她的憤怒本身是合理的。里爾對鄧恩的建議是，「情緒多變的女人通常會覺得別人不聽她的意見」。supsmall28/small/sup
最近的研究表明，男人之所以能做這麼少的家務而不受指責，部分原因可能是人們對異性伴侶中女性的要求高於男性。supsmall29/small/sup也就是說，女性更容易因為家裡亂七八糟、孩子穿著怪異，或者在每個上學日沒有給孩子準備完美的便當而遭到羞辱、受到指責。supsmall30/small/sup另一部分的原因也許是，即使男人家務事做得少得可憐，但相對而言，他們都是好人。正如洛克曼所說的：
雖然近幾十年來，雙親家庭中父親的參與度有所提高，但也有越來越多的家庭是沒有父親的。顯然，那些能堅持在身邊愛護和照看孩子的男人，不應該遭人詬病。supsmall31/small/sup
在好男人的標準總體上如此低的情況下，人們禁不住會把在場的男性伴侶和父親，與不在場的男性伴侶和父親做比較，並且認為前者在道德上令人欽佩而非有所不足。另一個令人反感的比較是：現在的父親所做的事情遠遠超過了他的父親通常所做的。現代父親的平均參與度的確遠遠高於前人。但是，重要的是，我們要明確一點，這裡要做的是一個道德上相關度最大的比較：男性伴侶和女性伴侶。從這個角度來看，女性仍然負擔過重，而男人卻往往沒有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這種情況現在尤為嚴重，因為男人的女性伴侶如今更有可能擁有水平相當的收入，從事同等時間的有償勞動。supsmall32/small/sup所以，既然其他方面都是平等的，她為什麼就應該比他承擔多得多的家務呢？答案當然是：不該如此。
儘管如此，像詹西·鄧恩這樣的女性也並非很容易就認識到這一點。在他們長達五小時的馬拉松式治療過程中，里爾問她和她的丈夫，既然他們有類似的職業角色和責任，為什麼不平攤家務呢？他指出，只有五五對半開才是公平的。有趣的是，這時鄧恩開始為她丈夫找藉口了，她小心翼翼地說：「不過，我覺得五五對半開對於男人來說是有點困難。」里爾回答說：「我們現在說的不是男人，我們說的是湯姆。」接著：
［里爾］問湯姆如果平攤家務是否有困難。「呃，有時候會有點混亂，我……」湯姆還沒說完，里爾就打斷他。「行了，我知道你在說什麼，」里爾說，「慣性、懶惰，還有就是覺得自己有這個權利。但是這種想法很愚蠢。」supsmall33/small/sup
這次交談也讓我們看到了男人經常可以少做家務而不會受到指責的另一個原因：許多女人在不知不覺中附和並認可了男性伴侶那種錯誤的應得權利感—他們認為自己有權享有她的勞動，有權享有閒暇時間。儘管她很沮喪，但她傳遞給他的資訊是含糊不清的，而且她還不願意堅持做出更公平的安排。她表現出對男性施害者的同情—過多地或不恰當地同情一個對女性受害者有厭女行為的男人，或者說，我現在想補充一點，一個認為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利用女性受害者的男人—即使她自己在這種情況下就是他的受害者。鄧恩寫道，他們的諮詢剛開始的時候：
讓我非常尷尬的是，我突然淚流滿面。「我想對湯姆好一點，」我抽泣著說，「但我也希望他能多做一些家務，不要讓我一個人做。」我揉了揉眼睛。「我塗了睫毛膏，我看上去是不是很傻？」里爾把一盒紙巾推到我面前。supsmall34/small/sup
鄧恩還回憶了里爾在批評她丈夫時她的情緒狀態：她同情他，甚至想保護他，「我插嘴說，和女兒在一起時，他非常無私、善良、細心」。當然，這些美德都是有益的，但正如里爾指出的那樣，現在的問題是湯姆應該如何對待鄧恩，而不是他如何對待他們的女兒。而且，鑑於這個問題面臨的嚴峻現實，她的同情肯定是錯誤的，但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還與他們的問題密切相關。當一個女人把以犧牲自己為代價去照顧別人作為應盡義務，並且還把這種義務內化時，這會給她的情感和行為帶來副作用。她很可能因為要追究男性伴侶的責任而感到內疚和羞愧—而且，正如洛克曼所指出的，她會對他產生過度的感激之情，即使是在遠沒有達到公平的情況下。supsmall35/small/sup
