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姬第一次入獄時，塔米在上二年級。她被帶到縣監獄去看望母親，並被告知母親正在那裡度假。一兩年後，母親被送去了教養所，要待更長時間。這一次，沒有人告訴塔米她的母親在哪裡，她也沒有問，但有一天，在校車上，一個來自同一街區的年長女孩嘲弄塔米，說她的母親在監獄裡。「不，她沒有。」塔米說，「她正在度假。」但那女孩一直堅持這麼說，直到她們打了起來，被雙雙趕下校車。那天，奶奶下班回家後告訴了塔米她媽媽在哪兒，塔米十分沮喪。不過，等到母親從教養所回家的那一天，塔米高興極了，過去那些事都已無關緊要。薇姬在監獄裡胖了一點，她有漂亮的頭髮、漂亮的腿和動人的微笑，塔米認為母親是她見過最美的黑人女性。
在塔米的童年時期，她的母親因毒品、支票欺詐乃至情節嚴重的盜竊罪而多次出入監獄。當薇姬試圖戒掉海洛因時，她會把塔米帶到城南一棟名為「佛陀」的磚樓裡，在那兒，她會用一個小杯子喝美沙酮；塔米也想嘗一下，但母親從來不允許她這麼做。薇姬常常會吃光所有食物，所以塔米不得不學會用優惠券買東西，把食物分裝起來，準備好一週裡的每一頓飯。不止一次，薇姬將塔米獨自留在某個地方，然後不再回來；當塔米看到母親吸毒過量時，她會想，為什麼媽媽不夠愛她，沒法停止吸毒。她想，如果她能讓媽媽愛她多一點，媽媽就會停下來。「我小時候，母親數次讓我陷入非常危險的境地。」她後來說，「有時她會丟下我，我會經歷一些讓我壓抑的事情。但是不管怎樣，這一切都不重要，因為她是我的媽媽。我愛她的一點一滴。我愛她踏過的地面。她是我的母親。」
然而，真正塑造了塔米的是她的曾外祖母。奶奶在退休年齡之後仍然幫人做飯和打掃衛生，靠這份辛苦的女傭工作買了房子——不是最好的房子，卻是屬於她的房子。塔米的祖母也是如此——她是聖伊麗莎白醫院的護士助理，每當她穿著上過漿的白色制服回到家裡，整個人總是精疲力竭；她一直堅持工作，直到差點死於癌症。但她攢夠了錢，買了一棟房子，離開了廉租房專案的住處。那些女人做了她們應該做的事。塔米也是這種人——這是她的天性。也許這來自托馬斯爸爸，他擁有斯特拉瑟斯的一大片土地，還捐了一塊地給教堂。
奶奶停止工作之後，他們依靠奶奶的社會保障和薇姬的福利支票生活，但收入太少了，有時煤氣會被關停。當父親和祖母仍然住在市中心北部的西湖廉租房時，塔米有時會去看望他們；當她年紀稍大，她有朋友還住在城東的廉租房裡，一代又一代靠福利生活，沒能擺脫廉租房專案。他們只能在月初買東西，而那時商店會抬高價格，來佔福利支票的便宜。就算他們能加入一個福利專案，付清總是拖欠的煤氣賬單，等他們死去時，仍然會欠著福利專案的錢。塔米發誓，她絕不會靠福利過活，也不會住進廉租房。她不願意得過且過，無法做成任何一件實事。她不想受困於此。
塔米上五年級時，母親和一個名叫威爾金斯的男人在一起，塔米把他當作繼父。塔米不得不離開奶奶的家，跟母親和繼父一起住在城南的南邊，那裡是城南的黑人區；他們住的房子裡有好幾間公寓，那是他繼父堂兄的房子。他們的公寓在閣樓上，只有一間臥室；塔米的房間實際上是一個儲物室，幾乎沒有足夠的空間站立，他們與其他幾個公寓裡的人共用樓下的一間浴室。在夏洛特，她有自己的大臥室，以及從珀內爾夫人那裡得到的單人床。但她能接受——她沒事。這段時間裡，塔米的母親沒有吸毒。她的繼父在工廠有一份好工作，但一直攢不下錢，他們和以前一樣窮。塔米整個小學都在管絃樂隊演奏長笛，當她的新學校開始為樂器收取租金時，她不得不退出。每個週末，她都會回到奶奶家。
就在她生活在城南的時候，揚斯敦陷入了死亡螺旋。
