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她習慣了，這份工作就沒那麼難了。但是從裝配線上剛起步時，她必須記住那些古怪的電線都連到了哪裡，還有所有部件的位置；流水線在移動，那東西在與視線平齊處高速旋轉，如果注意力不夠集中，它就會離你而去。她們正在為通用公司製造電子元件線束，裝配臺是橢圓形的，大約五十英尺長，每個過道有八個或十個工作臺，女工們戴著護目鏡和手套站在自己的工作臺前。線束一開始什麼也沒有，第一個工作臺會放上去聯結器和幾根電線，下一個工作臺會插上八到十根電線，在流水線上邊移動邊裝配，最後一個人會把它從流水線上取下，必要時加上潤滑油，然後包裝。他們每隔兩三分鐘能完成一個線束，這時間看似充裕，一旦跟不上可就要手忙腳亂了。
更有經驗的工人想出了捷徑，例如把電線搭在肩上，或是在脖子上掛著帶有插頭線的聯結器，而不是每次都走回架子旁抽出新電線；或者提前將電線插入聯結器，這樣當線束轉過來時，他們可以直接把聯結器固定在上面，而不必等到那時才開始做一切工作。只要工作效率高，剩下的時間可以用來讀書，或是跟隔壁的人聊天，或是聽音樂。在這裡工作了幾個月之後，塔米已經足夠熟練，發展出了自己的體系，乃至完全可以一個人操作兩個工作臺。在奧斯汀敦的工廠，他們在酒吧吃午飯，其中一些人回來時已經喝得醉醺醺的；曾有人付給她二十美元，讓她負責他的工作臺一個小時，直到他清醒過來。要想在流水線上取得成功，只需要自制力和一點創造力，而她二者皆有。起初，她完全按照培訓方法告訴她的去做，有時，她不得不在其他人的工作臺上完成自己的工作。一些人會貼出一條紅色膠帶，告訴你：「我不希望有人闖進我的工作臺，不要越過這條膠帶。」
第一年，她在幹滿九十天之前就被解僱了，因為健康保險從第九十天開始——然後他們又重開了她的流水線。在那之後的一段時間裡，她每年都被解僱一次，通常是在2月或3月左右，最長持續了五個月；在那些間歇裡，她什麼也不用做就能領取高達百分之八十的工資。根據1984年帕卡德和美國國際電子工人兄弟會717號當地分會達成的協議，她剛入職時只能拿到百分之五十五的基準收入——包括工資、福利和休假——她必須工作十年，才能達到最高工資標準。一旦有了足夠的資歷，她就可以擠走資歷尚淺的員工，爭取一份更好的工作，比如在配送中心開高層電梯；或者排到更好的班次，比如晨班，這樣等到孩子們放學時她就可以待在家裡了。可是在前十年裡，她被老員工擠來擠去。帕卡德的大部分工廠都在沃倫，但也有其他工廠散佈整個山谷，而塔米幾乎在每一個工廠都工作過。在沃倫，北河路上的主工廠是一群連在一起、帶編號的建築物，長達四分之一英里——10號工廠是電纜製造區，高速壓力機在11號工廠運轉——你可以直接從一家工廠的末端走到另一家工廠，就像一條大街一樣。他們稱之為66號公路。
最糟糕的是8號工廠。塔米討厭在那裡工作。那兒的工作很糟糕——一條帶有兩根電線、幾個夾子和一個索環的線束，得在八個小時裡組裝無數遍。此外，工作準則也很糟糕——沒法打卡休息、離開工廠，只能帶上午餐，持續不斷地工作八個小時。新進來的員工算三線工人，拿不到與老員工相同的福利，會被派到8號工廠；同時，就業銀行也設在8號工廠。相反，哈伯德工廠是她的最愛。如果想在外面吃午餐，你無須穿過十字閘門。哈伯德就像一個親密的家庭，直到他們在1999年關閉了它；儘管已經是老員工，塔米還是不得不去了8號工廠，因為其他地方沒有空缺。
