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克·歐巴馬是迪恩第一個投票支援的民主黨總統。這根本無須思考——如果歐巴馬是白人男性，百分之八十的美國人都會投給他。是歐巴馬，而不是約翰·麥凱恩或薩拉·佩林，在那個大選年的8月熱浪中來到了弗吉尼亞州的馬丁斯維爾，告訴社群大學體育館中聚集的人群：「我會每天為你們而戰。當我在白宮裡醒來，我會想著馬丁斯維爾和亨利縣的人民，想著如何讓你們的生活更美好。」歐巴馬明白，舊制度已經失敗；不管他是否瞭解生物柴油，他畢竟是在談論一種新的綠色經濟。在迪恩聽來，那就像音樂一般美妙。
2008年，美國其他地區開始步皮埃蒙特的後塵。9月，華爾街崩潰，數百萬人失去了工作；來年1月，歐巴馬宣誓就職，宣佈開啟「一個負責任的新時代」，而那是幾十年來最糟糕的一個月。通用汽車那樣的巨型公司瀕臨滅絕。曾經是溫斯頓－塞勒姆支柱的瓦喬維亞銀行險些破產，就像從華爾街到西雅圖的其他銀行一樣。一家又一家機構顫抖著倒下。作家們正在使用像「大蕭條」和「郊區的末日」這樣的詞語。這是有史以來最糟糕的時刻。迪恩相信，美國人已準備好接受激進的變革。選出一位黑人總統只是第一步。
迪恩在北卡羅來納州第五區的女議員是一個六十多歲的共和黨人，名叫弗吉尼亞·福克斯。她身材矮胖，留著灰色短髮，有教育學學位，是喬治·w.布什可靠的支援者。該區從田納西州邊界的藍嶺山脈一直延伸到格林斯伯勒以西，其中沒有一個城鎮超過兩萬五千人，九成居民都是白人。換句話說，福克斯代表著薩拉·佩林（大選前三週在格林斯伯勒舉行的一次競選籌款活動中發言）所說的「真正的美國」，而她指的並不是荒蕪的農田、殘疾人福利支票和可卡因。福克斯過去輕易贏得連任，但在2008年，她似乎已是過去的遺物，她的選民也是如此，甚至可能連她的政黨也是如此。
在州界另一側的弗吉尼亞州第五區，一場小地震正在發生。維吉爾·古德，一個反移民、親菸草、從民主黨轉為共和黨的現任議員，遭到一個名叫湯姆·佩列洛的年輕律師的挑戰，這位律師形容自己是「信念政治」的實踐者。佩列洛三十四歲，但看起來活像一個正在為開場後的扭打做準備的大學摔跤手——他個矮肩寬，面部寬闊平坦，下顎肌肉發達，目光銳利。在他本該決定是否參選的那天，他被五十隻黃蜂蜇傷，引發了過敏性休克，在夏洛茨維爾附近他父母家外面的樹林裡搖搖晃晃。他的父親，一名眼科醫生，碰巧從草坪對面看到他，立刻抓起手邊的腎上腺素筆——因為湯姆的母親最近剛出現了過敏反應——衝進樹林給了兒子一針，當時湯姆已經開始翻白眼。佩列洛不知道這是不是來自上帝的訊號，但他選擇如此理解，並宣佈自己將競選古德的席位。
沒人真正知道佩列洛靠什麼過活——他稱自己為「國家安全顧問」「社會正義活動家」和「公共企業家」。他聽「意識說唱」，舉起盛著傑克丹尼威士忌的杯子，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祝酒。他單身，曾經留著鬍子，並在紐黑文、紐約、獅子山和達爾富爾度過了他為時尚短的成年生活，這些事實讓古德的競選團隊獲得了一個肥碩的目標，用來打響一場現代版的區域性文化戰爭。
很長一段時間裡，投票給民主黨的那一半美國人都覺得這是一個未解之謎：為什麼住在偏遠小城鎮的白人在年復一年變得越來越窮的同時，也變得越來越傾向於共和黨——為什麼一個世紀以前曾熱情支援威廉·詹寧斯·布賴恩的美國人，現在卻以驚人的數量投票給一個想要解除華爾街管制、讓資本收益稅歸零的政黨——為什麼在夏洛茨維爾南部的29號公路上，一個雜草叢生的棚屋外面會豎著支援古德的巨大牌子。但在2008年，皮埃蒙特的狀況已經太過糟糕，有些人開始轉向另一個方向。佩列洛讓選擇變得更容易，因為他沒有使用大城市自由主義者的典型語言——他經常談論上帝，支援持槍權，反對同性婚姻，在經濟方面聽起來很激進，譴責「企業控制政府」，譴責大型銀行和跨國公司，認為它們與華盛頓同流合汙，讓小型企業無法與之競爭。