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傑夫·康諾頓第一次見到喬·拜登。拜登那年三十六歲，是美國參議院歷史上第六年輕的參議員。康諾頓十九歲，是亞拉巴馬大學的一名商科學生。他的父母住在亨茨維爾，父親為陸軍導彈司令部當了三十年的化學工程師，而在這之前，父親曾在陸軍航空部隊服役，在歐洲、中國和日本執行了四十七次飛行任務，後來受惠於《退伍軍人權利法案》就讀塔斯卡盧薩的亞拉巴馬大學，之後做過時薪一美元的伯明翰鋼鐵廠工人，在阿肯色州的傢俱廠和全國流動石膏廠待過，最後終於進入戰後蓬勃發展的國防工業。從事小型火箭推進器生產是一份不錯的中產階級工作，每年最多能賺五萬五千美元，有聯邦政府和冷戰為之擔保；不過，康諾頓夫婦都出身貧寒。傑夫的父親曾目睹自己的父親在1932年跟隨補助金大軍前往華盛頓特區抗議。傑夫的母親來自亞拉巴馬州唐溪鎮，童年時曾與姐妹一起在祖母家的農場裡摘棉花，以熬過艱難時期。她五歲時攢了五分錢，打算為母親買一份生日禮物。有一天她病了，高燒四十度，當運冰車路過門外，她的母親想要買一塊冰來為她降溫，她拒絕了，因為全家只剩下她的五分錢。傑夫一直覺得，如果有一天自己會競選公職，那一定要講講這個故事。
康諾頓一家的選票並不一致。傑夫的母親記得富蘭克林·羅斯福來到唐溪鎮為惠勒大壩剪綵的那天，所有孩子都跑到車站，在一片安靜肅穆中望著總統被人從火車上抬進車裡。她一生都會投給民主黨。傑夫的父親戰後在亞拉巴馬第一次投票，他問該怎麼做，票站工作人員說：「投給公雞圖案下面的人名就行啦。」那是亞拉巴馬州民主黨的標誌，當時只有他們有足夠的影響力。就在那一刻，康諾頓先生成了一名共和黨人，在接下來的數十年裡始終如一，而其他的南方白人也很快跟他一致。然而多年以後，當傑夫來到華盛頓為拜登工作，自稱為職業民主黨人時，他的父親投給了克林頓——甚至投給了歐巴馬。那時，住在他們那個城郊的所有人幾乎都是忠實的共和黨人，有人從康諾頓家的前院裡偷走了歐巴馬－拜登的標牌。康諾頓先生是在為自己的兒子投票。
傑夫·康諾頓個頭矮小，一頭棕發，聰穎勤奮，終生懷有亞拉巴馬男孩身上特有的自卑情結。成長過程中，他不曾有過清晰的政治觀念。1976年，他被羅納德·里根在共和黨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所鼓舞：「在民主黨對這個國家的統治下，自由已經遭到侵蝕。」1979年，吉米·卡特診斷美國患上了「信心危機」，警告「我們中有太多人崇尚自我放縱和消費」，康諾頓在《塔斯卡盧薩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為這番被稱為「痼疾演講」的講話辯護。在搬到華盛頓之前，他一直是一名搖擺選民；他也對肯尼迪家族心懷敬意。1994年有一回，他在希科裡希爾參加了凱斯琳·肯尼迪·湯森德的籌款活動，埃塞爾和其他肯尼迪家族成員在莊園前的草坪上友善地歡迎每一位客人。康諾頓溜進了書房，他本不該去那裡。他從書架上拿下一卷羅伯特·f.肯尼迪演講的合訂本——原始版本，上面還有手寫的筆記。康諾頓的目光落在了一句話上：「我們應該做得更好。」肯尼迪劃掉「應該」，改成了「必須」。康諾頓彷彿捧著《聖經》。這是他對政治最早的認知：偉大的演講、歷史性的事件（暗殺）、橢圓辦公室和玫瑰園裡的jfk黑白肖像。他是華盛頓的年鑑中被人忽視卻不可缺少的一環，不是哈姆雷特，而是羅森克蘭茨，不是主角，而是追隨者——多年之後，他會說：「我是個完美的二號人物。」他被公共服務和權力的浪漫所吸引，二者最終彼此糾纏、不可分割。
