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女性有表達認知的權利
2019年2月9日，《衛報》在推特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和我的外陰：100名女性全盤托出》的文章。supsmall1/small/sup這篇文章介紹了勞拉·多茲沃思拍攝的一系列私密照片，她拍這些照片是為了讓人們消除對外陰的羞恥感，幫助人們瞭解女性的外陰。她的拍攝物件包括順性別女性和跨性別女性，也包括擁有相關身體部位但性別不明的人士。文章發表不久，一名男子覺得應該對文章的標題評論一番，這位名叫「保羅·布倫博士」的人在推特上發表意見說：「正確的詞應該是‘陰道’。」很快就有人糾正了他的說法，而且為數不少：「外陰」在外部解剖圖上當然是正確的說法，「陰道」是通往子宮的內部器官，相對來說比較難拍攝。一些權威人士也糾正了他的說法—比如婦科醫生。supsmall2/small/sup就連網站也站出來解釋—他們在推特上寫道：「哦，事實是這樣的」，然後加上一個關於「外陰」定義的網址連結。supsmall3/small/sup
即便如此，保羅·布倫還是沒有善罷甘休。他不依不饒，堅持認為他的用法才是正確的。他寫道（那篇推文已經刪掉）：「我認為最近那種試圖用‘外陰’代替‘陰道’的做法很矯情。」supsmall4/small/sup有人指出他這是一個特別惡劣的「男人解釋」（mansplaining）的例子，面對這個合情合理的指責，布倫仍然頑固不化。「這裡用‘男人解釋’這個詞不對，」他跳出來說，「我並不是想讓這個詞合法化，但根據它本身的定義，它不僅僅是指男人在解釋東西，即使有些聽眾是女人。」supsmallid="filepos258599"/small/sup
布倫說「男人解釋」不僅僅是指男人在解釋什麼東西，他這麼說並沒有說錯。他的推文確實更符合「男性說教」的深刻本質。「男性說教」的典型行為是一個男人自以為是地向一個或一群更專業的女性說話者不正確地「解釋」—用一種過分自信、傲慢或盛氣凌人的態度，即使是在很有權威的人指出他的錯誤後，他仍然不肯讓步或承認錯誤。所以，要了解什麼是「男性說教」，保羅·布倫的推文就是一個完美的例子（事實上，他事後的狡辯更證明了這一點）。
可能會有爭議的是，一個有點偏離這個範式的行為是否仍然算是「男性說教」。和自然語言中大多數詞語表達的概念一樣，「男性說教」這個詞的引申義可能有點模糊，而且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在這種情況下，我願意把這裡的關鍵問題理解為：我們應該怎樣理解這個詞？應該如何對其進行最有效的定義和理解？）supsmall5/small/sup但就我們這裡的討論而言，我更感興趣的是，是什麼樣的態度導致了「男性說教」形成並長期存在？supsmall6/small/sup簡而言之，我的回答是應得權利：和認知有關的應得權利，涉及知識、信仰，以及對資訊的佔有。
特別要說的是，我相信「男性說教」通常源於那些男性說教者身上無端的應得權利感，他們在對話中自動地佔據知情人的位置：成為提供資訊、提出更正、做出權威解釋的那個人。如果他並沒有這樣的資格，那他這麼做就很讓人反感了：其他人，即女人，恰好比他知道得更多，而且他應該預料到這個可能性，而不是想當然地認為自己從一開始就擁有在認知上的優越性。例如，保羅·布倫博士就應該預料到，那個拍攝了一系列照片、隨後又接受「我和我的外陰」的採訪的女人—勞拉·多茲沃思—當然知道這個用來指稱其作品主題的正確術語，更何況，那是她自己的身體。supsmall7/small/sup
