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了嗎？」我說著呆呆地搖了搖頭，呆呆地。
他的人物講的語言聽起來很平常，但每一個字都充滿陌生感，言語之間的沉默中還升騰出一種恐慌情緒。這些生命在虛空中顫抖。
「我的大多數角色都希望他們的行動可以造成某種影響，」雷說過，「但與此同時，他們明白——正如許多人一樣——事實並非如此。他們的行動不再有作用了。過去你認為重要甚至值得為之而死的東西，如今變得一文不值。他們開始對自己的生活感到不適，他們看到自己的生活正在崩潰。他們想扭轉一切，卻無能為力。」
雷以一種漫長而艱苦的方式寫作，與這個時期的每一種趨勢都背道而馳。那些年裡，短篇小說是一種次要的文學形式。現實主義似乎已經衰落。雷的作品令人最先聯想到的作家是海明威，後者死後正逐漸被人遺忘。20世紀六七十年代，人們討論最多的作家——梅勒、貝婁、羅斯、厄普代克、巴特、伍爾夫、品欽——都更喜歡浮誇而非剋制的筆觸，他們寫的是關於知識分子、語言或情慾過度的鴻篇小說，以及情節聳動的新聞作品。當時有一種競爭正在一口吞噬美國人的生活——用散文般的筆觸模仿和扭曲這個國家的社會事實，而這些事實擁有無限的流動性和衝擊力。
雷的英雄是契訶夫；他逆文學潮流而動，篤信一種更安靜的做法，遵循埃茲拉·龐德的格言：「敘事在本質上的準確性，是寫作唯一的道德。」通過密切關注失落邊緣人的生活——那些在當代美國小說中很少被描述和認真對待的人（如果說他們曾出現在哪裡，那就是在愛德華·霍珀的畫作中）——雷的手指把到了更深層的寂寞脈搏。作為一位虛構作家，他似乎無意間得知，在這個國家的未來，最普通的事物中將充斥著最嚴重的不安，就像在深夜去超市，或是排在後院大甩賣的隊尾。他感覺到生活的表面之下無可依靠。
70年代初，瑪麗安獲得學位，開始在高中教英語。這讓雷獲得自由，可以把精力投入到寫作和尋找大學教職中。他開始在東海岸的著名雜誌上發表文章。卡佛一家在未來的矽谷買下他們的第一棟房子。在這裡，他們與其他工人階級作家及其妻子不間斷地開派對。卡佛一家正在走上坡路。就在這時，一切都崩潰了。
孩子們步入青少年時期，雷覺得他們現在可以管好自己了。雷和瑪麗安各有一段婚外情。他們兩次破產。他因聲稱自己失業而被控告對加利福尼亞州政府撒謊，差點被送進監獄。雖然沒被關進牢裡，但他幾次進出戒酒中心。他的酒癮愈發嚴重，有時會陷入長時間昏迷。瑪麗安試圖跟上，以免失去他。雷是一個看起來有些古怪的安靜男人，但喝下蘇格蘭威士忌後，他會變得兇惡起來。有一天晚上，瑪麗安和一個朋友調情後，雷用酒瓶打了她。她耳朵上的動脈被切斷，流失了六成的血液，當她被送進急診室時，雷躲在廚房裡。
幾個月之後，1976年，他的第一本小說集《請你安靜些，好嗎？》在紐約出版。這些故事寫了近二十年。題獻頁上寫著：「本書獻給瑪麗安。」
雷是一個酒鬼，也是一個作家。兩者總是走在不同的軌道上。第一個自我所逃離、破壞、毀滅或怨恨的東西，會被第二個自我轉化為高雅的藝術。但現在，他的寫作能力漸漸喪失了。
「這一刻到來了：妻子和我認為神聖的、有價值的、值得尊重的一切都分崩離析，包括每一種精神價值。」他後來寫道，「我們身上發生了可怕的事。」他從不打算成為酗酒者、破產者、作弊者、小偷和騙子。但他成了這一切。那是70年代，很多人都風頭正勁，但雷多年前就知道，派對和酗酒的窮人生活只能通向黑暗。
1977年中期，他獨自一人住在俄勒岡州附近偏遠的加利福尼亞海岸。讓他在這裡喝下最後一杯酒後決定戒酒的，不是他對自己或家庭生活的恐懼，而是對失去寫作能力的恐懼。清醒後，他又開始寫作了。1978年，他和瑪麗安分道揚鑣。
那是「惡雷」的結束，也是「善雷蒙德」的開始。他又活了十年，在那之後，他這一輩子吸的煙終於猛撲上來；1988年，他去世了，享年五十歲。在那十年間，他從一位詩人那裡找到了幸福。他寫出最好的一些故事，逃脫了自我戲仿的陷阱——這種陷阱開始被稱為極簡主義——為了實現更加慷慨的願景，他轉向更豐滿的表達方式。他成名並進入中產階級。他贏得美譽，獲得大獎，成為一個從地獄中獲得救贖的文學英雄。他就像從鬼門關走了一圈回來的人那樣，過得愉快又謹慎。
80年代，他的風格變得閃亮浮華，這對他大有助益。里根時期，他被稱為絕望藍領的編年史作家。他的角色講話越不清晰，許多新讀者就越喜歡這位創作者。如果說墮落的工人階級令他們著迷和恐懼，他們至少可以想象自己通過雷蒙德的故事瞭解其精神，因此他們迷戀他。紐約文學界再次變得熱烈而激情洋溢，他被捧上了核心位置。他現在是一名復古當代作家，身旁是二十多歲的作家們，後者學會模仿卡佛嚴峻的筆觸，卻沒有先在自己的創作之火中鍛造風格。他穿著夾克擺出姿勢讓人拍肖像照，臉上帶著往日的威脅神情，就像一個人從城鎮中的危險區域闖入了一個售書會。
「他們賣掉了他那些關於無能的、失敗的、尷尬和令人尷尬的男人們的故事，其中許多人是酒鬼，所有人都是失敗者；這些故事都賣給了雅皮士。」他的一個老朋友說，「他筆下的人物讓雅皮士們證實了自己的優越感。」
但是每天早上，善雷蒙德會起床、喝咖啡、坐在書桌前，跟惡雷一直以來的做法一模一樣。畢竟，他們是同一個工匠。現在，令他分心的事物變了，但他仍然試圖以極其準確的方式記錄下他耳聞目睹的東西；在美國的喧囂中，這件小事就是一切。
此處譯文引自雷蒙德·卡佛的《新手》，孫仲旭譯，譯林出版社2015年版。
詩人指卡佛的第二任妻子苔絲·加拉赫，兩人在作家會議上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