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女性有獲得職權的權利
繼希拉里·克林頓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意外敗給唐納德·特朗普之後，關於女人在這個國家的參選問題得到了普遍關注，並且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supsmall1/small/sup大量的研究表明，這些問題絕不愚蠢—雖然正如我們最終會在這裡看到的那樣，這些問題的答案很容易被操縱和誤解。但涉及誰有資格掌握權力這個問題時，女性在許多（雖然不是所有）情況下都處於明顯的劣勢。鑑於對我們許多人來說，在2020年大選中擊敗唐納德·特朗普已經成為一個最為緊迫的政治需要，如果我們還完全無視女性在選舉中面臨的重重困難，至少是面臨比她們擁有特權的男性同行更多的困難，那麼這就太輕率了。我們需要明確，是否有充分有力的證據，並質問這些困難是否會成為不可逾越的障礙。我們還應該質問，「可當選性」的機制到底對誰有利—這些問題要到後面才能解答。
在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中，馬德琳·海爾曼與她的合作者讓參與者根據人事檔案裡的資訊來評價兩個虛構的人物，一個是叫「詹姆斯」的男人，另一個是叫「安德烈婭」的女人。supsmall2/small/sup詹姆斯和安德烈婭都被描述為某航空公司的助理副總裁—這是一個具有明顯男性特徵的領導職務。研究者通過對調人事檔案袋上的名字（每換一個實驗參與者，檔案袋上的名字就對調一下），這樣可以確保參與者獲得的這兩個需要評價的人的資訊在總體上沒有實質性差別。然而，參與者對於男性領導者表現出明顯的一致偏向。具體而言，當缺乏關於其能力的明確資訊時，86%的參與者會判斷「詹姆斯」比「安德烈婭」更能幹—雖然在判斷他們是否討人喜歡方面沒有明顯的差異。當檔案中包含明確描述他們出色能力的資訊時（指出他們倆都是在該級別員工中排名前5%的人），結果發生了變化。這一次，83%的人認為「詹姆斯」比「安德烈婭」更討人喜歡—雖然對於他們能力的評價並沒有顯著差異。有趣的是，將研究結果按參與者的性別進行細分後，結論並沒有變化：男性和女性都表現出相同的偏見傾向。supsmall3/small/sup
結論是：無論自己是什麼性別，人們都會傾向於認為，在那些傳統上由男性主導的重要職位上，男人比女人更有能力，除非有進一步的資訊明確否定這一看法。而事實與此相沖突時，女性很可能會被人討厭，特別是，會被人認為「對人有敵意」，在這個研究中，這個評價語的內容涉及詭計多端、愛出風頭、自私自利、生硬粗暴、善於操縱、不可信賴。研究人員用「意想不到」來描述這個實驗結果—他們還應該加上一個詞：令人沮喪。如果這種偏見如此猖獗，女人怎麼還有可能獲勝呢？
還有一個證據可以證明女性面臨的困難。在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兩年，研究人員戴維·保羅和傑茜·史密斯對可能的選民進行了調查。他們讓參與者在三名共和黨人（魯迪·朱利亞尼、約翰·麥凱恩和伊麗莎白·多爾）及兩名民主黨人（約翰·愛德華茲和希拉里·克林頓）中考慮，會把票投給誰。在每場一對一的對決中，女性候選人總是輸給男性候選人（不論是在黨內還是兩黨間）。也許最引人注目的是，相當多的選民為了避免把票投給自己黨派的女性候選人，而把票投給另一個黨派的候選人—例如，民主黨選民選擇了共和黨的男性候選人，而不是希拉里·克林頓。近幾十年來，美國人強烈傾向於把票投給自己黨派的候選人，鑑於這個傾向，他們的這個研究為「女人不可能贏」的假設提供了真實的證據，至少是在女性參加總統競選的情況下。supsmall4/small/sup最近的調查結果為這一假設提供了更多（同樣令人沮喪）的證據，調查顯示，許多美國人（包括略微超過一半的美國男性）想到有個女總統時，仍然感覺「很不舒服」。supsmall5/small/sup