在前文中，我介紹了米蘭達·弗裡克有關認知不公的概念—具體來說是「證言不公」。這個概念指的是，由於在相關知識領域（例如，她的身體體驗、疼痛、疾病等），人們對社會群體中的某些成員（例如，黑人女性）存在歧視，她的話沒有得到應有的信任。作為那個領域中的知情人，她遭到了不公平的反駁或無視。我在這裡介紹的「認知權利」supsmallid="filepos261461"/small/sup的概念顯然與「證言不公」的概念密切相關，它們雖然不同，但又是互補的。「證言不公」表現為，處於弱勢的說話者被不公平地忽視—通常是在她試圖提出自己的觀點後，而「認知權利」則表現為，一個有特權的說話者專橫地認為自己有更大的話語權。supsmall8/small/sup這樣理解的話，我們就可以看到，「認知權利」是「證言不公」常見的前兆和原因。supsmall9/small/sup
在其他情況下，認知權利的表現可能會導致處於弱勢的說話者決定在談話中不發表意見，雖然她原本想發表意見，而且這個意見是恰當的。這種情況就會經常構成哲學家克麗絲蒂·多森所說的「證言窒息」（testimonialsmothering），即說話者預判到，她的話不會被合理接受，反而可能使她處於「不安全或危險」的境地，於是選擇自我沉默。supsmall10/small/sup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可能是因為其證言中的某些具體內容從她這樣的說話者嘴裡說出來就是不安全或危險的。她選擇自我沉默，可能是因為像她這樣的說話者如果敢說任何話，或者敢打斷男人的誇誇其談，就會陷入不安全或危險的境地。一個男性說教者幾乎是不容被打斷的。
麗貝卡·索爾尼特在其經典而又振奮人心的文章《男人總愛誨人不倦》（「menexplainthingstome」）中，講述了一件非常能說明問題的事。（索爾尼特自己並沒有創造「男性說教」這個詞，她只是表達了對這種現象的某種矛盾心理，但她的文章為這個詞的誕生，以及後來的很多討論提供了啟示。）有一次，索爾尼特和一位女性朋友去參加一個晚宴，晚宴後，那位年長而「尊貴」的男主人勸她留下來談談她的寫作。他和藹地對她說：「我聽說你寫了兩本書。」聽到這句話，她壯著膽子回答說：「實際上，是寫了好幾本。」「你寫的是什麼內容？」他用一種高高在上的語氣問她。索爾尼特後來說，他的語氣「就像是在鼓勵朋友家的七歲小女孩描述自己怎麼練習吹笛子一樣」。不過，她還是覺得應該回答，於是開始描述自己當時剛出版的一本書，寫的是英裔美籍攝影師、電影先驅埃德沃德·邁布里奇的故事。但她並沒有機會好好說話。索爾尼特回憶說：
在我提到邁布里奇的名字後，他很快就打斷了我的話。「你聽說過今年剛出的一本關於邁布里奇的重要作品嗎？」我已經陷入他指派給我的小女孩角色中無法自拔，我很願意接受這種可能性：有另一本相同題材的書與我的書同步出版，而我卻沒注意到。他已經開始談那本非常重要的書了—他的眼睛凝視著某個模糊而遙遠的地方，陶醉於他自己的權威之中，他臉上那副自鳴得意的表情我實在是太熟悉了。supsmall11/small/sup
索爾尼特的女性朋友很快意識到，他說的那本非常重要的書其實就是索爾尼特寫的。有那麼三四次，她想要說話，但那位說教者沒讓她插嘴。等到他最後終於聽到這個資訊時，他的臉沉了下來，臉色變得鐵青。索爾尼特寫道：
我確實是那本非常重要的書的作者。他其實並沒有讀過那本書，只是在幾個月前的《紐約時報書評》上看到過評論，現在知道這一點，一下子把他原先已經歸整好的世界打亂了，他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但也就閉嘴了那麼一會兒，很快他又開始了高談闊論。