1979年初，康諾頓大二時，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一個朋友邀請他作為亞拉巴馬州代表參加在費城舉辦的全國學生聯會年會。機票要花一百五十美元。學生會撥給他二十五美元補助，《塔斯卡盧薩日報》願意給他七十五美元，讓他就自己的經歷寫一篇報道。最後五十美元來自一家溫蒂漢堡的收款機，康諾頓每週會在那裡吃幾頓飯——那家店的經理聽說這個大學生正在湊路費前往一個全國大會，而那個會議的目的是在水門事件和越南戰爭發生幾年後消除校園中的冷漠、重建人們對政治的信心，他不禁大為感動。
費城這場會議的第一個發言者是一個極端保守的共和黨眾議員，他來自伊利諾伊州，名叫丹·克蘭。在美國人民選出的代表中，有千千萬萬人在華盛頓完成了任期卻沒能留下痕跡，他就是其中一個。第二個發言者就是喬·拜登。他如此開場：「如果說克蘭代表剛剛給了你們自由主義者的觀點，那麼接下來就是保守主義者的觀點：你們都被捕了。」這句話引發了鬨堂大笑。康諾頓對接下來的演講內容毫無記憶，卻對這位演講者印象深刻。拜登年輕風趣，他知道該如何對大學生講話。康諾頓永遠無法忘記那一刻。
回到塔斯卡盧薩，康諾頓建立了亞拉巴馬政治聯盟。在秋季的第一場活動裡，他邀請了拜登和來自猶他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傑克·加恩，請兩人就第二輪戰略武器限制談判展開辯論。兩位參議員都接受了邀請（1979年尚無規定禁止他們接受大學提供的五百美元酬金，只有一項限制：參議員的額外收入不得超過其五萬七千五百美元工資的百分之十五，這項規定從當年1月1日開始生效），但是加恩退出了。原本計劃的辯論最後只能變成一場演講。
康諾頓跳進了他的雪佛蘭，隨行的還有從楊百翰大學過來的一個朋友，他跟加恩一樣都是摩門教徒。他們驅車十四個小時趕往首都，試圖說服加恩參議員改變決定。康諾頓從來沒去過華盛頓，環城快道上並未明確標出通往城市的出口——與其說是通道，不如說它更像是一條護城河——國會大廈穹頂一直在遠方時隱時現。最後，他們終於摸到了通往國會山的小路。那裡是貧窮的、黑人的華盛頓，枯萎的華盛頓，屬於八成民眾的華盛頓。後來，康諾頓在這座城市居住和工作的二十年裡，幾乎再也沒見過華盛頓的這一面。
早上，他們在拉塞爾參議院大樓找到加恩的辦公室，它位於其中一條高挑幽深的走廊中一扇令人生畏的高大桃花心木門後面。因為康諾頓帶了一位猶他州的摩門教徒，他獲得一次事先未安排的會面機會，在等待室裡見到了參議員本人。但他沒能改變加恩的決定——在辯論當天，加恩已有另外一項安排。於是，康諾頓和摩門朋友離開了辦公室，在拉塞爾大樓裡逛起來——看到那白色的佛蒙特大理石、康科德花崗岩、黑色的桃花心木，感受到兩黨當時仍完好無損、壁壘森嚴、制度性的體面，這兩個年輕的外地人感到自己十分渺小。不過，那份體面很快會出現裂縫，隨後將一觸即潰。他們想要找一名共和黨參議員當替補，但走廊幾乎空無一人，有一種不太民主的安靜，康諾頓也根本不知道隨便一個參議員長什麼樣。他也許瞥見了霍華德·貝克、雅各布·賈維茨、查克·珀西或巴里·戈德華特。民主黨人裡，休伯特·漢弗萊剛剛去世，但埃德蒙·馬斯基仍在，弗蘭克·丘奇、伯奇·貝、蓋洛德·尼爾森和喬治·麥戈文也在。他們很快將被掃地出門。
突然傳來一聲蜂鳴，走廊裡不知從哪兒冒出來一群頭髮灰白、氣宇軒昂的高大男人。康諾頓和他的朋友跟著他們走進電梯（那個戴著蘇格蘭圓扁帽的小個子日本男人不是早川一會嗎？），下到地下室，搭上在拉塞爾和國會大廈之間往返耗時三十秒的電動車。泰德·肯尼迪就在大步流星地邁向下一趟車的參議員中，他被認出後露出微笑，康諾頓的朋友走上前去跟他握手。至於康諾頓，他太過敬畏，以至於動彈不得。（公眾還不知道，當時肯尼迪正準備在1980年的民主黨總統初選中挑戰現任總統卡特：正是拜登在1978年初頭一個警告了卡特，肯尼迪正打算挑戰他。）
