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諾頓住在國會山第六大道的一個地下室公寓裡，樓上是米奇·麥康奈爾，隔壁是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往東、往北、往南幾個街口，就是1979年他看到的破落街區——那天，他從亞拉巴馬趕來，想尋找一位共和黨參議員與拜登辯論。但康諾頓從來沒有走進過那些街區。當他在拜登手下工作時，國會山就是他工作、睡覺和社交的場所。他長時間待在辦公室裡；工作日的晚上，他會與其他年輕工作人員一起在調音客棧、鷹鴿酒館或其他國會山區域的聚會場所度過。
接下來二十年裡，他一直是拜登的人，但他實際上只為參議員工作了四年。那段時間裡，就算拜登沒看清康諾頓的價值，至少也知道了康諾頓的名字。康諾頓能完成那種讓參議員看上去政績斐然的幕僚工作：研究、寫稿、邀請專家、試探利益團體的意向。對遭受羞辱之後的拜登來說，這就是一切行動的目的。參議員得了幾乎令他喪命的動脈瘤，剛剛康復不久，而腦部手術讓他在1988年前半年都無法工作；他的團隊必須證明他不只是個被人抓住把柄的空談家，而是一個足夠嚴肅，在立法上富有能力，值得獲得第二次總統競選機會的人。康諾頓與出庭律師協會合作，阻止了一次關於國際航空公司責任的司法改革。他提議召集數次關於毒品政策的聽證會，讓拜登獲得對犯罪態度強硬的名聲。他把參議員的成就集結歸檔，用來反駁那些醜聞檔案，在1990年拜登再次競選時派上了用場。在一次聽證會上，他忍受著場下低聲的非難，以及回應他每一個笑話的死寂。最後，康諾頓獲得拜登辦公室外的一張辦公桌，但他從來不敢要求去見他的老闆。「我只是沒有足夠的底氣去跟拜登打交道，他就像一個政治天才一樣。」他說，「如果我走進去，他在我的想法中發現了任何困惑、懷疑或猶豫，他就會猛撲向這些弱點。」正如那些嗅到拜登的鮮血而猛撲向他的記者一樣。
到了1991年，康諾頓決定去上法學院。法律學位能讓他在政界來去自如，瞭解政府實務，事業金錢雙豐收，也許還能讓他搬回亞拉巴馬。他靠自己在華爾街時的積蓄讀了三年斯坦福。1994年畢業後，他開始為特區上訴法院首席大法官阿伯納·米克瓦做書記員（拜登的一名助理幫他拿到了這份工作）。米克瓦來自芝加哥，曾任眾議員，廣受尊重和喜愛。坊間幾乎立刻出現傳言，說米克瓦會被指任為克林頓總統的法律顧問。突然，康諾頓通往白宮的夢想有了一條與拜登無關的捷徑。他打了個電話給特德·考夫曼：「我需要拜登給米克瓦打個電話，告訴他我棒極了，他一定得帶上我一起走。」康諾頓剛剛給米克瓦工作了一個月，而來自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的背書能起到很大作用。
幾天後，考夫曼給康諾頓回了電話：「拜登不想打電話給米克瓦。」
「什麼？」
「他不想打電話給米克瓦。這跟你沒關係。他不喜歡米克瓦。」僅此一次，康諾頓氣得沒能忍住：「誰關心他喜不喜歡米克瓦！
這是我的事！」
考夫曼嘆了口氣。他的職責之一是在拜登的下屬面前為拜登辯護，保護拜登無須為怠慢和無禮承受後果。這通常意味著策略性的沉默、佯裝不知情或是委婉的話術，就像在一個有著暴君般父親的家庭裡母親安撫孩童的方法一樣。但考夫曼關心康諾頓，他坦誠地說：「傑夫，不要覺得這是在針對你。」考夫曼說，「拜登會令所有人失望。在他這兒，令人失望可是機會均等的。」
康諾頓從未真正原諒拜登，也再也不會因拜登而驚訝或失望了。在之後的許多年裡，他仍然在拜登手下，為他籌款，為他競選，做一個拜登的人，但就在拜登拒絕打那個電話的那一刻，這些行動背後的情感已經逝去。康諾頓的痴心一直含有交易的意味，但如今，這成了一切的核心。拜登利用他，他利用拜登，他們會繼續互相利用，但也僅此而已。這是一種華盛頓的人際關係。
