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贖排山倒海地到來。它們來到「鄉村步道」和馬車角，來到坦帕內城和最外沿的帕斯科，來到格爾夫波特和聖彼得斯堡東北部；它們來到堆積著三個月信件的房屋門前，來到孩子們正在看《探險家朵拉》、而大人們已經不再接電話的房屋門前；它們來到入住率為百分之二十的汽車旅館，還有業主身份模糊、住址未知的投資地產。它們的到來如同一個言簡意賅的傳票送達員：死亡天使。
止贖以投訴開始，所有投訴都一樣：你欠我錢！這些投訴由名稱一目瞭然的金融機構遞交：滙豐銀行美國、emc抵押貸款公司、bac住房貸款服務公司（前全國住房貸款服務公司）、lsf6墨丘利不動產投資信託系列2008-1、作為貝爾斯登alt-a信託基金2006-6按揭通證系列2006-6持有者受託人的花旗銀行，以及作為ixis2006-he3受託人和託管人的德意志信孚銀行（前銀行家信託公司），由薩克森按揭服務公司（前美瑞泰科按揭服務公司）作為事實代理人。這些機構的投訴由止贖工廠起草，例如大衛·j.斯特恩律師事務所、馬歇爾·c.沃森律師事務所、佛羅里達違約法公司等等；這些投訴以傳票的形式由傳票送達服務公司送上門來，例如坦帕普羅維斯特有限責任公司、吉森·照爾傳票送達服務公司和希爾斯伯勒縣治安官辦公室。傳票會送到業主手上，或是釘在前門上，或是留給鄰居，或是丟進空房子旁邊的垃圾堆裡；這些房子屬於奧利維婭·m.布朗等人、傑克·e.哈默斯瑪、米爾薩·德·拉·克魯斯（又名米爾薩·德拉克魯斯）、奧姆·什裡坦帕有限責任公司、lsc投資者有限責任公司、無名氏、約瑟芬·吉拉吉斯和約瑟芬·吉拉吉斯未知姓名的配偶。傳票上寫著：
有人提起了一項針對您的法律訴訟。您須在本傳票送達後二十天內向本法院的書記員提交書面回覆。打電話無法保護您；如果您希望法院聽取您的訴訟請求，您必須提交書面答覆，並在答覆中註明上述案件編號和當事人姓名。如果未能及時提交答覆，您可能會敗訴，此後您的工資、金錢和財產可能會在未經本法院進一步警告的情況下被沒收。
一切運轉起來，訴訟集中到坦帕市中心；在那裡，它們聚集到第十三司法巡迴區的喬治·e.埃奇庫姆法院大樓四樓。它們越過海灣，在第六司法巡迴區聖彼得斯堡司法大樓的三樓成群結隊。它們變成了數百萬頁的法律檔案；檔案被塞進厚厚的棕色法律資料夾，資料夾堆放進檔案盒，檔案盒裝上推車，推車被法警推進法庭，法警因為忙這些事顯得疲憊不堪。在那裡，黑衣法官——他們中的一些人早已退休，為此事重返工作，每日津貼六百美元，大部分由止贖申請費用支付——負責清理佛羅里達積壓的五十萬個止贖案件，正如前幾代人為開闢坦帕而清除紅樹林沼澤地一般。
止贖案件如此之多，州最高法院要求儘快處置這些案件的壓力如此之大，一位七十五歲左右的高階法官可能一次要審三千個案子。12月的一個早晨，希爾斯伯勒縣法院的訴訟時間表上有六十個案子要審，從上午9點的全國城市抵押貸款公司訴克里斯托弗·邁耶案開始，到中午的摩根大通家庭金融服務公司訴威廉姆·馬滕斯案結束，每個案子只有三分鐘伸張正義的時間，通常更短。午餐後，從1點半的富國銀行訴斯蒂芬妮·貝瑟案開始，到5點的德意志銀行訴雷蒙德·盧卡斯案結束，法官又判了六十個案子。