起初，塔米對參加工會感到很興奮。揚斯敦是一個工會城鎮，即使鋼鐵工人已經受到打擊，她仍能感受到工會的力量。有一年，717號分會召集了罷工。她聽過所有關於工廠的故事，想象自己是鉚工羅茜，一個巡視糾察線的反抗者。不過，她排到了第二個班次，等輪到她巡視時，工會已經跟工廠達成了協議。隨著時間的推移，她對工會感到厭倦。她去參加會議時，全程看著幾個白人男性爭論不休。她付錢給保姆並開車半小時到沃倫，可不是為了看兩個白人男性爭論。一些工會代表只知道關心自己，他們試圖將事態升級到國際層面，好能領取兩筆退休金。有一家名叫托馬斯路的工廠，那裡活像一個恐怖的地牢，一切都骯髒不堪；有一個工頭會開啟機器，縮短休息時間，有一次還鎖上了電話，讓新員工無法接聽。然而工會代表只是坐在辦公室裡，什麼也沒幹。隨著帕卡德裁減更多工作崗位，將更多工作轉移到華雷斯的美墨邊境工廠，工會變得更加軟弱，人們知道，最終它無法拯救你。
這份工作並不會像鋼鐵廠那樣摧毀你的身體，但仍然會讓你日漸衰弱。塔米在托馬斯路工廠工作時得了哮喘：在那裡，她負責焊錫爐，把銅線浸入融化的鉛中。她感覺自己的前胸和後背彷彿貼在一起，有時十分嚴重，她不得不住院治療。像很多工人一樣，她也患有腕管綜合徵——他們稱之為「帕卡德手」，得用夾板和藥物治療——她離開工廠多年後，仍然會不時在夜間疼醒。
她發現自己也可以有點叛逆。有一次，一個臨時工在她的區域工作，那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白人女性，離了婚，帶著孩子。這個姑娘不敢休息，不敢去洗手間，也不敢跟其他人聊天，因為她覺得那會讓她失去工作。她是那些早早上班的人之一，而其他人只是在自己的工作時間前五分鐘才打卡上班。她看起來疲憊不堪，十分緊張。有一天，塔米看到這個女孩跪在地上，用手擦拭水泥地板上的油。那片油跡已經存在了二十年——她不可能把它清理乾淨，而且無論如何，你總得用真空吸塵器才能清理乾淨溢位的油——但她認為那是她必須要做的事情。清潔工團隊拿著二十二美元的時薪來保持工廠整潔，而此刻他們那肥屁股一動不動，只是蹺著腿，看著這個姑娘跪在地上試圖用手清理地板。塔米厭惡這一幕——看著那姑娘是多麼害怕。「你不用趴在那裡。」她對女孩說。她很生氣，甚至去找了他們的工頭。「鮑勃，你知道這樣不對。」但她能做什麼呢？技術崗的一些傢伙讓臨時工的日子不好過；臨時工做兩倍的活，只拿一半的報酬。後來，塔米說：「我能感覺到，這個姑娘有一個家庭。她需要一份工作，就這樣。她得賺錢養家，就像你在二十、二十五、三十年前那樣，她願意放棄自己做人的尊嚴，因為她需要這份工作，而她可能會以任何理由被解僱。在她來之前，我覺得我們的部門從沒這麼幹淨過。」
在流水線工作，主要是得找到打發時間的方法，之後她就能回家跟孩子們待在一起了。有時她會改變工序，從前到後裝配，有時又會從後到前。她播放自己喜歡的音樂（大多數是70年代的r&b和鄉村爵士——她不喜歡hip-hop音樂，她喜歡用樂器而不是電腦製作的音樂），必須蓋過工業風扇的聲音和這條流水線上其他四到五個收音機才能聽到。有一次，一個白人女孩抱怨塔米的收音機聲音太大，但她的本意是說塔米的音樂太吵，也就是說，它太黑人了。那是她在流水線上捲入的少數幾次爭吵之一。
大部分時候，她會跟人聊天。
