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登給新來的組織者們下達了行軍命令：出去跟他們能找到的每一個教會、社群團體和潛在的領導者交談，招募七十五人參加會議，組織某種行動，否則就會被解僱。諾登認為塔米該在城東工作，因為她對那裡非常熟悉。但她拒絕了，因為這正是問題所在——她在那裡認識太多人，包括家人和朋友；她知道她的弟弟們在做什麼，那會造成利益衝突。於是，她開始在城北組織活動。比起奶奶去白人家裡工作那會兒，這裡的大部分街區已不復從前——它正開始變得像揚斯敦的其他部分一樣。
有一天，塔米正徒步檢視城北的一個街區。她拿著夾著黃色記事本的筆記板，挨家挨戶地向所有能找到的人介紹自己，試圖將談話保持在五分鐘之內。「你的街區怎麼樣？那邊那棟房子空了多久了？你認為它為什麼還沒被拆除？我剛剛跟街上的某個人說話，他的感覺跟你一樣。這座城市有很多廢棄的房屋，它們應該被拆除；我想告訴你，有些事情確實需要改變。你會來參加一個會議嗎？如果只有一個人打電話給市政府，那沒什麼用；但如果我們能一同行動……是的，我來自揚斯敦，在這裡出生和長大，我目睹了這座城市是如何變成這樣的。你知道嗎？我現在覺得，不能再這樣了，是時候讓它停下了。如果你能跟大約五六十個鄰居一起來參加這次會議，我們就可以展開討論。能問下你的電話號碼嗎？」她的目標是招募當地人，將他們培養成領導者，這樣他們就能招募更多人；慢慢地，無能為力的人們將會建立起能動性，無法發聲的人們將會開始發聲。
她轉過一條街，聽到兩個女人正在門廊上說笑。門廊上佈滿匹茲堡鋼人隊的橫幅和周邊，前院草坪上散落著許多小裝飾，看起來簡直像一場庭院舊貨出售會。塔米認為這兩個女人正在開一場「憐憫派對」——其中一個人抱怨她買不起醫療保險。塔米把這當作插話的時機。「你剛才說醫療保險怎麼了？」她做了自我介紹，並宣傳自己的組織。醫療保險出問題的女人名叫海蒂·威爾金斯，她是這棟房子的主人，也是鋼人隊的粉絲。她五十多歲，身材矮胖，編著染成金色的長髒辮，聲音沙啞，語調活潑。她們發現，海蒂原來是塔米繼父的遠房親戚。在海蒂看來，塔米像是剛從人行道上的裂縫中蹦出來的。
塔米問海蒂小姐是否願意與她一對一談話，然後接受馬洪寧河谷組織合作社的培訓，成為一名領導者。
「我已經是一個領導者了，」海蒂說，「我不需要培訓。」二十年來，她一直是城西一家枕頭廠的當地工會負責人。然後公司付錢讓她辭職，因為她帶來了太多麻煩——這就是為什麼她不得不自己承擔一部分醫療保險。她家左邊的三棟房子都是空置的——她會打理隔壁的草坪——然後是兩片空地，那裡的房子被拆除了。海蒂將其中一片空地改造成「剪斷的花朵」花園——她給它起了這個名字，以紀念她的孫女瑪麗莎，她十六歲那年在離開一場派對時被槍擊中心臟而死。海蒂從廢棄房屋的院子裡收集鬱金香和水仙花球莖，還有玫瑰花叢，她永遠不會剪下任何一朵花朵，因為瑪麗莎正是像鮮花一樣被人剪斷了。
失去工作後，海蒂失去了她的權力基礎，也就是枕頭工廠的數百名工人。現在，她只能領導她家街區的四五個人。也許她並不是一個領導者，也許她需要塔米能提供的東西。她同意跟塔米一對一見面。
不久，塔米成了海蒂小姐的榜樣。塔米有一種才能——諾登很早就注意到了——她能與她手下的領導者們建立深切的聯絡，用她對這項任務的投入和專注來激勵他們，直到他們願意為了她赴湯蹈火。海蒂很喜歡塔米說話的方式，她懂得如何吸引和保持他人的注意。海蒂正在一所大學上課，希望能在街區的孩子們身邊使用正確的語法，這樣他們就能學會像電視新聞主播一樣說話，而不是滿口貧民窟俚語。她告訴塔米：「等我畢業後，我希望能像你一樣說話。」
