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初讀先師田餘慶先生《拓跋史探》解析子貴母死之制那幾篇時，我第一次意識到王鍾兒（慈慶）墓誌可能蘊含著一個值得深挖的故事。田先生去世後，我開始考慮把這個故事寫出來，作為嘗試，幾次把這個故事當作講座主題。不過真鼓起勇氣動筆，是到了2020年春天，一邊線上上課，一邊寫王鍾兒。可是隨著四月底北京放鬆管控，忙起別的事，這個工作就暫停了。2021年春我利用給研究生開的「北朝史專題」課，把已寫的部分發給同學們討論，同時繼續往下寫。基本上每週在課上討論一節文稿，同學們提修改意見，對我的幫助當然是很大的，但我不敢保證同學們會有多大收穫。可是，到六月上旬課程結束時，才寫到孝文帝病逝。一放假又放下了。一本小冊子，竟拖拖拉拉，《漫長的餘生》演化成漫長的寫作。今年春節後再撿起來，寫了近兩個月，終於勉強完稿。
寫得如此拖沓，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我不知道這個寫法是否具有學科的意義。現代歷史學最鮮明的特徵是解釋性和分析性，不是單純講故事，更不是一味發感慨。講述王鍾兒的故事，談不上太多的文獻考訂、史事分析或史學解釋，無法緊貼某一兩個備受關注的學科性主題，因此很難說是一項研究。可是我猶豫來猶豫去，無法掙脫這個故事對我的吸引，而且很顯然，在完成這個工作之前，似乎也難以集中精力做別的事。儘管一定不是唯一真實的理由，我激勵自己時總是說，這個故事值得講述，因為主人公在任何意義上都是弱者和邊緣人，而關心弱者、為邊緣人發聲，不正是當下歷史學人的重要責任嗎？
寫作就是生米做成熟飯，出版就是木已成舟，箭已離弦。田餘慶先生常常告誡學生，要追求高境界，要寫有分量的作品。我隨侍先生有年，訓誨無時敢忘，深慚資質駑鈍，愧負期許。誠如謝靈運的詩句：「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高境界自然不容易達到，不過心中既然存了這個追求，有了這個標準，到了交稿的時候，總不免逡巡往復。
封禁之下，春已盡，夏未來，落英蕭然滿地。庾信有句：「無妨對春日，懷抱只言秋。」
羅新壬寅歲春夏之際於朗潤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