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丁巳（499年5月7日）元恪在魯陽（今河南魯山）即位，是為北魏世宗宣武帝。宣武帝在位十六年（按古代標準，他在位時間跨了十七個年頭，從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到延昌四年正月，499—515），使用過四個年號（景明、正始、永平、延昌），每個年號都是四年。《魏書·世宗紀》說他小時候「有大度，喜怒不形於色，雅性儉素」，做了皇帝之後，「善風儀，美容貌，臨朝淵嘿，端嚴若神，有人君之量矣」。這是對他個人品性風格的描述，格於史體，當然都是儘量說好話的。至於他統治時期的朝政狀況，《魏書》的評價就不高了：「垂拱無為，邊徼稽服。而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比夫漢世，元成安順之儔歟。」以西漢的元帝、成帝，東漢的安帝、順帝來比附他，也就把後來北魏衰亂的責任部分地推給了他。
《魏書》稱宣武帝「垂拱無為，邊徼稽服」，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總結性評價，說的是宣武帝本人不像他父親孝文帝那樣銳意製作，各方面都沒有改革創新的努力，卻意外地在南北軍事對抗方面收穫了巨大成功。這些成功中最重要的兩項，即奪取南朝的漢中和壽春，並非北魏積極進取的結果，而是和獻文帝時獲得劉宋的淮北淮西大片土地一樣，是收了南方內政破裂的大禮。只有奪取義陽，算得魏軍主動進攻的重大成就。不過，不管過程如何，論疆境南擴的深度，宣武帝時期的成就遠遠超過了孝文帝時期，而且這些重要戰略要地的獲得，註定了南北軍事上強弱攻守的態勢再無翻盤的機會。
也許這些軍事成就反倒加深了北魏政治醞釀已久的內部危機。儘管一直有戰事，但規模都不大，而且都在南方，可是在北方和西北，傳統的軍鎮密集區和職業軍人最多的地方，進入了太平盛世般無仗可打的和平時期。北魏以征服立國，軍隊在體制內最為尊崇，尤其是軍力所賴的北方邊鎮，在朝廷財政支出中享有優先地位。孝文帝遷都，以六鎮為首的北方邊鎮地位開始下降。對高階將領來說，無仗可打意味著無功可立和升遷緩慢，造成邊鎮官職的吸引力下降。對中下級軍官來說，無仗可打意味著得不到正常財政支出之外的後勤補充，那也就意味著經濟利益的不小損失。
來自朝廷的好處大幅下降後，軍鎮各級官貴勢必加大對所領鎮戍軍民的盤剝，底層軍民的日子會越來越不好過，戰爭提供的階層流動性趨於凍結。再加上宣武帝時期北方連年大旱，嚴重削弱了邊鎮各戍耕牧自給的能力。此外，隨著王朝大興文治，越來越多的官職開放給華夏士人，相應的，能夠供應遷洛代人的官職日見寡少。《魏書·山偉傳》：「時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沾預。」雖然說的是孝明帝時期的情況，其實主要是宣武帝時期造成的。
不過，以上話題都是傳統政治史所關注的，與我們這裡圍繞王鍾兒/慈慶所講的故事，雖有聯絡，卻不是那麼直接。有直接聯絡的是宣武帝對權力、對宮廷、對身邊各類人的看法和處理方式。