當然，我們也有充分證據表明，女性可以贏得選舉，包括在與男性對手的競爭中：這裡僅舉一例，在2018年美國中期選舉中，當選國會議員的女性政治家的數量創下了歷史新高。supsmall6/small/sup但社會心理學家推測，如果女性追求最高權力職位或者最具男性特徵的權力地位，人們仍然會覺得她們令人討厭。在一項研究中，那些被假設要競選參議員的女性政治家基本上沒有受到性別歧視，但如果明確地把她們描繪成野心勃勃追逐權力的人之後，情況就改變了—在這種情況下，性別產生的牴觸效應supsmallid="filepos302133"/small/sup十分顯著。此外，研究人員還指出，女性不需要採取太多行動就會被認為是在追逐權力：只要參加競選總統就夠了。正如他們所說，「在更加需要涉及命令、決策和權威的政治角色中（例如，美國總統、眾議院議長），這種牴觸效應更容易出現」。supsmall7/small/sup他們推測，類似的懲罰可能也會用在那些謀求更普通的權力職位的女性身上—例如，老闆或經理，這些職位也被認為具有鮮明的男性特徵。
所以，我們不能只滿足於有大量女性被選入國會甚至參議院。我們要問的是：在什麼情況下，人們能夠更加心甘情願地接受那些最普通的女性權力的形式？
海爾曼的進一步研究為幫助我們瞭解為什麼有時候女性的權力可以被容忍，以及如何被容忍提供了重要啟示。海爾曼和她的同事泰勒·衝本一起開始調查，為什麼有人會對女性擔任傳統上由男性主導的職務有偏見。他們想知道，為什麼「即使有明確的證據表明，女性在男性型別的工作中也可以成功，她還是會在工作環境中面臨阻礙事業發展的問題—被人厭惡，在人際關係中受到貶損」。supsmall8/small/sup研究者們假設這類問題源於一種觀念，那就是，如果一個女人能在這樣的位置上成功，那她就一定是個沒有「親和力」或「團結精神」（communality）的人，即那種缺乏善於照顧人、親社會的品質的人—如果女性缺乏這些品質，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正如海爾曼和衝本所指出的那樣，社會上普遍存在這樣的規定，即「女性應該有親和力，要表現出善於照顧人、具有社會敏感性這些特徵，這些特徵說明她會關心他人，例如待人友好，具有同情心，善解人意」。supsmall9/small/sup正如我在本書中所證明的那樣，這些社會規範對女性的要求遠比對男性要苛刻。研究者還指出，女性根本不需要明確表現出自己有不關心人的特點就會被人認為沒有親和力，並因此受到懲罰。人們往往僅僅因為一個女性在具有男性特徵的領導職位上取得成功，就會推斷或假設她沒有親和力。海爾曼和衝本寫道：
一些調查發現，當研究參與者只是被告知這些女性管理者事業成功（沒有提供其他的行為資訊）時，他們就會認為這些管理者缺乏能體現親和力的良好的人際交往的素質，認為她們自私自利、狡詐善騙、冷酷無情、善於操縱……因此，要讓人們對一個女人反感，似乎只需要告訴他們，這個女人在男性型別的工作中取得了成功，就足夠了。supsmall10/small/sup
有沒有辦法可以阻隔這種推斷，讓他們推翻這種假設呢？