這個組織的第一個重大專案是繪製揚斯敦地圖——逐個街區地調查城市中的每一棟房屋，找出哪些房屋有人居住，哪些空置，哪些已被拆除，哪些需要被拆除。調查員會為每個地區的每棟房屋打分。如果塔米在城東進行調查，她會給夏洛特街1319號那棟廢棄的凋敝房屋打一個f。在城北，塔米調查了兩個街區，那裡的二十四棟房屋裡有十三棟已遭廢棄；她和奶奶在珀內爾家豪宅度過的那一年裡，她們常去離這裡不遠的公園喂天鵝。她向郵遞員詢問哪些房子有人居住；冬天到來後，她等待下雪的日子，好觀察車道上是否有輪胎印。
在揚斯敦，百分之四十的房子都是空置的。差不多四分之一空屋的業主都是加州或其他州的隨便什麼人，甚至可能來自奧地利或中國等國家。他們是陷入房地產衰退泥潭的炒房者，是通過craiglist或「一分錢就買房」網站買下房子、至今沒搞清楚房屋狀況的人。塔米在調查中最常聽到的抱怨就是房屋空置及與之相關的犯罪。馬洪寧河谷組織合作社用一幅彩色編碼城市地圖彙總了調查結果，綠色表示空地，紅色表示廢棄的房屋。在地圖上，城東是一片廣闊的綠色，鮮紅色的斑點散落其中。
揚斯敦的黑人市長傑伊·威廉斯已經制定了加快拆除廢棄建築物的政策，但是廢棄房屋實在太多，拆都拆不過來，更何況沒人知道它們都在哪兒，因為城市規劃師的職位也正空缺著。馬洪寧河谷組織合作社的彩色編碼地圖成了展現這座城市實際狀態的唯一可用模型。2005年，市政府在斯坦博大會堂召集了一千四百名居民討論揚斯敦的未來，隨後制定了一份野心勃勃的檔案，題為「2010年計劃」。這是針對城市衰落這一事實的第一次理性努力——事實上，城市已經縮水了。揚斯敦看起來就像一個在疾病中暴瘦、但仍然穿著寬鬆舊衣服的人——沒有足夠的人和建築來填充那些巨大的空間。規模與居民之間的不平衡令城市顯得空空蕩蕩，只有幾個孤零零的身影在街頭徘徊。「城市縮水」一詞正在流行——它經常被應用於底特律——因為「2010年計劃」探討了根據減少的人口將城市服務降低至現實水平的必要性，揚斯敦被譽為先鋒。有很多關於社群花園、口袋公園、養蜂業和雞舍等等的討論。2005年，《紐約時報雜誌》將「2010年計劃」列入年度最佳創意榜單。揚斯敦面臨著成為媒體寵兒的危險。
市外沒人知道，該計劃從未轉化為行動。它太容易引起敵意和反對了，因為它意味著有些人不得不搬家。那些人會是誰？是城東的老年黑人業主，他們決定留下，好緊緊留住他們的歷史。他們中的許多人認為工業將會迴歸。他們能搬到哪裡呢？城西的白人區。塔米聽到這個主意時滿心厭惡。她立刻想到了她認識的人——阿萊特·蓋特伍德，一位退休的鋼鐵工人和工會積極分子，他仍然生活在城東靠近賓夕法尼亞州界的地方，那裡正變成一片林地。或是西比爾女士，她在城東的朋友。她想起了舅姥爺建造的房子。是的，這座城市再也負擔不起整個城市區域的垃圾收集和供水管道。她明白這一點。「但與此同時，憑什麼瓊斯女士會想離開她買下的、撫養孩子長大的房子，然後搬去別的地方？」
塔米關注的不是「2010年計劃」，而是她所培訓的街區領導者們所能採取的小小行動。在她組織的一場活動上，有人指出，一個名叫馬克·金的貧民窟房東在房地產泡沫期間買下了全市範圍內的三百棟房產，並讓其中的百分之二十變得無法居住。當地媒體對此進行了報道，第二天，金現身組織在市中心的辦公室，詢問他必須做些什麼才能阻止負面報道。塔米招募西比爾女士在活動中發言，告訴她城東需要發聲；她就是這麼成為馬洪寧河谷組織合作社副主席的。西比爾女士告訴塔米，城東的人們正開始組織街區團體，他們感到了一絲希望。「只要有人來到這裡扔給你一條繩子，」她說，「你就得抓住它。」
這項工作能讓塔米以一種全新的方式看待揚斯敦，彷彿通過漫步街道、敲門並繪製街區地圖，她第一次能夠更全面地瞭解她一輩子生活的地方，看到它的整體樣貌。她之前一直把責任歸咎於沒能自救的個體。「讓我感到沮喪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一個人什麼都得不到，什麼都沒嘗試，什麼都不想要。一個沒有動力的人連自己都不想過得更好。」揚斯敦有很多這種人，但現在，她將其視為一個社群問題。世代貧困、學校失靈、工作縮減——「這其中很多都不是因為他們不想要。這是因為制度在某些情況下被設計成這樣：它一點點地吞噬人們，搞亂他們的頭腦。人們深陷其中，不知該如何阻止它。」在她的人生中，她已經阻止了它，但她從未思考過政治——不管是在城市、州還是國家層面。