1977年9月19日星期一，新奧爾良的萊克斯公司宣佈，將在那個週末關閉馬洪寧河谷最大的工廠——板材和管材公司的坎貝爾工廠。沒有任何風聲——決定是前一天在匹茲堡機場做出的，公司董事會成員飛到那裡，投票，然後飛回新奧爾良或芝加哥。五千人將失去工作，包括塔米的教母，她只有九到十年工齡，不足以讓她退休，而她已經買了房子，正獨自撫養她的孩子。在揚斯敦，那一天被稱為黑色星期一。
沒有人預料到這一天的到來。幾年後，塔米的朋友西比爾女士在一本筆記本中寫道：
工廠關閉
城市開始衰敗，彷彿癌症正在慢慢殺死它。衰敗一開始很緩慢，彷彿人們正處於休克狀態。
一切並非毫無預兆，但他們忽視了。雖然利潤沒有經歷巨幅下跌，但也確實一直在下滑；非本土鋼鐵公司不再投資鋼鐵廠。相反，它們將機器和零件拆分，從一家工廠轉移到另一家工廠——這裡自1921年以來沒有再建造哪怕一座新的高爐，工業技術還停留在一戰時期的水平。揚斯敦鋼鐵成為行業中的弱者，生意不好時，它們關閉得最早，重開得最晚。聯合鋼鐵工人工會專注於合同糾紛——生活津貼和養老金——而不是公司的整體健康狀況。工廠的工會系統為每個人騰出位置，照看著每個人，只要你能來上班，並表現得負責任。如果一名工人在起重機事故中失去了手，他會在高溫金屬車上得到一份搖鈴的工作。他們努力贏得的經濟保障讓工人們陷入了沉睡，哪怕在罷工時也沒能醒來。黑色星期一前的一個月，揚斯敦的聯合鋼鐵工人地區負責人把當地工會領導人召集到坎貝爾工廠附近的桃花心木鑲板辦公室，向他們保證，一切都會好起來。
其中一位領導人是傑拉爾德·迪基。他是一名鋼鐵工人的兒子，1968年從空軍退伍後立刻在板材和管材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一些工人會帶著不鏽鋼午餐盒和斯坦利熱水瓶來上班，這意味著他們要一直待到退休，但迪基帶的是棕色紙袋，他會連續工作八小時。「我去那裡時並沒有說，‘我想幹這份工作幹三十年。’我想做的是賺錢。」他一開始的時薪是三點二五美元，一年內他就買了一輛車，離開工廠的慾望開始消退。「你在那裡待到兩年之後，會發生一些事情——你的醫療保險會提高。三年後，休假會增加。美妙的、巨大的安全毯包裹著你。這就是他們把你困在這些工作崗位上的方式。」一名住在迪基家附近、名叫格拉尼森·特里米爾的黑人說：「一旦你有了板材和管材公司的薪水單，你就可以去市中心，搞到一臺冰箱，搞到任何東西——你有了好信用。你還能進入夜總會。」
整個70年代，河谷裡的小工廠——託梁工廠、結構鋼鐵製造商、工業麵包店、伊薩利乳品店——都紛紛關閉，如同大型地震前的微顫。但沒有人想到，板材和管材公司會在一夜之間消失。當它發生時，當地沒有實業家、精英階層成員或強大的機構或組織能介入並試圖阻止它。鋼鐵大亨們早已離去，本地企業沒有底氣，市裡的政客們浮躁而腐敗，《揚斯敦維護者報》則滿足於淺薄的樂觀主義。這座城市沒有任何公民核心可以讓人們團結起來。黑色星期一之後過了幾天，在當地神職人員和激進鋼鐵工人的會議上閃現了一絲希望。當時已是工會1462號當地分會秘書的傑拉爾德·迪基起身說道：「我們買下這該死的東西自己運營。」他知道，食品券和失業救濟金沒法讓工人渡過危機，如果沒有這些工作，社群永遠無法回到從前。揚斯敦的聖公會主教和天主教主教都同意了，馬洪寧河谷普世聯盟就此誕生。
