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肇一死，執政諸臣看得很清楚，高氏勢力中仍有潛在威脅的只剩下皇太后高英。按照制度與傳統，在皇帝幼小、出現皇權停擺時，皇太后是唯一有制度性權力填補這一真空的。輔政者如果不能除掉皇太后（如孝文帝死後六輔之對付大馮），那麼往往只好容忍她挾持幼君、以皇帝名義執政，從而分享或制衡輔政大臣的權力。對於延昌四年（515）春的輔政諸臣來說，他們最大的幸運是充華胡嬪的存在。在道武帝之後的北魏歷史上，皇帝即位後生母仍然健在，這並不是第一次，上一次是文成帝即位時。與上一次不同的是，這一次輔政諸臣的目標是抵制皇太后（文成帝即位時不存在這種情況）。把皇帝生母拉進這個角鬥場，至少可以部分地打破皇太后主張自己制度性權力的可能。這一點，在宣武帝病死的那個夜晚，崔光和於忠就已經想到了。所以，他們為了哄騙高肇乖乖入城，就在高肇抵達洛陽西郊那天，尊高英為皇太后。
高肇死後，輔政諸臣立即整頓高層人事，重分蛋糕。據《魏書·肅宗紀》，二月癸未（515年3月10日），就是高肇死後第三天，按照資歷拜命新的三公：高陽王元雍以太傅領太尉，班位最高，其次是清河王元懌任高肇騰出來的司徒，廣平王元懷任元懌騰出來的司空。當然，接下來其他職務都有一番大調整。半個月後，大概權力分配和政治鬥爭戰利品的分配告一段落，己亥（515年3月26日），「尊胡充華為皇太妃」。也許出於早已協商好的安排，胡氏尊為皇太妃五天後，三月甲辰（515年3月31日），「皇太后出俗為尼，徙御金墉」，徹底被排斥到權力場以外。高英出家為尼，法號慈義，墓誌和《北史》都說她出家之地在瑤光寺。這裡說「徙御金墉」，是指出家後她被移出北宮，先到了金墉城。出於安全考慮，執政者會先控制她一段時間，不知這段時間有多長，總之她後來進了瑤光寺。
剷除高氏之初，輔政大臣名義上以高陽王元雍為首，形式上是元雍與於忠二人分司內外的共治，其實是於忠大權獨攬。元雍能力有限，自孝文帝至宣武帝都看不上他。《魏書·獻文六王傳》之《高陽王雍傳》說他「識懷短淺，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為時情所推」，「不能守正匡弼，唯唯而已」。真正掌權的是於忠。《魏書·於忠傳》：「忠既居門下（侍中），又總禁衛（領軍），遂秉朝政，權傾一時。」手上握有禁軍，同時又掌握了百官表奏的最終處理權和皇帝詔敕的頒發權，自然「權傾一時」。
《高陽王雍傳》載元雍上表回憶於忠擅權時期，「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而臣出君行，不以悛意」，意思是詔書都由門下省發出，而於忠作為門下省第一號人物，實際上成了詔書的來源。他還說於忠以禁軍統帥職務，阻斷了小皇帝與輔政諸臣的聯絡，身為朝宰的元雍卻見不到皇帝，「於忠身居武司，禁勒自在，限以內外，朝謁簡絕」。正是因此，於忠掌握了最重要的人事任命權，用元雍的話說，就是「令僕卿相，任情進黜，遷官授職，多不經旬，斥退賢良，專納心腹，威振百僚，勢傾朝野」。
這樣就引發了元雍所代表的外朝與於忠所控制的內朝之間的鬥爭。
於忠雖然握有實權，但班位還不算高。他對元雍說，宣武帝生前同意過給他「優轉」，就是提高階別。《魏書·於忠傳》：「（元）雍憚忠威權，便順其意，加忠車騎大將軍。」於忠過去只是二品上，現在提高到一品下，而且在一品下的官職中車騎大將軍的位次排在儀同三司之前，可謂大大優轉。滿足這一點之後，於忠又表示自己在宣武帝去世後，「有安社稷之功」，明示暗示希望在爵位方面有點獎勵，其實就是希望封公。封公的事要由三公提出來，當時的三西元雍、元懌和元懷不好駁他的面子（「難違其意」），「議封忠常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於忠不太好意思一個人得這麼大的好處（「難於獨受」），又讓人提出「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
