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尼慈慶七十五歲這一年，北魏最高層人事調整中發生了一個對後來政局有重大影響的變化，就是領軍將軍換人了。大概在永平元年（508）底或稍後，本來擔任禁軍副統帥左衛將軍的元珍，對，就是那個親自動手逼元勰飲下毒酒的元珍，升任領軍將軍。元珍墓誌這樣描述他的領軍任命：「始荷腹心之任，受六師之重，掩虎旅於神扉，啟禦侮而肅警。」墓誌接著說：「延昌二年，遷尚書左僕射。」從級別待遇上說，領軍將軍是二品上，尚書左僕射是從一品中，不只是升了，而且還跳了一級。但兩個官職的權責差別很大。平時也許看不出領軍將軍這個職位的關鍵性，但到了最上層特別是皇權本身過渡或轉移的關節點上，它就比幾乎其他所有職位都更重要。元珍升為左僕射，領軍將軍由於忠接任。
於忠當然也是宣武帝最信任的武官之一。從推翻六輔體制到平定元禧叛亂，宣武帝依賴的都是領軍將軍於烈，而於烈之子於忠那時一直擔任左右郎將、領直寢這樣的御前侍衛軍官，而且他一直是宣武帝與於烈之間最重要的聯絡人。於忠本名今已不知，太和中孝文帝給他賜名登。宣武帝又給他賜名忠，對他說：「朕嘉卿忠款，今改卿名忠。既表貞固之誠，亦所以名實相副也。」於烈死後，於烈之弟、於皇后之父於勁繼任領軍將軍，而於忠擔任禁軍高階將領中的武衛將軍。同時於氏家族的多人都擔任禁衛軍官，可見於氏在禁軍系統根基極深。
據《魏書·於忠傳》，於忠曾與北海王元詳關係緊張。元詳甚至當面對他說：「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於忠怒懟道：「人生於世，自有定分，若應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不能殺。」雖然元詳做手腳把於忠從禁中擠到外朝，但最後還是於忠看到了元詳慘死。元詳之死，史書多推給高肇，其實於氏只怕沒少用力。正因為這樣，後來元詳之子元顥在南朝支援下稱帝殺回洛陽後，雖然全力籠絡朝野人物，卻毫不客氣地殺掉了於勁之子、位居尚書僕射的於暉。
領軍將軍一職從元珍轉給於忠，對宣武帝來說差別不大，兩人都長期在禁中擔任禁衛軍官，久經考驗，完全信得過。可是對於高肇而言，局面就大大不同了。元珍與高肇交好，見《北史·魏諸宗室傳》：「宣武時，（元珍）曲事高肇，遂為帝寵暱。」而於忠偏偏是高肇在朝廷上比較少見的、公開的對頭，這種強烈的敵意，也許至遲開始於於皇后及其子元昌神秘死去之時。據《魏書·於忠傳》，當於忠任河南尹時，「高肇忌其為人，密欲出之，乃言於世宗……於是出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於忠為河南尹時，還擔任河南邑中正，最重要的工作是受命與元暉、元匡和元萇一起「推定代方姓族」。這四個人在元萇墓誌裡稱為「銓量鮮卑姓族四大中正」，可能是正式名稱，墓誌模糊地記此事於「永平中」。而《魏書·世宗紀》載永平二年（509）十二月有論定五等諸侯選式的詔書，事與「推定代方姓族」「銓量鮮卑姓族」雖不同卻相關，看來這一年集中討論過這類問題，故可推測於忠列名四大中正在永平二年。那麼，高肇把他排擠出洛陽，應該也在這一年或稍後。