不管怎樣，佩列洛聽起來都像一個21世紀的布賴恩。其實他並不是——他的朋友是人權活動家、華盛頓智庫人士、《新共和》的作者，他們是東部精英，滿口內部行話和進步議題——但在第五選區，他帶著真誠的熱忱，為壓抑的農民、失業的裁縫和小商戶高聲呼喊。在他看來，美國政治中的不解之謎並不那麼神秘。「一個核心假設是，不知何故，這些貧窮的工薪階層人士正愚蠢地投票反對他們的自身利益。」他說，「那麼告訴我，又有哪個富有的民主黨人不是在投票反對他們純粹的自身利益呢？」
11月4日，佩列洛贏得了教育水平較高的夏洛茨維爾大學城周邊地區。那裡年輕人的投票率很高，因為歐巴馬排在選票首位（佩列洛說，巴拉克·歐巴馬是人生中第一位激勵他的政治家）；沿著北卡羅來納州邊界往南，佩列洛切入了古德的優勢區域：紹斯賽德貧困的城鎮和農村地區。大選之夜，票數顯示，佩列洛在三十一萬五千張選票中領先七百四十五票。古德要求重新計票。六週後，佩列洛被證實贏得了選舉。
佩列洛在保守選區的勝利是那年最大的顛覆之一，也是讓2008年大選看上去像是一個分水嶺的幾場選舉之一。佩列洛是迪恩會支援的那種政治家，而弗吉尼亞第五選區正是迪恩開辦「美國第一家生物柴油卡車休息站」的選區。回想起來，兩人的相遇似乎命中註定。
佩列洛搬進辦公室後最早的行動之一，就是派出一名助理巡視這個比新澤西還大的選區，以瞭解他的新選民們想要從國會正在討論的刺激法案中獲得什麼。在紹斯賽德的農場和小鎮周圍，這名助理發現了可再生能源的生命跡象：丹維爾外面的一個奶牛場正在用糞肥發電；路對面的一家苗圃裡，一位前固特異工程師正在測試作物的能量產額；馬丁斯維爾的一個垃圾填埋場裡，工作人員希望將甲烷轉化為電能。沒有人指派這些人去做這些事，而它們正是佩列洛想要推廣的那類生意：皮埃蒙特新經濟的可行範例，與過去完全不同。這些小型專案一次能創造五到十個工作崗位，還能將資金留在當地，而不是像大型工廠和商店一樣，將財富從社群中吸走。
最後，佩列洛發現了紅樺能源公司。
迪恩已經準備了一份推廣演講，一個幻燈片演示，會為任何願意聽的人做介紹。他總是攜帶三個罐子，第一個裝著油菜籽，第二個裝著菜籽油，第三個裝著生物柴油燃料，其中上半部分是金色液體，下半部分是深褐色的甘油沉澱物。他開場時會講到自己頓悟的那一刻，也就是卡特里娜颶風擊中墨西哥灣的那一刻。他講述紅樺能源的故事，引用傑斐遜關於土地耕種者的說法，展示一系列資料，來證明油菜籽的能量產額，展示生物柴油相較於普通柴油的優勢，強有力地論證小型企業優於大型企業，以及將資金留在當地的必要性。農民和卡車休息站所有者將成為新的石油大亨！讓財富從他們身上而不是從華爾街滴落下來！他詢問聽眾，有多少人聽說過石油峰值——人數從不超過百分之十五或二十。迪恩堅信，只要有一家紅樺能源，就會有五千家；他最後會講到羅傑·班尼斯特的故事，他是第一個在四分鐘內跑完一英里的人：在他達成壯舉之後不到五年，就有超過一百人也做到了。「他跨過了一個門檻。他向他們證明這是能夠做到的。這就是我們對紅樺能源的看法。」
隨著時間推移，他完善了他的演講，針對不同聽眾做了微調。在星山鄉村俱樂部的格林斯伯勒同濟會每月早餐演講會上，他談到了投資生物燃料的潛力。有時候聽眾反映不佳，他後來才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他在一個共和黨縣裡引用了太多民主黨總統的話，或是沒能對一群政府官員解釋清楚煉油過程。但每一次——他肯定對一百群不同的觀眾做過這番演講——迪恩話語中那令人興奮的新奇感聽上去都像是當時當下的靈光閃現，因為它確實如此；聽起來，彷彿只有這條道路才能通往集體救贖，因為它也確實如此。推銷員必須相信他所推銷的東西，而迪恩以皈依者的熱忱深信不疑。他是生物柴油領域的蘋果佬約翰尼，把好訊息傳播到每一個城鎮。