如果貝瑟女士或盧卡斯先生恰好由律師代理，那麼火箭發射時刻表——人們如此稱呼它——就可能得暫時放慢速度，落後於預計時間表。最糟糕的是，如果貝瑟女士或盧卡斯先生親自出庭，那麼法院將不得不面對止贖案件的真人面孔，面對因可能失去自家房屋而流露出焦慮的面容；尷尬在訴訟程式中縈繞不散，就好像一名絕症病人闖進一個房間，而醫生正在那裡冷靜地討論她無望的預後方案；法官也更有可能向原告的律師提出一些棘手的問題。幸運的是，這幾乎從未發生過。大多數案件都不存在對峙，只有銀行的律師出席——這些律師幾乎總是來自佛羅里達州幾家律師事務所之一，那些律所被稱為止贖工廠，由一個自動的計算機系統分配案件——有時，銀行律師甚至不會親自出庭，只會在法庭的揚聲電話上傳出一個有著法律學位的聲音，打半小時電話就能搞定十四個案件。每個案件最後，法官都會問：「這個案子有什麼特別之處嗎？還有什麼遺漏嗎？」然後，兩層樓下面的202室會敲定一個止贖拍賣日期。有時法庭是空的，只有法官、一兩個法庭助理和一名推著裝滿案卷的推車來來回回的法警。更有甚者，為了節省時間，也許也是為了讓這個司法倉庫遠離公眾視野，許多案件的審理甚至不是在法庭上，而是在隱秘的法官私人辦公室裡進行。
2010年夏天，在喬治·e.埃奇庫姆法院的409號法庭上，工作人員開始注意到一個女人，她每天都會出現在止贖案件法庭上，但看起來與案件沒什麼關聯。她坐在後排，不發一言，卻寫下大量的筆記。就算她是案件當事人，也從沒見過她參與庭審；她穿著蛇皮圖案v領上衣、黑色休閒褲和刺繡夾克，戴著玳瑁眼鏡，看上去更像一個法律秘書而不是律師。她是個六十多歲的矮胖白人女子，留著乾草色的齊頸短髮，神情疲憊——除非舉止異常，否則沒人會注意到那種人。
那個女人的名字是西爾維婭·蘭迪斯，她只是一個普通市民，一個沒有公職的平民，但她個人對法院如何處理止贖浪潮和捲入巨浪的人們很感興趣。跟坦帕的幾乎所有人一樣，她來自外地——賓夕法尼亞州的多伊爾斯敦。她的父親是一名推銷員，長期失業，她在混亂的財務狀況中長大。直到三十多歲，她才不再做關於餓死的噩夢；不過，她獲得了人事管理學碩士學位，讓自己躋身中產階級——她父母正是從那裡墜落的。她在洛杉磯警察局擔任了二十年職業培訓師。1999年，西爾維婭開始為退休做準備，踏入了日漸膨脹的中產階級亞文化領域：房地產。她去聽了一位名叫馬歇爾·雷迪克的南加州投資大師的課，他的研討會上洋溢著虔誠的熱忱，座右銘是「幫助消滅中產階級的貧困」。整個課程就像一場佈道會，人們紛紛衝出教室去買房。西爾維婭領會了這種精神，她一度擁有五套房子：兩套在加利福尼亞，後來賣掉賺了錢；一套公寓在北卡羅來納州的阿什維爾；還有兩套在佛羅里達州——一套在坦帕，用於出租獲利，還有一套全新的房子在開普科勒爾，她計劃退休後到那裡生活。
事情沒能照計劃進行。
2004年，她因卵巢癌不得不從洛杉磯警察局提前退休，並拿到一筆退休金。2007年，她搬到阿什維爾的公寓，打算開啟新的事業。2008年初，當市場一路崩盤，她感到呼吸困難，不得不在心臟病房住院治療。她還欠十五萬七千五百美元才能還清開普科勒爾那棟三居室房子的貸款——那裡是危機的中心，止贖率全國最高——她收到的房租也減少了一半。她知道自己保不住那棟房子了。在美國銀行申請止贖之前，她試圖以短售的方式擺脫它，以低於所欠貸款的價格出售。正是在那時，西爾維婭開始瞭解銀行運作的方式。
