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鉅變起自二千里外的劉宋首都建康，從皇宮開始，蔓延到全國，最終把敵國北魏捲了進來。
宋孝武帝大明八年閏五月庚申（464年7月12日），三十五歲的孝武帝劉駿死於建康宮新建的玉燭殿，十六歲的太子劉子業當日即位，史稱前廢帝。這位青春期皇帝不可思議地狂悖好殺，即位一年後大開殺戒，有宿怨的殺，有威脅的殺，看不順眼的殺，一時興起的殺，總之就是胡亂殺人，而且殺的都是朝廷大員，激得統治核心裡上上下下都尋思要幹掉他，甚至「廢昏立明」這樣驚人的說法都一再地出現在各種私密或不私密的場合。終於，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466年1月1日）夜，到華林園竹林堂「射鬼」時，他帶在身邊多次要殺未殺、極力折辱、已排上日程即將殺掉的叔父中的一個，因肥胖被他稱作「豬王」的湘東王劉彧，竟找到機會指揮心腹刺殺了這個暴君。鹹魚翻身的劉彧年方二十七歲，立即控制了建康朝廷，八天後即皇帝位，年號泰始，是為宋明帝。
劉宋的皇位繼承極為險惡，皇太子繼位沒一個能得善終。特別是前三個皇太子：開國皇帝劉裕的長子劉義符，因品行惡劣被幾個輔政大臣聯手廢殺，代之以劉裕的第三子劉義隆，即宋文帝；宋文帝的長子劉劭弒父自立，宋文帝第三子劉駿起兵滅劉劭以自立，是為孝武帝；孝武帝的長子就是前面說的這個異常兇暴的劉子業。到劉子業即位時，前兩代都是皇三子成功上位的巧合對社會心理已有所影響，劉子業亦不例外。劉子業被刺之前，還想著要除掉自己弟弟中排行第三的江州刺史、晉安王劉子勳，派人帶著毒藥去尋陽殺這位只有十歲的三弟。劉子勳身邊的官員也都有點迷惑於這個皇三子神話，乾脆起兵反叛。甚至在劉子業被刺、劉彧即位之後，劉子勳旗下文武仍不忘初心，矢志自立朝廷，於宋明帝泰始二年正月乙未（466年2月7日）在尋陽稱帝，年號義嘉。
一國二帝，真正的災難於是乎降臨，此即所謂義嘉之亂。
孝武帝在世諸弟中劉彧較為年長，繼立為帝並非沒有道理。但如果他刺殺劉子業之後擁立孝武第二子豫章王劉子尚，那一定更符合當時社會繼承次序的觀念。當然歷史並不按觀念展開。劉彧謀刺成功後在幾個弟弟的支援下順帶殺害劉子尚等，一點也沒有想過要還政於孝武諸子，很快自己做了皇帝。
劉子勳稱帝后，各地各級軍政官員都面臨著一個無法迴避的抉擇：必須表明忠誠於哪一個皇帝，尋陽的侄子劉子勳，還是建康的叔父劉彧？
也許是出於忠誠孝武帝的慣性，也許是囿於一般社會觀念，也許是迷惑於皇三子神話，也許是以上三種「也許」某種不均勻的搭配，各州郡支援劉子勳的明顯更多，聲勢更大。上下級之間，相鄰州郡之間，立場差異會造成兵戎相見，權力重塑的動盪立即席捲劉宋全境。很快地，效忠於劉子勳的勢力幾乎佔據壓倒性優勢，一段時間內除了首都及附近一兩個郡，劉彧就找不到有分量的支援者了。《宋書》說劉子勳在尋陽稱帝后四方響應，威震天下，「是歲四方貢計，並詣尋陽」。這種「四方貢計」，不管是紙面上的政治表態，還是實際上的兵員、物資與財政支援，都使得劉子勳的尋陽朝廷更有希望。
看上去劉子勳入主建康、劉彧徹底失敗已指日可待。
支援劉子勳的方鎮大員中，真正有實力、能影響局勢的，是鎮守襄陽的雍州刺史袁顗。袁顗在劉子業兇狂始張之時外刺兵馬大鎮雍州，走之前勸舅舅蔡興宗接受荊州刺史之命，以圖荊雍合力，「若朝廷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蔡興宗則另有一番考量，他判斷以劉子業之兇暴瘋狂，「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也就是很快會發生宮廷政變。不過讓他憂慮的不是政變會不會發生，而是政變之後如何彌縫裂痕的更大問題。他對袁顗說：「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他對外甥說：「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後來發生的一切，和蔡興宗所預見的一樣，宮廷內難消弭之時，正是舉國動盪之日，只是他可能沒有想到，這場動盪的中心人物之一會是眼前這個一心避禍的外甥。