毫無疑問，元恪當上皇帝，年過六十的慈慶一定是高興的。後來宣武帝把慈慶留在宮內，最緊要的時刻還想到請老太太出馬，可見他們一直是有聯絡的。和北魏此前歷代皇帝比，宣武帝崇佛最甚。《魏書·世宗紀》說他「雅愛經史，尤長釋氏之義，每至講論，連夜忘疲」，並記永平二年十一月己丑（509年12月12日）「帝於式乾殿為諸僧、朝臣講《維摩詰經》」。宣武帝在皇宮聚眾講經遠不止這一次。《魏書·釋老志》：「世宗篤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親講經論，廣集名僧，標明義旨，沙門條錄為《內起居》焉。」可以想象，慈慶是一定會參與這類講經活動的。在舊有的情感凝結之外，老尼慈慶與宣武帝又有了一層新的精神聯絡。
不過，對於宣武帝來說，從在魯陽即位到自如地安坐洛陽宮，並非理所當然，而是經歷了一番風雨艱險的。
孝文帝在南陽病重，自知大限已到，匆忙為繼承人安排輔政班子時，彭城王元勰央求孝文帝不要選他，允許他在新君繼位後退居閒散，還要求孝文帝立下字據。孝文帝共有六個弟弟，他一向器重的是最小的兩個弟弟彭城王元勰和北海王元詳，尤其是元勰，遷洛後深得倚重，兼綜軍國大務，聲實俱隆。反倒是孝文帝的長弟咸陽王元禧，在軍政事務中都無關緊要。元勰大概明白，孝文帝在世一切都好，只要孝文帝不在，自己的處境會非常危險（「震主之聲，見忌必矣」），所以他堅定地請求孝文帝允許他「辭蟬舍冕，遂其衝挹」。孝文帝當然理解這一要求的合理之處，不僅答應他，還給太子元恪一份手詔，要他尊重元勰的立場，「汝為孝子，勿違吾敕」。
因元勰退出，孝文帝給元恪安排的輔政大臣一共六人，號稱「六輔」。六輔之中，咸陽王元禧和北海王元詳分別是孝文帝的長弟與幼弟，代表皇室；任城王元澄和廣陽王元嘉在太和後期為孝文帝所親重，代表宗室；尚書令王肅和吏部尚書宋弁是太和後期諸般改革的智庫，代表朝臣，特別是其中越來越重要的文士。雖同為輔臣，六人輕重不同，元禧、元詳分任太尉、司空，地位最高，宋弁只是吏部尚書，名位最輕，且死在孝文帝晏駕之前。餘下三人都是尚書省長官，王肅是尚書令，元澄、元嘉分任左右僕射。照說王肅位高，不過他從蕭齊逃難而來，雖受孝文帝寵用，在朝中全無根基，元澄等人自然不服。
恰好有南齊降人舉報王肅與南邊勾結謀叛，元澄立即抓捕王肅，同時上報朝廷。審查的結果是子虛烏有，這下子元澄就麻煩了。他因在太和後期特受孝文帝信任，元禧早已反感，於是藉機與元詳聯名上奏，指責元澄「擅禁宰輔」，迫其「免官歸第」。王肅雖獲昭雪，心氣已挫；元澄雖不久再獲任用，亦遠離中樞。這件事發生在宣武帝即位之初。六輔格局還沒開始就死了一人，剛剛開始再廢去二人，意味著所謂的「六輔」，實際從未存在過。
即使在六輔格局中，真正有權威的也只是元禧和元詳二王。在宋弁早死，王肅、元澄淡出後，廣陽王元嘉以疏屬（太武帝子孫）年老，「好飲酒，或沉醉」，本來就有裝飾意味，現在更不會再擺輔臣的架子。這樣真正發揮輔政大臣作用的只剩下元禧和元詳，而元禧作為孝文帝長弟尤為崇重。即位之初的宣武帝，因居喪守孝（所謂「諒闇」），理論上不聽政事，實際上也不被允許行使皇權，軍國萬機皆決於元禧、元詳二人。北魏自道武帝以來雖不見兄終弟及之事，但可汗諸弟依次上位的古老內亞傳統並未完全消失。美國學者艾安迪指出，北魏中前期許多皇弟死得不明不白，很像是被有計劃地殺死的，目的大概是避免他們在皇帝死後參與皇位繼承之爭。從這個角度講，宣武帝元恪的潛在權力競爭者首先是他的六個叔父。
