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帕將成為美國的下一個偉大城市。1982出版的《大趨勢》一書是這麼說的——坦帕將成為十個「有大好機會的新城市」之一，所有這些城市都在陽光地帶——1985年，城市商會決定把目標調高，不再拘泥於這座城市70年代的享樂主義座右銘「坦帕：美好生活在此地日益美好」，取而代之的是「美國的下一個偉大城市」。這句話出現在廣告牌、保險槓貼紙和t恤上；坦帕建起新的國際機場，舉辦1984年超級碗，有美國橄欖球聯盟（nfl）的坦帕灣海盜隊，有一千一百萬平方英尺的西岸商業購物區，有陽光和海灘，與美國其他任何地方一樣飛速增長——誰還能懷疑這句口號不會成真呢？每年有五千萬遊客來到佛羅里達，既然陽光和海灘哪兒也不會去，坦帕就將持續增長下去，並通過增長變得偉大。
它不斷增長。它的增長是為了能夠繼續增長。它在整個80年代都在持續增長，無論經濟好壞，無論控制希爾斯伯勒縣委員會的是支援增長的保守派還是支援計劃的進步派。它在整個90年代都在持續增長，這段時間裡，坦帕灣迎來國家冰球聯盟的閃電隊和棒球大聯盟的魔鬼魚隊，同時再次舉辦了超級碗。千禧年之後，它的增長愈發勢如破竹。佛羅里達州州長傑布·布什曾經是一名開發商，因此對增長了如指掌；共和黨在縣委員會中佔據多數，口袋裡安全地放著一兩張選票，也許還放著開發商、土地使用權律師、建築工人和拉爾夫·休斯的薪水。休斯是一名前拳擊手，有襲擊他人的重罪案底；他去世時欠了超過三億美元的稅款，名下的預製混凝土公司為希爾斯伯勒全縣上下所有區域所有房屋的門廊提供預製鋼筋混凝土房梁。
真正在不斷增長的是希爾斯伯勒縣。當坦帕市的人口超過三十萬人時，在擁有大片荒廢農田、牧場和溼地的希爾斯伯勒縣，人口已飆升至一百萬以上。它的賣點並不是「美國的下一個偉大城市」——坦帕曾經是一個老港口，有著如今不復存在的雪茄業、歷史悠久的勞工問題、高居不下的犯罪率，以及令人不安地混居在一起的拉丁裔、義大利裔、盎格魯人和黑人。不，這種增長實際上不利於城市生活。它所提供的只是一個特定區域內的美國夢：與世隔絕的嶄新家園，距離市中心一小時車程。一份開發商的小冊子承諾，這些面積達數千平方英尺的房子「距離高物價、高稅收和交通擁堵的大城市生活有著令人舒適的距離。來這裡享受坦帕居民只能在夢中擁有的家園吧」。這就是陽光地帶的氣質，自從70年代以來，它已經讓陽光地帶成為美國未來的典範。
只要今年搬來的人比去年多，明年搬來的人比今年多，就總會有更多房子要蓋，建築業、房地產業和賓館業也會有更多工作。房地產的價值將繼續上漲，佛羅里達州可以繼續不收所得稅，只需要通過銷售稅和房地產稅就能為其預算提供資金。為了鼓勵增長，友好的縣委員會免除了本應向開發商收取的影響費，這些費用原本該用來幫助建設新的道路和水管。在坦帕灣附近的郊區，房地產稅仍然很低，新的學校和消防站由債券收入支援，債券的價值隨著對未來增長的預測而水漲船高。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每個人都會從投資中獲利，這些利潤可能會在明天或明年到來。
一些當地評論家指出該策略與龐氏騙局的相似之處。但一切仍在不斷增長，人們對此視而不見。
