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景奉旨為慈慶（王鍾兒）撰寫墓誌，銘辭中有一句「投跡四禪，邀誠六渡」，是對應序辭中那句「太和中固求出家，即居紫禁」。四禪，指佛教修行的四禪定、四禪天。六渡即六度，指大乘佛法的菩薩行，包括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和般若。王鍾兒出家為尼，應該在太和二十年（496）高照容被殺之後。大馮要奪取並壟斷元恪的情感歸屬，不僅要殺死他的生母，還要消除掉他有情感依託的那個人際圈子。這種做法，相當於從一個人的情感世界裡刪除其故鄉。因此，那些和高照容關係親密、和元恪的青少年時代有較多關聯的人，特別是他的育母或保母，都不宜再出現在他的新生活中。王鍾兒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成為一個尼姑，法號慈慶。
根據墓誌，慈慶出家後並沒有離開洛陽宮，所謂「即居紫禁」。這可能並不是孤例，《洛陽伽藍記》稱她最終因病移居的昭儀寺為「外寺」，說明在宮裡還有一個「內寺」。這個內寺雖在宮內，一定與宮外的瑤光寺關係密切。現有史料顯示，洛陽宮出家女性中的上層人物多在瑤光寺。《北史·后妃傳》記孝文廢皇后馮氏（小馮）、宣武皇后高氏和孝明皇后胡氏都在瑤光寺出家。不過，據《洛陽伽藍記》，瑤光寺是宣武帝時期修建的，時間不明，建寺的目的也許是為了安置孝文帝遺留宮人中那些願意出家者，特別是廢皇后小馮那樣的特殊貴人。在瑤光寺建成之前，小馮這類出家人應該都是生活在洛陽宮內寺的。因此，不管王鍾兒出家是自願（如墓誌所說「固求出家」），還是被迫，既然仍在洛陽宮，那麼她依舊生活在一個比較熟悉的環境裡。
不過成了出家人，理論上不再是原世俗社會的一部分，生活方式也會有很大的變化。對某些上層人物來說，生活可能變得相對艱難起來。《魏書·閹官傳》講馮翊李潤羌出身的宦官王遇（本姓鉗耳）的故事時，提到了出家為尼的小馮：
廢后馮氏之為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常更奉接，往來祗謁，不替舊敬，衣食雜物，每有薦奉。後皆受而不讓。又至其館，遇夫妻迎送，謁伏侍立，執臣妾之禮。
這裡說小馮出家後「公私罕相供恤」，是指她得不到適當的照顧，來自宮廷方面和她自己親屬的幫助都很有限。與小馮曾有過很深聯絡的王遇不因她身份的變化而改變態度，仍事以皇后之禮，奉供如常，小馮亦坦然受之。遷都前後，王遇曾因說大馮壞話被嚴厲懲罰，免官奪爵，「收衣冠，以民還私第」。毫無疑問他後來加入了洛陽宮內外針對大馮的一系列行動，因此在宣武帝繼位後重獲任用，「兼將作大匠」。也許，這是他後來與小馮保持關係的重要緣由。
然而，如果說小馮的生活水平有顯著的下降，那不是因為她出家為尼，而是因為她在皇后的寶座上遭到了廢黜。理解這一點，需要換一個角度思考。一個被廢黜的皇后，如果沒有出家，她的遭遇是不是會更好些呢？當然不會。甚至可以說，正是出家使得她一方面免遭更多的猜忌和傷害，另一方面不至於枯坐冷宮，失去基本的自由。上引王遇故事中，小馮可以與王遇家庭保持聯絡，還可以常常到他家訪問（「又至其館」），說明她享有相當的自由。本書前引言裡說：「北魏遷都洛陽以後，被廢或失勢的后妃有不少出家為尼的，無論是否自願，比起佛教傳入之前同樣情形的那些宮廷女性，比丘尼的身份使她們能獲得某種程度的自由和新生，至少能保持某種相對獨立的社群生活。」在這個意義上，中古前期佛教在東亞大陸的廣泛傳播，的確給許多女性——即使不是所有女性，而且當然不止是女性——帶來了嶄新的機會與可能。
哪怕是——也許可以說特別是——對於慈慶這樣的人來說，佛教信仰與比丘尼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歡迎的，是帶來了光亮、空間和自由的。佛教固然有屈服並服務於權力，為權力提供規馴工具的一面，但新傳入的佛教也為信眾提供了嶄新的精神生活與社會生活。即使在最粗淺的層面，佛教教義也可以幫助慈慶這樣的信仰者反思生命的意義，給人生苦難提供某種解釋，讓她明白，她遭受和見證的這麼多苦難並非因為她做錯了什麼，而有著超越當前時間與空間的、深遠且神秘的理由。這當然不止是一種精神安慰。更何況，信仰者社群生活也是對原生活世界、原社會關係網路的一種突破，突破就有可能帶來一定程度的自由（或曰解放）。
為了說明以上的主要觀點，接下來要舉一個例子，也是一個女性，而且是我們前面提到過的一個重要人物的妹妹。孝文帝后期最為倚重的宗室諸王，除了他自己的幾個弟弟（特別是彭城王元勰），就是他的叔祖父任城王拓跋雲的長子任城王元澄。《魏書》和《北史》都沒有記錄的是，元澄有個妹妹元純陀，因其墓誌出土才得為今人所知。下面就講講元純陀的故事。