六個叔父中的趙郡王元幹，死在孝文帝之前。剩下的五個叔父，名聲最大的彭城王元勰在魯陽時就把孝文帝的手詔跪呈給元恪，表現出告別權力的決心。而陪同元恪南來的元禧，和元恪的東宮諸臣一樣，一開始並不信任元勰，元禧甚至不肯入城，而留在城外逗留觀望。大概所有人都明白，如果元勰有奪位自立的野心，這是他採取行動的最佳時機，甚至也可以說是唯一的時機。當元勰把大軍指揮權分享給元恪的東宮官屬，讓孝文帝的御前侍衛轉而為元恪效力，和元澄一起在第一時間扶元恪即位，這才基本上洗脫了嫌疑，元禧也才放心入城。兄弟見面，元禧對元勰說：「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元勰知道他為何遲遲不入城，心下怨憤，回道：「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元勰字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從魯陽開始，元禧代表皇帝行使軍國大權。回到洛陽，元詳也加入進來，不過他作為幼弟，不能與元禧完全並立。就這樣，元禧把自己推到新君頭號畏忌物件的位置上。
這時宣武帝元恪已經十七歲，不是任人與奪的少年了，但他從無監國或帶兵的經歷，與朝臣缺乏個人聯絡，因而不知道可以倚靠或利用朝臣中哪些人來抗衡元禧。而他的成長經歷，特別近四五年來過山車般的洛陽宮經歷，讓他產生強烈的不安全感，對宮廷內外以及朝廷上下幾乎無法建立信任。這種情況下，他會本能地在自己身邊尋求支援。所謂身邊，就是物理距離最近的人，只能是侍衛武官和宦官。《魏書》闢有《恩倖傳》，專記那些出身細微、以近侍身份大得皇帝（或太后）信賴因而飛黃騰達的人。《魏書·恩倖傳》一共為九人立傳，其中六人活躍於世宗朝，可見近侍貴寵的現象以宣武帝時期最為多見。
自在魯陽即位，宣武帝接觸最多的便是身邊的侍衛武士，而這些侍衛武士又由兩部分人構成，一部分是原太子宮侍衛，另一部分是原孝文帝御前侍衛。宣武帝與他們日常廝混，建立起一定的信任和親密關係，其中乖巧者自然能夠察知皇帝的心事，會主動為皇帝出謀劃策、排憂解難。《魏書·恩倖傳》所記的王仲興本是孝文帝的貼身侍衛，宣武帝即位後繼續擔任近侍武官，職為齋帥，深得宣武帝信任，後來升為武衛將軍，總領宮內禁衛軍。另一個「恩倖」寇猛，孝文帝時任羽林中郎，屬於禁軍的下級軍官。宣武帝「愛其膂力，置之左右，為千牛備身」，成了手執大刀緊貼皇帝的御前侍衛，後來也做到武衛將軍。
不過宣武帝即位之初，最親密最信任的還是太子宮的舊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趙修。據《魏書·恩倖傳》，趙修「起自賤伍」，「本給事東宮，為白衣左右」，可見是作為廝役小人在太子宮打雜，雖具「左右」之名，卻是「白衣」，即不在正式編制之內，沒有官方身份。趕上年輕的太子爺最喜歡拳腳功夫好、擅長騎馬射箭的衛士，「頗有膂力」的趙修很快就成了心腹。宣武帝即位後，趙修轉為禁中侍衛，繼續貼身服侍宣武帝，「愛遇日隆」。可以說，趙修是宣武帝即位之初最重要的耳目和爪牙。從他後來與於烈兄弟關係特親來看，宣武帝與於烈聯手終結親王輔政，居中聯絡的除了於烈之子於忠、東宮御醫王顯，趙修也發揮了很大作用。
北魏洛陽城示意圖（參照《中國史稿地圖集》、錢國祥《北魏洛陽宮城的空間格局復原研究》等研究，馮博文製圖）
