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爾三歲時發現自己有一天會死去。那是1971年，他坐在克利夫蘭自家公寓裡的一塊地毯上。彼得問父親：「這塊地毯是哪裡來的？」
「從一頭牛身上來的。」父親說。
他們講的是德語，那是彼得的母語——蒂爾一家來自德國，彼得出生於法蘭克福。
「那頭牛怎麼了？」
「那頭牛死了。」
「那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說那頭牛不再活著了。所有動物都會死亡。所有人都會。有一天我也會。有一天你也會。」
說出這些話時，彼得的父親看起來很悲傷。彼得也悲傷起來。那是令人困擾的一天，彼得一直沒能忘記。直到成為矽谷億萬富翁，他仍然為預期中的死亡深感不安。四十年後，當初的震驚仍深植於腦海。他從來沒能平心靜氣地看待死亡，像大部分人一樣學會無視它。他們的態度是一種不假思索的預設，如同註定走向末路的畜群。那個坐在牛皮地毯上的男孩長大後將不可避免的死亡視為一種意識形態，而非一種現實——一種已經帶走千億人生命的現實。
彼得的父親是一名化學工程師，曾為多家礦業公司做管理工作。彼得小時候，蒂爾一家經常搬家——他上過七間不同的小學。儘管有一個弟弟，他仍是個獨來獨往的男孩，在進入青少年時期之前幾乎沒有朋友，有一種天才般的寂寞和內向。五歲時，他已經知道了所有國家的名稱，能憑記憶畫出世界地圖。六歲時，父親在一家鈾礦公司找到一份工作——那是1973年的石油危機之後，美國似乎正向著核能源發展——蒂爾一家在種族隔離下的南非和西南非度過了兩年半。彼得開始跟父母下象棋，很快就棋藝精湛。在斯瓦科普蒙德——西南非海邊的一個德國小鎮——他會在家後面正對沙丘的乾涸河床上花數小時為自己編造冒險故事，或是在當地書店裡閱讀地圖冊、自然書籍和法國漫畫。他上的學校要求男生穿西裝打領帶，每週測驗中每拼錯一個詞，都會被老師用戒尺打一下手心。回家後，他會迅速扯下校服，他痛恨紀律。他幾乎總能得到滿分，以逃避體罰。
彼得九歲時，蒂爾一家回到克利夫蘭。1977年，彼得十歲，他們搬去了加州的福斯特城，那是一個位於舊金山灣旁的規劃城鎮，從斯坦福往北開車只要二十分鐘。
1977年，幾乎還沒人用「矽谷」一詞來形容從舊金山延伸到聖何塞的半島區域。這裡的科技公司——惠普、瓦里安、飛兆半導體、英特爾——都是戰後隨著軍事研究的繁榮發展而建立起來的；那時，聯邦撥款已讓斯坦福成為國內一流大學。矽電晶體晶片和積體電路只受到電氣工程師和技術愛好者的關注，普通消費者並不關心；個人電腦還處於起步階段。1977年，有十幾名員工的蘋果電腦公司成立；他們在西海岸電腦節上推出了apple2，但公司總部才剛剛從位於洛斯阿爾託斯的喬布斯家車庫搬到庫比蒂諾的租賃空間。
矽谷人人平等，教育水平很高，生活舒適——戰後美國中產階級生活最好的例子之一。與其他任何地方相比，在這裡，種族、宗教乃至階級都在金色的陽光下褪去了意義。矽谷周圍的住宅街道兩旁排列著一棟棟面積為兩千平方英尺、佔地四分之一英畝的住宅，都是外形樸素的艾克勒式中世紀風格。帕洛阿爾託的平均房價是十二萬五千美元。帕洛阿爾託市中心的商業活動區包括各種商店、體育用品商店、幾家電影院和比薩店。沿著皇家大道，梅西百貨、英姆珀瑞和伍爾沃斯的店面佔據了斯坦福購物中心；1977年，維多利亞的秘密開了一家分店，但這裡還沒有威廉姆斯－索諾瑪和巴寶莉，也完全沒有高檔精品店。停車場裡全是福特斑馬和達特桑。
幾乎所有矽谷的孩子——甚至是來自少數富裕家庭的孩子——都去了當地的公立學校；那些都是好學校——加州的學校在美國排名第一。最好的學生去加州大學的伯克利、戴維斯或洛杉磯分校（少數學生申請進了斯坦福或常青藤），普通學生去了舊金山州立大學或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奇科分校，實在不行也可以在富席爾或德安扎社群學院拿到一個兩年制學位。抗稅運動——也就是13號提案，它將加利福尼亞州的房產稅限制在房產評估價值的百分之一，造成該州公立學校質量長期下滑——還遠在一年之後。
彼得·蒂爾在中產階級鼎盛時期的最後一年搬來矽谷。這裡的一切都將改變，包括名字。