這場戰役被命名為「拯救我們的河谷」，想法是從當地儲蓄賬戶、聯邦補助金和貸款擔保中籌集足夠的資金，讓坎貝爾工廠歸社群所有。這在工業心臟地帶還是個嶄新的想法，在幾個月的時間裡，它吸引了人們的想象力。馬洪寧成了自由派和激進派們轟動一時的事業。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們來到揚斯敦提供幫助，全國媒體也紛紛前來圍觀。五輛巴士載著鋼鐵工人前往華盛頓，去白宮外抗議；卡特政府接受了他們的請願，併成立一個專案組來研究這個問題。可是，當地人的回應並不熱情——會議參加人數不多，每次只有不到一百人。「拯救我們的河谷」銀行賬戶只籌集了幾百萬美元，而要想讓工廠活下來，至少需要花費五億美元。鋼鐵公司積極遊說，反對當地所有權，而聯合鋼鐵工人工會從來沒有支援過這個風險過高且聽起來太過社會主義的想法。甚至一些失業工人的態度也不溫不火。如果已經五十五歲且工齡足夠，他們就可以退休，領取全額退休金；而年輕人開始紛紛離開這裡。最後，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即使是十億美元的補貼也不足以翻新工廠，使其獲得競爭力。聯邦政府——能讓工業活下去的重要機構——退出，工廠的命運也就此封存。
如果領導聯邦政府的機構和人員已經瞭解到揚斯敦以及接下來在更廣闊的區域即將發生的事情，那麼他們可能會制定一項政策去處理去工業化的問題，而不是簡單地聽之任之。在接下來的五年裡，揚斯敦的所有大鋼鐵廠都關門大吉：板材和管材公司的布里爾山工廠關閉於1980年，美國鋼鐵公司的俄亥俄工廠關閉於1980年，麥克唐納工廠關閉於1981年，共和鋼鐵廠則關閉於1982年。不僅僅是工廠。市中心的兩個主要購物中心西格比和史特勞斯很快也關門了。建立於1899年的城南遊樂園艾朵拉人氣迅速下滑；1984年，野貓過山車起火，導致艾朵拉被關閉。裡面那架壯觀的旋轉木馬被拍賣，最終運去了布魯克林海濱。1979年至1980年間，揚斯敦的破產率增加了一倍，而在1982年，馬洪寧河谷的失業率幾乎達到百分之二十二——比美國其他任何地方都高。不久前才在工廠中獲得好工作的黑人工人受到了尤其嚴重的打擊。城東的房屋、城南的部分割槽域，甚至市中心邊緣的霧谷都因止贖和白人集體遷移而人去樓空。空置房屋引發了不斷蔓延的火災，整個80年代，每天都會發生兩起以上。在一家著名的平民酒吧賽拉克，付費電話旁邊的牆上有一個號碼，你可以打電話叫人把一棟房子燒燬，費用不到市政拆遷成本的一半。在持續十年的數百次縱火事件中，只有兩個人被判有罪——一名黑人婦女在一場騙保火災中殺死了她的兩個孩子，還有一個負責拆遷的城市官員——他利用暴徒來完成工作。從1970年到1990年，該市人口從十四萬人減少到九萬五千人，而且，這種減退看不到盡頭。
約翰·魯索，一名來自密歇根州的前汽車工人和現勞工研究教授，於1980年開始在揚斯敦州立大學任教。他抵達時，每條城市街道的盡頭都能看到一家工廠，還有高爐中冒出的火焰。他來的時機剛剛好，鋼鐵行業就在他眼皮底下消失殆盡。魯索計算出，在1975年至1985年的十年間，馬洪寧河谷失去了五萬個工作崗位——這是一場前所未聞的經濟災難。然而魯索說：「人們並沒有想到，這是系統性的。」作為一名當地專家，他每隔六個月就會接到一次《時代》或《新聞週刊》的電話，那頭會有一位記者詢問，揚斯敦是否已經熬過了低谷。顯然，這麼多機器和人力已經不再被需要，而這個事實超出了人們的想象。
這也發生在克利夫蘭、托萊多、阿克倫、布法羅、錫拉丘茲、匹茲堡、伯利恆、底特律、弗林特、密爾沃基、芝加哥、加里、聖路易斯以及其他更多城市；1983年，這一地帶被賦予了一個新名稱：鏽帶。但是，它首先發生在揚斯敦，最為迅速，最為徹底，而且由於揚斯敦沒有其他任何東西，沒有大聯盟棒球隊或世界級交響樂團，這座城市成了一個去工業化的典型，一首歌的名字，一段陳詞濫調。「這是我們經歷過的最安靜的革命之一。」魯索說，「如果一場瘟疫在中西部奪走這麼多人的生命，那將被視為一次重大的歷史事件。」可是，正因為它的緣由是藍領崗位的減少，而不是細菌感染，結果，揚斯敦的覆滅幾乎被視為正常。