可是王顯也好，趙修也好，對朝廷政務都全無瞭解，在政治層面毫無經驗。要對抗親王宰輔，還必須有深通朝政的計謀之士。在年輕的宣武帝跟身邊幾個親信滿腹怨悱卻無能為力時，真正能出謀劃策的人物出現了，他就是從偏遠的流放地秘密潛入京城的高聰。據《魏書·高聰傳》，高聰出自勃海高氏中隨南燕渡河居住青州的那一支，作為平齊民被擄至雲中鎮，成了兵戶（和建立東魏西魏的那些六鎮人士的身份差不多），得同宗的高允提攜，才在魏朝做官。高聰不僅長於經史，文才突出，而且「微習弓馬」，向孝文帝自薦，願意帶兵打仗。可是到了淮水前線，率領二千軍隊的高聰「躁怯少威重，所經淫掠無禮，及與賊交，望風退敗」，被抓到懸瓠（就是孝文帝曾長期駐紮並且生病的那個南方重鎮），孝文帝給他的處分是「恕死，徙平州為民」。平州大致位於今河北省東北角燕山山脈以南的灤河流域（唐山與秦皇島之間），那時屬於邊地。可能高聰剛剛抵達平州，就聽說孝文帝駕崩，於是不顧禁令，悄悄南返，回到洛陽後觀察形勢，發現了機會。
雖然細節已全不可知，反正高聰秘密地聯絡上了宣武帝，獻上了最重要的策略。所以《魏書·高聰傳》說：「六輔之廢，聰之謀也。」宣武帝親政，立即任用高聰為給事黃門侍郎，職居秘要。
高聰為廢六輔做了哪些謀劃，事涉機密，當時知者必甚寥寥，他自己事後決不會說，外間自然無人知曉。我這裡純粹推測，很可能正是高聰替宣武帝發現了於烈這個可用之臣。
據《魏書·於烈傳》，於烈是孝文帝末期非常信任的武將，他雖不贊成孝文帝遷都改革，但從不公開表達自己的反對意見。而且當穆泰、陸叡等在平城謀劃反對孝文帝時，「代鄉舊族，同惡者多，唯烈一宗，無所染預」，為孝文帝深所讚賞，把他提拔到禁軍統帥領軍將軍的關鍵崗位上。太和二十三年孝文帝最後一次出征時，沒有如前次那樣讓於烈從行，而是把他留在洛陽，執手告別，說道：「都邑空虛，維捍宜重，可鎮衛二宮，以輯遠近之望。」當時孝文帝對自己的健康已失去信心，凡事都從長遠考慮，把於烈留在洛陽，就是防範意外。孝文帝死在荊沔前線，於烈是洛陽城中少數幾個得元勰通報的人之一，他「處分行留，神色無變」，為皇位順利轉移立下功勞。不過，於烈很快就和實際執政者元禧發生了衝突。
據說發端於一件小事。《魏書·於烈傳》：「咸陽王禧為宰輔，權重當時。」元禧和元勰的風格很不一樣，一向盛氣凌人慣了的，更何況此刻高居權力巔峰，哪裡把文武臣工放在眼裡。他派一個家僮去見於烈，要於烈從禁衛軍選派一批羽林虎賁來給他當護衛，以便「執仗出入」。羽林虎賁職在宿衛，只從屬皇帝，怎能隨隨便便跟著一個奴僮出去？於烈說，我作為領軍將軍，只知道保衛皇帝保衛朝廷，要我派羽林虎賁，必須得有詔書，斷無私下奉送之理。家僮悻悻而歸，一番報告。元禧動了氣，讓家僮再來見於烈。
家僮傳元禧的話道：「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
於烈面色嚴峻，厲聲回答：「曏者亦不道王非是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
無論《於烈傳》這段話是否可靠（顯然在美化於烈的同時醜化元禧，更是為宣武帝的後續行為鋪墊合理性），於烈與元禧之間一定出了大矛盾。執政與禁軍統帥鬧崩，當然是極大的問題。元禧「遂議出之」，就是要把於烈調出洛陽，安排他去舊都平城擔任恆州刺史。於烈不接受，屢屢上表要求留在洛陽，而元禧控制下發布的「詔書」則一再不聽。於烈氣急敗壞，找到彭城王元勰，怒道：「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這時的元勰名望雖高，卻不在輔政之位，無從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