從斯瓦科普蒙德搬來福斯特城的這個學年如同電影《週末夜狂熱》（saturdaynightfever）般充斥著騷動和頹廢。這裡許多孩子的父母都離婚了。在彼得的五年級班級裡，老師是個長期臨時工，早已喪失了對教室的所有控制。孩子們站在課桌上衝彼此和老師吼叫。「我討厭你！」一個男孩尖叫道。「你為什麼不回家？」老師擠出一個微笑回答道。彼得封閉自己的大腦，開始拼命獲得完美的分數，每一次考試都像是生死攸關，藉此來逃避同學製造的混亂——在加利福尼亞，這種混亂就相當於打手心用的戒尺。他在體育課上表現糟糕，但在數學方面極其優秀；作為一名國際象棋選手，他在全國十三歲以下少年組中排名第七。他在國際象棋棋盤上就像在學校裡一樣瘋狂競爭——後來，他在棋盒上貼了張紙，寫著「天生大贏家」——在極少數輸棋的時候，他會徹底厭惡自己，把棋子從棋盤掃到地上。高中時，他帶領數學小隊參與地區冠軍的爭奪。有一次，團隊的教師顧問隨口說道：「好吧，總有人會贏的，不是我們就是他們。」彼得心想：「這就是為什麼你還在當高中老師。」
比起《星際迷航》，他更喜歡《星球大戰》，但兩者都是他的心頭好。他讀了阿西莫夫、海因萊因和阿瑟·克拉克的小說——那些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科幻小說，夢想著星際旅行、火星來客、水下城市和飛行汽車。一代人之後，彼得生活在這個精神世界中，相信技術奇蹟會打造奇妙的未來。直到他十二歲，蒂爾家才允許電視進駐，但那時，他已經更喜歡在家裡的tandytrs-80計算機上玩電腦遊戲了——例如《魔域》，一個基於文本的非圖形冒險遊戲，設定在古老地下帝國的廢墟中——還有與他的書呆子朋友們沒完沒了地玩《龍與地下城》。他還發現了j.r.r.托爾金，把《指環王》三部曲翻來覆去讀了至少十遍，幾乎爛熟於心——他喜歡這個系列豐富的想象力，喜歡它看重個體與機械和集體力量之間的對抗的價值，以及權力導致腐敗的主題。
蒂爾一家是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共產主義是他們可以想象的最糟糕的事情，它在卡特時代逐一接管世界各國，整個程式不可挽回。從減少通貨膨脹到維護城市安全，美國政府什麼都做不好。1980年大選期間，在八年級的社會研究課上，彼得支援里根，收集關於這位保守派英雄的剪報。托爾金、科幻、國際象棋、數學、計算機：在七八十年代，特別是在舊金山灣區成績拔尖的男生裡，這些屬性往往相互關聯，並且附帶一種世界觀，那就是自由意志主義。它背後有一種重視抽象邏輯的威望。彼得十幾歲時成了一名自由意志主義者，最初還與里根時代的保守主義混合在一起，但最終成了純粹的自由意志主義。直到二十多歲他才讀了安·蘭德，發現《阿特拉斯聳聳肩》和《源泉》中的英雄正義得不可思議，而反派又過分邪惡，和托爾金的作品相比，安·蘭德描繪的前景趨向於摩尼教教義，也過於悲觀——這可能與蘭德在蘇聯統治下度過的童年有關，讓她能用一種類似的眼光去看待美國，彷彿它也沐浴在罪惡之光裡。儘管如此，在《阿特拉斯聳聳肩》出版的1957年，她仍然具有前所未有的先見之明——因此，當兩個主角去度假時，他們到訪了美國最糟糕的地方，此地無人問津，因為一切都已分崩離析；每個人都滿腔憤怒，卻無人工作；主角們在20世紀發動機公司的廢棄廠房裡發現了創新型發動機模型的一些殘骸，這家公司由於其軟弱的繼承人接受社會主義而破產。當時，通用汽車在全世界所有公司中擁有最大市值，底特律的平均收入比紐約高出百分之四十，可蘭德已經預料到前者的結局。隨著歲月流逝，彼得越來越欽佩安·蘭德。
在高中時，他從未喝酒或吸毒。他在聖馬特奧高中獲得了全a成績，並且在1985年作為畢業生代表致辭。他申請的每一所學校都發來了錄取信，包括哈佛大學；但他擔心哈佛競爭過於激烈，他可能會被打敗，並且由於童年經常搬家，現在他想留在家附近。所以他去了斯坦福——這個剛開始被稱為矽谷的區域的中心。
「我記憶中的1985年非常樂觀。」他後來說道。他沒有明確的計劃——他當時可能會選擇生物科技、法律、金融乃至政治專業。「我預設一個人可以做到一切。你可以賺很多錢，做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也可以做一些挑戰智力的事情——你可以想方計法做到這一切。這是80年代樂觀主義的一部分，我覺得我不需要想得過於具體。我的野心是以某種方式對世界產生影響。」
