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姬在希亥街上的房子就在一家商店隔壁，它名叫f&n食品市場，因門外總有麻煩而臭名昭著，包括吸引暴力賭徒的擲骰子游戲。有一天，埃德溫和德韋恩——他們已經十八九歲了——和兩個波多黎各人一起在商店後面擲骰子。德韋恩把槍放在椅墊下面以防萬一。托馬斯男孩幫的一個朋友約翰·珀杜開車過來加入了遊戲。不到幾分鐘，珀杜就開始跟其中一個波多黎各人雷蒙德·奧爾蒂斯為五美元賭注爭論起來。奧爾蒂斯抓過德韋恩的槍，要求拿到這筆錢。珀杜拒絕付錢。德韋恩讓奧爾蒂斯平靜下來，奧爾蒂斯和他的朋友向他們的車走去，但隨後又折返——奧爾蒂斯仍然怒火中燒——繼續爭吵。最後，奧爾蒂斯揮槍威脅或是用槍敲打了珀杜，一切都變得無可挽回，珀杜搶過槍，擊中奧爾蒂斯的腦袋。
薇姬認識死者的母親；由於托馬斯男孩幫的朋友用的是德韋恩的槍，事情又是因為薇姬家旁邊的擲骰子游戲而起，兩個家庭就此結怨。兇殺發生後不久，薇姬的房子遭到槍擊——冰箱和烤箱上都有彈孔——塔米讓母親搬了出去。然後，有人把一個莫洛托夫燃燒彈扔進房子，一樓被燒壞了。《維護者報》上如此寫道：揚斯敦市長命令手下「立即拆除希亥街1343號那棟遭火災破壞、被毒品纏身、受暴力侵擾的房屋」。這篇報道的標題是《討厭鬼房屋被拆毀》。一臺市政府的鏟斗機開上草坪，開始拆毀前廊，圍觀的鄰居們表示支援。「到了下午早些時候，東區的眼中釘已經不復存在。」這座房子大約值四千美元。它的消失摧毀了薇姬。
那時，塔米已經離開了城東。
90年代初期，夏洛特街上的房子多次遭年輕人闖入。奶奶大約九十歲，幾乎失明，塔米將她搬到了一樓。塔米被困在午後的排班裡，這意味著她直到午夜才能回家，但她沒錢僱人照看家裡。孩子們放學後只能在城南一位朋友的母親家裡得到照看，塔米會在回家路上去接他們。一直到那時，奶奶都是獨自一人，而塔米害怕有人會再次闖入，傷害到她，因為她看不見。在夏洛特大街1319號住了二十年後，塔米於1992年5月舉家搬遷。在城東，奶奶生活了半個多世紀，但在城南，她只待了三個月就去世了。
塔米把夏洛特的房子租出去三年。1995年，她決定賣掉它。她只能拿到五千美元，是奶奶在1972年購買時價格的一半，買主是一位女士，她後來搬回了波多黎各，把房子又租了出去。在那之後，房子開始衰頹，直到2000年徹底空置。
塔米為她在城南的房子付了兩萬三千美元。它被漆成橙色，前廊有四根很粗的柱子，內部裝潢很漂亮。這片街區在印第安諾拉北面，塔米小時候生活在城南時，這裡的居民全是白人，但現在，它正飛速變化，白人落荒而逃，接受第八類房屋補助的租客搬入，其中也包括許多她在城東認識的人。塔米在城南有一個未婚夫。他的名字叫布萊恩，他們在高中相識，不過他年長兩歲（她的大多數朋友都比她年長）。他們在1990年開始約會，布萊恩就像是她三個孩子的父親，特別是對她的小女兒。他沒有穩定的工作——時不時去學校當勤雜工——但他幫助塔米度過奶奶去世的那段日子，而且他愛她的孩子。1995年，在她二十九歲生日那天，布萊恩向塔米求婚。她沒有立刻回答。她和三個女性朋友去克利夫蘭旅行過生日，在酒店裡討論了這個問題，並決定接受求婚。就在她們退房去購物的時候，布萊恩被殺害了。
她永遠沒能搞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布萊恩與某人發生了爭執，而塔米從兇手四五歲起就認識他的家人了。「布萊恩真的是個好人，」她說，「但我不知道他的人際關係。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哪裡不對勁、哪裡有問題。在我見過的男人裡，他胸懷最廣闊，我的孩子們都愛他。」一位朋友告訴塔米，她七歲的小女兒需要去見心理輔導員，但塔米聳了聳肩——「她沒事。」——因為這就是塔米三十年來度過一切的方式：告訴自己「沒關係，沒關係，我會好起來的」。十年後，塔米去了一次教會退修會，回來時生氣地發現女兒文了身。但當她看到，那個文身是布萊恩的出生和死亡年份以及名字縮寫時，她的態度軟化了。在那一刻，她明白了：她的女兒從來沒有得到機會，為她唯一叫過爸爸的男人哀悼。