她跟工廠裡一些同事在一起的時間比家人更久。她和他們一起出去吃午餐——位於托馬斯路工廠的「伊萊馳名燒烤」，還有北河路的卡巴雷餐館，他們在那裡能兌現發薪日的支票——也會一起去三角酒館和83號咖啡店之類的酒吧。塔米不會像某些人一樣喝醉，然後再回到轉個不停的流水線上——她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做到的。他們在工作中也很開心。流水線上有一位老太太是塔米見過的最下流、最無知的人，但她很有趣——她會戴著豬鼻子來工作，走來走去嚇唬人，還會猥褻男人。他們會用蛋糕給部門裡每個員工慶祝生日，也會玩足球彩票。有一次，她因腕管綜合徵休息了幾個月，那段時間裡，她和一位同事中了超級碗彩票；直到同事把八百美元中的一半帶來她家，她才知道這回事——他原本可以不告訴她的。
其中一些人成了她的親密朋友，例如凱倫，一個來自城北的黑人女孩；她被擠出了晨班，派到塔米在午後的流水線上，塔米培訓了她。塔米管凱倫叫「小大姐」，凱倫比她大十歲，但比她矮得多。凱倫也有三個孩子，她們因此成了最好的朋友。還有朱迪，塔米在帕卡德的最後一份工作中與她共享一張桌子，一邊是朱迪的機器，另一邊是塔米的機器，她們這樣度過了三年。「這就是你建立人際關係的方式。」塔米說，「我們沒法在廠裡四處跑動，像在辦公室裡一樣。我們被困在彼此身邊。你還能聊什麼呢？那個負責工具和模具的傢伙——‘你妻子最近好嗎？你的孩子們最近好嗎？你兒子橄欖球打得怎麼樣？’」當你與人們共事如此之久，你會在他們展示的照片中看著他們的孩子長大。後來，在離開工廠後，她最懷念的就是這種同志情誼。
塔米的朋友、來自城東的西比爾女士在一家通用電氣燈泡廠工作了三十八年：從1971年開始，直到她六十三歲退休；她的工作是搬運五十磅的水泥袋。「任何人要是覺得工廠的工作很好，他們都該去拜訪一下流水線上的工人。」她說，「大多數人都沒法從工廠中存活下來。米特·羅姆尼一週之內就會沒命。」
塔米如此存活了十九年。她從來沒想過這有什麼特別之處，當有人問她如何能將同樣的事情重複無數次時，她幾乎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她做了她應該做的事。她能拿到薪水，一份體面的薪水，這能讓她活下去，然後她就能讓孩子們活下去。
塔米不熟悉弗利普·威廉姆斯，他比她大十歲，她認識他的兄弟。弗利普控制著城東希梅爾·布魯克斯廉租房專案內的毒品交易。他去了加利福尼亞，加入瘸子幫，在80年代後期因走私可卡因入獄。他出獄後回到揚斯敦，並試圖再次接管布魯克斯。1991年勞動節當晚，弗利普與三名少年男女一起來到布魯克斯的一棟屋子，一個控制著當地快客可卡因生意的毒販住在那裡；他們給這個毒販戴上手銬，用膠帶封住他的嘴。（弗利普策劃好一切，繪製房子的地圖，使用他在睿俠電子產品店購買的對講機。）弗利普讓其中一個女生——他的女朋友——打電話給跟這個人合作毒品生意的兩個朋友，把他們引誘到這棟房子裡。所有這一切發生時，第四個人出現了，他是巴里——塔米第一個孩子的父親——的表弟特迪·溫，剛剛從空軍退役，碰巧來這棟房子做客。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弗利普把他們都綁起來，勒死了特迪和另外一個傢伙，讓他的女朋友開啟立體音響以掩蓋聲響，然後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開槍打中四個人的腦袋。