索爾尼特在這裡讓我們深刻了解了「男性說教」的性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這次對話中，兩位說話者都被分配了難以掙脫的角色。索爾尼特的宴會主人當然是權威，而她自己是那個天真幼稚的人—「用某種表達受孕的淫穢隱喻來說，我是用來裝［他的］智慧和知識的空器皿」，她這樣寫道。由於這種社會關係在起作用，要想改變他們之間對話的程式非常困難。即使是索爾尼特的女性朋友想要干預，這種干預能力也受到嚴格限制。如果沒有她這個積極干預的局外人，我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來更正這個錯誤資訊。在一定程度上，這將取決於索爾尼特是否有勇氣告訴他，這本書其實是她寫的—她自己也指出，作為一名優秀的多產作家（更不要說還是一名白人女性），相比較而言，她本應該更有鼓起勇氣的可能。但對於我們中的很多人來說，這並非易事，包括我自己。還有至少同樣重要的一點是，這還要看索爾尼特是否願意打破社交常規，冒著被人認為不懂禮貌的危險來維護自己。當然，就算她這麼做了，也是合情合理的—她完全有這麼做的權利。但他們的交流建立在男主人具有認知權利這個前提之上，現在這種認知權利發生了偏差，在最終知道自己的錯誤後，男主人的臉色變得「鐵青」。她陷入冒犯、羞辱他的危險之中。不過，他只是暫時閉了嘴：在那個他不熟悉的領域被毫不客氣地剝奪了認知優越性後，他很快開始解釋其他問題。
這些事件有力地提醒女性：「真理不是［我們的］財產，現在不是，從來都不是。」他們讓我們要聽話。當然，索爾尼特也坦率地承認，女性也可能會很傲慢，有時也會向更專業的人錯誤地做出「解釋」。但這裡的重點是，男性說教是系統性的，它是一個（更）廣泛的系統的一部分。索爾尼特恰如其分地將這個系統描述為男性的「傲慢群島」—我還要補充一下，這就是認知權利。
如果真理不屬於我們，那麼權威也不屬於我們。聽從女人的意見就不重要了，除非是作為某種手段—僅僅是一種表演，目的是安撫，或者也許是為了標榜自己的美德。當然，對那些在多個層面遭受多重壓迫的女性來說，這個問題要嚴重得多，有時候是以獨特的形式表現出來。特雷西·麥克米倫·科頓姆有一篇精彩的文章《六個女孩》，寫到她數了數《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和《紐約》雜誌評論員喬納森·蔡特當時在推特上各自關注的黑人女性人數，結果發現，他們每人關注了六個。只有六個，分別是總數322和370中的六個。麥克米倫·科頓姆寫道：
一個聰明的專業人士竟然可以不需要讀黑人女性的書，不需要採訪黑人女性，不需要關注黑人女性，不需要想到黑人女性的存在。supsmall12/small/sup
黑人女性不僅僅是沒有得到重視，說到底，很多擁有過多認知特權的男性壓根兒就沒有注意過她們。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有些人不知道是哪裡來的自信，無所顧忌地維持這種認知的應得權利感；有些人則心存戒備地捍衛著這種權利感—有時候甚至表現出令人毛骨悚然、專橫暴力的行為。其中，認知權利最陰暗的表現之一便是「煤氣燈效應」（gaslighting）。
「煤氣燈效應」的表達取自1938年帕特里克·漢密爾頓的戲劇《天使街》（angelstreet），後來以《煤氣燈》（gaslight）為名搬上舞臺。supsmall13/small/sup這個舞臺劇先後被改編成兩部同名電影—一部英國版，一部美國版，兩部電影都比原來的舞臺劇更有名。但在我看來，原劇比任何一部電影都要豐富，所以構成我這裡討論的基礎。