增長機器清除了帕斯科縣沿54號州道的松樹、棕櫚樹和橘園。它砍掉了阿波羅海灘上的紅樹林，並在普蘭特市周邊的草莓農場鋪設瀝青。沿著75號州際公路往南的利縣，增長機器在邁爾斯堡附近的溼地建造了一所大學（康尼·馬克參議員打了個電話給陸軍工程兵團），並通過分期付款出售開普科勒爾的排水渠之間那些面積為四分之一英畝的地塊。農民和農場主們拿到了現金，一夜之間，開發商在曾經是果園、牧場或沼澤地的地方建立起密集的住宅區——它們被稱為「繁榮堡」——並給它們起了令人聯想到英國莊園舒適生活的名字：阿什頓橡樹園、鞍脊莊園、國王路吊床園（就連拖車公園都起了「東木莊園」這種名字）。彷彿在一夜之間，增長機器就將空地鋪成平坦的郊區街道，命名為老韋弗利大道、滾動格林大道和南瓜嶺路；沿著這些街道，出現帶有無樹小花園的車道和兩層的混凝土住房，它們的牆壁漆成黃色或米色，前門帶有拱廊，營造出一種優雅的幻象，用來提高售價。開發商承諾將蓋起娛樂中心、遊樂場和人工湖，以二十三萬美元的價格出售這些房屋；如果你六個月後才能來，價格可能會飆升至三十萬美元——不買房，就得死。附近冒出購物中心和超大型教會，雙車道高速公路不堪擁擠，不得不拓寬。
沒有哪個地方太過遙遠或缺乏發展前景。吉布森頓是坦帕灣東邊的一個小鎮，狂歡節怪人們常在這裡過冬——這裡是老派的佛羅里達鄉村，有著魚餌商店和槍膛式小屋，活橡樹上掛著松蘿鐵蘭。一家來自邁阿密的建築商萊納房屋公司想要將吉布森頓的一個熱帶魚養殖場埋在泥土和混凝土下，建造一個有三百八十二棟房屋的新小區。這附近沒有學校，僅有的學校設在拖車活動住房裡；除了幾英里外的沃爾瑪再沒有購物場所，四十五分鐘車程內沒有工作可做。但這也是一種增長，所以縣委員會忽視自家規劃師的警告，給萊納免除所有可能的影響費和稅收；2005年，馬車角小區開門營業。
這些住宅區之間沒有城鎮中心——其實根本沒有城鎮——也沒有山丘來打破那一馬平川，所以倘若沒有gps導航，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身處何方；倘若沒有手錶，也無法知道時間，因為熱帶的燦爛陽光幾乎一成不變。一個地標是兩條八車道馬路交叉處的四向紅綠燈，附近的街角有一家大眾超市，第二個街角是山姆會員店，第三個是沃爾格林藥房，第四個則是殼牌加油站。布蘭登有一個「市中心」，這是一個由數十萬靈魂散亂集結而成的巨型繁榮堡，但它其實是當地最大的購物中心的名字。布蘭登的主要街道是西布蘭登大道，或是60號州道；兩個紅綠燈之間的半英里公路上，商店在不間斷的模糊中飛馳而過：愛因斯坦兄弟百吉餅佛羅里達洗車店州立農業保險公司奶品皇后快速汽車保養傑西牛排店麥當勞五星漆彈射擊場水族館中心陽光之州聯合信貸聯盟洗車先生韋弗斯輪胎附帶汽車維修溫蒂漢堡。
增長機器成了職業介紹所。除了在餐館和大型商店拿最低工資的工作外，很難在房地產行業以外找到工作。在繁榮時期的等級體系中，窮人是建築工地上每日結算的墨西哥裔勞工，工人階級在建築行業工作，中下層階級是銀行出納人，中產階級是房地產經紀人、產權保險代理人和土木工程師，中上層階級是土地使用權律師和建築師，富人則是開發商。
一些買家是來自坦帕的難民，為了一個承諾而將那座城市拋諸腦後：他們將在一個聞所未聞、名叫「鄉村步道」的地方獲得夢中的家園。大多數人來自州外。但這裡不是邁阿密或棕櫚灘，不是高層候鳥的目的地。這裡遷入的主要是中下階層人士，其中許多人沿著75號州際公路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和其他中西部地區搬來，那些地方培養出了節儉和謹慎的作風。希爾斯伯勒和鄰近的縣成了保守的教會鄉村，反墮胎標誌和審判日預言分散在高速公路上推廣樣板間和抽脂手術的廣告牌中。不過，在彷彿一成不變的正午陽光的凝視下，那些傳統價值觀也變得柔和起來。
盧克瑟斯、理查德和安妮塔來自密歇根州。安妮塔的父親在福特的胭脂河工廠工作了很久，經歷了亨利·福特和沃爾特·魯瑟的年代；安妮塔在迪爾伯恩有一份工作，直到80年代，理查德的建築公司派他去佛羅里達開設新的辦事處。安妮塔把父親的節儉帶到了聖彼得斯堡，仍然當著「優惠券女王」。但她去了瓦喬維亞銀行工作，這家銀行收購了加州的世界儲蓄銀行，然後開始大量發行次級抵押貸款：它們有所謂的「選擇付款模式」，客戶受邀設計自己的抵押貸款，能選擇利率和付款計劃。這些貸款被擠成利潤豐厚的「汽油」，為增長機器提供動力。