可以做到。海爾曼和衝本決定使用與剛開始研究時使用的設定相類似的研究範式來調查這個問題，但有一個區別非常關鍵：在實驗條件下，他們加入了暗示「詹姆斯」和「安德烈婭」都具有親和態度的資訊（而在控制條件supsmallid="filepos305623"/small/sup下，他們的這種親和態度沒有被提及，而且兩個人都被描繪成能力很強的人）。結果怎麼樣呢？在控制條件下，參與者不喜歡安德烈婭但喜歡詹姆斯的傾向仍然非常明顯（從而重複了前一研究的結果）。但是，當參與者被明確告知安德烈婭的下屬認為她「善解人意而且關心他人」，說她「鼓勵合作和樂於助人的行為」，「努力提高自己員工的歸屬感」後，結果發生了翻轉：參與者更有可能選擇安德烈婭作為更理想的老闆，認為她是兩個人中更討人喜歡的那一個，而且評價她比詹姆斯在人際關係中表現得更為友好。要記住，即使在這個實驗中，詹姆斯也同樣被描述成具有體現親和力的特徵，這個結果仍然不變。supsmall11/small/sup被認為具有親和力對於女性求職者來說至關重要，但對於男性求職者卻並不重要。對於有權勢的女性來說，她們必須要表現出明顯的友好態度，但對於她們的男性對手來說，這卻無關緊要。supsmall12/small/sup
因此，不能認為男性總統候選人肯定要比能力相當或者甚至比他更有能力的女性更容易獲得支援。supsmall13/small/sup上述研究表明，在特定條件下，女性被認為有資格和她們的競爭對手一樣，在這種男性主導的環境中掌權，或者甚至比他們更有資格。這是好訊息，那麼，壞訊息是什麼呢？壞訊息是這些特定條件往往無法得到滿足。對於很多女性候選人來說，要想在總統選舉中被認為具有親和力，不啻為一場艱難的戰鬥。
「色拉狂魔埃米·克洛布查爾曾經因為助手忘記拿叉子而對他大加呵斥」，這是一個長得讓人喘不過氣的長標題。supsmall14/small/sup《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文章也曾經報道過這個故事，但題目要嚴肅冷靜得多，叫「埃米·克洛布查爾如何對待員工」。那篇報道表達了對這個兩週前宣佈競選總統的明尼蘇達州參議員的合理關注，但在描述軼事時使用的語言幾近下作。尤其是下面這段話：
參議員埃米·克洛布查爾餓著肚子卻無叉子，情急之下耐心全失。
2008年，一名助手和她一起去南卡羅來納州出差。這位助手拉著行李通過機場航站樓時為他的老闆買了一份色拉，可是登機後他報告了一個不幸的訊息：在到達機艙前，他在手忙腳亂之中把塑膠餐具弄丟了，而這種短途飛機上機組人員沒有叉子可以提供。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很正常：克洛布查爾女士當時就責備助手工作失誤。再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異乎尋常了：據四位瞭解當時情況的人說，她從包裡拿出一把梳子，開始用梳子吃色拉。然後她把梳子交給手下員工，命令道：去洗了。supsmall15/small/sup
這篇文章的開頭意味深長，它沒有一上來就寫文章後面提到的她那些在我看來更加令人不安的行為：朝助手扔東西，指使他們做不該做的分外之事，比如經常幫她洗碗。文章的開頭是從助手的視角來講述這件（十多年前發生的）事，而且看上去是在最大程度地表現參議員當時的尷尬之態。克洛布查爾對手下工作人員的行為顯然是粗暴的，人們對此表達的擔憂理應得到重視，但毫無疑問的是，這個故事也引起了人們的另一種不滿，僅僅是因為他們無法忍受一個女性上司發火，無論其理由多麼無可厚非，或者多麼情有可原。更能說明問題的也許是，一些人認為克洛布查爾的這些行為應該立即引起公眾關注，認為就該這樣報道，但他們對男性政治家的相關類似報道卻很少關注。例如，有一篇文章這樣寫道：
據一篇新的報道稱，喬·拜登表面上看起來和藹可親，背後卻是一副火爆脾氣，這位前副總統經常對手下員工大發雷霆……他的一位前顧問告訴該雜誌說，「每個為他工作的人都被他吼過」。
這篇曝光拜登壞脾氣的文章和那些關於明尼蘇達州參議員埃米·克洛布查爾的報道如出一轍。她在二月份宣佈競選總統，成為拜登2020年的競爭對手。supsmall16/small/sup
雖然這些報道的內容如出一轍，但它們產生的反響卻大不相同—這樣的行為發生在拜登身上是可以接受的。