在舞臺劇《煤氣燈》中，傑克·曼寧厄姆似乎一心想要把他的妻子貝拉逼瘋。他這麼做的初始動機直到劇中第二幕才被明顯揭示出來，但重要的是，他的行為從一開始起就是一目瞭然的，給該劇增添了一種壓抑、恐懼、令人窒息的氣氛。第一幕生動地描寫了家庭生活中的恐怖氛圍。曼寧厄姆先生經常會讓妻子措手不及，打擊她的自信心—在僕人面前羞辱她，不停地糾正她的錯誤，甚至指責她不該因為他說的話而感到焦慮，認為她的焦慮純屬莫名其妙，毫無根據。（曼寧厄姆先生：「貝拉，你為什麼要這麼擔心？我並不是要責備你。」曼寧厄姆夫人：［緊張地……］「不不不，親愛的，我知道你不是要責備我。」supsmall14/small/sup不一會兒，他又繼續責備—事實上是呵斥她。）
在長期極為殘酷的一系列操縱行為中，曼寧厄姆先生經常藏匿家中的東西，然後責怪她弄丟了，通過這種做法，他讓他的妻子相信她失去了理智，失去了理效能力。他不僅僅是讓她為所發生事情的後果承擔責任，還讓她承擔道德上的重擔：他把她描繪成一個招惹是非、充滿惡意的人，而且還糊里糊塗的，有妄想症（他還痛心疾首地指責她故意傷害他們的寵物狗，把她描繪成一個殘忍無情、有暴力傾向的人）。這一大堆的指責當然是沒有根據的，貝拉·曼寧厄姆多次試圖向她的丈夫指出，如果她真是糊里糊塗的，有妄想症，沒法控制自己的行為，他就應該善待她，努力幫助她，而不是朝她發火。supsmall15/small/sup但曼寧厄姆先生忽視了這一點，他也忽視了妻子為了得到他的善待而做的努力。她真的是無能為力，在家裡完全受制於丈夫。在家庭之外，她一無是處，因為她的丈夫刻意把她與她的親朋好友隔離開來。supsmall16/small/sup因此，她別無選擇，只能聽命於他—即便如此，也無法平息他的火爆脾氣。
曼寧厄姆先生的行為所產生的結果是，剝奪了貝拉自己陳述最基本的事實的權利感—他的這種可識別的虐待模式具有毀滅性，後來被稱為「煤氣燈效應」。為什麼說這是一種虐待模式？原因在下文中很快就會談到。在第一幕結束時，劇情可能略微讓人失望，一個扭轉乾坤的人出現了，一個偵探來看望她，最後告訴了她一個可以讓她重獲自由的真相，但非常可怕：她的丈夫其實是歹毒的悉尼·鮑爾，為了盜竊紅寶石，殺了原來住在這棟房子裡的愛麗絲·巴洛。15年前，他割斷了愛麗絲的喉嚨，讓她永遠不能說話。後來，他說服貝拉用她繼承的錢買下這棟房子。偵探拉夫告訴貝拉這個真相時說，他懷疑鮑爾可能一直沒有找到紅寶石。也許鮑爾還在房子的頂樓尋找那些紅寶石？那個頂樓一直門鎖緊閉，她和僕人都進不去。貝拉意識到，他也許真的還在找那些紅寶石：
曼寧厄姆太太：這聽上去太不可思議了，［但是］晚上我一個人的時候，我覺得—有人在上面走路—［朝上看］就在那裡—晚上，我丈夫出門的時候—我在臥室裡聽到聲音，但我太害怕了，不敢上去—
拉夫：你告訴過你丈夫這些嗎？
曼寧厄姆太太：沒有，我不敢說。他會發火。他說我在胡思亂想—
拉夫：你難道從來沒有想到過，在上面走路的有可能是你丈夫？
曼寧厄姆太太：我想到過—我就是這麼想的—但我想自己一定是瘋了。你快告訴我，你是怎麼知道的。
拉夫：曼寧厄姆太太，還是你先告訴我，你是怎麼知道的吧。
曼寧厄姆太太：是真的，是真的！我知道，我知道！supsmall17/small/sup
貝拉·曼寧厄姆在內心深處確實知道她丈夫偷偷摸摸地在樓上。她繼續向偵探解釋了自己的感覺：每天晚上，他表面上離開家，十分鐘後（事實上，他會馬上通過天窗偷偷地回到他們的閣樓上），煤氣燈的光線會變弱。在他從前門進來的十分鐘前，煤氣燈又會恢復到原來明亮的狀態。這意味著屋子裡的某個地方肯定有另一盞燈被點燃，然後又熄滅了—因為在另一盞燈點亮時，會抽走一部分煤氣，原來的燈就會變暗。但貝拉·曼寧厄姆被迫否認她知道的事情，連在自己心裡也不敢懷疑。她丈夫徹底控制了她的認知，讓她不敢懷疑他的行動，更不要說是懷疑他的動機了。他要維護自己的支配權，主宰她的現實條件，他的這種認知權利感如此強烈，以至她會因為自己對她那卑鄙無恥、撒謊成性的丈夫產生一點點懷疑而感到內疚。從戲一開始，像下面這樣的對話就顯示了她根本沒有權利去懷疑他的想法是否正確，他的行為是否仁慈。在第一幕中，她滿懷希望地壯著膽子說：