塔米可能是揚斯敦最後一個聽說巴拉克·歐巴馬的黑人。她因為孩子、工作、課程、教會忙得不可開交，一直沒有關注時事；直到2008年初，她才注意到一個頗具競爭力的黑人總統候選人——最重要的是，他曾經是一個社群組織者。她十八歲時，奶奶曾讓她登記投票，註冊為民主黨人，投票給民主黨人。所以她總是會去投票，但一直沒注意過候選人。比起總統，她更瞭解市長的種族。他們在帕卡德會談論一點政治，而在2004年，她無法理解為什麼工廠裡那麼多工人——特別是白人女性——那麼多像她一樣的普通工薪階層人士會因為宗教信仰而投票給布什。不過，大多數情況下，她認為政治是一種骯髒的生意。揚斯敦是美國最腐敗的城市之——法官進了監獄，治安官也進了監獄；她成年後大部分時間裡，這裡的國會議員都是詹姆斯·特拉菲坎特，他是一個平民政治家，即使在他因受賄和敲詐勒索被逐出國會、鋃鐺入獄之後，他仍然在揚斯敦很受歡迎，因為揚斯敦是平民主義、反體制的，而特拉菲坎特打造了一份光鮮亮麗的職業生涯，讓有權有勢的人去巴結他。
塔米在帕卡德認識的朋友凱倫讓她對歐巴馬產生了興趣。塔米並不認為美國已經做好了準備——她認為希拉里·克林頓將獲得提名，因為人們會在接受一個黑人男性之前先接受一個白人女性。但塔米和凱倫一起去聽了歐巴馬2月在揚斯敦的演講，她深感震撼，以至於回家後記下了一些他說的話。整個夏天，她都在城東為馬洪寧河谷組織合作社的「出門投票」活動做上門宣傳。有些人說：「我們有機會讓一個黑人成為總統。」另一些人說：「他們不會選出一位黑人總統。」但她從未見過人們對選舉如此興奮。甚至她的父親也在為民主黨做志願者，在當地辦公室打電話——他從未做過這種事。他喝酒、吃飯、睡覺時都離不開巴拉克·歐巴馬。她的離婚和新工作在她和父親之間製造了一道鴻溝，但歐巴馬讓他們和好如初；父女二人開始互相打電話交換關於拉票的故事。有一次，她的父親打電話說：「如果再有一個人告訴我他們因為認為巴拉克·歐巴馬會被暗殺而不投票給他，那我可能會自殺。」
大選之夜，馬洪寧河谷組織合作社辦公室舉辦了一場比薩派對。這是塔米第一次嚐到尊美醇威士忌的滋味。當歐巴馬獲勝後與家人一起出現，開始勝選演講時，塔米無法擺脫那種難以置信的感覺。小時候，奶奶曾給她買了三卷本的《烏木成功圖書館》（ebonysuccesslibrary），裡面講述歷史上黑人獲得的成就；因此，塔米也總是努力讓她的孩子為身為黑人而自豪。在學校的黑人歷史月期間，她會確保孩子們的報告不是關於那些常見人物的。她的大女兒在五年級時寫了一份關於民權活動家艾拉·貝克的報告，但她的老師從未聽說過貝克，結果把這份報告打了回來。
人們可以選擇判斷一個人是不是重要的發明家或活動家，但是一個黑人總統——沒人能否認他的意義。這不僅僅是黑人的歷史，也是美國的歷史。後來，塔米在她辦公桌後面的牆上掛上了第44任總統的帶框相片，上面是歐巴馬在大選夜的芝加哥向人群揮手致意，頭上高懸著他在競選期間所說的話：「我們的命運並非由上天註定，而是由我們自己書寫。」
索爾·阿林斯基，美國社群組織家、作家，著有《激進者守則》（rulesforradicals），被認為是現代社群組織的創始人。阿林斯基關注貧困社群和黑人社群的生活條件，在美國各地從事社群組織工作四十餘年。
貝魯特為黎巴嫩首都，1975年到1990年間深陷內戰。
恩膏是一種宗教用的特殊膏油，塗恩膏代表受命於上帝。塔米懷疑該教會搞魔鬼崇拜，因而半開玩笑地計劃用恩膏驅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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