伯尼·桑德斯的一位前下屬說，「他的粗暴態度令人難以置信」。在一篇發表於2016年桑德斯競選總統期間、標題為《憤怒管理：桑德斯為員工而戰，除了他自己的員工》的文章中，保羅·海因茨對桑德斯祖父般的形象提出了異議：
據一些多年來與桑德斯密切合作的人說，「脾氣暴躁的爺爺」根本不足以形容他的壞脾氣。他們說，這位參議員說話粗魯、脾氣暴躁，有時甚至充滿敵意。雖然桑德斯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為佛蒙特州的勞動者而奮鬥，但他卻不會善待那些為他工作的人。
一位之前參加過競選工作的人說：「作為領導，他的粗暴態度令人難以置信。」這位前僱員聲稱，自己經常忍受言語攻擊。桑德斯的雙重標準很明顯：「如果他發現其他領導在工作場所做某些事，他不會放過他們，說你不能這樣對待員工，但他自己就可以那麼做。」……其他人也認同這位前僱員說的話，說桑德斯很容易發怒。一位在競選活動中與桑德斯合作過的民主黨內部人士說：「伯尼是個混蛋，他實在沒必要那麼混蛋。」supsmall17/small/sup
然而，另一位男性總統候選人貝託·奧羅克自己承認，他對工作人員的所作所為也像個「混蛋」。在奧羅克宣佈決定競選總統之前，據一篇新聞報道，奧羅克競選得克薩斯州參議院失敗後曾拍攝過一部名為《為貝託加油》的紀錄片，在片中可以看到奧羅克「大動粗口……抱怨要為媒體‘跳舞’，還對工作人員發火」。……奧羅克在紀錄片中對他的高階助理說，「我知道我有時候很混蛋」，那位助手對他說的這句話沒有表示異議。supsmall18/small/sup
與關於克洛布查爾粗暴對待工作人員的報道相比，這些關於拜登、桑德斯和奧羅克的文章幾乎沒得到多少關注，更沒有讓人感到驚愕。這很符合我們的發現，那就是，一個有權勢的女性如果被認為缺乏親和力，往往會受到嚴厲的懲罰，而她的男性同行如果有同樣的問題則無傷大雅。無論人們認為我們應該多麼嚴肅地對待總統候選人的這種道德失誤，這裡顯然沒有任何藉口可以為性別的雙重標準開脫。
假如沒有那些負面報道，理智的人們對克洛布查爾在競選總統的過程中是否能夠得到更多支援仍然可能會有分歧。supsmall19/small/sup但另一位女性總統候選人的政治前途就是因為有人認為她缺乏親和力而受到了阻礙，她就是紐約州參議員柯爾絲滕·吉利布蘭德。supsmall20/small/sup吉利布蘭德所謂缺乏親和力的罪名和克洛布查爾的大不相同，但至少引來了同樣的憤怒。在她指控明尼蘇達州參議員阿爾·弗蘭肯性行為不端後，人們普遍認為吉利布蘭德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犧牲阿爾·弗蘭肯」—這說明她不忠、奸詐、自私，是個機會主義者。supsmall21/small/sup弗蘭肯在2018年初自願辭職，雖然吉利布蘭德只是要求他辭職的約30名民主黨人之一，但對許多人來說，她是第一個提出讓他辭職的人，所以她不可原諒。supsmall22/small/sup在2019年8月吉利布蘭德宣佈退出總統競選後，《政客》雜誌上的一篇文章對此做了很好的總結：
吉利布蘭德一度看上去是一個非常合適，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勝算很大的候選人—雖然有缺點，但她有完美的選舉記錄和鮮明的女性主義觀點，看起來可以成為唐納德·特朗普的有力對手。但吉利布蘭德因為敦促參議員阿爾·弗蘭肯辭職一事受到批評，競選還沒開始就夭折了……在吉利布蘭德週三晚上宣佈參加競選後幾個小時，她和弗蘭肯都上了推特的熱搜，兩個人的名字密不可分地聯絡在一起。