據元純陀墓誌，她是拓跋雲（墓誌作岱雲）的第五女。志題「魏故車騎大將軍平舒文定邢公繼夫人大覺寺比丘元尼墓誌銘並序」，「車騎大將軍、平舒文定邢公」指邢巒。據墓誌，拓跋雲死時純陀年七歲，則其生年當在孝文帝延興五年（475）。墓誌稱「初笄之年，言歸穆氏」，那麼她的初嫁時間當在太和十三年（489）。丈夫去世後，「兄太傅文宣王（元澄）違義奪情」，故再嫁邢巒。純陀的第一次婚姻應該只生一女，別無子息，所以元澄為她安排了第二次婚姻。
元純陀是邢巒的第二任妻子（志題所謂「繼夫人」），邢巒也是元純陀的第二任丈夫。邢巒先娶博陵崔辯第三女崔淑蘭，見崔賓媛墓誌志蓋文字。崔淑蘭為邢巒生育一子邢遜，產後不久辭世。邢巒很快續娶任城王元澄的妹妹元純陀，這個婚姻關係不見於史籍，僅見於邢巒與元純陀二人各自的墓誌。孝文帝和宣武帝時元澄名高權重，這對邢巒得以獨當一面可能是有很大幫助的。邢巒在《魏書》有長篇傳記，邢巒之妻元純陀的事蹟則幾乎完全依靠其墓誌方可考知。
據《魏書》，邢巒（464—514）字洪賓，河間鄚縣人，比純陀大十一歲。邢巒先娶博陵崔辯第三女崔淑蘭，即崔賓媛的二妹。崔淑蘭生下邢遜後不久去世，元純陀大約很快與邢巒成婚。元純陀墓誌：「（邢遜）爰以咳襁，聖善遽捐，恩鞠備加，慈訓兼厚，大義深仁，隆於己出。」強調純陀參與了邢遜的撫養。邢遜「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六」，則其生年當在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此時距純陀初婚穆氏才兩年左右，可見她的第一個丈夫穆氏死於婚後不久。純陀改嫁時，把幼小的女兒留在穆家，自己去邢家照料同樣幼小的邢遜。
邢巒與元純陀在平城結婚，遷都洛陽後在洛陽城東垣內的永和裡營建新宅，相當華麗壯觀。《洛陽伽藍記》卷一城內「修梵寺」條：
寺北有永和裡，漢太師董卓之宅也。裡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今猶有水，冬夏不竭。裡中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書右僕射郭祚、吏部尚書邢巒、廷尉卿元洪超、衛尉卿許伯桃、涼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蔭途，桐楊夾植，當世名為貴裡。
連孝文帝都注意到了邢巒家的特殊氣派。《魏書》記孝文帝因為行藥（孝文帝長期食散，可能是他的死因），一大早在洛陽城裡亂逛，來到司空府南，看到了邢巒家宅。他特地派人對邢巒說：「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邢巒回答說：「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顯然邢巒是要解釋自己的住宅何以如此豪華，不過我覺得邢巒修建豪宅的財富中，元純陀帶來的嫁妝很可能要佔一定份額。
永和裡傳為漢末董卓宅所在（如果董卓確曾在此居住，為時必極為短暫），這賦予該裡特殊的傳奇色彩，而且還與邢巒扯上了干係。《太平寰宇記》引《郡國志》：
（董卓宅）在永和裡，掘地輒得金玉寶玩，後魏邢巒掘得丹砂及錢，銘曰「董太師之物」。後夢卓索，巒吝不還，經年，無疾而卒。
其實這個故事最早見於《洛陽伽藍記》：
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物。邢巒家常（嘗）掘得丹砂及錢數十萬，銘雲「董太師之物」。後（夢）卓夜中隨巒索此物，巒不與之，經年，巒遂卒矣。
洛陽永和裡董卓故居地下藏有珍寶，這樣的故事很可能魏晉時已頗有流傳，當然絕無真實依據，因為董卓西遷時並沒有匆忙到來不及帶走財寶。北魏傳言中把董卓遺寶與邢巒之死相聯絡，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邢巒久有貪財之名，二是邢巒死得太過突然。
元純陀的第二次婚姻遠比第一次長久，差不多有二十二年，直至邢巒五十一歲時忽患暴疾而終。據邢巒墓誌，邢巒死於宣武帝延昌三年三月九日丁巳（514年4月18日）。《魏書》記他「暴疾卒」之後，直接說「巒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沒有交代他患了什麼「暴疾」。邢巒墓誌也說「天不憖遺，寢疾暴迫」。值得注意的是，邢巒的弟弟邢偉當時也在洛陽，官尚書南主客郎中，與邢巒同住永和裡，亦染「暴疾」而死。邢偉墓誌記「春秋卌有五，延昌三年七月廿六日壬申（514年8月31日），暴疾卒於洛陽」。兄弟二人前後腳因「暴疾」而亡，一定是某種急性傳染病。永和裡邢宅患上同一傳染病的，應該不止這兩位，只是我們無從知曉。
邢巒死時，元純陀剛剛四十歲。元純陀與邢巒未育子女，很可能正是因此，邢巒死後她即出家為尼。墓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