布萊恩被殺之後的一年裡，塔米開始每週去米爾溪公園三天，有時每天都去；如果她下午上班，就在送孩子上學之後去，如果上午上班，就在下班之後去。她會沿小路漫步，坐在河畔老舊的木製磨坊旁，聽瀑布的聲響沖刷大壩；她與上帝獨處，思考，讓自己恢復活力。
衰頹正在蔓延，速度愈來愈快，並緊跟著塔米搬遷。花了十年二十年才在城東蔓延開來的東西，幾年之內就佔據了城南。塔米的鄰居變得非常糟糕——一個名叫代爾男孩幫的團伙接管了這裡，叫這個名字是因為他們住在埃文代爾和奧本代爾。1997年，塔米和孩子們一起搬到了布萊恩媽媽家隔壁的一棟房子裡，但她沒法賣掉他們搬出來的房子——很多東西都搞錯了——她最終與銀行達成協議，把房子還回去，以抵消抵押貸款。
她考慮離開揚斯敦。城內各處犯罪率都居高不下，除了她現有的工作之外沒有任何機會。大部分人但凡有辦法，不是已經離開，就是正在離開。整座城市都在飛速下墜。但只要再過幾年，她在帕卡德的工齡就要滿十年了，這意味著完整的薪酬和福利，包括退休金。她很幸運能找到一份好工作，而且揚斯敦的消費水平很低。隨著時間推移，她在自家封閉式門廊上開展了業餘業務，幫助人們計劃婚禮，設計邀請函並在雷射印表機上列印出來，後來她還開始設計情人節禮籃、畢業卡乃至葬禮節目單。她稱她的生意是「一杯完美的茶」。一天晚上，她和小女兒邊看電影邊打出了三百五十個蝴蝶結，又將三百五十顆珍珠粘在蝴蝶結上，製成了新娘書籤。她還在工廠販賣雅芳產品——在一個滿是女人的工廠，靠這個可以賺很多錢。她不會去別的地方。
從城南到帕卡德比從城東出發更難走，塔米經常得像玩雜技一樣地安排保姆、課後活動和工作時間表。她利用假期去看大女兒的表演和兒子的足球比賽。在週末，她讓孩子們不花很多錢就能玩得開心，例如開車去鄉下采摘草莓和蘋果。她讓他們週日去教堂，放學後研讀《聖經》。如果無法參加家長面談會，她會在清晨課前與老師交談；手機出現後，老師們總會儲存她的號碼，這樣他們就可以隨時在工廠找到她。直到孩子們長大些，她才開始加班。他們會在家裡與朋友聚會，因為她想知道他們的朋友是誰，他們在做什麼。女孩們在十六歲之前不許化妝；兒子十三歲時，有一次從他父親那裡回來後穿了耳洞，塔米讓他把耳環拿下來，因為她早跟他說過，高中之前不許穿環；而等他高中時，他已經不想穿環了。哪怕到了高四，他們也會在午夜之前回家，特殊情況下也會在深夜1點前回家。她沒有虐待他們，有時也會妥協，但是他們需要管束，而塔米絕不會放鬆。外面很瘋狂。女兒沒有懷孕，兒子沒有加入幫派，他們都從高中畢業進了大學。上帝用三個好孩子祝福了她。
有一次，她認識的人表示很驚訝，她竟能在揚斯敦養大三個孩子，他們還都過得不錯。塔米明白此人的意思，但她只是做了她該做的。「我別無選擇，因為我的孩子們必須比我擁有更好的生活。他們必須擁有比我兄弟更好的生活。我做了我該做的事，那就是我的曾外祖母所做過的事。」
就業銀行（jobsbank），由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於20世紀80年代推出的工人待遇保障計劃，保證工人被解僱後仍能從工廠得到百分之八十五的工資、醫療保險及養老金等福利。工會於2008年宣佈終止此計劃，以幫助汽車業渡過經濟危機。
鉚工羅茜，二戰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海報上的女工形象。
米特·羅姆尼，喬治·羅姆尼之子，曾在商界擔任高管，從政後擔任過州長及參議員，2012年以共和黨候選人身份參加美國總統大選。
快客可卡因（crackcocaine）是可卡因毒品的一種常見形態，純品是帶有鋸齒狀邊緣的泛白色塊狀固體，因製備過程中會發出爆裂聲（crack）因而得名。最早於20世紀80年代中出現於紐約等地的貧困街區，因為熔點較低、容易揮發、藥效猛烈而更受吸毒者歡迎。
瘸子幫成員熱衷於身著藍色服飾，為了紀念一名被槍殺的幫派成員。
根據美國1937年《住房法》第八款制定的低收入家庭租金補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