她在2009年初找到了買家（她將賠掉一半的投資），但她似乎每天都在打電話給美國銀行，總是從一個人轉接到另一個人，最後房子沒能賣掉。這時，她開始相信，銀行正有意增加她的成本。當時，「機器人簽名」一詞尚未出現，但她收到的檔案看起來不像真的——都是電腦生成的副本，有著錯誤的日期和可疑的簽名，內容關於她的按揭貸款從最初的出借方全國金融服務公司轉移到美國銀行，因為後者收購了前者。她寫信給銀行副總裁，給州檢察長，給《紐約時報》的格雷琴·摩根森，給任何可能關注這件事的人。她花光了錢，付不起律師費，只好自己代理自己。所有這一切發生時，她仍處於癌症恢復期，不必多說，這些壓力對她的健康沒有好處。
2009年底，她在開普科勒爾的房子完成了短售。兩週後，代理美國銀行的大衛·j.斯特恩律師事務所起訴西爾維婭違約，彷彿這場交易從未發生。（斯特恩是佛羅里達州規模最大也最臭名昭著的止贖工廠，它像一座法律血汗工廠一樣運營，每年處理十萬樁案子，其中大部分來自房利美和房地美；在該州因欺詐調查而將其關閉之前，這家律所的老闆已經把賺取的利潤花在四棟豪宅、十輛豪華轎車、兩架私人噴氣式飛機和一艘一百三十尺長的遊艇上。）西爾維婭花了四個多月才在銀行找到人來理順這團出錯的止贖亂麻，但她的信用分數遭到了致命傷害。
那時，她已經搬到坦帕。她對那裡的房子擁有五萬美元的產權，還有一筆九十一萬美元的固定利率抵押貸款。她賣掉阿什維爾的公寓，將坦帕那棟原本用來出租獲利的房子當作自住房；哪怕賠了一大筆錢，這麼做也是划算的。她的同伴，一條多動的西施犬——西爾維婭沒有孩子——也需要一個院子。那是一棟非常低調的房子，在一個名為糖木林的工人階級住宅區中，她的鄰居駕駛卡車，自己修理房屋。即使如此，她還是需要一個室友。2007年，她擁有一百萬美元的資產。現在，她一無所有。她的積蓄隨風而去，要不是有政府養老金，她早已流落街頭。在這一過程中，她還給了瓦吉德·「羅傑」·薩拉姆一大筆錢，他是坦帕的「合資專家」和「智者論壇創始人」，還跟勵志演說家安東尼·羅賓斯一度共事。不用說，她再也沒見過那筆錢了。在洛杉磯，房地產大師馬歇爾·雷迪克俱樂部的一些成員已經提起集體訴訟，控告他們的導師在佛羅里達州進行欺詐性房屋銷售（西爾維婭說，雷迪克製造的中產階級貧困比他終結的更多）。西爾維婭很後悔沒有相信自己的直覺，在預感到崩盤來臨之時帶著一大筆錢退出市場，但她並不以一開始就進入房地產市場為恥，哪怕現在投資者遭到非議，與次級抵押貸款機構一樣被認為應該對崩盤負責。主動進取、自助自立，這難道不正是美國精神嗎？
她曾在《紐約時報》專欄中讀到一個能完美描述自己的詞：「前中產階級」。她知道，還有無數其他人也走上了同樣的下坡路。西爾維婭一直保持政治冷感，對權威滿心尊重、毫不質疑——她甚至不知道她在洛杉磯警察局的工會名稱——但是跟銀行打交道的經歷改變了她。她稱之為「明目張膽的欺詐」，從未想象過這種事竟然可能存在。來自多伊爾斯敦的一種保守的衝動，加上對混亂的恐懼和對法律與秩序的渴望，帶領她來到了市中心第十三司法巡迴區的喬治·e.埃奇庫姆法院。她想看看，當止贖案件抵達法院時會發生什麼。她覺得自己的觀察也許能幫上其他人。
第一次來到法庭的那個週一早晨，西爾維婭滿心敬畏。她本能地想要保持禮貌、不惹麻煩，但她找不到止贖法庭——沒有公開聽證時間表。六樓的一位接待員告訴她，那些案子會在513號房審理，但她發現513號房在五樓一個上鎖的區域，四周看不到法庭官員。她下了一層樓，來到409號法庭，接待員說那裡也可能會有庭審（儘管似乎沒什麼是確定的，因為沒什麼是寫下來的，而如果沒有寫下來，法律就一文不值）。409號法庭的大門是敞開的。裡面有一個法警。她告訴西爾維婭，那裡沒什麼值得看的，只是行政程式而已。