即使人到中年，蒂爾仍然很容易被當作大一新生。他走路時腰部略微前曲，彷彿他覺得擁有身體是一件很古怪的事。他有著黃銅色頭髮、淡藍色眼睛、肉嘟嘟的長鼻子和一口白得驚人的牙齒，但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聲音：喉嚨似乎夾著某種金屬，將音色加深、壓平，形成一種富有權威的低沉聲調。在激烈思考的時刻，他可能陷入一個想法中，長久沉默，或者口吃整整四十秒。
在大二的一堂哲學課「思想，物質和意義」上，蒂爾遇到了另一位才華橫溢的學生，名叫裡德·霍夫曼。霍夫曼的意識形態比蒂爾要左翼得多。他們整夜爭論諸如財產權性質之類的問題（這就是蒂爾交朋友的方式，在斯坦福如此，之後的人生中也是如此）。霍夫曼說，財產是一種社會建構，無法脫離社會而存在，而蒂爾引用撒切爾夫人的話：「沒有所謂社會這種東西。有的只是個體的男男女女。」霍夫曼成了蒂爾最親密的朋友之一，他們本科時期的辯論一直到他們開始做生意之後還持續了很久。然而，他的大多數朋友都是保守派同胞。他們是一個被孤立和圍困的群體，而他們對此很享受。80年代晚期的斯坦福大學展開了一場對於核心課程的激烈爭論——這門課程被稱為「西方文化」——最後發展到像60年代最後一次校園戰一樣激烈。少數族裔和自由派學生團體領導的一方認為，斯坦福大學要求的新生人文課程偏向於「已故白人男性」，忽略了其他文化的經驗。另一方的傳統主義者認為反西方文明的學生正在利用課程設定在斯坦福大學推動左翼政治議程。對當時的本科生來說，關於閱讀清單的爭論似乎與關於民權和越南戰爭的示威活動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一群學生甚至接管了斯坦福大學的校長辦公室。
1987年6月，大二快結束時，蒂爾和一位朋友創辦了一份名為《斯坦福評論》的保守出版物，從而闖進了這個圈子。他們從一個全國性組織那裡得到資金和學術指導，該組織由新保守主義之父歐文·克里斯托於1978年創立，旨在幫助這類右翼學生的努力。雖然蒂爾很少為《斯坦福評論》寫稿，但每一期都帶有他編輯的印記——對左派意識形態高屋建瓴又看似理性的攻擊，以及對學生、教師和行政人員中政治正確理念的惡作劇式嘲諷。
因為發生在斯坦福大學，並且因為這是綿延數十年的文化戰爭的最新篇章，這場戰鬥蔓延到了全國。1987年初，傑西·傑克遜準備第二次競選總統，他來到斯坦福大學，帶領學生們在遊行中高喊口號：「嘿嘿、嗬嗬，西方文化必須走開！」一年後，里根的教育部長威廉·貝內特受到蒂爾這份出版物的邀請，在校園內就斯坦福大學對核心課程進行修改一事發表演講；這次修改引入了關於非西方文化的新課程以及非白人和非男性作家的書籍。「一所偉大的大學墮落了，」貝內特說，「這背後的勢力正是現代大學在建立時試圖反抗的東西——無知、非理性和恐嚇。」
在1989年畢業之前，蒂爾在他作為主編的最後一篇文章中寫道：「作為編輯，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但我仍然不知道如何說服人們傾聽……對於那些想要政治化斯坦福和破壞它的堅定左翼分子（如果你正在讀這篇文章，那麼你可能並不屬於這一類），我們將繼續在每一件事上與你們鬥爭。」他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於是進了斯坦福大學法學院。
文化戰爭持續到第四個十年。《斯坦福評論》的新編輯是蒂爾的朋友大衛·薩克斯，在他的帶領下，刊物開始關注語言暗示、同性戀權利和性（1992年有一整期都在討論強姦，以及大學如何擴大「非法脅迫」的定義，將「貶低」和「無威脅的口頭施壓」包含在內）。1992年，蒂爾的朋友和法學院同學基斯·拉布瓦決定通過站在一名講師的住所外面大喊大叫，來測試校園言論自由的極限：「基佬！基佬！希望你染上艾滋病死掉！」這次挑釁引發激烈反應，拉布瓦最終被逐出斯坦福。不久之後，蒂爾和薩克斯決定寫一本書，揭露校園裡政治正確和多元文化主義的危險，蒂爾負責處理繁重的分析工作，薩克斯負責蒐集情報的新聞工作。《多元化神話》（thediversitymyth）於1995年出版，受到著名保守派的讚揚。這本書包括了對拉布瓦事件的描述，作為一個案例來表現面對集體獵巫時的個人勇氣。「他的示威活動直接挑戰了最基本的禁忌之一，」蒂爾和薩克斯寫道，「暗示同性戀行為與艾滋病之間存在關聯，這意味著多元文化主義者最喜歡的生活方式之一更容易感染疾病，也即，並非所有生活方式都同樣理想。」
