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明四年（503）高英入宮，與於勁上表「勸廣嬪御」是否有關，尚不可知。但於勁上表得宣武帝同意詔可之後，必有一番選女。宣武帝嬪妃墓誌今存者三人，有王肅之女王普賢、司馬悅之女司馬顯姿和李續寶之女李氏。三人都未生育。李氏墓誌不載年齡，只說葬於孝昌二年（526），大概亦卒於此年。王普賢死於延昌二年四月廿二日（513年6月10日），年二十七，則其生年在太和十一年（487）。司馬顯姿死於正光元年十二月十九日（521年1月12日），年三十，則其生年當在太和十五年（491）。只有司馬顯姿墓誌明確說：「正始初，敕遣長秋，納為貴華。」正始元年（504）司馬顯姿十四歲，被選入宮，應該跟於勁上表「勸廣嬪御」有直接關係。這一年王普賢十九歲，不能肯定她是不是更早入宮。
問題是，一批符合條件的美女選入後宮，並不意味他們有機會蒙宣武帝「侍接」。除後來的孝明帝以外，今可考知的宣武帝子女一共三人，其中於皇后生一子，高英生一子一女，兩個皇子都早早夭折。於皇后與高英，各有特殊家庭背景，權勢瀰漫於宮牆內外，沒有人能阻止她們得到宣武帝的侍接。但她們（特別是高英）有足夠的能力把宣武帝與其他後宮嬪妃隔離開，其結果就是除了她們二人所生，宣武帝再無其他子女，孝明帝成了唯一的例外。
而這個例外也不是偶然發生的，是相當一批人辛勤策劃、周密安排的結果。
孝明帝的生母是武始伯胡國珍的女兒。《北史·外戚傳》：「（胡國珍）女以選入掖庭，生明帝，即靈太后也。」胡氏（靈太后）可能就是在於勁「勸廣嬪御」之後選入掖庭的女子之一。《北史·后妃傳》敘胡氏得幸於宣武帝，是因為她出家為尼的姑母在宮中講道時「諷左右稱後有姿行」，「帝聞之，乃召入掖庭，為充華世婦」。按這個敘事，胡氏被選入宮，還是因為她姑母找關係打通了關節，宣武帝才特地召她入宮。據《北史·后妃傳》，胡氏的生母是胡國珍的前妻皇甫氏，胡氏出生後有京兆山北縣善卜相者告訴胡國珍「賢女有大貴之表」云云，可見胡氏出生於長安。但《北史·外戚傳》說皇甫氏景明三年（502）死於洛陽，而且還說「前世諸胡多在洛葬」，可見胡國珍家族在孝文遷都後也從長安搬到了洛陽。《北史·后妃傳》說胡氏對姑母「幼相依託」，大概指初入洛陽時期。
大概在母親去世不久，胡氏就通過「選女」的程式入宮，如果是這樣，那麼她入宮時間應該和司馬顯姿一樣在正始元年。從正始元年到她生育皇子的永平三年（510），中間有六七年時間。無論她被選入宮是不是靠了姑母，但實際情況可能是，胡氏和眾多選入掖庭的女子們一樣，雖早早入宮，但「不蒙侍接」，見不到皇帝。胡氏的幸運在於，她的姑母以比丘尼身份在內宮講道，結交了一批在皇帝身邊說得上話、有一定影響力的人物（其中很多人屬於史書所謂的「恩倖」）。
後宮的文化需求是多樣的，比如，後宮上層女性甚至需要經史方面的教師或指導者，當然這些教師或指導者通常應該是女性。據《魏書·李彪傳》，李彪有個女兒，「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李彪驚異於這個女兒的才分，私下悄悄對家人說：「此（女）當興我家，卿曹容得其力。」李彪死於宣武帝親政的景明二年（501），宣武帝在他死後聽說了這個博學多才的女兒，「召為婕妤，以禮迎引」，請到宮裡擔任諸妹公主的文化課教師。李婕妤主要的教學內容，是讀書寫字，所讀的書主要是經史，即傳文所謂「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不僅公主們，后妃宮官都是她的學生，傳文稱「後宮鹹師宗之」。後來嫁給高猛的宣武帝同母妹元瑛，應該就曾跟著李婕妤讀過書。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李婕妤和宣武帝一樣虔心信佛，好讀經論。宣武帝死後，李婕妤出家，「通習經義」，成為一個對佛學有較深理解的比丘尼，常常登壇講道，為洛陽僧伽所敬重，所謂「法座講說，諸僧嘆重之」。