「有規定說我不能旁聽嗎？」西爾維婭問。
在法官席上，道格·利特爾法官正在一臺電話和一車檔案盒之間主持庭審。擴音電話上發言的是大衛·j.斯特恩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早上好，法官大人。」電話裡發出粗糲的聲音，與聽證程式的嚴肅氣氛交相呼應。隨著火箭發射時刻表開始運轉，西爾維婭開始做筆記。檔案中經常缺少原始的貸款抵押檔案，法官會要求電話另一頭的律師在週末之前提交這份檔案。在一些案例裡，整份檔案都不見蹤影。有幾位被告親自出庭，或有律師代表他們出庭。這其中包括邁克爾·麥克雷，他已經在自己家裡住了十八年，有兩個兒子和一份新工作，並試圖重新貸款（法官延遲了出售日期）。還有霍華德·赫夫，一個沒受過多少教育的黑人，似乎根本不知道出問題的房子在哪裡，因為他只是跟一個認識的經紀人搞投資，同意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一份貸款申請上，結果現在發現自己被銀行告上了法庭。（西爾維婭對此憂心忡忡，她在聽證結束後追上赫夫，催促他去找法律援助。赫夫茫然地看著她。）不過，絕大多數案件都無人提出異議。西爾維婭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了。她知道銀行是如何擊敗他們、欺騙他們、搪塞他們，在法庭審理之前一直拒絕接聽電話，大部分被告到庭審時已經放棄了。在被告缺席的情況下，正義在眨眼之間得到伸張。
「這些失去自家房子的人得到的時間，」西爾維婭後來說，「還沒有我在麥當勞免下車外賣視窗花的時間多。」代表他們講話時，她有了一種新的感覺，不同於她自己經受的煎熬，這種感覺更像是同情。
上午的審理快結束時，利特爾法官突然對她說：「你需要什麼嗎？」
「我可以拿到一份訴訟時間表嗎？」
法官不確定地看著法警。法警堅定地搖了搖頭：「每天的訴訟時間表都會送進碎紙機。」隨後，西爾維婭看到這位法警對一名法庭官員低聲說了些什麼關於她的話。
不過，到了人生的這個階段，西爾維婭已經沒有看上去那麼容易被嚇到。等到當天結束，她再次要求法庭提供訴訟時間表，這次，她從法官書記員那裡拿到了一份。根據訴訟時間表，她就能將房主姓名和銀行的名字跟她目睹和記錄下的案件一一對應起來。那天晚上，她把自己的筆記寫成一份報告，傳送給一個積極為止贖案件辯護的佛羅里達律師網路。就這樣，她成了他們在法庭上無償的耳目。西爾維婭·蘭迪斯就這樣投身了一場運動——她參與的第一場運動；她說，這是一場關注法律、財產權、透明度和民主的「中產階級運動」，參與者都是天真的美國中產階級，他們一直信賴這個系統，從未與之鬥爭過。她就這樣認識了馬特·韋德納。
「馬修·d.韋德納律師事務所」，玻璃窗上掛著的牌子這麼寫道，「房地產、民事訴訟、家庭法、公司法」。基本上，韋德納來者不拒——他是個大門律師，法律界裡勉強餬口的農民，每次代理先收幾千美元定金。他在聖彼得斯堡市中心一片看起來很可疑的地帶有一間破落的店面，兩邊分別是一家沙龍和一家比基尼酒吧；他凌亂的弧形桌子佔據了地面上的大部分可用空間。乍一看，韋德納本人的模樣也有點可疑。