米克瓦還是帶康諾頓進了白宮，因為康諾頓一如既往地做著副手該做的事，那就是讓他自己不可或缺。在得到這份工作之前，他為米克瓦搬去法律顧問辦公室撰寫了一份詳細的過渡計劃，還總結了媒體策略和米克瓦即將面對的問題。米克瓦指派康諾頓為法律顧問特別助理，年薪三萬兩千美元（書記員的年薪）。兩人都不知道這個職位意味著什麼。
康諾頓在1994年10月1日第一次踏入白宮西翼。那是一個週六，他穿著一套自己覺得適合在白宮度過週末時穿的行頭：藍色外套，白色襯衫，卡其褲，休閒皮鞋，就像在鄉村俱樂部吃晚飯時的穿著一樣。他認出的第一個人是喬治·斯特凡諾普洛斯——他穿著運動褲，滿臉胡楂，懶懶散散地穿過走廊。白宮西翼的辦公室令人驚訝地狹小陳舊，就像聯邦時期破舊又優雅的博物館裡的房間一樣。法律顧問的辦公室在大廳右側樓梯上方二樓的角落裡。接待區有四張桌子，康諾頓分到了一個名叫凱瑟琳·威利的志願者曾經用過的那張；大家都知道，凱瑟琳跟總統有「特殊關係」，而米克瓦的副手喬爾·克萊恩想把她踢出西翼。還有一張桌子的前任主人是琳達·特里普，她是上一任副法律顧問文森特·福斯特的行政助理；福斯特也是克林頓親密的朋友，去年剛把手槍塞進口中自殺身亡。
在康諾頓看來，整棟建築都是神聖的，這種敬畏從未消退。他開始在下班後為所有想要參觀白宮的熟人做導遊。等十六個月後他離開時，已經遊了三百五十多回。
那個10月的週六，總統在早間電臺節目中催促國會通過一項法案，禁止說客送禮，並要求徹底公開他們的業務。美國對海地的軍事幹預已持續一週。薩拉熱窩圍城進入第三年。第一夫人的醫療保險法案被參議院平靜地扼殺。克林頓一家的一些高階助理和好友——韋伯斯特·哈貝爾和布魯斯·林賽——正在接受剛上任的白水事件特別檢察官肯尼斯·斯塔爾的調查。總統本人正被一名阿肯色州僱員保拉·瓊斯起訴性騷擾。不到一個月之後，國會將被金裡奇掌管的共和黨控制，令克林頓在首個任期過半時損失慘重。
白水事件，差旅門醜聞，白宮記者團的每日追擊，共和黨的無情猛攻，獨立檢察官的深入挖掘：白宮兩翼都瀰漫著圍攻與猜疑的霧氣。不過，歷史上任何一個總統履新期最糟糕的事都會在二樓的拐角辦公室結束。這就是為什麼克林頓的法律顧問換得飛快——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米克瓦已經是第三任。同事們開玩笑說，康諾頓是白宮律師裡唯一一個自己沒有律師的。
開始工作之後不久，米克瓦和康諾頓與公關部門的大衛·德雷爾見了一面。米克瓦第二天一早要在《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每月例行早餐會上講話，德雷爾給出了指示：米克瓦將宣佈，他調查了白水事件，什麼也沒發現。
年屆七十、滿頭白髮的米克瓦法官十分審慎。他一言不發。
「為什麼他要這麼說？」康諾頓說，「他才來了兩週。」
「我來告訴你為什麼。」德雷爾厲聲道，「這是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才不是在一個早上犧牲自己一輩子的信譽。沒人會相信他的。」
德雷爾堅持說米克瓦是總統的律師，有義務維護總統。在白宮工作就意味著，所有人都為總統工作，個人忠誠是至關重要的。
「我考慮一下。」米克瓦最後說。
在早餐會上，米克瓦迴避在白水事件上表態。他被問到克林頓的法律辯護基金，那是在瓊斯發起訴訟之後由總統的支援者們設立的；瓊斯控告克林頓在1991年5月派人把她接到他在小石城的賓館房間，他脫下褲子，讓她為他口交。（訴訟最後在1998年11月達成和解，總統的辯護基金會和保險公司付清了原告要求的八十五萬美元，但總統沒有道歉；一個月之後，由於瓊斯案中的證詞，眾議院以政黨投票的微弱票數差別以偽證罪之名向總統發起彈劾；三個月之後，參議院做出無罪判決；兩年後，瓊斯為《閣樓》雜誌拍了裸照，好付清她用和解費購買房子時附帶的一大筆稅款；二十六個月後，克林頓在白宮的倒數第二天，他的阿肯色州律師執照被吊銷五年；四年後，瓊斯頂替前少年射擊選手艾米·費舍爾參加福克斯電視臺的名人拳擊節目，輸給了後來因重罪入獄的前花樣滑冰選手譚雅·哈丁。）「我覺得這很難處理。」米克瓦法官回答，「我覺得總統也會感到很棘手。」他補充道，他認為沒有什麼別的辦法能代替法律辯護基金，除非只讓超級富豪當總統。