《魏書·郭祚傳》：「領軍於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奉，（郭）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為州。」郭祚是尚書左僕射，曾做過太子少師，算是孝明帝的「師傅」，屬於資歷和名望都非常高的重臣。他認為應該警惕權力膨脹的於忠，於是派自己的兒子郭景尚去見元雍，建議把於忠調離洛陽，外出擔任州刺史，這就意味著解除他的侍中和領軍兩個關鍵職務。同有此心的還有度支尚書裴植和都水使者韋儁，當然他們也代表一個不小的勢力。元雍可能被他們說服了，但還沒有來得及做什麼，卻被耳目廣佈的於忠搶先下了手。《魏書·於忠傳》：
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郭祚有師傅舊恩，裴植擁地入國，忠並矯詔殺之。朝野憤怨，莫不切齒，王公已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還第。自此之後，詔命生殺，皆出於忠。
前面說過，於忠跟宣武帝說「臣無學識，不堪兼文武之任」，宣武帝也承認他文化不高。那麼，他怎麼能熟練地應付朝堂上這些需要一點複雜技術的政治鬥爭？《北史·魏諸宗室傳》之《常山王遵傳》記拓跋遵的後人元昭在宣武帝死時，以黃門郎在禁中值班，發揮過重要作用，之後「曲事」於忠，「忠專權擅威，枉陷忠良，多昭所指導也」。於忠的另一個軍師是名臣李崇的長子李世哲。《魏書·李崇傳》說李世哲在高肇、劉騰當權時跟他們「親善」，因善於鑽營，世號「李錐」。《魏書·於忠傳》說於忠當權，李世哲找關係靠近他，「遂被賞愛，引為腹心，忠擅權昧進，為崇訓之由，皆世哲計也」。原來於忠有元昭、李世哲這樣的人在背後出謀劃策。既然元昭以及其他謀士能指導於忠「枉陷忠良」，自然也會指導他謹慎面對「朝野憤怨，莫不切齒」的局面。
一方面殺害形象好名望高的郭祚、裴植等人，另一方面還把宗室中「屬尊望重」排名第一的高陽王元雍趕出朝廷，朝中已無人可以制衡於忠，這也意味著他突然把自己置於非常危險的境地。《魏書·於忠傳》：「於氏自曾祖四世貴盛，一皇后，四贈三公，領軍、尚書令，三開國公。」這種榮耀到於忠達到巔峰，但巔峰也是最危險的時刻。可能出於元昭等人的策劃，於忠明白自己必須做點什麼才能稍稍閃避朝野的怒視和狐疑，而皇太妃胡氏再一次成為他的方便工具。
據《魏書·肅宗紀》，於忠發出詔書誅殺郭祚、裴植等，逼迫元雍解除官職「以王還第」，發生在延昌四年八月乙亥（515年8月29日）。第二天，即八月丙子（515年8月30日），於忠就採取行動，「尊皇太妃為皇太后」。之前，殺高肇的權臣於忠、元雍、崔光等，為自身長遠安全而逼迫高英出家。現在於忠排擠了輔政朝宰元雍，殺害尚書省高階官員多人，當必須向朝野表明自己全無危及皇權的野心時，又不得不抬出胡氏來填補高英的位置。他相信，以他在宣武帝死後從高英手下救過胡氏的大功，胡氏對他只有感激，全無威脅。