迪恩總說，創業者和騙子之間僅有一線之隔。是什麼讓格倫·特納成為後者而不是前者？他可能對他所謂「敢於成就偉大」中的每一個字都深信不疑。也許特納是為了金錢和名氣，但迪恩也想發財。那麼，區別到底是什麼？「剛開始時，我不得不自我反省。」迪恩說，「他們相信我嗎？我是在不擇手段嗎？我正嘗試用生物柴油的幌子出售蛇油嗎？」但他賣的油不是蛇油，這就是區別所在。生物柴油和地球一樣真實。任何人只要認真聽他講話，就會發現這完全合理：生物柴油就是擺脫蕭條、通往未來的道路。然後他會掐自己一下，心想：「這是我該身處的位置嗎？我的旅程是否將我帶到了風口浪尖？」這令人難以置信。
2009年2月初的一天，迪恩來到里士滿歐姆尼酒店，準備在弗吉尼亞農業峰會上演講；在那裡，他走進一家星巴克，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正坐在筆記型電腦前。那就是湯姆·佩列洛——迪恩從電視廣告中記住了他的模樣。迪恩做了自我介紹，然後說：「請等一下。」他跑回賓館房間，那裡有三本《美國油菜籽摘要》的一二月合刊，其中有一篇關於華盛頓和美國農村地區變化的重磅文章：「紅樺能源公司幾乎可以成為歐巴馬政府的典型代表，因為它不依靠能源，能做到可持續發展，以社群為中心，頗具啟發性。」佩列洛等了一陣子，當迪恩帶著雜誌回來，向他展示裡面的引語時，這位新上任的國會議員很感興趣。他們聊了二十分鐘，在離開之前，迪恩邀請佩列洛訪問紅樺。
對佩列洛來說，與迪恩·普萊斯的會面證實了他過去幾年來開始相信、並在他的競選中成為信條的事情：美國的精英們已經無法為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問題提供答案。精英階級認為每個人都得成為計算機程式設計師或金融工程師，在時薪八美元和六位數之間沒有其他工作。而佩列洛認為，美國製造的新想法將來自無名之地的無名之輩。
兩個月後的4月初，佩列洛與弗吉尼亞州州長蒂姆·凱恩一同參觀了紅樺煉油廠，隨行的還有當地官員、助理和記者。迪恩穿著棕色外套、打著領帶，黑髮整齊地從中間分開，看上去像是一個手足無措的農場男孩站在一群西裝革履的男人中（加里·辛克穿著深藍色的西裝）。迪恩在煉油廠裡向客人們做了演講。凱恩其實在前排睡著了，迪恩差點喊了他的名字；他小時候在教堂裡睡著時，父親就這麼做過。但是佩列洛認真聽了。他不像迪恩見過或會見到的其他政客，那些人讓迪恩覺得自己像一個鞋子推銷員，試圖在他們百忙之中擠出的幾秒鐘裡推銷自己的貨物。正式活動結束後，迪恩將佩列洛帶到工廠後面，向他展示了正在全速運轉的壓碎機。議員給了迪恩他的手機號碼，讓迪恩來華盛頓找他喝一杯。迪恩打過一次電話，但是佩列洛沒有接；迪恩掛了電話，沒有留言。
7月，他們在丹維爾北部的一個農場再次相遇。在那裡，歐巴馬內閣的兩名成員——農業部長湯姆·維爾薩克和能源部長朱棣文——正在參加一段美國鄉村之旅。上個月，佩列洛投票支援了政府的能源法案——它被稱為「總量管制和排放交易」或「氣候變化法案」——這一投票使他在一些選民中變得不那麼受歡迎；那些選民被能源公司和保守派團體說服，認為法案會提高電費並扼殺煤礦業工作。在農場，維爾薩克和朱棣文談到了可再生能源將如何刺激美國農村的工作倫理和價值觀，這種價值觀長期遭到忽視，甚至已經丟失；迪恩感到，歐巴馬政府的最高官員跟他的思路如出一轍。談話中，他們提到了紅樺，於是佩列洛讓迪恩站出來接受認可。
