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證明，魯賓經濟學其實並沒有帶來多少改變。1993年到1999年間，早已持續一代人的趨勢並未放緩。從70年代末到2007年，魯賓在高盛、白宮、財政部和花旗集團擔任高階管理職位的這段時間裡，金融領域飛速增長，而一直約束金融業的規範和準則陷入癱瘓。金融公司在美國企業利潤中的份額翻了一番，金融業工資佔國民收入的比例也翻了一番。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一人群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翻了三倍多，與此同時，中產階級的收入僅增長了百分之二十，而底層收入則保持不變。到2007年，佔總人口百分之一的富人階級坐擁全國百分之四十的財富，而最底層的五分之四人口只擁有百分之七的財富。魯賓站在華爾街和華盛頓頂端的時代，是不平等的時代——從19世紀以來，世代傳遞的不平等在美國達到了前所未見的程度。
作為一名內部智者，他敦促花旗集團以巨大的資產負債表來承擔更多的交易風險，就像他一度敦促高盛那麼做一樣。他還建議應當謹慎管理風險。之後他沒太注意，在2003年至2005年間，花旗集團將其發行的擔保債務憑證和抵押貸款證券增加到三倍，其中充斥著來自坦帕等地的不良貸款；那裡的人們多年來收入不曾增長，他們所有的財富都在房產中，並將房產用作提款機。到2007年底，花旗銀行的賬面上有四百三十億美元的債務擔保證券。
這其中大部分最後都一文不值。2008年，當金融危機爆發，花旗集團實際上成了國家援助的物件。它的損失達到六百五十億美元，需要兩筆鉅額救助資金，成了唯一一家讓美國政府認真考慮國有化的銀行。
魯賓在整個職業生涯裡一直試圖把自己和華爾街的利益與美國的利益相協調，當這在2008年變得不可能時，他人間蒸發了。他幾乎拒絕了所有的採訪要求，並在為數不多的幾次公開發言中無視所有指責。「考慮到我在自己的職位上所瞭解到的事實，我並不認為我該對此負責。」他說，「顯然，有些事情是錯的。但我不知道有誰曾預見過一場完美的風暴。」甚至艾倫·格林斯潘也承認自己錯了，但一直被謙卑掩蓋的驕傲不允許魯賓認錯。
2009年1月，魯賓辭去花旗集團的職位；在十年的顧問生涯中，他賺了一億兩千六百萬美元，淨資產翻了一番。2010年4月，他被要求在華盛頓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上作證。委員會成員包括布魯克斯利·博恩，當她問到關於規範金融衍生工具的問題時，魯賓忙不迭地同意她的每一句話。他看起來一點也不冷靜沉穩。他坐在證人桌前，穿著皺巴巴的西裝，看上去焦躁不安、滿眼血絲，彷彿沒睡好。他向委員會解釋說：「你剛才提到的我擔任主席的董事會執行委員會是一個行政機構。它沒有決定權。它只是在董事會會議之間召集會議。這些會議並不頻繁。它不是該機構決策過程中的實質性一環。」
委員會主席菲利普·安吉利德斯說：「我不覺得你可以兩件事都做。你要麼就是拉下了控制桿，要麼就是在開關那裡睡著了。」
魯賓說，作為董事會成員，他不可能對這家世界上最大的銀行的所有方針都一清二楚。
「你不是一個普通的董事會成員，」安吉利德斯回答道，「對大多數人來說，董事會執行委員會主席意味著領導權。毫無疑問，一千五百萬美元的年薪意味著領導權和責任。」
魯賓提到，他在2007年拒絕了一筆獎金（不是出於任何負罪感，而是無私地拒絕了這筆錢，好讓銀行可以將錢用於其他目的）。
安吉利德斯說：「到頭來，只有你能捫心自問，你自己該負多少責任。」
三小時的聽證會結束後，羅伯特·魯賓落荒而逃。
羅比和下文中的鮑勃都是羅伯特的簡稱。
即羅伯特·史特勞斯，民主黨重要人物，1972到1977年間擔任民主黨全國大會主席，曾在吉米·卡特政府中擔任美國貿易代表和中東特使，在喬治·布什政府中擔任美國駐蘇聯大使（蘇聯解體後繼續擔任美國駐俄國大使）。他對卡特、里根、布什三任總統和兩黨皆有重要影響力。
邁克爾·杜卡基斯，美國民主黨政治人物，曾擔任馬薩諸塞州州長。他作為民主黨候選人參加了1988年總統大選，敗給共和黨候選人老布什。
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美國共和黨政治人物，曾為福特和老布什擔任國家安全顧問，在國家安全和外交事務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喬迪·鮑威爾，美國前總統卡特在任時的白宮新聞秘書。
《格雷姆－裡奇－比利雷法案》（gramm-leach-blileyact），又稱《金融服務法現代化法案》，從法律上消除了銀行、證券、保險機構在業務範圍上的邊界，結束了美國金融分業經營的歷史，結果是商業銀行開始大規模從事投資銀行的活動。
道葛拉斯·狄龍，美國金融家、外交家、政治家，曾任狄龍·裡德公司總裁，也曾擔任美國財政部長等政界職務。艾夫里爾·哈里曼，美國商人、外交家、政治家，名下有多家金融和鐵路公司，也曾任美國商務部長和紐約州州長等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