那麼，這裡的部分問題可能是女性的應得權利感—或者說是缺乏應得權利感。有些女性也許覺得自己沒有權利要求公平的家務分工，沒有權利擁有和丈夫一樣多的閒暇時間。或者她們可能覺得在理論上她們有這個權利，但在現實中卻無法堅持，因為周圍的社會力量告訴她們不要堅持，要永遠「一個人來承擔」。在《有了孩子後如何不恨你的丈夫》中，詹西·鄧恩甚至覺得自己沒有權利吃餅乾盒裡完整的、未碎的餅乾。她把碎餅乾吃了，把整塊的餅乾留給丈夫和孩子。在書的結尾處，她學到了一件事：
你不必總是吃碎餅乾。
我不得不做的、最困難的事情之一是養成自己的一點應得權利感，並且承認我需要有人幫忙做家務，需要休息和閒暇時間。我很難擺脫隨之而來的愧疚感，我會覺得，不管怎麼樣我都應該能夠處理好所有的事……［但］當我有了屬於自己的時間後，我又復活了，可以做一個我想做的那種母親。通過照顧自己，我成為一個能更好照顧別人的人。supsmall36/small/sup
雖然這可能是一種進步，但這裡的表達還是有一點讓人難過。一個女人有權從男性伴侶那裡得到的不僅僅是「幫助」或「支援」，她完全有權為了自己去享有和他一樣多的休息時間和閒暇時間，而不只是為了成為一個能更好照顧別人的人。supsmall37/small/sup
對於鄧恩來說，她寫這本書的14個月，也是她為自己的婚姻努力的14個月，在這14個月結束時，丈夫的投入仍然少得令人沮喪。在書的結尾部分，她為處於相同處境的女性列出了一些好的建議，包括接受婚姻諮詢。（鄧恩寫道：「特別是，找到一個對你丈夫大喊大叫的治療師：‘別以為什麼都是應該的，整天指手畫腳的，什麼都不做，幫她一起做家務！’」supsmall38/small/sup）除了討論明顯困擾他們婚姻的男性應得權利感外，這本書的很多地方也深入探討了一些能解決其他不那麼緊迫的問題的建議。其結果是採取一個格蕾琴·魯賓supsmallid="filepos253919"/small/sup式的夫妻幸福計劃，而不是進行平等改革。鄧恩和她的丈夫進行了各種各樣的練習—從「性試驗」（連續10天做愛，其理論是做愛次數越多，你就越想更多地做愛）到清理他們的公寓，再到讓他們的女兒參與家務。她甚至鼓勵湯姆採用美國聯邦調查局官方的「勸降」策略來緩解她的憤怒。同樣地，在我看來，無論她的表達手段是否可以接受，她的憤怒是有道理的。最後，她敘述說，湯姆已經習慣了每週做一頓晚餐；他偶爾會帶女兒去公園玩45分鐘；他有史以來第一次參加了家長會；他還帶女兒去看醫生。鄧恩寫道：
我不在乎我們不平等—我感覺獲得了支援，這種感覺很重要。我會因為湯姆的一些主要是象徵性的表示而感動，這讓我感到驚訝（有時也有點沮喪）。他不需要真的和我一起做很多事。supsmall39/small/sup
現在，鄧恩仍然是「不太甘心的家務管理人，而且很可能永遠如此。我仍然必須不斷地堅持，平靜但堅決地要求湯姆在家裡做他該做的事」。supsmall40/small/sup據她的報告，他仍然沒有這樣做。儘管如此，鄧恩在書的最後還是表達了對他的深深感激：「最重要的是，我永遠感激我的丈夫湯姆。一想到你對我有多麼重要，我就忍不住伸手去拿一盒紙巾。」supsmall41/small/sup
oxfam，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聯盟，成立於1942年，跨越種族、性別、宗教和政治界限，專注於減輕貧困問題，並讓貧窮人群得到尊重和關懷。
mencare，一項促進父親參與育兒和家務勞動的全球運動，以此實現家庭幸福、性別平等，改善母親、父親和孩子的健康，支援女性的社會和經濟平等。
gretchenrubin，一位經常討論幸福和人性的作家，作品包括《紐約時報》暢銷書：《四個傾向》《比以前更好》《幸福計劃》《在家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