詹妮弗·福爾莫薩也來自密歇根州，但她在佛羅里達州由母親撫養長大。高中畢業後，她在開普科勒爾擔任銀行出納員，並跟她孩子的父親結了婚。那是一個名叫羅恩的當地人，他沒有高中文憑，卻靠澆築混凝土地基收入不菲。羅恩和詹妮弗拿出十一萬美元的抵押貸款，建造了一棟有三個臥室的房子，通過再融資來支付賬單，靠房屋淨值信用額換上新的屋頂，然後繼續再融資來付清車貸、加蓋露臺、買了一艘船，剩下的都花在遊輪假期和帶孩子們去迪士尼樂園的旅途上。
還有邦妮——「叫我邦妮就行了」——她在紐約皇后區的烏托邦大道長大，為了追逐陽光和美好生活先後去了夏威夷、亞利桑那州和西棕櫚灘，最後在帕斯科縣54號公路上一個名為雙子湖的小區定居。她在那裡花十一萬四千美元買了房子，六年之內房價就漲到了二十八萬。
其他人來自更遠的地方。烏莎·帕特爾是印度古吉拉特邦一個成功的地產承包商的女兒。烏莎在溺愛中長大，去哪裡都有司機接送，從來不需要在晚餐後洗碗。但一切都在1978年發生變化，那年她十八歲，家人將她嫁給一位在倫敦工作的印度工程師。1991年，由於丈夫的背部病痛，他們決定和兩個孩子一起搬去悶熱的坦帕，她的兄弟在那裡行醫。在坦帕，烏莎重新開始，努力工作。從早上6點到下午2點，她在希爾斯伯勒縣南部一家加油站做收銀員，每週賺三百美元；她的兄弟買下了這家位於毒品橫行區域的加油站（她被持槍搶劫了兩次）。她從加油站開車回到布蘭登，好去接孩子放學，讓他們吃飽，確保他們完成家庭作業。然後穿上墨西哥餐廳的制服，從下午4點到晚上11點做服務生。「錢就是這麼來的。」
烏莎不斷攢錢，並教育孩子們做同樣的事情。當她的小兒子想要一雙飛人喬丹籃球鞋時，她告訴他：「你這是在為邁克爾·喬丹的名字買單，僅此而已。」在孩子們大學畢業之前，她甚至沒有買房。
孩子們開始工作後，她面臨著與其他來自古吉拉特邦、姓帕特爾的移民們同樣的選擇：開加油站還是汽車旅館。她知道深夜時分待在收銀臺後面的危險，所以在2005年，她將目光投向一家凱富酒店，就在75號州際公路與54號公路交叉的地方，帕斯科縣的繁榮堡中間，距離「鄉村步道」不到三英里。那是一棟兩層樓的汽車旅館，坐落在餅乾桶連鎖餐廳和澳拜客牛排店之間，牆壁漆成綠色和米色，有六十八個房間，每晚五十美元，停車場旁邊還有一個小遊泳池。烏莎支付了三百二十萬美元，其中五十萬是現金。剩下的靠兩筆貸款：一筆一百二十萬美元，來自小企業管理局；另一筆一百五十萬美元，來自一家名為「商業特快貸款公司」的商業貸款機構。後來回想起來，她認為這筆交易是欺詐性的，估價被嚴重誇大；但貸款人告訴她應該如何填寫申請，她照章辦理。
「他們引誘你陷入債務，就像把黃油放在你嘴裡。」她說。這家汽車旅館就像全國各地的凱富酒店一樣毫無特色——但它是屬於她的。
許多買家都是投機者，什麼人都有——都是期望在六個月內賺到五萬美元的炒房者——年薪三萬五千美元的秘書變戲法般買下五到十棟投資房產，價值一百萬美元；兢兢業業賺錢的汽車銷售員眼看著房價在兩年內翻了一番。在瘋狂的巔峰，2005年，邁爾斯堡的一棟房子在12月29日以三十九萬九千六百美元出售，12月30日就再次以五十八萬九千九百美元出售。炒房者把房價推動到瘋狂的高度。邁克·羅斯就是一個炒房者。