胡氏（靈太后）的姑母「入講禁中」，是為了滿足宮中信佛的需求。對我們來說非常幸運的是，這位比丘尼姑母的墓誌2000年春在河南洛陽孟津縣（今孟津區）平樂鎮朱倉村出土，首題「魏故比丘尼統法師釋僧芝墓誌銘」，知她的法號為僧芝。根據墓誌，僧芝死於孝明帝熙平元年正月十九日（516年3月7日），春秋七十五，則其生年當在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442）或稍早。據《北史·外戚傳》，胡國珍死於神龜元年四月十二日（518年5月7日），年八十，則其生年當在太武帝太延五年（439）或稍早。可見僧芝比她哥哥胡國珍小三歲，兩人都出生在其父胡淵自赫連夏入魏之後。胡氏雖為安定大姓，可能很早就定居長安了。墓誌說僧芝「道識發於生知，神情出於天性，洗耶（邪）素裡，習教玄門」，十七歲（文成帝太安五年或稍早）出家，二十歲已學有所成。又記僧芝與北魏皇室發生聯絡，始於馮太后對她「傾服徽猷，欽崇風旨，爰命驛車，應時徵辟」，把她接到平城。僧芝到平城的時間，應該在孝文帝中期之前，僧芝三十至四十歲之時。
墓誌首題稱僧芝為比丘尼統，但志文不言其事，疑她實際並沒有擔任過這個職務，是死後追贈的。她長期服務於皇家，馮太后和孝文帝都很看重她。墓誌說馮太后徵她前往平城，「及至京都，敬以殊禮」，孝文帝對她「傾誠待遇，事絕常倫」。到宣武帝時期，她年資更高，禮遇也愈加隆重。墓誌：「世宗宣武皇帝信心三寶，彌加彌（疑為「珍」字誤寫）寵，引內闈掖，導訓六宮。」如果僧芝是到了宣武帝時才在掖庭「導訓六宮」，那麼她之前在平城和初遷洛陽時，即便也常在掖庭走動，但地位並不突出，不似墓誌所說的那樣得到馮太后和孝文帝的特別禮遇。宣武帝信佛深篤，後宮風氣想必更甚，需要有一定佛學修養的專業人士講道說法，所以僧芝獲得機會擔任這個角色。
宣武帝親政時，僧芝已差不多六十歲，在平城和洛陽的上層女性間走動將近三十年。如她這樣有機會到後宮走動的女尼應該並不少，但從僧芝墓誌稱小馮、高英以及王肅的前妻謝氏等，「以法師道冠宇宙，德兼造物，故捐舍華俗，服膺法門，皆為法師弟子」來看，似乎這些地位很高的女性一開始都是在僧芝門下出家的，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僧芝在洛陽宮的女尼中一定享有很高聲望。墓誌說僧芝的弟子包括小馮、高英「逮諸夫嬪廿許人」，幾乎包含了所有「六宮」妃嬪中願意出家為尼者。那麼，毫無疑問的是，王鍾兒/慈慶一定是認識她的，甚至可能就是以她為師而出家的。前節所說元愉的愛妾楊奧妃被於皇后強制出家，閉於內宮長達一年多，那麼很可能僧芝也曾參與其事。
簡而言之，僧芝這樣一個老尼，在北魏皇宮活動時間久，認識重要人物多，人脈既廣，閱歷又富，能量甚大，卻不太引人注意。無論僧芝的侄女胡氏（靈太后）是先以選入宮，還是因僧芝託人說情入宮，她入宮時，僧芝已經在宮裡頗有影響。《北史·后妃傳》：「（胡）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既為尼，幼相依託，略得佛經大義。」僧芝被徵至平城時，胡氏還沒有出生，而胡家一直住在長安。後來搬家到洛陽，可能在孝文帝遷都之後不久。所謂「幼相依託」，應該是指胡氏之母皇甫氏去世之後。正始初入宮時，她應該只有十四五歲。僧芝「諷左右稱後有姿行」，就是請那些能在宣武帝身邊說得上話的「左右」，向皇上推薦胡氏。當高英「悍忌」「宮人希得進御」之時，即便宣武帝動心，也需要掖庭相關人員配合，瞞天過海，暗度陳倉。有僧芝的人脈，才會有那麼多關鍵人物協助安排。很可能，老尼慈慶也是幫了大忙的。