康諾頓回到塔斯卡盧薩，沒能帶來一名能辯論第二輪戰略武器限制談判的共和黨人。這無所謂。9月，拜登身穿定製西裝、打著紅色領帶出現在校園裡，他風度翩翩，微笑時露出一口閃閃發亮的白牙；在phimu姐妹會（康諾頓的女朋友也是其中一員）的晚宴上，他迷倒了滿屋子可愛的女學生。那天晚上，傑夫作為拜登的助手坐在他身旁，此刻的他開始認真考慮自己的政治生涯。兩百名學生來聽拜登的演講，學生中心被擠得滿滿當當。康諾頓介紹了拜登，然後在前排坐下。拜登走上講臺。
「我知道你們今天晚上到這兒來，是因為你們聽說我是一個偉大的人。」拜登說，「沒錯，我是廣為人知的所謂‘當總統的料’。」人群緊張地笑起來，為他的幽默感傾倒。「為什麼這麼說呢，今晚早些時候，我跟一群學生講話時，他們豎起了一個巨大的牌子，寫著‘歡迎拜登參議員’，當我走到那個牌子下面的時候，我聽到有人說，‘這位肯定就是被召喚的參議員吧。’」笑聲更響亮了。現在，拜登吸引住了聽眾，他轉向自己的話題，花了九十分鐘清楚地解釋削減美國和蘇聯核武器的重要性，反駁參議院中對第二輪戰略武器限制談判的反對聲音，全程沒看一眼筆記。前一天，由於在古巴發現了蘇聯部隊，談判遭受了打擊。「大夥兒聽著，我要告訴你們一個小秘密。」拜登輕聲說道。他拿著麥克風走向觀眾，用手勢示意他們身體前傾聽他講話。「那些部隊一直都在古巴！」他大聲說道，「而且，每個人都知道！」演講結束時，掌聲經久不息。康諾頓站起身來，他想要走向拜登表示感謝，卻無意間引發了全場觀眾跟著起立喝彩。
一個校園保安開車送拜登回伯明翰機場，康諾頓一同隨行。因為演講，拜登看起來很疲倦，但他深思熟慮地回答了保安的每一個入門級問題（「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的區別是什麼？」），彷彿是大衛·布林克利在向他發問。當康諾頓問拜登為什麼他每天都要搭火車從威爾明頓去華盛頓，參議員冷靜地講述了1972年12月那場幾乎害死他全家人的車禍。事故發生在他當選參議員之後一個月。「我的妻子和小女兒死了，」拜登說，「兒子們受了重傷。於是我留在醫院陪伴他們。我當時完全不想做參議員了。但最後，我在兒子的病床邊宣誓就職。我是一名參議員，但我每天都會回家陪伴兒子們。這麼多年來，特拉華州已經習慣了我每天都會回家。所以我真的沒法搬去華盛頓。」
就在那一刻，康諾頓迷上了喬·拜登。他身上有悲劇，有能量，有雄辯口才——如同肯尼迪家族一樣。拜登會對遇到的每一個人施展魅力，直到建立起某種聯絡，才會繼續前行——姐妹會的女生，演講的聽眾（許多學生參加演講是為了拿學分），校園保安，以及那個邀請他來塔斯卡盧薩的大三商科學生。這就是一個想當總統的人所需要的特質和動力。他們在機場下車後，康諾頓請拜登在活頁本上簽名，「致傑夫和亞拉巴馬政治聯盟：請繼續參與政治。我們需要你們所有人。」他知道，他會追隨這個人進入白宮。對於進入白宮之後該做什麼，他並不清楚，也不重要。關鍵在於進入那個房間，登上美國社會的頂峰。
從亞拉巴馬畢業之前，康諾頓又兩次邀請拜登（與數十名其他民選代表一起）前來進行有償演講，拜登每一次演講前都會說同樣的笑話，到第三次時，他的演講已經價值一千美元。康諾頓最後一次送拜登到伯明翰機場時，他告訴參議員：「如果有朝一日您競選總統，我會在您身邊。」