工廠開始關閉時，塔米十一歲。她還太小，無法瞭解或關心鋼鐵城鎮、歷史性的罷工、去工業化，或是一整座城市廢墟的幽靈。她過著自己的生活，忙著自己的事情。黑色星期一之後的一年，她跟著母親和繼父搬回了城東。表面來說，她和他們一起住在布魯斯街的一所房子裡，但實際上，她搬了回去，跟奶奶一起住在夏洛特街。回來後的那個夏天，她們的前門被偷了——那是一塊實木橡木舊貨，嵌著橢圓形玻璃——門旁環繞的裝飾性玻璃窗也一起被偷了。同樣的賊也光顧了幾個鄰居的房子。奶奶沒錢換新門，所以她們釘上了木板，幾年時間裡都從後門出入。有些時候，塔米覺得太丟臉了，以至於不肯邀請朋友來家裡。
前門被偷標誌著她後來經常提到的一個轉折點：這表明，家庭的掙扎正反映著某種更大的趨勢。普通人不再擁有街道的控制權（即使賽拉克酒吧距離夏洛特街並不遠），街區也變得越來越糟糕。到了70年代中期，大多數白人家庭已經搬出城東，黑色星期一促成了這場搬遷的終結。當西比爾女士於1964年從城東高中畢業時，大部分學生都是白人，在她的班級選出一名黑人女孩作為返校節女王之後，一名白人老師推翻了投票，說「現在還不是時候」。但是，70年代的每一年，塔米的班級照片中都會少一兩個白人孩子，直到1980年她進入高中時，城東高中已經幾乎全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城東高中距離夏洛特街步行可達，但九年級時，塔米被安排乘校車去上城南的威爾遜高中，以實現種族平衡。她最好的朋友格溫是數學課上唯一的另一個黑人小孩，當他們舉手時，老師完全視而不見。她想念在一所學生主要是黑人的學校裡的日子，所以在十年級時，她轉學回到城東高中。
她在家裡承擔了更大的責任，學會簡單的維修，還有乘公共汽車購買雜貨和支付賬單。最後，奶奶用一紙放棄權利宣告書將房子的所有權轉交給了她。角色扭轉了：現在，是她在照顧奶奶。
然後，十五歲那年，她懷孕了。
她寫了一封信寄給母親，儘管母親就住在三個街區之外；因為她太害怕，無法面對面告訴母親。但該來的總會來的，母親聽了非常憤怒，逼問她：「你想打掉它嗎？你打算如何照顧它呢？」塔米說，她會照顧她的孩子，無須多言。孩子的父親是一個看上去時髦自信的男孩，名叫巴里，比塔米大一歲。男孩的母親是薇姬的保釋官，她認為托馬斯家的這個女孩不適合她的兒子，於是打電話給塔米的祖母，告訴她，巴里不可能是塔米命中註定的男人。但是塔米愛他，她告訴了母親。
「這只是早戀。」薇姬說。
塔米堅持說：「不，媽媽，我愛他。」
「會變的。」
雖然薇姬即將為塔米的繼父生下四年裡的第三個兒子（塔米的孩子會早出生五個月），但她們從未談過性。薇姬六年級或七年級時，大媽媽告訴她，嬰兒來自石頭下面；她相信了，這就是她在這一問題上接受的全部教育。奶奶也不打算提供任何資訊。
最糟糕的時刻是塔米不得不告訴奶奶的時候。大媽媽去世時，塔米都不記得曾外祖母哭過，但聽到塔米的訊息時，她哭了，這讓塔米十分傷心。多年以後，她明白了：家裡從沒有人能從高中畢業，而她原本應該是第一個。「又來了一個沒法畢業的孩子。」塔米說，「奶奶說她工作、擦洗地板、為別人做飯、把時間花在遠離家人的地方，對她來說最重要的是我能接受教育並擁有一個家，而那還是沒能發生。我們有了一個家，但沒人接受過教育。」塔米的父親衝進夏洛特街的房子，告訴她：「你永遠不會有所成就，只能當一個福利婊子。」