這個國家的每一份報紙都報道了這件事，米克瓦知道希拉里·克林頓對此大為不快，因為他未經允許就高調談論第一家庭的爭議事件。在作戰室和德魯奇報告的時代，米克瓦對憲法有多瞭解，便對政治有多無知。他不再跟媒體對話。幾個月之後他才明白，是希拉里而不是他掌控著白水和相關事件——希拉里在他鼻子底下建立了一支秘密的律師隊伍。與此同時，克林頓夫婦利用米克瓦的名譽在國會中打掩護。
起初，當克林頓夫婦和幕僚們為自己的人生運籌帷幄、怒火中燒、戰鬥不休時，康諾頓幾乎無事可做。他終於攀上最高峰，卻無聊得要命，因為米克瓦從來沒有清晰定義過他的職位。他和米克瓦辦公室裡的高階別會議僅有一牆之隔，但在華盛頓，這堵牆決定了一切。他接到零散的工作，每天只用花一兩個小時就能完成。他十分擔心自己看起來像是多餘的，因此會拿著一疊檔案走出白宮西翼，前往隔壁的老行政辦公大樓，在走廊裡走來走去、翻閱手中檔案，彷彿有什麼重要事務。
與為喬·拜登工作相比，這是一種不同的羞辱。康諾頓打電話給特德·考夫曼，說他正考慮離開。考夫曼勸他要耐心。
一天，康諾頓跟另一名助理與米克瓦一同前往拉塞爾大樓的拜登辦公室。米克瓦想要跟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建立良好關係。他們在走廊裡遇見拜登。拜登把胳膊搭在康諾頓肩上。「傑夫，最近怎麼樣，夥計？」他說，「有你在這兒真是太好了。跟我在一起的這麼多年，你知道該把這些優秀的人帶去哪裡。到我辦公室去待著，就像在自己家一樣。我很快就下來。」
他們繼續往拜登的辦公室走去，米克瓦輕聲問道：「今天之前，喬知道你在我這兒嗎？」
「噢，是的，他知道。」
「我一直以為他會給我打電話。」
那一刻，康諾頓明白了為什麼米克瓦一直對他保持距離。但是，就像一個二十七歲的競選助理不可能對一名總統候選人說「我等了足足六年，離開華爾街來為你工作，你卻不能給我五分鐘」一樣，一個三十五歲的白宮特別助理也不可能告訴他的上級：「拜登沒有給你打電話說我的事，是因為他認為你是個傻瓜。」因此，康諾頓只是笑了一下，什麼也沒說。這種疏忽可能會斷送一個人的政治生涯。
會面中，拜登數次提及康諾頓的名字，彷彿他是自己的心腹之一。「傑夫肯定是第一個告訴你的，他在這兒的時候……」康諾頓也配合著他。
漸漸地，他在白宮法律顧問的幕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幫米克瓦寫講話稿。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大獲全勝之後，他準備了一份備忘錄，總結白宮在下一屆國會中將要面臨的法律改革議題。他開始理解權力在白宮如何運作。人們並不擁有權力——他們製造權力。如果想要參加一個會議，你不能等待邀請，而是直接出現。他告訴米克瓦：「如果你不使用你的權力，你就沒有任何權力。」這就像籌款一樣，你想要請人幫忙，就像一頭奶牛必須要被人擠奶，才能保證牛奶源源不斷。
康諾頓很快意識到他是在森林頂端的樹梢工作，他只與最上層的人打交道，只與那些跟政府行政機構有關聯的組織領導打交道，只與美國精英打交道。在華盛頓，衡量地位的一個關鍵標誌是看有沒有人回你電話；有生以來第一次，康諾頓的電話總能立刻得到回覆——特別是從記者那裡，因為他們認為康諾頓是一個可靠的信源。
每週有一次，司法部長珍妮特·雷諾會來到白宮，與米克瓦討論法律問題。有一天，會面結束，她要離開時，總統顧問弗農·喬丹剛好站在辦公室外側的門口。
「你好，弗農，最近怎麼樣？」雷諾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