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正光五年（524）孝明帝元詡十五六歲，已在位十年。南方則是梁普通五年，梁武帝蕭衍在位的第二十三年，雖已六十一歲，那時卻沒有人會知道，他還將繼續在位二十五年。這一年前後，從政治史來看，蕭梁平平淡淡，沒發生特大事件，顯得沒什麼可記。這意味著社會安定，政治平穩。北魏就全然不同了，在長達百年的上升期和繁榮期之後，從西部秦隴和北邊六鎮開始，本來構成王朝統治基層力量的城民、鎮民暴起反抗，拉開了隨後長時間全國性大規模政治動盪的序幕。後人讀史到此，不禁懸心，但當時無人可見後人之所見，底層社會與遙遠邊地的強烈震盪，經僵化官僚體制的一層層過濾，傳到洛陽朝廷時已大大衰減，至多如月光之下天淵池上的漣漪微瀾。
這一年的五月七日（524年6月23日），八十六歲的老尼慈慶在洛陽昭儀寺去世了，用佛教徒的說法，就是「遷神」了。她雖早已出家，卻一直住在宮裡，直到這年四月三日（524年5月21日）「忽遘時疹，出居外寺」，可能感染了某種季節性流行病，按規矩要遷出皇宮，所以搬到宮外的昭儀寺。據《洛陽伽藍記》，昭儀寺位於「東陽門內一里御道南」。洛陽城的內城東城牆開有三座門，自北而南依次為建春門、東陽門和青陽門。東陽門向西直通銅駝街的大道便是「御道」，昭儀寺即在御道南側。《洛陽伽藍記》說該寺是「閹官等所立也」，寺以昭儀為名，可見該寺最初是宦官（也許還有宮女們）為某位昭儀而立，當然，這位昭儀未必是做了比丘尼，也許僅僅是因虔敬佛門而立此願心。
北魏洛陽城示意圖（參照《中國史稿地圖集》、錢國祥《北魏洛陽宮城的空間格局復原研究》等研究，馮博文製圖）
北魏遷都洛陽以後，被廢或失勢的后妃有不少出家為尼的，無論是否自願，比起佛教傳入之前同樣情形的那些宮廷女性，比丘尼的身份使她們能獲得某種程度的自由和新生，至少能保持某種相對獨立的社群生活。洛陽西城牆的閶闔門內，直對宮城千秋門的御道以北，有著名的瑤光尼寺，便是專為這些特殊身份的出家人準備的，如孝文廢皇后馮氏、宣武皇后高氏和孝明皇后胡氏。據《洛陽伽藍記》，瑤光寺有「尼房五百餘間」，裝飾極盛，「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庭美人並在其中」，可見不只是出家人，宮中尊貴女性也來這裡學道禮佛。這些當然意味著財富支援。具備同樣經濟能力的，是高門貴族之家的年輕女性，「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髮辭親，來儀此寺」。在洛陽複雜的社會網路中，瑤光寺自有一種貫通皇宮內外、連線上下僧俗的獨特性。
可是老尼慈慶並不在瑤光寺出家，她出家後一直居住禁中，直到病逝之前。宮裡有佛寺，大概是為了方便某些出家女性仍可在宮裡事佛。但出家人終究身份特殊，跟她們出家前在宮裡的制度規定比起來，多少有了些人身自由，宮牆不再是絕對的人生邊界。若有一定的財力支援，她們可以在宮外立寺，可藉以來往宮禁內外，因與宮裡的寺廟相對，故稱外寺。宮內寺廟雖不見於文獻記錄，但從外寺之稱可知有一種對應的內寺。昭儀寺便是這樣一所外寺，宏大豪侈不及瑤光，勾連內外串接僧俗的功能則並無二致。
據《洛陽伽藍記》，昭儀寺塑像有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也」。這三尊藝術水平極高的塑像每年都會參加佛誕日（四月八日）的「行像」活動。平城時期四月八日行像已極為隆重，成為重大節慶。《魏書·釋老志》說太武帝初即位時繼續前兩位皇帝的崇佛政策，「於四月八日，輿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花，以致禮敬」。這一慶典是從南亞和中亞傳到中土的，《法顯傳》和《大唐西域記》都有相關記錄。在經濟水平大有提高的洛陽時期，行像慶典之盛大更是遠超從前。這一天盛飾佛像，載以車輦，周行城市內外，受萬眾禮拜瞻仰，伴以五花八門的伎樂表演，極其熱鬧。
《北史·外戚傳》記胡太后的父親胡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勉力參與佛誕日的行像。在老尼慈慶因病遷出皇宮的六年前，即神龜元年的佛誕日慶典中，胡國珍以八十高齡參與了行像活動。首先，他在行像前一天，即四月七日（518年5月2日），從家裡出發，把自己出資鑄造的佛像送到洛陽內城西城牆的閶闔門（自北而南的第二座城門）。他跟在佛像後面，全程步行，所謂「步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閶闔門四五里」。八日這天，他「又立觀像」，就是站立著觀看行像大典（很可能是站在閶闔宮門的門樓上），站了一整天，「晚乃肯坐」。如此一番勞頓，終於病倒了，「勞熱增甚，因遂寢疾」。雖然胡太后「親侍藥膳」，終究風燭殘年，四天後，即四月十二日（518年5月7日）病逝。《魏書》說他「時事齋潔，自強禮拜」，年老體弱之時仍然依禮在佛像前跪拜。由胡國珍的故事，可見當時行像狂熱之一斑。