即便有人幫忙，胡氏獲得的進御機會也不會太多。從孝明帝的出生時間（永平三年三月丙戌，即510年4月8日），可以推測受孕在永平二年五六月間。那麼她確認懷孕，很可能在永平二年八九月間。這一確認當然立即成為後宮大事。再過兩三個月，對子嗣問題憂懼極深的宣武帝推出了一項新法規。《魏書·世宗紀》：「（永平二年）十有一月甲申（509年12月7日），詔禁屠殺含孕，以為永制。」宣武帝下詔禁止屠宰繁殖期的雌性牛羊豬馬等牲畜，並把這一禁令放進法律條文中，表面上看似乎跟宣武帝信佛有關，因為在釋出這個詔書五天之後，「己丑（12月12日），帝於式乾殿為諸僧、朝臣講《維摩詰經》」。宣武帝講的《維摩詰經》，當然是鳩摩羅什譯本。此經「是公認的中國中古時代流行最為深入廣泛的佛教經典之一」。胡適說：「《維摩經》為大乘佛典中的一部最有文學趣味的小說，鳩摩羅什的譯筆又十分暢達，所以這部書漸漸成為中古時代最流行、最有勢力的書。」宣武帝登壇講《維摩詰經》，反映了那時佛經講論的風氣。如果不瞭解此時正是胡氏妊娠進入第五六個月，可能會把宣武帝的禁屠受孕牲畜單純與他信佛講經聯絡起來，而難以察覺他精神深處的憂懼與恐慌。
宣武帝的緊張沒有停留在乾著急上，他還採取了比「禁屠殺含孕」更切實的行動。《北史·后妃傳》：「先是，宣武頻喪皇子，自以年長，深加慎護。」大概從確認胡氏懷孕那一刻起，宣武帝就要為她建立一個「深加慎護」的團隊，把她與掖庭日常體系隔離開來。這個團隊既要防止後宮其他人（包括高皇后）傷害她，也要防止她自己傷害胎兒。《北史·后妃傳》裡的一段話，揭示了受孕妃嬪自我傷害的確是存在的：
而椒庭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唯後每稱：「夫人等言，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也？」明帝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為諸計。後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不辭。
胡氏為皇家大計慷慨無私，說出那麼大義凜然的話，當然都是她後來當了太后追述的。事實上她懷孕後立即被一個特殊團隊所看護，一舉一動不再自由，就算她想怎麼樣也是做不到的。有意思的是這段話提到子貴母死的舊制，反映了平城時代這一反人性的制度在洛陽宮裡並沒有被遺忘，六宮妃嬪「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不願生太子」當然只是一個願望，但如果比別人先懷孕，又無法預知男女，那怎麼辦呢？胡氏懷孕後，「同列」，就是其他充華夫人，「猶以故事相恐，勸為諸計」。如何「為諸計」？當然是想辦法終止妊娠，即流產。這種做法在平城時代是否存在呢？如果存在，那麼宮廷管理者應該也會發展出一套應對措施。
可以說，子貴母死舊制的陰影固然存在，後宮妃嬪自我殘害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但具體到胡氏，她懷孕之後應該迅速被保護起來了。對於前來保護她的團隊而言，要防範的物件是很多的，其中包括孕婦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