但皇子元詡出生後，宣武帝調整禁軍人事，迫切需要把最可信賴的人放在禁軍主要將官的位置上。《魏書·於忠傳》記於忠出任定州刺史不久，宣武帝「既而悔之」，又把他調回來，「復授衛尉卿，領左衛將軍、恆州大中正」。於忠以三卿領左衛將軍（禁軍副帥），堪稱心膂有寄。不過定州刺史畢竟是一種榮授，所以宣武帝「密遣中使（宦官）」去見於忠，向他解釋道：「自比股肱褫落，心膂無寄。方任雖重，比此為輕。故輟茲外任，委以內務。當勤夙無怠，稱朕所寄也。」元詡立為皇太子，於忠「除都官尚書，加平南將軍，領左衛、中正如故，又加散騎常侍」，這些職務中最要緊的還是左衛將軍。
據《魏書·於忠傳》，有一次於忠「侍宴」，宣武帝把自己隨身帶的「劍杖」賜給於忠，還端起酒杯向他敬酒，說道：「卿世秉貞節，故恆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所御劍杖相賜。循名取義，意在不輕。其出入周旋，恆以自防也。」到延昌二年（513），領軍將軍元珍升為尚書左僕射，於忠遞補為領軍將軍，同時還任侍中。侍中是門下省長官，負責協助皇帝處理各類事務，是非常顯要的位置，但日常工作跟文書打交道比較多，需要一定的文化素養。於忠覺得自己不適合，跟宣武帝說：「臣無學識，不堪兼文武之任。」意思是隻做領軍就可以了，不必做侍中。宣武帝回答：「當今學識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宣武帝的一大特點是念舊，看重老交情，十五年來他對於氏諸人的信任可謂歷久彌新。
這就是宣武帝末年最重要的人事調整。從領軍升至尚書左僕射的元珍，本來算是高肇在朝中的一大盟友，可他次年突然病死。元珍墓誌：「春秋卌七，以延昌三年歲次甲午五月戊申朔廿二日己巳（514年6月29日）寢疾不豫，薨於篤恭裡第。」於是，高肇在朝堂內外比較重要的盟友只剩下王顯，因為王顯擔任御史中尉，可以彈劾百官，又深得皇帝信任，有相當的威懾力。
當然，只要宣武帝健在，高肇以司徒之重，帝舅之尊，掌握朝權長達十二三年之威，大概也不用擔心什麼。即使宣武帝出了什麼意外，只要高肇及時控制住皇太子，即位後搬出皇太后高英來聽政，也是皇權制度下常見的操作。這就要求他要麼一直跟現任的皇帝在一起，要麼能及時掌控未來的皇帝。可是到了延昌三年底，高肇被宣武帝委以統帥之任，率大軍徵蜀，遠遠離開了京師洛陽，也就遠遠離開了現在的皇帝和未來的皇帝。
據《魏書·世宗紀》：延昌三年十一月「辛亥（514年12月8日），詔司徒高肇為大將軍、平蜀大都督，步騎十五萬西伐」。兩個月之後，徵蜀大軍的前鋒部隊剛剛抵達梁州（今甘肅隴南），還沒來得及展開對蕭梁益州的進攻，就傳來了罷軍回師的命令。據《北史·外戚傳》，高肇和徵蜀主要將領如元遙、甄琛等，接到以孝明帝名義寫的書信，「稱諱言以告兇問」，報告了宣武帝去世的噩耗。
對高肇來說，情況真是不可思議的糟糕。不過，畢竟他指揮著北魏最重要的軍隊，如果有心利用這支軍隊，還是可能扭轉形勢的。《魏書·任城王澄傳》：「世宗夜崩，時事倉卒，高肇擁兵於外，肅宗衝幼，朝野不安。」可見洛陽朝廷對此也是有點擔心的。然而高肇不是那種敢做大事的人，而且統軍諸將各有朝中音信，不見得會聽他的。《北史·外戚傳》：「肇承變，非唯仰慕，亦憂身禍，朝夕悲泣，至於羸悴。」自己先嚇得半死了。
《魏書·世宗紀》：「延昌四年春正月甲寅（515年2月9日），帝不豫，丁巳（2月12日），崩於式乾殿，時年三十三。」宣武帝和他父親孝文帝一樣死得早，可能都是因為長期食用過多的五石散之類的補藥。代北時期拓跋君主對華夏文化的吸收，至少在早期階段，一個重要表現是痴迷於天象占卜讖緯等與神秘主義相關的知識。隨著時間推移，華夏化程度越來越高，他們也會樂於嘗試盛行於中古早期的食散進補等醫學技術。孝文帝的早死，一定與食散有關。而宣武帝是不是也如其父一樣痴迷食散，我們還不知道，只是一種可能。