曼寧厄姆太太：哦，親愛的傑克，你最近對我好多了。你是不是開始明白我的想法了？
曼寧厄姆先生：我覺得我從來就沒有對你不好過，我對你不好嗎，貝拉？
曼寧厄姆太太：哦，親愛的傑克。沒有不好，你沒有對我不好。supsmall18/small/sup
在整個劇中，她顯然不可以質疑他的善意：這是一種特殊的殘酷折磨。
因此，「煤氣燈效應」除了認知維度外，還可能有一個獨特的道德維度：通過各種方法，受害者可能會被有效地禁止對「煤氣燈人」supsmallid="filepos276019"/small/sup的事件版本、他的敘述或他的觀點提出質疑。supsmall19/small/sup如果質疑他的權威，挑戰他的知識，或者在某些問題上與他意見相左，那麼，她就會在他們的關係中犯下滔天大罪。supsmall20/small/sup正如哲學家凱特·艾布拉姆森在她關於「煤氣燈效應」的開創性作品中所論述的那樣，「無視或否定證據的人與‘煤氣燈人’之間的區別在於，後者連質疑的可能性都不能容忍」。supsmall21/small/sup
嚴重程度與上述虛構的「煤氣燈效應」故事不相上下的真實案件並不罕見。這些案例強調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煤氣燈效應在家庭及親密關係中是常見的現象。以凱爾·斯蒂芬斯為例，她是密歇根州立大學體操隊眾多受到隊醫拉里·納薩爾supsmallid="filepos277037"/small/sup性侵的女孩之一。她曾被迫向他道歉，因為她向自己的父母舉報他有性侵行為，玷汙了他的名聲。是誰逼她道歉？她的父母。她的父母！他們不僅不相信她（在這種情況下，已經夠糟糕了），還因為她站出來舉報而懲罰她，認為她冤枉了那個好心的隊醫—他對於所發生的事情的描述完全無可指責。而且，像許多這類「煤氣燈效應」的受害者一樣，斯蒂芬斯後來開始懷疑自己的記憶力。「我開始覺得自己被洗腦了。」在2018年1月審判拉里·納薩爾的法庭上做證時，她說：「就好像我從來沒有指控過他，我覺得自己失去了對現實的把控，開始懷疑那些性侵行為是否真的發生過。」她會在腦子裡把那些對她造成傷害的事情一遍遍地重播，努力重新找回對真相的把握—這樣她才會記得自己沒有說謊。supsmall22/small/sup
最近熱播的播客《卑鄙約翰》（dirtyjohn）對另一個真實的「煤氣燈效應」案例進行了詳細的探討。約翰的受害者黛布拉·紐厄爾是一個年近60歲的離婚女人，在結束一段戀情後開始相親。她在網上認識了一個名叫約翰·米漢的男子，對他一見傾心。他細心、浪漫，而且她相信他是個薪水豐厚的麻醉師。在兩人同居並結婚後，黛布拉發現新婚丈夫的經歷幾乎全是捏造的（她的孩子們早就懷疑了）。supsmall23/small/sup他並不是自稱的麻醉師，甚至根本不是醫生，而只是一個麻醉護士—並且早已不是了，他因為偷病人的止痛藥而被吊銷了執照（有些病人當時還在手術檯上，因為止痛藥被偷走而疼痛不止）。黛布拉和約翰第一次見面時，他剛服完盜竊藥品罪的刑期—她當時對此一無所知，直到很久以後才知道。他長期對處方止痛藥上癮，而且和好幾個女性都有過關係破裂的歷史，包括之前的婚姻，她們都針對他申請了人身保護令。他是一個騙子，而且還不只是個騙子。許多見過他的人都說他的出現讓他們感到非常不安，在其外表之下隱藏著暴力威脅。這裡，我們大致可以看到他這個「卑鄙約翰」的綽號是怎麼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