他是佛羅里達人，年近四十。從一張舊簽帳金融卡上的照片來看，他過去是個胖子，但開始參加鐵人三項之後就瘦了下來；在他桌子後面的牆上，學位證下面掛滿了鑲框的獎牌。他離過婚，把還有一大筆貸款沒還清的房子留給了前妻，她不願意賣掉房子。當他的小區裡開始出現悍馬，他知道崩盤已經迫在眉睫——這一切都如此傲慢、如此荒唐。韋德納自己租了一輛白色凱迪拉克，這就是他對美國汽車業的貢獻；他在後備廂裡放了一個迷彩救生工具包。他有一張生機勃勃的粉色的臉，走路有點羅圈腿，無論撞見什麼狀況都能隨機應變，丟擲妙語。他會走進聖彼得斯堡司法大樓400號房間，睜大淺藍色的雙眼，裝出一臉驚駭，對著一屋子身穿深色西裝的律師宣稱：「這個法庭裡滿是暴徒。」一旦他開始行動，這些句子就會在興奮和憤慨中奔流而出。「我們消費來自各處的垃圾，但我們沒在製造任何東西。如果在美國我們什麼都製造不了，那我們又該如何償還貸款呢？如果我們遭遇了一場完全意外的燈火管制或停電，導致紐約或芝加哥停轉，那該怎麼辦？你覺得徹頭徹尾的恐慌蔓延開來需要多長時間？」然後，在這番演講的高潮時刻，他在口頭上後退一步來檢討自己：「是我太歇斯底里了嗎？」
韋德納並不是一直對美國抱有世界末日的看法。他的人生開始於春假勝地代託那海灘，他在那裡參加了童子軍。他的叔叔唐是佛羅里達州共和黨的主席，當時，佛州大部分人仍然是民主黨；在他叔叔的管理下，共和黨在所有六十七個縣建立支部，並於1979年舉行了第一次全州大會。馬特吸吮羅納德·里根的思想乳汁長大，參加了青年共和黨的活動，虔誠地信奉上帝和國家、美國例外主義、自力更生和小政府。他上學時恰逢金裡奇的國會革命，他給自己的拳獅犬起名叫紐特。他完全支援入侵伊拉克，「我們師出有名，還獲得了一個能作為加油站的前沿作戰據點。」然而如今回頭想想，他能看到，從父母那代人開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腐壞就已初見端倪。韋德納的祖父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拼命工作，去世時已經還清房貸——見鬼的是，當他的父親揹著安老按揭退休，浪蕩了十年之後，他的祖父仍在工作。「我們的父母又肥又懶，」他說，「我們的祖父母永遠不會抵押一切，靠債務過活。如果你看一下過去二十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特別是過去十年，你會發現它並不是基於我們製造的東西。它是基於三十年前製造的東西在紙面上的交易。」
1999年，韋德納從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獲得法律學位，然後來到佛羅里達州止痛醫學學會擔任說客。他的工作是在州內飛來飛去招待醫生，讓輝瑞和諾華的藥物代表在學院年會上寫下五萬美元的支票。他會在塔拉哈西參加會議，那裡的房間佈置讓說客們能順暢地從餐檯走向等待的議員們。握手之時，真相顯露，韋德納會與州議員目光相交，他從口袋裡掏出裝滿支票的信封，州議員會用手掌感受它的厚度，好決定韋德納有多少時間，來解釋挫敗一項新法案的重要性——這項法案要求患者每次購買氫可酮時都需要拜訪醫生——因為一旦這項法案通過，媽媽們就沒法給孩子買到止咳糖漿了。說到這裡，韋德納會被打斷，時間到了。
日復一日，這些場合讓他感到噁心。他離開房間時心裡會想：「我想進入一個誠實的行業，比如他媽的法律界。」