迪恩說過，佩列洛有一天會成為總統，而佩列洛說過，如果他希望總統花五分鐘時間與一個美國人交談，那一定是迪恩。這位國會議員讓白宮注意到了紅樺。8月的一個週四，紅樺收到一封電子郵件，抬頭是「親愛的朋友」，內容是邀請「一群經過挑選的區域和國家能源領導者」去「與內閣部長和白宮幕僚們一起討論關於我們能源未來的持續辯論，以及我們如何努力爭取到一個積極的結果」。這場活動將在下週一舉行。週日，迪恩和加里乘火車到華盛頓，在聯合車站旁邊的一家旅館過夜。第二天早上，迪恩穿上了他唯一的西裝——他在2004年12月買的黑色西裝，本來是為了帶他第三任妻子的女兒參加返校節舞會，最後卻穿著參加了他父親在同一周的葬禮——打著綠色領帶，他和加里乘計程車抵達賓夕法尼亞大道1600號。
他們並未真正踏入白宮。活動是在隔壁舊行政辦公大樓的三樓舉辦的，那棟樓有著法國第二帝國的風格。馬克·吐溫稱它為「美國最醜陋的建築」，但迪恩卻沉浸在一種前所未有的敬畏中。花崗岩大廳，大理石樓梯，那些以總統命名的房間中發生過的歷史！會議的最後一位發言者是總統年輕的綠色工作首領範·瓊斯，他也是最有活力的一個。此人妙語連珠，當談到僱用市中心貧民區的年輕人來蓋環保禦寒建築時，他說：「我們將拿走他們的手槍，給他們換成填縫槍！」
迪恩碰巧得到了當天的最後一個提問機會。他站起來說：「既然我們都在這裡提倡同樣的事情，而且我們會走出去傳播福音，那麼有一件必須談論的事情就是石油峰值，因為如果沒有它，我們現在做的任何事情都毫無道理。政府如何看待石油峰值？」
瓊斯似乎並不熟悉歐巴馬政府關於石油峰值的政策，甚至可能不知道石油峰值是什麼。他把這個問題交給了能源部的一位女士，她說了半分鐘，證明她並不比瓊斯懂得更多。在那之後，迪恩覺得石油峰值對政客來說太難掌控了。那將意味著市郊、快餐、工業美國和華爾街的末日——難怪白宮對此沒有立場。但是迪恩很喜歡範·瓊斯，後者在活動結束時跟迪恩和加里擊掌慶祝。兩週後，格倫·貝克和其他保守派將瓊斯與關於「9·11」恐怖襲擊事件和穆米亞‧阿布－賈馬爾入獄事件的極端觀點捆綁在一起，加上瓊斯用「混蛋」這個詞形容了國會中的共和黨議員，結果他被迫辭職，迪恩對此深感遺憾。但範·瓊斯永遠不可能招募羅金厄姆縣的農民加入綠色能源事業。那些農民不會聽舊金山來的一個激進黑人男子說話，他們也不喜歡歐巴馬——迪恩從華盛頓回來後，當地餐館的一些人說：「你去見了那個黑鬼？」他們可能願意聽從t.布恩·皮肯斯，一個億萬富翁和公司掠奪者。他是個年紀很大的白人，一直出現在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的廣告中。
在迪恩的華盛頓之旅中，他沒能接近歐巴馬；總統那周正在瑪莎葡萄園度假。但幾個月後，他真的見到了總統。2010年3月，安德魯斯空軍基地舉辦一場活動，推出了第一架生物燃料戰鬥機，迪恩受邀參加。他帶上了兒子瑞安，當歐巴馬問候人群時，他們排隊等候。沒有時間說什麼，但迪恩握住總統的手時深感震驚。在他握過手的所有男人裡，總統的手是最柔軟的。這讓他明白，歐巴馬一生中從未做過體力活。
紅樺能源正試圖從國會已經通過的刺激資金中分一杯羹。公司需要援助。2008年的最後幾周，汽油價格暴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跌得更快更慘。每加侖汽油跌到了四美元以下，紅樺眼睜睜看著自己的競爭優勢消失殆盡，開始虧損。2009年春天，當菜農開車把油菜籽運到煉油廠時，迪恩和加里不得不告訴他們，公司無力為已簽約購買的農作物付款。他們所能做的只是支付欠款百分之六的利息。大多數農民都能理解，但其中一些人威脅了加里和迪恩，還有一些人賭咒發誓要起訴紅樺。一個名叫約翰·弗倫奇的北卡羅來納農民——一個哈雷摩托幫派風格的傢伙——停下他的大型雙卡車，這種車後軸上有四個輪子。他還沒卸下油菜籽，迪恩就告訴他：「我們沒錢。」
迪恩確信，這個農民當時就打算暴揍他一頓。
「把油菜籽留在這裡，我們會壓碎它，嘗試賣掉一些油。」迪恩直截了當，快速說道，「要麼就運回你的農場，試試看能不能賣到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