一個熟悉吉利布蘭德競選活動的人說：「在籌款的時候，弗蘭肯絕對會成為一個不利因素，人們會一直提到他的名字，沒完沒了地提。」希拉里·克林頓的前任通訊主管珍·帕爾米耶裡說，弗蘭肯所經歷的煎熬「毫無疑問」會對她產生「巨大的、超乎尋常的影響」。「在她的整個競選過程中，都會有一股暗流，那就是人們會不公平地將弗蘭肯的辭職歸咎於她。」帕爾米耶裡說，「這是一個擁擠的領域，對所有候選人來說都很艱難，沒有例外，但這件事確實阻礙了她。」supsmall23/small/sup
在某些人眼裡，對一個女性領導者而言，阻撓一個男人獲得大家認為他應該得到的權力，那簡直就是罪大惡極，雖然有多份可信的報告都證明他在性行為方面不檢點，為人好色，喜歡動手動腳。
在調查對有權勢的女性的偏見時，海爾曼和衝本又進行了兩項實驗。在其中一項實驗中，他們再次加入了能體現「安德烈婭」和「詹姆斯」的行為體現出親和力的資訊。但這一次，他們沒有說明這種行為的動機，只是暗示這是在部門或全公司提出的一項更為廣泛的倡議，因此「可能［僅僅］是為了履行工作職責才這麼做的」。supsmall24/small/sup他們提供了兩個類似的描述（這兩個描述輪流用在「詹姆斯」和「安德烈婭」身上），參與者看到的其中一個評估物件的行為描述是：「詹姆斯/安德烈婭在［某某公司］的最後一年期間，他/她為一位以高度重視員工關係而著稱的主管工作。」關於另一個評估物件，參與者看到的是：「近年來，［某某公司］提出了新的公司宗旨，更加重視理解員工所關心的問題。作為這項全公司舉措的一部分，詹姆斯/安德烈婭……」在閱讀了有關兩位候選人體現親和力的行為描述後，參與者像以前一樣，繼續完成評價。
如果知道安德烈婭對下屬表現出關心和體貼，這是否足以讓人克服不喜歡她的傾向，不再認為她在人際關係上表現不友好呢？並不能。當參與者無法判斷安德烈婭體現親和力的行為是否緣於其性格時，他們就會再次表現出之前研究中出現的明顯的性別歧視（再次重複了那些研究結果）。supsmall25/small/sup只有在一個女人體現親和力的行為可以明確歸因於其穩定的性格特徵或其真實本性時，她的這種行為似乎才會對她有利。
這並不會令人感到特別驚訝，但在一個認為傑出的女性政治家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靠的政治舞臺上，這個研究結果給我們帶來的啟示卻著實令人不安。好幾位傑出的女性政治家都被人指責「假模假樣」，不可靠，只是為了謀取權力。深受這些指責困擾的不僅僅是希拉里·克林頓，還有澳大利亞第一位女總理朱莉婭·吉拉德。supsmall26/small/sup在擔任國務卿期間，希拉里的支援率一直居高不下，可是等到她開始競選總統時，支援率出現了狂跌—這和媒體對她的描寫不無關係，至少是一部分原因，媒體認為她對利比亞班加西人民的命運，以及對國家安全問題（指那些子虛烏有的郵件醜聞），冷漠得近乎殘酷。朱莉婭·吉拉德成為總理之前在澳大利亞是一位相當受歡迎的政治家，可是她一擔任總理後就被媒體普遍描繪成一個裝模作樣、自私自利、投機取巧、刻薄冷漠、背信棄義（因為她在黨內競爭中擊敗了前總理陸克文）的人。supsmall27/small/sup
在如今這個時代，關於任何公眾人物的資訊都極其豐富，要想把某個傑出女性描繪成在某個時刻不關心人、不體貼人、不瞭解人的形象實在太容易了。我們不僅要警惕有人公然地對她進行性格攻擊和誹謗中傷，甚至還要提防有人因為她得到過多的重視而深表憂慮，這種憂慮更加微妙，貌似合理。
如何正確看待這些觀點是一個有些微妙的事情。具備親和力確實是非常重要的美德，但我們在領導者身上還希望看到其他的美德，要求每個身居要職的人都要具有超乎尋常的親和力（而不只是以合理的方式表現出親切友好、善解人意、體貼周到等態度），既不現實也不公平。還有顯而易見的一點是，如果我們希望女性具有親和力的觀點確實是合理的，那麼，要想讓男性也遵循相同的道德標準還遙遙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