2001年，他開始在他的叔叔唐在傑克遜維爾的律師事務所工作。12月12日，韋德納本應與叔叔、另一位律師和兩位客戶一同搭乘唐的單引擎切諾基風笛手小型飛機往返勞德代爾堡。臨出發前最後一刻，有個法官打來電話，把馬特拖在了辦公室裡。那天晚上，在大霧中，飛機墜毀在傑克遜維爾機場附近的一片松樹林，無人生還。
經歷了這場令人不寒而慄的死刑緩期判決後，韋德納逃往聖彼得斯堡，在那裡單槍匹馬成立一家律師事務所。最初幾年裡，他甚至沒地方坐下，只有當臨街辦公室裡的其他律師出庭時才能弄到一張桌子。他埋頭苦幹、勉強餬口，接的大部分是離婚案，直到2007年前後，止贖案開始湧入。第一批案子來自南聖彼得斯堡等貧窮區域。然後中產階級專業人士也遭了殃。這是一場大屠殺，但一切都暗中進行，因為沒人願意談論它——滿面羞慚的男人們幾乎沒法開口告訴韋德納，他們跌入了怎樣的房貸修訂騙局。夫婦們坐下來互相指責，妻子埋怨丈夫丟了工作，丈夫埋怨妻子非要買大房子，直到韋德納制止他們：「嘿，夥計們，現在是咱們要跟他們作對，發生了什麼並不重要，咱們得團結一致才行。」他會繞過弧形辦公桌，走到客戶那邊，拖來一把空椅子，放在他們中間：「我希望你們能注意一下，這對孩子會有什麼影響。」
有些客戶第一次上門時會說：「不惜一切代價，我也要保住我的家。」韋德納則告訴他們：「我就是你要找的人。我會為你們而戰。」整個2008年加上2009年的大半年，他都以為政府和銀行能想出什麼方案——拆分拖欠貸款，財政部向銀行支付一半，銀行將另一半作為壞賬核銷，這樣就可以把貸款劃歸聯邦政府；政府可以跟房主們重新談妥，讓他們能留在自己家裡。銀行救助這樣的方案，可以讓所有幽靈債務直接蒸發，反正它們直到世界終結也沒法還清。但房主們並沒有獲得救助。他的客戶們會花費數月，試圖讓銀行的人接電話，好讓對方同意把房子短售或是做貸款修訂，結果卻徒勞無功、日漸疲倦，最後回到韋德納這裡，說：「我準備好放棄了。我媽有個地方讓我搬去住。」或是：「我們準備在市中心租個地方住。」
韋德納會告訴他們：「我從來沒輸過止贖案。」千真萬確。從沒輸過。不是因為他有多優秀——儘管客戶們認為他是個無所畏懼的律師。是因為體制太糟糕了。
韋德納發現，一旦他製造出任何阻力，銀行的案子就開始搖搖欲墜。原始筆記丟失了。產權調查無法建立起連續的監管鏈。抵押貸款電子註冊系統把縣法院記錄辦公室裡原本好好的傳統實體檔案換成了電子版，而根據佛羅里達州法律，這種電子複製版並不符合規定。檔案上帶著偽造的簽名、虛假的日期和假造的印章。當經濟一帆風順時，沒有人注意到這些，可一旦事情急轉直下，人們停止還貸，美國的抵押貸款就變成了一場騙局。一位名叫阿琳·富伊諾的客戶（她是個房地產經紀人）同她的「短售和止贖資源」被「作為結構性資產證券公司信託2006-wf2受託人的美國銀行全國協會」起訴違約。這他媽是什麼東西？韋德納將此案提交到第六巡迴區的法官那裡，要求原告的律師證明資質：「我們只是要求他們確認，那個問我的客戶要幾十萬美元的實體到底是誰。」基本上，華爾街（他稱之為「哥譚，肛門，國家的黑洞，吸走了所有資金的大災難核心」）通過證券化將抵押貸款切割和包裝了太多次，接下來，銀行又在嘗試收回不良貸款時各種抄近路，到現在，已經沒有任何機構能對某人的房子主張明確的權利。而這並沒有阻止治安官代表來砸門。
韋德納過去從未懷疑過法院的公正，可如今，他對這背後的意味深感震驚：「我們的整個財產所有制都處於混亂和騷動之中。」