然後，塔米下定了決心。她不會變得像廉租房中的那些女孩一樣，也不會變得像母親一樣。她會留在學校，並開始認真學習——她是一名平庸的學生，但現在她開始好好努力——然後，她會找到一份好工作（成為護士不再現實，因為她的化學成績太差了），因為她的孩子會擁有比她更好的生活，比她的弟弟們更好的生活，孩子們會有一個能照看他們的母親。她現在有了需要證明的東西，不僅僅是向父親和其他人證明，也是向自己證明。
那個女嬰於1982年5月9日出生。巴里本該簽署出生證，但他沒有出現，塔米得知他到處拈花惹草。他們吵了一架，她再也不肯見他了。她及時回到學校，參加了期末考試。幾個月後，她在西湖廉租房區域遇到了巴里，她在那裡有一份暑期工，擔任日間夏令營輔導員。巴里正在社群中心排隊領取某種贈品，身旁是他已經懷孕的女朋友。這讓塔米心碎——但是沒關係，一切都好，她知道她會恢復過來。她不再去教堂，因為她的情況被人們認為是可恥的。當巴里試圖與她複合，她把他拒之門外。「這和你無關，」她告訴他，「她不是你的。你沒有簽署出生證明。」她不想讓女兒像她一樣長大，與一個似乎從不關心她的男人保持吵吵鬧鬧的關係。她想讓女兒得到身邊每個人的愛和渴望。她和寶寶獨自生活，與此同時，城東的一切都滑向了地獄。
塔米不再使用母親的福利支票，而是註冊了自己的那份。她討厭使用福利——福利機構的工作人員很可惡——但她需要靠它來支付食品和兒童保育費用。她於1984年按時高中畢業，成為家裡第一個獲得文憑的人。她高四那年，女性的衣著風格令人回憶起20世紀40年代，年鑑照片中的女孩們有著像比莉·哈樂黛一樣的髮型、裙子和口紅。塔米戴著一頂灰色氈帽，上面有黑色緞帶和網眼紗，但她雙眼的神情透露了這個曾經扎著小辮的女孩經歷了怎樣的生活。
她在一所技術學院獲得了副學士學位，並作為一名超市收銀員工作了兩年，希望能獲得一份管理工作，可是並沒有這樣的崗位空缺。她又生了兩個孩子，父親是一個名叫喬丹的男人：一個男孩出生於1985年，另一個女孩出生於1987年。她花錢總是很謹慎——既然現在她可以開車了，她會去郊區購物，因為那裡的價格更低；她會預付款項為孩子們購買聖誕禮物，先付一筆定金讓商店為她保留下來，直到能付清全款。可是，要想照料三個孩子、奶奶和夏洛特街的房子，她必須找到更有保障的工作。
到了80年代末，揚斯敦正在建造一座博物館來記錄它的工業史。博物館由建築師邁克爾·格雷夫斯設計，造型是一座鋼鐵廠，配有風格化的煙囪。但在北邊的沃倫，帕卡德電氣工廠仍在運營，有八千名工人為通用汽車公司的汽車生產線束和電子元件。這比煉鋼工作更輕鬆、更乾淨，三分之二的員工是女性，其中很多是像塔米這樣的單身母親。她去了那裡面試，得到了一份時薪七點三美元的裝配流水線工作。於是，1988年，塔米擺脫福利，成了一名工廠工人。
血幫（bloods），主要由黑人組成的街頭幫派，成立於洛杉磯，與瘸子幫（crips）長期敵對。成員多身著鮮紅色衣物。
卡法羅（cafaro）家族控制美國多地的商業地產開發，擁有多家連鎖商場。
死亡螺旋（deathspiral），指經濟實體陷入更高的負債率和更深的經濟衰退之間，即債務持續上升、經濟卻無法增長的惡性迴圈。
止贖，即喪失抵押品贖回權，在房貸的情況下指的是貸款人違約或無法償還貸款時，出貸方將獲得房產所有權。此時貸款人將被迫搬走，房產將被拍賣以償還欠款。
指歌手布魯斯·斯普林斯汀1995年推出的歌曲《揚斯敦》，講述揚斯敦從19世紀初因發現鐵礦石而興起到20世紀70年代步入衰落的變遷過程。
美國高中一般為四年制，高四即美國中學教育體系的最後一年（即十二年級），等同於中國的高三。
比莉·哈樂黛，美國黑人爵士歌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