無論宣武帝患了什麼病，他於甲寅（2月9日）病倒，三天後（2月12日）的丁巳夜裡去世，的確在洛陽宮造成了恐慌。據《魏書·恩倖傳》，宣武帝的最後幾天，身邊主要是幾個恩倖左右，特別是徐義恭，「世宗不豫，義恭晝夜扶侍，崩於懷中」。朝官最早知道訊息的，應該只有在禁中值班的文武官員，其中特別重要的是侍中兼領軍於忠、侍中崔光、太子詹事王顯、黃門郎元昭、太子中庶子裴延儁、中書舍人穆弼、大長秋卿（宮內宦官的最高長官）劉騰、右衛將軍侯剛（皇家第一大廚，同時又謀到了一個禁軍高階將領的職位）等，連皇后高英（因住在北宮，與中官相對隔絕）都不知道。相關記載集中見於《魏書·於忠傳》和《魏書·禮志》，但《於忠傳》在非常關鍵的地方有殘缺，造成一定的模糊和混亂。
大位不可虛曠，所以這些官員在不能通知眾朝臣的情況下，連夜完成了皇太子即位的典禮。據《魏書·禮志》，宣武帝駕崩，崔光、於忠、王顯和侯剛「奉迎肅宗（皇太子元詡）於東宮」。《魏書·閹官傳》：「世宗之崩，群官迎肅宗於東宮，（王）溫於臥中起肅宗，與保母扶抱肅宗，入踐帝位。」王溫是東宮的大宦官（中給事中），他和「保母」一起扶抱著不到六歲的元詡，和前來迎接的眾大臣一起前往禁中。不知道這些「保母」中，有沒有七十七歲的老尼慈慶。
據《魏書·禮志》，一行人從永巷的東門萬歲門進宮，直接進入中宮的顯陽殿，大概在那裡才告訴皇太子發生了什麼，皇太子「哭踴久之」。崔光和於忠提出立即舉行皇帝即位儀式，王顯卻提出等到第二天。崔光問他：「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王顯說應該先報告皇后（「須奏中宮」），等皇后下達令書（皇帝所言為詔，皇后所言為令）。崔光說：「帝崩而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立即舉行儀式。
皇帝即位有一套禮制，主持和參與儀式的官員是相對固定的，而現在這些官員都不在場，只好讓在場的人臨時兼任那些官職。崔光兼太尉，元昭兼侍中，王顯兼吏部尚書，裴延儁兼吏部郎，穆弼兼謁者僕射。崔光讓六歲的元詡停止哭泣，站在顯陽殿的東頭，於忠和元昭扶著他，面朝西方，哭了十幾聲就停住，換上皇太子的正服。然後是儀式的核心階段：崔光（以及《禮志》漏記的王顯，分別代表太尉和吏部尚書）「奉策進璽綬」，元詡跽跪受璽綬。接受了皇帝璽綬，就是皇帝了。之後起身，換上皇帝的袞冕服，從顯陽殿向南經朱華門進入太極殿，來到太極前殿，向南而立（坐？）。陪侍皇帝的官員們，以崔光為首，從太極前殿的西階下來，走到太極殿前的中庭，加入已經在那裡列隊的值班官員（應該還有禁衛軍官和宦官），向北對著殿上的小皇帝，「稽首稱萬歲」。這樣就算完成了即位儀式。元詡即位，後諡曰孝明，廟號肅宗。
然後，裝殮宣武帝（大行皇帝），把棺材從式乾殿移到太極殿，以準備隨後的弔喪典禮。此外，要連夜決定輔政人選。這時訊息應已傳至北宮，皇后高英已經知道了。按程式，由在場的兩個門下省長官於忠和崔光向中宮（皇后高英）奏擬輔政者名單，中宮認可，即可釋出詔書執行。
洛陽宮城示意圖（參照錢國祥《北魏洛陽宮城的空間格局復原研究》相關復原圖改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