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陽與建康兩個朝廷對抗之初，劉子勳一方「連州十六，擁徒百萬」（《宋書·殷琰傳》引劉勔與殷琰書），看起來是一種壓倒性優勢。特別是當劉彧派去鎮守壽陽的豫州刺史殷琰也在豫州土豪的逼迫下倒向尋陽時，建康似乎落入尋陽勢力的重重包圍之中，「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宋明帝劉彧憂心忡忡地問蔡興宗：「事當濟不？」蔡興宗斷言「清蕩可必」，理由是他看到建康地區人心不亂、市場穩定。不過他對劉彧建言，軍事成功之後的善後處理需要小心謹慎：「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羊公指羊祜。《晉書·羊祜傳》記晉武帝希望病中的羊祜出來指揮伐吳之役，羊祜說：「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意思是征討孫吳在軍事上沒有什麼難度，真正困難的是軍事勝利之後的政治應對。蔡興宗借羊祜的話表達他更長遠的憂慮，那就是戰場勝利未必能直接轉化為政治成就。
後來發生的一切證明他的憂慮是有理由的。劉子勳死後，宋明帝又盡殺子勳諸弟。《南史》記宋明帝之子宋後廢帝殘忍好殺，特別提到：「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按照這個說法，宋孝武帝劉駿二十八子，被他弟弟宋明帝劉彧誅殺十六人，剩下的又都被明帝之子宋後廢帝所殺。當然這個說法是不完全正確的。《資治通鑑考異》指出：「按《宋書》，孝武諸子，十人早卒，二人為景和所殺，餘皆太宗殺之，無及蒼梧時者，《南史》誤也。」孝武帝有子二十八人，十個死得早，前廢帝殺了兩個，剩下的十六個都死於宋明帝之手，而且手段極端殘忍，對幼小的嬰孩也是「刳解臠割」。宋明帝開啟了劉宋皇室大規模自相屠戮的傳統，禍延己身，終致劉氏血胤無遺。這種雷霆手段若僅僅施之於宗室倒也不太要緊，劉彧還用在了內亂之後的北邊州鎮，這才真正為劉宋王朝帶來不可彌補的損失。
尋陽朝廷覆滅，內戰中站在劉子勳一邊的刺史太守們只好立即向建康投降效忠。淮北淮西自然不能例外，淮北的薛安都、淮西的常珍奇都派人向建康「歸款」。《宋書·薛安都傳》載安都所上的啟書，一邊解釋自己起兵是因感孝武帝知遇之恩，一邊悔過道：「今天命大歸，群迷改屬，輒率領所部，束骸待誅，違拒之罪，伏聽湯鑊。」固然有文字遊戲的一面，但多少反映了同樣情境下各地文武官員，包括淮西常珍奇等人，那種急於自新的心情。只要宋明帝示以寬大，略加安慰，可以說淮北淮西局勢已定，不會再有什麼變化了。
可是宋明帝大捷之後，志得意滿，沒看到或低估了潛伏在宋魏鄰接地區的種種危險。《宋書·薛安都傳》：「太宗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之。」既已受降，又派重將率大軍「迎之」，擺明了不是寬大處理。《宋書·蔡興宗傳》記蔡興宗力諫明帝（當然沒起作用），有這樣的話：「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宜撫之以和，即安所蒞，不過須單使及咫尺書耳。」正確的做法是宣佈不計過往，各人原有職任不變，朝廷只需要一介之使、片紙詔書，形勢自然會安穩。現在大軍壓境，他們必將疑懼生變。
不同於江南內地州郡，淮北與淮西正當宋魏邊境。也不同於江左高門士族，淮北淮西的軍政主官都生長於邊地，靠從軍打仗進身（所謂「以武力見敘」），即使官職不低，也還是處在南朝上層的邊緣，這多少決定了他們忠誠江左政權和留戀南朝社會的限度。所以蔡興宗說：「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不測。」據《宋書·明帝紀》，宋明帝派大軍渡淮北上，在泰始二年（北魏獻文帝天安元年，466）十月。不過，常珍奇向建康「歸款」，《宋書·殷琰傳》記在泰始二年十一月，並稱珍奇遣使建康的同時「慮不見納，又求救於索虜」。《宋書》記此事比《魏書》晚兩個月，疑《宋書》總於十一月追敘前事，故時間當以《魏書》為是。薛安都遣使到北魏哪一個邊鎮，不見於記載，常珍奇則是向北魏的長社鎮遣使，長社就是王鍾兒的丈夫楊興宗之父楊坦之擔任過縣令的地方。
其實，薛安都起兵時雖忖量尋陽必勝，也考慮過萬一失敗怎麼辦。《南齊書·垣榮祖傳》記薛安都對垣榮祖說：「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意思很明白，就是一旦有危險，就騎上他的大蹄馬跑到北魏去。以他這樣一個有軍隊有地盤的實力人物，當然不止於自己投敵而已，必定會把自己所在的戰略要地徐州獻給北魏。因此，當他聽說張永和沈攸之重軍北來時，立即明白是時候騎上大蹄馬了。《宋書·薛安都傳》：「安都謂既已歸順，不應遣重兵，懼不免罪，乃遣信要引索虜。」這時淮西的常珍奇名微力弱，自然是唯薛安都馬首是瞻，與他共進退，二人降魏雖各自遣使，但應該是協商過的。