2005年，弗利普終因這場勞動節大屠殺而被執行注射死刑；那時，希梅爾·布魯克斯專案已被拆除重建，更名為羅克福德村。塔米覺得這場死刑來得太晚了。弗利普在城東犯下了多起謀殺案，他們甚至沒有因為那些案子逮捕他。對於在一個社群中造成如此多破壞的人，你怎麼能讓他在監獄裡活這麼久？
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揚斯敦總是名列兇殺案最多的十大城市之一，受害者是六十五歲以下黑人女性的兇殺案數量則排在全國第一。媒體把注意力集中在黑手黨的殺戮上，因為在那些年裡，揚斯敦是吉諾維斯家族和盧凱塞家族之間展開邊界戰爭的場所，發生了許多知名的黑幫暗殺事件——1996年，馬洪寧縣的一名檢察官在自家廚房裡中槍但活了下來，他大概是全縣唯一一個沒被犯罪團伙收買的官員。到90年代末，揚斯敦已經沒有剩下多少錢可以引發爭鬥，黑手黨戰爭也消失了。但因為多數發生在塔米家那樣的社群裡、由毒品和侮辱引起的兇殺案，揚斯敦仍然是一座兇殺之城。
塔米認識太多慘遭殺害的人，根本數不過來。當她看著畢業年鑑中的笑臉，可以指出哪些孩子已經死了，哪些在監獄裡，哪些在吸毒，這樣的笑臉至少佔了一半。她高中裡的一個女生在布魯克斯的一次飛車殺人中不幸中槍。她從小最好的朋友之一熱納瓦從高中輟學，生了兩個女兒；大約就在塔米從城東畢業時，有個男人從一輛車裡出來，開始與熱納瓦爭吵，然後把她推倒在地，開槍射中她的腦袋。沒人因此被捕。塔米的舅舅安東尼像他姐姐薇姬一樣是個癮君子，他被殺害後，屍體被丟在城東。「80年代末到90年代，揚斯敦簡直瘋了，瘋得要命。」塔米說，「你想想吧，這裡當時沒有活幹。」
塔米的弟弟們長大時，她覺得他們成了瘸子幫成員，因為他們總是穿著藍色衣服。他們和母親一起，住在距離夏洛特兩個街區的希亥街，在家門口賣毒品，控制了整條街道。塔米從未見過他們的父親用任何方法管束過他們。他們的母親嘗試過——她希望他們能更好，而他們總是惹上麻煩，這讓她十分痛心——但是他們以塔米從未有過的方式頂撞她。薇姬再次開始吸毒，雖然塔米當時並不知道——多年來她一直相信，自從自己上了六年級或七年級以來，母親就沒再碰過毒品。薇姬會讓塔米開車送她從朋友那裡拿東西，或者把錢帶給她的債主，後來塔米才知道母親是在購買毒品，而她成了幫兇。當母親對奧施康定上癮後，她發現了真相；這種藥是用來止痛的，因為母親患有退行性骨關節炎，關節破裂，骨頭變得十分脆弱，如果動作不正確，骨頭就會開裂。養老院的醫生告訴塔米，她的母親在用海洛因。
薇姬家附近還有另一個幫派「艾爾斯街頭海灘幫」，他們自認為是血幫成員。90年代後期，塔米的兄弟們捲入了由快客生意引發的幫派地盤戰爭，身處爭端的前線，雖然這件事塔米也是後來才知道——「我並沒有真正搞清楚那些事情，因為我有孩子，我試圖讓他們遠離這些事。」有一天，光天化日之下，她最年長的弟弟詹姆斯在希亥街房子的前廊遭槍擊受傷。另一天晚上，她最小的弟弟埃德溫和一個朋友一起坐在車裡，停在一棟房子旁邊的空地上，一個拿著槍的傢伙走到車窗前，越過埃德溫射殺了他的朋友。幾年後，埃德溫與二哥德韋恩和另一個朋友坐在另一輛車裡，被一個戴著滑雪面具的槍手從後背打了三槍。他活了下來。德韋恩和埃德溫後來都蹲了很長時間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