有一天，他坐在聖彼得斯堡司法大樓的300號房間，等待他的案子開庭。這時，另一個止贖案的原告律師告知法官，其實她並不是原告律師。一家名為「借款人流程服務公司」的巨型止贖工廠裡的一臺計算機僱用了她，讓她代理富國銀行，但富國銀行並不是票據的持有人，美利堅合眾國銀行才是，至少她是這麼認為的。帕梅拉·坎貝爾法官讓她把事情搞清楚。當輪到韋德納的案子，他站在法庭的淡綠色地毯上，說：「法官大人，剛才聽到上一個案子的情況，我的腦袋都要爆炸了。」
坎貝爾法官勉強笑了一下：「希望他們能弄明白原告到底是誰。」
法官們聽了韋德納的論點，對止贖售賣發出了終止令。但法官拒絕照他所言駁回整個案子，因為畢竟他的客戶還欠著錢。於是，這些案子在煉獄裡煎熬，無人償還貸款，法庭繼續積壓案件，銀行拒絕修訂貸款的申請，客戶得不到解決方案。但至少，他們能留在自己家裡。
傑克·哈默斯瑪就是一個例子。當傑克第一次走進韋德納的辦公室時，他還是個魁梧的船舶推銷員，一個漢子中的漢子，曾經擁有一家修車店，也炒過房。他剛過五十歲，為他在聖彼得斯堡的房子揹負著兩筆共六十萬美元的貸款——這是個荒唐的數字，因為到傑克僱用韋德納時，房子的價值可能只有這一半。傑克想告訴他的律師和任何願意聽他說話的人，他畢生兢兢業業工作，在買下這棟房子時還是能負擔得起的。韋德納一介入，銀行就沒法把最基本的檔案準備好，訴訟拖了好幾年。這期間，傑克丟掉了船舶公司的工作，積蓄日漸縮水，還患上了三種型別的癌症：結直腸癌、肝癌和淋巴癌。這發生在韋德納的許多客戶身上——工作、房子、健康，通常是按這個順序。韋德納眼睜睜看著傑克在他眼前萎縮下去，足足瘦了一百磅。第一次諮詢後過了三年，傑克在一個下午一瘸一拐地走進辦公室，討論他的案子。他從短褲裡伸出瘦弱的雙腿，肩上掛著一個帆布袋，裡面伸出一條管子，一直延伸到胸口的繃帶下面。他剛剛結束了五個小時的化療，正開始四十八小時的抽液。
「我發現很多客戶都生病了。」韋德納請傑克坐下，告訴他，「我不知道這裡面有什麼關聯。你知道嗎？」
「壓力無疑很大，」傑克的聲音聽起來像是嗓子堵住了。從他的面龐仍然能看出過去英俊模樣殘留的痕跡，「如果你沒法工作，幾年裡都沒有收入，那麼，這會對你造成不好的影響。你沒錢了——不是故意的，你只是無力還錢了。」
「你是在這裡堅持最久的人之一。」韋德納說。
「它會比我活得更久。」
「不要放棄。」讓韋德納生氣並不需要太多刺激，傑克的存在就足夠了，「我們只是想完成我們的任務、我們的事業，我們想要為社會提供些什麼。我真他媽氣壞了，政府奪走了我們提供任何東西的能力。」
「我不知道是否該由政府來創造就業，」傑克說，「但是他們得負責來緩解這種狀況。當我申請某份援助時，他們盯著我看的眼神就像我有三個腦袋一樣。」傑克差不多已經破產，這使他喪失了向政府申請房主緊急資助計劃的資格。他的治療每月要花費三萬五千美元，一旦聯邦醫療補助計劃拒絕他的申請，治療就會結束。「我困在這個小小的角落，找不到出路。有些事情遲早會崩潰。」
「他們說我媽能活的時間比給你的時間還短，但我媽現在還活蹦亂跳呢。」
「我也想相信自己能打敗它。如果是說態度的話，我覺得我能——從精神上來說。但在臨床方面，不，這不可能。統計數字說，我的病情只能讓我活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