薩克斯和其他朋友沒有考慮過蒂爾對同性戀採取敵意態度背後有更深層的個人原因，因為他們不知道他是同性戀。沒有人知道。直到2003年他才出櫃，那時他已經三十多歲，才告訴自己最親密的朋友，並向其中一人解釋他的身份會妨礙他的工作。無論如何，他從未想過把同性戀視為他的身份核心。也許同性戀身份一定程度上令他成為一個叛逆者，但也可能並非如此。「我更像是一個局外人，也許是因為我是一個有天賦的、內向的孩子，」他說——不是因為他是同性戀，「也許，我根本不是局外人。」這是一個他從不喜歡討論的話題，即使是與他最親近的人。
《多元化神話》仍然是蒂爾唯一的一本書。這讓他有點懊惱，因為畢竟它的出現有其背景；多年以後，這場論戰的緊迫性大大減弱，而蒂爾的身份觀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拓寬，直到他開始懷疑當時的目標是否值得付出這番努力。即使在這本書出版時，斯坦福也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文化變革，當時處於爭論核心的人文課程很快就會被遺忘，這使得課程戰爭的時代如今看來即便不算十分荒唐，至少也有幾分古怪。
蒂爾總是懷有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野心，同時懷疑這樣的職業在學術專業化時代是否可行。他想把自己的人生奉獻給資本主義精神，但不確定這究竟意味著在學術上為之辯護還是賺大錢，抑或兩者兼而有之。如果他在沒有賺錢的情況下為資本主義辯護，他的固執可能會受到質疑；而如果只是賺錢（並且不是一點點錢——他想要賺一大筆錢），他只會成為又一個資本家。薩克斯認為蒂爾可能是下一個小威廉·f.巴克利和億萬富翁，不過可能順序有所不同。
從斯坦福大學法學院畢業之前，蒂爾為《斯坦福評論》撰寫了最後一篇社論，嘲笑自由主義者對多金職業的厭惡和對「公益法」的偏好：「據我們所知，它既不‘公’，也不‘益’，也跟‘法’沒多大關係。」他診斷出了原因：「政治正確為貪婪找到的替代方案並不是個人的滿足或幸福，而是對他人的憤怒和嫉妒，而那些人正在做更有價值的事。」——例如管理諮詢、投資銀行、期權交易或以高爾夫球場為核心的房地產開發。（他還提到了加入創業公司——這在1992年的斯坦福大學仍然不同尋常，但不久後就被廣泛接受了。）蒂爾得出結論：「貪婪遠比嫉妒更可取：它的破壞性較小（我寧願生活在一個人們不肯分享的社會中，也不願生活在一個人人都想拿走屬於他人的東西的社會里），而且更誠實。」
在斯坦福大學待了七年之後，蒂爾奔赴亞特蘭大做了一名書記員（他在最高法院接受了大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和安東尼·肯尼迪的面試，但沒有被僱用——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挫折，帶來了巨大的創傷）。然後他去了紐約，在沙利文和克倫威爾這家白鞋公司執業證券法。就在這時，事情變得不那麼順心遂意了。他後來稱這段在紐約的時間是「一場迴圈往復的青年危機」。
這份工作很無聊。如果他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那麼他會稱之為異化勞動——每週花八十個小時為他不相信的東西工作，八年後可能會成為合夥人；接下來四十年的生活已鋪開在他面前。他和主要競爭對手處於同一屋簷下，緊挨著彼此工作，瘋狂競爭所有內部分配的事務，然而這些事務並沒有什麼卓越的價值。這帶來了更深層次的問題：蒂爾已經開始質疑充滿競爭的生活。在法學院，他沒有像往常那樣努力學習，也沒有達到他以往的優異成績，因為他不再確定這些究竟意味著什麼。在高中時他很清楚——好成績意味著能上好大學——但現在他不再會不假思索地想：「這就是為什麼你還在當高中老師。」他在《斯坦福評論》的最後一篇社論帶著一種蔑視的姿態，藉以掩蓋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