《洛陽伽藍記》說洛陽各寺的上千軀佛像都要在前一天（四月七日）先送到城南的景明寺，次日巡遊入城。昭儀寺的三尊塑像因其美觀絕倫，送入景明寺時，景明寺要抬出自己的三尊佛像來迎接，這叫以像迎像。到了第二天的正日子，千尊大像車載輦舉，以次排列，從洛陽城的正南門宣陽門入城，經南北向的銅駝街來到閶闔宮門前，皇帝站在宮門樓上向下散花。
於時金花映日，寶蓋浮雲，旛幢若林，香菸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德眾，負錫為群，信徒法侶，持花成藪。車騎填咽，繁衍相傾。
慈慶四月三日發病，至遲一兩天後已轉入昭儀寺。四月七日昭儀寺的一佛二菩薩三像送往景明寺時，寺中眾尼都不會置身事外，慈慶雖在病中也必知曉。次日全城行像，歡聲震天，慈慶也是聽得見的。只是這時她病情轉劇，不見得能留意這件盛事。昭儀寺有水池，據說就是西晉石崇綠珠樓下那個水池。寺內佛堂前有「酒樹面木」，大概就是棕櫚樹，在那時的洛陽算是珍奇樹種。不過水池也好，奇樹也好，慈慶都已無從欣賞了。
當慈慶病情轉重時，孝明帝元詡來到昭儀寺探視，時在四月二十七日（524年6月14日）。「車駕躬臨省視，自旦達暮，親監藥劑」，孝明帝在這裡停留了整整一天，看著別人為慈慶熬藥救治，反映出孝明帝對這位老保母的深厚感情。如果考慮到這個時期胡太后被元叉、劉騰等軟禁在宣光殿已近五年，孝明帝如此表達對慈慶的感情，當別有深意。據說慈慶彌留之際，還不忘給孝明帝留話，涉及為國家治理獻計獻策，所謂「逮於大漸，餘氣將絕，猶獻遺言，以贊政道」。這當然並不說明慈慶多麼關懷國家大事，但多少能說明她對自己撫養長大的孝明帝的感情。
五月七日下午後半晌（晡時），慈慶在昭儀寺「遷神」。第二天皇帝手敕表哀，並指示後事細節，給慈慶追贈女尼的最高官職比丘尼統。喪事由宦官中給事中王紹監護，「贈物一千五百段」。皇帝「乃命史臣作銘志之」，女尼哀榮，莫此為甚。墓誌還特意載錄孝明帝手敕，以顯慈慶哀榮之高。這一年六月十八日（524年8月3日），慈慶葬於北邙山。一應花費是由宮裡另外支出呢，還是從「贈物一千五百段」折算，還不是很清楚。
孝明帝「乃命史臣作銘志之」，就是由朝廷專職寫作的官員來為慈慶撰寫墓誌銘，此人即中書舍人常景。常景是北魏宣武、孝明時期比較重要的筆桿子，洛陽的宮殿門閣及街巷裡邑之名，就是他和劉芳一起制定的。胡太后很欣賞他，請他寫了永寧寺碑。魏收在《魏書》裡為他立傳，收入他的詩文多篇，顯然是看重這位前輩的，而且對他的評價相當高，甚至超過了那時名氣更大的袁翻和祖瑩。《洛陽伽藍記》說常景「敏學博通，知名海內」，雖然後來官位不低，卻一直「居室貧儉，事等農家，唯有經史，盈車滿架」。《魏書》說他「清儉自守，不營產業」，以至於遷都鄴城時，要不是高歡特批給他四輛牛車，他一家人還走不了。他奉命為慈慶寫的墓誌，至少以文學水平論在當時是第一流的。
常景所撰墓誌刻於志石，隨慈慶屍骨長埋北邙山的黃土之下，所謂「百年同謝西山日，千秋萬古北邙塵」（唐劉希夷詩句）。這篇文字即使收入常景文集，隨著他的文集在唐代失傳，墓誌文自然再也無人知曉。不過地不愛寶，這方墓誌到20世紀20年代竟重見天日了（當然意味著慈慶墓被一再盜掘過）。據郭玉堂記錄：「（慈慶墓誌）民國十二年陰曆三月，洛陽城東山嶺頭村東南五里小冢內出土。志石厚三寸。」知墓誌出土於1923年4月中旬至5月中旬之間。拓片流傳，北圖購得一份，收入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正是這方墓誌把湮沒於歲月深處的慈慶推送到我們面前。
如果沒有常景這篇墓誌，慈慶八十六年的人生早如輕煙一般散入虛空，隨她長滅的還有許多具有歷史節點意義的事件與事實。幸虧有墓誌，我們得以一窺那遙遠的往昔。
根據墓誌，慈慶生於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她出家的時間是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或二十一年（496或497），出家之前是北魏皇宮裡的一名宮女，俗家姓名是王鍾兒。在成為平城皇宮的一個宮女之前，王鍾兒生長於南朝劉宋的中下層官僚家庭，嫁給同樣社會等級的夫家，後因南北戰爭，被擄掠到北方，淪為卑賤的、命如螻蟻的奚官奴婢，送入平城宮做宮女。那一年王鍾兒三十歲，對她來說，人生髮生了驚天鉅變，正常的生命軌跡驟然休止，剩下的便是暗黑無邊的餘生。可是誰想得到，她在北魏皇宮竟生活了長達五十六年。
這真是漫長的餘生。
接下來我們看看，王鍾兒/慈慶是如何一步步走過這漫長的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