袁顗從建康赴任襄陽，路經尋陽時，放下自己高等士族的身份，特地花了幾天時間殷勤結交劉子勳身邊那些出身於低階士族的府州上佐，顯然是為日後奉立劉子勳做準備。他在襄陽首啟奉表勸立，起兵最早，一開始就派精銳軍力由漢入江，成為尋陽北進大軍的主力。他本人也很快傾雍州之力下至尋陽，自任主帥。和其他表態支援的州鎮官員不同，他的決定不是出於被動選擇，而是以天下為己任，積極謀劃，著眼全域性。本書所關心的、決定了王鍾兒命運的淮西形勢，就是在袁顗的直接干預下，發生了重大變化。
淮西指的是哪裡呢？淮水發源於桐柏山，東流過程中，南北皆有支流匯入，不過南來支流多，北來支流少。淮水到壽陽（即魏晉之壽春，東晉中期避諱改）之前，北來最大的支流是汝水，到壽陽又有北來的潁水匯入。從壽陽開始，淮水折而向北偏東，方向有了明顯的變化。因此以壽陽為界分為東西，淮水以北的汝水、潁水流域的七個郡（汝南、新蔡、汝陽、汝陰、陳郡、南頓、潁川），概稱淮西。東晉時，淮西淮南都屬豫州（稍下游的濄水流域屬兗州），宋武帝去世前詔命「淮西諸郡，可立為豫州；自淮以東，為南豫州」。淮西居民很多都是永嘉亂後從西北和北方遷來的，特別是十六國時期被北方一波又一波動盪逼迫南移的北人，因南渡較晚，被東晉政府安置在北邊前線。
豫州治壽陽，壽陽之外，豫州最重要的軍事重鎮是懸瓠城。這時邊境重鎮懸瓠城的軍政長官是綏戎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宋書·殷琰傳》說「周矜起義於懸瓠，收兵得千餘人」，就是說周矜支援建康朝廷，所謂「收兵得千餘人」，與懸瓠城常規駐軍數量也相當（陳憲守懸瓠時兵力亦不足千人）。周矜這個立場與他的頂頭上司豫州刺史殷琰不一致，但殷琰當時忙著應對南來的威脅，顧不上處理上游的懸瓠。這時正是袁顗出面安排，派人到懸瓠，找到周矜的司馬常珍奇，勸誘他刺殺周矜。常珍奇沒有放過這個機會，立即照辦。《宋書·殷琰傳》：「袁顗遣信誘（周）矜司馬汝南人常珍奇，以金鈴為信，珍奇即日斬矜，送首詣顗，顗以珍奇為汝南、新蔡二郡太守。」這樣，常珍奇從一介佐官一躍而為大郡太守，成了決定淮西地區歷史走向的人物之一。
建康朝廷失去對汝南的控制之後，也立即採取行動：一方面「追贈矜本官」，就是把周矜生前擔任的綏戎將軍、汝南太守直接作為贈官追贈給他；另一方面，在淮水上游的豫州西南分立司州（孝武帝時已省司州），提拔義陽內史龐孟虯為司州刺史，兼領隨郡太守，這意味著把隨郡從荊州劃入新立的司州。如果龐孟虯站到建康一邊，他在義陽和隨郡的存在就如同一把尖刀插在尋陽朝廷的後院：對西邊的襄陽、北邊的汝南、東邊的壽陽和南邊的夏口，都是一個威脅。不過，袁顗既能安排好汝南，自然也會考慮到義陽，所以「（龐）孟虯不受命，起兵同（劉）子勳」。隨後，龐孟虯受命率軍加入尋陽前線，讓兒子龐定光留守義陽，這就是《宋書》所謂「子勳召孟虯出尋陽，而以孟虯子定光行義陽郡事」。
建康、尋陽兩個皇帝對抗之初，宋境州郡多附尋陽，建康顯得非常孤立。《宋書·蔡興宗傳》說：「時諸方並舉兵反，國家所保，唯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許多地方軍政首腦之所以棄建康劉彧而附尋陽劉子勳，就是看到劉彧贏面太小而劉子勳穩操勝券。駐守彭城這個淮北最重要軍鎮的徐州刺史薛安都就是一例。《南齊書·垣榮祖傳》記劉彧派垣榮祖勸說薛安都回心轉意，薛安都對垣榮祖說：「天命有在，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在薛安都看來，建康朝廷已無抵抗能力，可輕輕鬆鬆「拍手笑殺」。
歷史證明薛安都這個判斷是錯誤的，被「拍手笑殺」的不是建康朝廷，反倒是尋陽劉子勳那個看起來人多勢壯的集團。從孝武帝奪位成功開始，建康禁衛軍已經發生大規模人員替換，雍州官兵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大，所以蔡興宗說建康「六軍精勇，器甲犀利」，而敵方多「不習之兵」。也許這是宋明帝劉彧獲勝的原因之一，當然，也許另有更深刻或更偶然的因素起了決定性作用，值得今後再思考。從史事發展過程看，建康軍首先東出三吳、會稽，穩定了財賦中心地區，然後南下尋陽，大勝袁顗率領的劉子勳陣營主力軍。劉子勳從稱帝到被殺，一共不到八個月。
皇位之爭引發的全國性內戰，照說到劉子勳死後已失去理由，該轉入和平了。對江南內地和大多數州郡來說，的確如此，儘管免不了懲罰性的小規模流血。不過，對某些地區，比如王鍾兒所在的淮西以及與淮西息息相關的淮北四州來說，更劇烈的動盪是在劉子勳死後才拉開大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