邁克在加州的紐波特海灘長大，十一歲時搬到佛羅里達州。他祖上一直都是船舶製造商；他九年級輟學，去了坦帕灣對面的格爾夫波特，在帕薩迪納遊艇和鄉村俱樂部工作，負責給大富豪們修船。他一開始跟隨團隊工作，後來開始單幹；隨著時間推移，他每小時能賺一百五十美元，工作內容是對著鋁製發動機通風口噴砂，以及修補質量低劣的原廠噴漆。他的一位客戶是《杜邦購物指南》（「世界頂級奢侈品市場」）的執行長，曾用私人飛機把邁克夫婦帶去巴哈馬給他的船上蠟。另一個客戶是吉姆·沃爾特，一個坦帕千萬富翁，在全國各地建造便宜又快捷的房屋。邁克為自己的技能感到自豪，他的工作無窮無盡——單幹三年後，他的市場就佔到了遊艇港的六成，每年能賺七萬美元——但這份工作令人背痛，在酷熱之下十分難熬，還會有高速緩衝液化合物飛濺到他的臉上。
2003年的一天，邁克中暑虛脫，開始痙攣和嘔吐。那一刻，他決定停止在船上工作。他四十二歲，體重超標，身體疲憊。他一直想去炒房，只是膽子太小，始終沒能邁出這一步。他的許多老顧客就是靠炒房發財的，或至少涉足其中，他們鼓勵他試一試。邁克和妻子用一筆來自斯威夫特基金公司的貸款購買了他們的第一套投資房產，貸款利率比正常利率高出百分之三——一筆欺詐性貸款，一筆次級抵押貸款。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他覺得自己能賺百分之七到八。房子花了他們五萬美元，他花兩個月翻新廚房和浴室，然後以六萬八千美元的價格出售。接下來，他們花了六個月翻新自家在聖彼得斯堡的房子，那是他們在1985年以四萬八千美元的價格買下的。一個週五的下午5點，邁克在屋外豎起一個牌子：房主出售。電話開始響個不停，三天後，他們就以十六萬九千美元的價格賣掉了它。他們隨後在佐治亞州鄉下靠近邁克父母家的地方買了一棟有著百年曆史的農舍，然後搬到那裡工作。再也不需要恐懼了。這就是市場的巔峰，一切輕而易舉。
還有邁克爾·凡·西克勒。
凡·西克勒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克利夫蘭郊外長大，當時這座城市已經破產或瀕臨破產。他的父親是通用電氣公司在內拉公園的工程師，負責通用公司的假日照明計劃——凡·西克勒一家總是擁有整個街區最漂亮的聖誕燈光。郊區生活讓邁克爾十分厭倦——夏日裡他會無所事事，心想：「上帝啊，人都去哪兒了？」高中時，逃離成為可能。他和朋友們乘坐從克利夫蘭高地到市中心的輕軌線路「飛馳號」，去觀看印第安人隊在市政體育場的夜間比賽；過去幾年裡，體育場一直空空蕩蕩，直到最後被拆毀。然後他們走到平地區，那是凱霍加河岸邊的工廠區域，被廢棄後轉變成眾人聚集的酒吧區；他們想在這兒搭訕女孩。「可能正是在那時，我明白了城市的魔力。」他說——甚至像克利夫蘭那樣骯髒的鏽帶城市也有魔力。「它始於人。」
大學畢業後，90年代初，凡·西克勒跟隨父母去了佛羅里達州，父母在新坦帕退休。凡·西克勒去了蓋恩斯維爾，讀了一個新聞學碩士學位——關於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狄迪恩以及其他新聞學經典作品的課程點亮了他的想象力。他畢業後先後去了多家州內中型報紙工作。他通過報道市政廳熟悉這個行業，那裡是一個絕妙的沙盒，因為他犯了很多錯誤。他為《湖地記錄報》寫的第一篇報道通篇都是引用，因為他覺得自己無權說出任何東西。那曾是他想實現的目標——確信能完整地呈現一個主題，好讓讀者在讀完故事之後知道該思考些什麼。
2003年，凡·西克勒被《聖彼得斯堡時報》聘用，那是東南部最好的報紙——一份夢寐以求的工作。當時，報紙的前途已開始黯淡。它們正在裁員，還有幾家在網際網路和廣告減少的壓力下被迫停刊。《聖彼得斯堡時報》比許多其他報紙的境況要好，它摧毀了海灣對面的對手《坦帕論壇報》，後者的所有者——弗吉尼亞州里士滿的一個媒體集團——已經把該報辦成了八卦小報的水平。《聖彼得斯堡時報》歸當地所有，不是一個營利性企業——納爾遜·波因特在1978年去世後將他的股票交給了波因特媒體研究所。《芝加哥論壇報》和《洛杉磯時報》等受傷的報業巨頭需要追逐利潤，而那些利潤很快就會被私募股權投資者瓜分，以尋求更高的利潤；《聖彼得斯堡時報》不需要像它們一樣。