然而，也許他始料未及的是，胡太后遠比高太后更有性格、更有能力。《北史·后妃傳》：「（胡）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既為尼，幼相依託，略得佛經大義。親覽萬機，手筆斷決。」經歷了內宮十餘年的艱難磨礪，她已從一個天真少女成長為頗有見識的成熟女性。高英出家，雖然獲利最大的是胡氏，但這並不是她主動操作的。她那時初得解放，連親生兒子都還沒見到，自然沒有能力排擠高太后。被尊為皇太后固然是她的一大夢想（或者是她過去都不敢夢想的），可是同樣，這也不是她自己可以爭取的，而是於忠和元雍爭權、朝中政局發展的結果。如果於忠和元雍（及二人所代表的政治勢力之間）不生嫌隙，或至少維持某種平衡，那麼胡氏可能會一直枯坐別宮，短時間內連兒子都見不到。從少年入宮到現在，她一直是被動的，逆來順受，任憑命運擺佈。不過，從被尊為皇太后開始，她終於可以主宰自己的命運了，因為她知道如何利用制度賦予的自由空間，來為自己爭利益。
胡太后要爭的第一個利益，是和自己的兒子團聚。據《肅宗紀》，胡氏被尊為皇太后在八月丙子（515年8月30日），十二天之後的八月戊子（515年9月11日），「帝朝皇太后於宣光殿」。宣光殿是后妃所住的北宮的正殿，孝明帝從中宮的顯陽殿經永巷門來到北宮，在宣光殿見到自己的母親，對孝明帝來說，這是他平生第一次。自從五年半以前分娩成功，母子立即被分離，那時胡氏可能都沒有機會，或沒有力氣認真看一眼孩子。重聚之時，按照那時的演算法，孝明帝已經六歲半，可以說是七歲了。雖然史書不載，可以想象二人必是涕淚漣漣。
胡太后既然與兒子相聚，自然不會放他離開，從此母子要同吃同住了。這樣，於忠與皇帝之間就出現了一道新屏障。儘管於忠作為侍中仍然出納王言，但王言的具體內容卻不再完全由他說了算，而要經過胡太后這一關。同日釋出詔書，大赦天下，以慶賀皇帝與皇太后重聚。第二天（9月12日），頒佈詔書，調整元雍去職之後的三公，元懌代替元雍以太傅領太尉，元懷以太保領司徒，元澄從尚書令升為司空。再過一天（9月13日），於忠得到元澄騰出的尚書令。據《魏書·於忠傳》，於忠這一次新得到的職務是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同時「侍中、領軍如故」。尚書令已是朝官之最，離三公只有一步之遙了。不過也許在於忠看來這還只是正常升遷，而得到崇訓衛尉一職就很不尋常了。胡太后在北宮住在崇訓宮，她肯給於忠加崇訓衛尉，是顯示把自己的安全防衛完全交到他手裡，顯示了極大的寵信。
胡太后一開始就表現出相當的政治智慧，她對於忠的寵信是一種交換，要交換的是於忠支援她臨朝稱制。據《魏書·肅宗紀》，八月壬辰（515年9月15日），「群臣奏請皇太后臨朝稱制」。臨朝稱制，就是制度性的皇太后代替皇帝行使皇權。稱制，是代表皇帝說話，特殊情況下大臣也可以稱制。但在制度意義上，臨朝稱制的幾乎只能是皇太后。看不慣或敵視於忠的內外朝官，當然希望以太后臨朝稱制來制約或削弱於忠的威權，所以一定會有很多大臣附和這一提案。但是，如果於忠堅決反對，他也一定能找到辦法阻止這一提案得到批准。只不過，胡太后剛剛向他表達了無比的親近姿態，顯然聽政後也不會對他有什麼不利，他有什麼必要去冒險抵制呢？這大概是於忠那時的基本心態。
不知是不是於忠猶豫不決，或宮廷內外另有勢力需要協調協商，具體情況已無從瞭解，但看起來並非一帆風順，而是過了十三天才有結論。《魏書·肅宗紀》：「九月乙巳（515年9月28日），皇太后親覽萬機。」這是胡太后在北魏政治史上崛起的時刻。今後許多年裡，北魏政治的許多發展，至少在表面上，就要以她為中心了。跟以前相比，女主聽政的最大不同，是太后要真正與百官見面，聽他們彙報政務，當場作出決定。這是朝官都在場、都見證的，輔政權臣沒有辦法在中間製造一個可由自己控制的間隔。只要太后和皇帝在一起（這是太后臨朝聽政的必要條件），就沒有人能夠以皇帝的名義反對太后。太后的意志以詔敕的形式下達，膽敢違抗者就是與北魏國家機器對抗。
在馮太后於太和十年（486）結束聽政之後，整整四十年過去了，現在再次出現了女主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