他沒有立刻前往華盛頓。他先是拿著拜登本人的推薦信去了芝加哥大學商學院。那是1981年，《時代》週刊釋出了名為《追逐金錢》的封面故事，講的是工商管理學碩士（mba）風潮，封面圖是一名畢業生，學位帽的流蘇由美元製成。康諾頓從來都沒有過多少錢，華爾街的吸引力與白宮不相上下。mba的全部意義就是華爾街。就像去了華盛頓卻進了內政部一樣，如果拿到一個精英商科學位只是為寶潔公司或ibm工作，那就毫無意義了。在他的同學看來，如果誰找到的工作是在一個實業公司，那就等於落後於其他人。第二年快結束時，康諾頓飛到邁阿密去接受萊德卡車公司的面試，整個過程中他都在想，如果不是在邁阿密，如果不是為了在沙灘上待一天，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費心申請這家公司。在前兩個學年之間，他已經在休斯敦的康諾可石油公司做了一份暑期工作，他們想讓他回去開展一番事業，但他一想到初入職時年薪只有三萬兩千美元，還要每六個月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萊克查爾斯和俄克拉何馬州的龐卡城之間側向移動一次，就覺得這跟在卡車公司工作一樣悲慘。康諾頓來自飛越之地——他並不想在那兒工作。如果他沒能在所羅門兄弟或高盛這樣的投行或是麥肯錫這樣的管理諮詢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他就會覺得自己失敗了。
康諾頓沒有忘記喬·拜登。在學校圖書館學習到午夜時，他會把金融書籍推到一旁，翻出《時代》週刊60年代的舊雜誌，再次閱讀暗殺的經過、傑克的總統任期和博比的崛起。他仍然希望自己能出現在那些黑白照片裡。就連申請華爾街工作的時候，他也一直密切關注著拜登的事業，還給他寫了幾封信來請求一份工作——不是給他的參議員辦公室，或是給那個他稍微有些熟識的幕僚（他也許真的會回信），而是給拜登本人：「親愛的拜登參議員，我即將從芝加哥大學畢業……」他不知道，拜登的辦公室只會回覆特拉華州的信件，而他的信直接進了廢紙簍。
康諾頓在美邦公司的公共財政部門找到一份工作，起薪為每年四萬八千美元；他在1983年夏天搬到了紐約。這正是在華爾街起步的好時機，如果康諾頓像他在芝加哥大學的同學一樣留下來，他也許已經攢下了一小筆錢。公共財政指的是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免稅債券，這裡賺錢不多，但很適合康諾頓；他在商學院申請文書裡寫過，他想要了解商業和政府之間的交叉點，並希望自己的事業能讓他在兩者之間往來。美邦當時承銷了佛羅里達州的供水和排水系統債券，那裡的城鎮人口每隔幾年就會翻番，需要籌措五千萬到一億美元用於基建專案。
合同成交後，公司會在曼哈頓的呂特斯餐廳舉辦耗費三萬美元的奢華晚宴，提供豪華轎車，並向顧客保證不需要他們的州政府出一分錢：他們可以把在免稅市場上籌到的資金拿來投資，利息比他們花在公共債券上的錢還要高百分之三，如此一來，他們就能把承銷費用（包括晚宴花銷在內）全部賺回來。康諾頓會告訴官員們：「我能給你們搞到音樂劇《貓》的前排座位，只要說一聲就好，不需要你們的納稅人付一毛錢。」他們會猶豫，但幾乎每一次，康諾頓都會在第二天收到一條電話留言：「我們改變主意了——我們想去看《貓》。」有一回，另一個銀行家來到田納西州傑克森縣，對該縣委員會解釋說，銀行收取的費用越高，縣政府最後省下的錢就越多。房間後排有人拉長了聲音說：「胡——說八道……」作為一個南方人，康諾頓相信，每當紐約的投資銀行家來到南方說什麼「我們能為你們省錢」，房間裡就一定會有人回應「胡——說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