凡·西克勒的妻子也在這家報社工作，兩人在塞米諾爾高地購買了一棟1930年建的磚房，那是坦帕市中心往北一點的歷史街區，經過一段時間的衰敗之後剛剛開始變得時髦。它給人的感覺就像在克利夫蘭平地區周邊夜間散步一樣，但凡·西克勒覺得，這一整套「下一個偉大城市」的生意都很可疑。
他為《棕櫚灘郵報》報道市政廳時，對城市規劃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有一段時間，他甚至考慮過轉行，直到他意識到城市規劃師的影響力還不如記者。但是他的書架裡擺滿了諸如《蔓生市郊田野指南》《草坪史》《市郊國家》等書，還有他的聖經《權力掮客》和《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凡·西克勒成了簡·雅各布斯的門徒。她提供了一套語彙——短街區、行人滲透性、混合用途、通過「街道之眼」獲得安全、密度——這些語彙都可以用來描述他在克利夫蘭高地長大時體會到的渴望；在那些令人難以忍受的夏日午後，街道上空無一人。在不同背景的人們可以面對面交流思想的時候，生活是最豐富和最有創意的。這發生在城市裡——特定型別的城市。
搬到坦帕後，一切都清晰起來。特別是2005年之後，報紙為凡·西克勒設定了一個職位，聘任他為「計劃和發展記者」。90年代初，他二十二歲時，這座城市看上去樂趣無窮、充滿希望，但到了21世紀頭十年，它在他看來甚至不太像一座城市了：朝九晚五的市中心大概只有五十個居民，直到兩棟巨型公寓樓拔地而起，而它們與街道毫無關聯，只會吞噬此後多年的需求；所有購物設施和一流辦公區域都在數英里之外靠近機場的韋斯特肖爾。坦帕試圖穿過捷徑走向偉大，但那從未奏效；它的市中心沒有連貫性，除了辦公室工作、曲棍球比賽或法庭案件之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吸引人群。在城鎮周圍騎腳踏車是危險的，試圖步行穿過寬闊的高速街道也是危險的——坦帕在腳踏車和行人事故死亡數量上排名全國第二。如果你看到有人徒步出行，那可能是因為他的車壞了；如果一個女人蹲在路邊沒有遮蓋的地方一小時，那是因為她得等公共汽車。縣委員會從未通過通勤鐵路計劃，坦帕灣仍然是僅次於底特律的沒有通勤鐵路的大城市。於是，陌生人從來不需要相互來往。「在坦帕，人與人的互動不會偶然發生，」凡·西克勒說，「哪怕發生了，那也令人痛苦。」
有一種觀點認為，城市生活是非美國的；在希爾斯伯勒縣的增長機器中，凡·西克勒感受到了這種想法的存在。住宅小區裡，地產公司建造的房屋看上去如同地堡，窗戶狹小，沒有適合當地氣候的通風道或庭院，空調一直在坑洞般的黑暗中執行。在這些房屋中，一家人坐在鋪著地毯的起居室裡，聚在大螢幕等離子電視前，百葉窗遮擋著陽光。屋外是漫長的街道，兩側是一模一樣的房子，人們沒有任何理由步行前往任何地方，所以他們每天從車上走到車道再走進家裡，從來沒有機會與鄰居相識。他們正在從世界撤退，而無孔不入的偏執加深了這種隔絕。隨處可見事故律師、現金快速購房和快速致富方案的廣告牌，佛羅里達州的汽車保險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貴——保險公司稱它為「欺詐之州」。佛羅里達州以第二次機會的永恆承諾吸引短暫住客和漂泊者，其中騙子的比例超過了一般人群。誰敢說隔壁鄰居不是其中之一呢？
像馬車角這種小區恰恰符合簡·雅各布斯對地獄的描述。
