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美國有一個來自島國的淺膚色黑人移民家庭，他們住在屬於移民的城市——紐約的拉瓜迪亞、迪馬吉奧和科尼島。在那裡，母親們為週日晚餐準備牛尾湯，週五晚上則在燭光下端上白麵包；父親們用西西里語或波蘭語對著報紙嚷嚷；男孩的錢包裡塞著安全套，女孩嚼著口香糖，他們在街頭成長為美國人。
在南布朗克斯區凱利街952號的三樓，羅斯福總統的肖像掛在客廳的牆上，背景是國旗和國會大廈。在他們的廉租公寓外面，這對父母和他們的兩個孩子經歷了美國體制廣泛和普遍的沖洗。
母親在服裝區的金斯伯格裁縫店為女士西裝縫製紐扣和飾邊，為自己是杜賓斯基的國際婦女服裝工人工會（超過三十萬人）的一員而自豪；父親則是發貨室工頭，就連大蕭條時期也總是在工作。每週日，他們會坐在聖瑪格麗特聖公會教堂的家庭長椅上，他們的小兒子是一個熱愛慶典和焚香的教士助手。這個男孩從第三十九公立學校轉到第五十二公立學校，後來又上了莫里斯高中；儘管成績平平，但憑藉他的文憑、紐約居民身份和十美元，他還是被紐約城市學院錄取了。這家學院成立於1847年，起初名叫自由學院，在一座小山上俯瞰哈萊姆；第一任院長霍勒斯·韋伯斯特說：「我們想試試看，能否讓人民的子女乃至全體人民的子女都接受教育；一流的教育機構能否成功地為民意而非少數特權者所掌控。」
越過城市燈火，穿過共和國，矗立著構成戰後中產階級民主秩序的結構：
通用汽車公司、美國勞工聯合會與產業工會聯合會、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城市老闆、農業集團、公立學校、研究型大學、地方黨派、福特基金會、扶輪社、婦女選民聯盟、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臺、經濟發展委員會、社會保障、墾務局、聯邦住房管理局、聯邦援助公路法、馬歇爾計劃、北約、美國外交關係協會、退伍軍人法、美國陸軍。
這其中，最後一個地方成了男孩在美國的家。他在城市學院的第一年就加入了後備軍官訓練隊（他原本也會被徵召入伍），並宣誓加入了潘興步槍兄弟會。制服和紀律讓宣誓入會的新成員有了一種歸屬感。他需要體制結構才能茁壯成長。「我幾乎立刻成了領導者，」他後來寫道，「我在隊伍中看到了無私，這讓我想起了家裡的關懷氛圍。種族、膚色、背景、收入都毫無意義。」
1958年，他作為一名少尉接受委任。軍隊剛剛取消種族隔離十年，但這個美國最為等級森嚴的機構同時也是最民主的：「相比於任何一個南方市政廳或北方企業，我們的軍事部門裡都有著更少的歧視、更真實的擇優制度和更平等的競技場。」勤奮、誠實、勇敢、奉獻：這位年輕的軍官踐行著童子軍的美德，深信它們會帶來平等的機會。
他在美國的旅途於1962年將他帶到越南南部，1963年到伯明翰，1968年又再次到了越南。
他成了上尉，在阿肖谷陷入一個尖竹釘陷阱，又躲過一輪迫擊炮。幾個月後，在美國佐治亞州本寧堡附近的一家汽車漢堡店，服務員拒絕為他服務。他升為少校，在廣義省附近發生的直升機墜毀事故中倖存，並救出了幾個人。這些都沒有打亂他精心校準的內心平衡。
他胸前掛滿獎章，獲得了上級的賞識。他拒絕因種族主義的羞辱或戰爭的愚蠢而動搖，這場戰爭是美國的窮人在打。種族歧視和越南戰爭都冒犯了他的民主價值觀。「在越南的許多悲劇中，這種原始的階級歧視最嚴重地傷害了所有美國人的理想：人人生而平等，並且對國家同等忠誠。」然而，他正在按照這一理想建立自己的生活，所以他仍然保持實用主義；他的自制幾乎讓他失去了人味兒。體制通過提升人們的品質來展示它們在健康運轉，哪怕這些人偏離了道路，他們也能在自我糾正中找到最重要的力量。
而他會展示給任何有所懷疑的人看。
他晉升為中校。他當選為白宮學者，剛好趕上水門事件——但即便是美國曆史上最嚴重的政治醜聞也證明了民主的體制力量：國會、法院、媒體和民眾都會切除癌症。
他在韓國當上營長，在那裡，他開始為越戰之後的軍隊重建良好的秩序和紀律。在坎貝爾堡，他當上旅長。卡特政府期間，他進入五角大樓。作為1979年最耀眼的明星，四十二歲的他成為陸軍最年輕的將軍。卡森堡，萊文沃思堡。接著是里根政府時期的五角大樓，「軍隊已經重歸榮耀之地」。
1986年，少將坐在國防部長辦公室外的辦公桌旁，不情願地打了個電話，按照白宮的命令將四千枚反坦克導彈從陸軍轉移到中央情報局。它們的目的地是德黑蘭：武器、一本《聖經》和為人質準備的蛋糕。伊朗門事件是他簡歷中的第一個汙點，但是這讓他進入了里根時期的白宮，當上了副國家安全顧問，負責清理混亂局面。「如果不是因為伊朗門，我仍然會在某個地方當著無名將軍。也許已經默默無聞地退休了。」
對中將來說，恢復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良好秩序和紀律是一項完美的工作。他喜歡修理老沃爾沃和薩博。他工作高效，懂得鼓舞人心，對官僚系統瞭如指掌，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參謀。這些官僚體制正處於權力之巔。畢竟，它們即將贏得冷戰。
1988年，在克里姆林宮的聖凱瑟琳大廳，戈爾巴喬夫帶著一絲微笑直視著他，說：「現在你失去了最好的敵人，接下來還能做什麼呢？」
第二年，將軍在他五十二歲生日前一天獲得了第四顆星。幾個月後，他當上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沒有最好的敵人，美國就可以再次打仗了，他指揮了越南之後的第一場戰爭——巴拿馬（一個臉長得像菠蘿一樣的毒販），然後是一場大型戰爭——沙漠風暴。地面戰役花了四天時間將薩達姆趕出科威特。美國回來了，主席是如此做到的：將越南的痛苦經驗轉變成一種信條——明確的目標、國家利益、政治支援、壓倒性的力量、迅速撤退。（庫爾德人和什葉派被拋下了；還有波斯尼亞人也是。）
穿上制服三十五年後，將軍退休了，那時，他已成為美國最受愛戴的人。沒有人知道他的黨派——他曾經投票給肯尼迪和約翰遜，投給卡特一次，然後開始投票給共和黨。雙方都信任他，因為他代表了兩黨的中間位置。（有些人出於同樣的原因不信任他。）他是艾森豪威爾式的國際主義者，對核心國家持謹慎態度。只要保持中立，他的聲望就會不斷上升。歷史表演了一場柔術，讓種族和越南變得對他有利，給了他在華盛頓無人可及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