敵國邊境重將主動來降，忽有這等好事，北魏方面反倒狐疑起來。《魏書·李順傳》附《李敷傳》：「及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以彭城、懸瓠降附，於時朝議，謂彼誠偽未可信保。」邊境上常有假降賺敵之事，也難怪北魏朝廷不敢相信。不過朝中也有人不願放過這個機會，李敷就是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一個，他「固執必然」，堅持認為薛安都、常珍奇投降是真。他說：「劉氏喪亂，釁起蕭牆，骨肉內離，藩屏外叛。今以皇朝之靈，兵馬之力，兼併之會，宜在於今。……今之事機，安可復失？」這種意見佔上風之後，據《魏書·顯祖紀》，獻文帝「詔北部尚書尉元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諸軍事，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為副，出東道救彭城；殿中尚書、鎮西大將軍、西河西元石都督荊、豫、南雍州諸軍事，給事中、京兆侯張窮奇為副，出西道救懸瓠」。
這樣，劉宋內戰演變成了外戰，而且很顯然北魏佔盡了先機。
常珍奇降魏時號稱劉宋司州刺史，史料中不見他何時獲此晉升。淮西在劉宋屬豫州，豫州刺史殷琰亦起兵助尋陽，故常珍奇的事蹟多見於《宋書·殷琰傳》。據《殷琰傳》，建康曾任命義陽內史龐孟虯為司州刺史，為孟虯所拒，反而起兵助尋陽，尋陽方面自然順水推舟以孟虯為司州刺史。泰始二年春袁召孟虯率兵赴尋陽，留其子龐定光守義陽。常珍奇所據的懸瓠府庫充足，他曾任命郭確為弋陽太守，可見他的影響已超越汝潁上游，覆蓋到整個淮西，各地投奔懸瓠者甚眾。弋陽西山（大別山）蠻人酋首田益之（可能受建康指使）五月起兵攻弋陽，六月「率蠻眾萬餘人攻龐定光於義陽」。尋陽方面為保義陽不失，特地命龐孟虯回師救義陽。此時常珍奇也主動救助義陽，「自懸瓠遣三千人援定光」。七月，龐孟虯兵敗走死蠻中。很可能就是在這個時候，尋陽朝廷任命常珍奇為司州刺史。八月尋陽喪敗，常珍奇歸款建康，宋明帝也只好認可他繼續做司州刺史。大概這是常珍奇投降北魏時擁有司州刺史頭銜的由來。
北魏派尉元到彭城，元石到懸瓠，兩軍都在十二月間抵達。宋明帝派來攻擊彭城的張永大軍被魏軍與薛安都軍前後夾擊，慘遭大敗。「（張）永狼狽引軍還，為虜所追，大敗。復值寒雪，士卒離散，永腳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大雪寒凍加劇了南軍大敗的慘烈程度，泗水結冰，迫使宋軍盡棄舟船九百艘，上岸陸行，被尉元快速追來的騎兵截住前路，士卒凍死上萬人，生還者很多都和張永一樣凍掉了腳指頭。《宋書·沈攸之傳》說：「攸之等引退，為虜所乘，又值寒雪，士眾墮指十二三。」
這一戰確定了宋魏兩國的新邊界，從此宋軍只有緣淮拒守，淮北的徐州、兗州、青州、冀州四個戰略上極為重要的大州，加上豫州所屬淮西汝潁流域諸郡，一齊盡入北魏。故《宋書·明帝紀》總結道：「薛安都要引索虜，張永、沈攸之大敗，於是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
元石軍至上蔡，與懸瓠城只隔著盤旋繞城東流的汝水。常珍奇率文武三百人渡汝水來迎，王鍾兒的丈夫楊興宗應該就在其中。元石見大局已定，並不急著進入懸瓠，欲在北岸紮營。據《魏書·鄭羲傳》，擔任參軍的鄭羲提醒元石：「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其非意，要以全製為勝。」於是元石當天策馬入城，控制了淮西重鎮懸瓠。
按照《鄭羲傳》的非常可疑的說法，常珍奇不甘心就此淪為北人，欲有所為，在自己宅裡藏了數百親兵，夜裡派人點火燒府衙廂屋，想借機兵變。不過鄭羲似有先見之明，從晚宴上常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判斷他留有後手，再次提醒元石防備在先。這一來，常珍奇拱手送上懸瓠城和大半個淮西，就無從翻悔了。
北魏當然要獎勵常珍奇，「事定，以珍奇為持節、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魏書·常珍奇傳》）。北魏自有司州，設在代北以平城為中心的京畿地區，所以把淮西這個司州改為豫州，以常珍奇為豫州刺史。按照北魏的習慣做法，元石以所領魏軍與常珍奇共守懸瓠城，各據城內一部分。至少在入魏初期，常珍奇的權威和利益是有所保障的，他手下的文武眾人，也暫時平安。不管是名義上還是實際上，淮西已經入魏。
這時王鍾兒二十八歲。如果常珍奇從此死心塌地忠誠於魏，他的家人，他手下官員的家人，懸瓠及淮西其他郡縣的百姓，其中當然包括我們重點關注的王鍾兒，就會開始他們人生的新階段，無論喜歡不喜歡，都會慢慢適應北魏的統治。
這時距周矜起兵、常珍奇殺周矜，也才過去了一年多一點。常珍奇在魏人入城時「甚有不平之色」的說法，當然不一定是真實可信的，但他的確沒有死心塌地。懸瓠城的風暴還遠遠沒有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