2006年，凡·西克勒寫了一篇關於人們在坦帕周邊買房的報道。其中很多人住在外地，當通過電話聯絡到他們時，凡·西克勒會問：「你住在那棟房子裡嗎？哦，那是個度假屋？那你為什麼要在拉斯金度假呢？——它又不是度假勝地。」事實證明，至少有一半的銷售額來自投資者——這是一個巨大的數字。房屋所有權的整個概念已經被扭曲得無法辨認。這些房屋是一次性商品。正是這些人在推動需求。
凡·西克勒從未適應坦帕。他身材高大，皮膚蒼白，有著略帶草莓紅的金髮，穿著休閒褲和長袖襯衫。他的聲音聽起來有些正式，像一位老派的電臺記者。他那來自中西部的認真態度令他在陽光之州的過分熱情中顯得尷尬，這種熱情是佛羅里達州欺詐風格的另一面。他對自己的工作格外認真。一名調查記者必須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凡·西克勒並不認為記者是憤世嫉俗的。如果一篇報道只是給出雙方觀點並就此打住，那麼媒體並不能藉此幫助自身或其讀者，因為記者應該把一些客觀真實的事情說出來。
凡·西克勒有時擔心，他作為記者的風格過於單刀直入，太像公訴人。共和黨縣委員馬克·夏普一接到凡·西克勒關於開發商競選捐款的電話，就立即知道會有麻煩。一開始的問題聽起來很是單純無辜，只是簡單的事實，但問題接踵而至，而凡·西克勒會記得夏普告訴他的一切；最後，這位記者會觸發陷阱，問出夏普從一開始就知道將會到來的問題：「如果說這個人是你主要的捐款人，那你覺得，你投票支援免除影響費是不是有問題？」
凡·西克勒認為有兩種記者——講故事的記者和揭露不法行為的記者。他絕對是後者。但他唯一擊倒過的人是桑尼·金。
2006年春天，凡·西克勒聽說了一個名叫肯尼·拉欣的男人。他是一名黑人房地產推銷員，這在坦帕很不尋常。他的名字和麵孔出現在廣告牌和電視廣告上，作為披著披風的超級英雄「救房隊長」，這是對說唱歌曲《captainsave-a-hoe》的戲仿。他舉辦了人滿為患的帳篷展會，在那裡，他坐著白色的賓利、戴著坎戈爾帽現身，身後由一隊悍馬護送，上面裝飾著他的照片。他鼓吹這個城市的窮苦黑人可以像其他人一樣涉足房地產，購買困厄房產並出售，以獲取鉅額利潤。「現在是時候為自己做事了，」拉欣告訴伊波市的觀眾，「黑人主宰什麼？體育和娛樂。我希望人們能說黑人主宰房地產，這個行業製造的百萬富翁比什麼都多。」
這一切都與賦權、民權和致富有關。拉欣年少時是得梅因的一名毒販，後來在佛羅里達州一座監獄蹲了四年。他將自己的故事作為激勵宣傳的一部分，告訴年輕的房地產經紀人，他們也應該把自己的聰明才智轉向合法的炒房，這樣既能致富，也能讓需要財務救濟的黑人房主受益。「他是卡內基與jay-z的結合。」凡·西克勒說，「在經濟繁榮時期，佛羅里達州的經濟問題是——它幾乎從未繁榮過。它只在一個領域繁榮發展，那就是房地產。如果你不在這個行業裡，你就會像其他人一樣掙扎度日。」
凡·西克勒開始研究肯尼·拉欣。在肯尼的自我描述中，他只是一個低階毒販，但實際上，他是瘸子幫主要的可卡因分銷商。他在拳擊比賽中獲得金手套的故事是編造出來的。到頭來，「救房隊長」恰恰是他在門票售罄的研討會上譴責的那種掠奪者。他在一個叫坦帕高地的老舊混合街區說服一位七十三歲的黑人老祖母，讓她以兩萬美元的價格把破舊的房子出售給他。她拿到的錢幾乎全用來還了城市貸款，最後只剩下一千七百二十九美元。三週後，拉欣以七萬美元的價格把房子賣給一家名為「土地集結」的投資信託公司。
凡·西克勒向拉欣詢問這筆交易。
「要是我知道這棟房子值七萬美元，我就會付給她更多的錢。」拉欣說，「六萬美元不算什麼。不要在這一點上有偏見，我才不會佔女人便宜。」
進入公訴人模式的凡·西克勒追問「救房隊長」是否會與她分享一部分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