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話轉向傑克的案子。它好像已經奄奄一息。「我已經差不多一年沒有收到美國銀行的訊息了。」傑克說，「偶爾會從富國銀行收到一份聯邦快報，告訴我說，如果我付給他們十八萬三千美元，他們就把欠債一筆勾銷。」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收到通知，明天讓他們收到錢——」
「說實在的，這已經太晚了。」傑克擠出一聲笑，「我不打算攪動這爛攤子了。」
「不必自討苦吃。」韋德納的怒火又被點燃了。美國這足足五十萬億美元的債務到底要他媽的如何還清？「它已經達到這樣一種抽象的水平，那些他媽的還在繼續還錢的人——你為什麼要還錢？這一整套債務問題，我們只是在飼養這頭怪獸，如果所有人都停止還款，他們就真的無計可施了。」
「我不再還款給任何人了，」傑克說，「我做不到，我沒辦法。」當有人因為他沒還清家得寶信用卡的欠債而送來傳票，他沒開門。
「唯一渺茫的希望就是大規模的全球抗債。」韋德納說，「一切都他媽得燒乾淨，要不然，你兒子一輩子埋頭苦幹也攢不下錢，因為他得忙著償還個人債務、政府債務和機構債務。」
「在我看來，我對任何事情都無能為力，你還能做什麼？」
「什麼也做不了。」
「什麼也做不了，」傑克說，「這可不是我的思維方式，不是我的個性，也不是我的品格。但我被逼到了絕境，別無選擇。」
韋德納也不明白，為什麼銀行沒有對傑克家的房子窮追不捨，反倒死死纏住其他人——畢竟，傑克家的房子還值一些錢。這似乎完全是隨機的，這一點甚至比其他情況更可怕——比如銀行想把這些債務保留在賬目上，好展示給股東看；或者它們能就此得到一些不合常理的經濟利益；又或者它們真的相信市場很快就會回暖。還有一件事讓韋德納不明白，那就是為什麼全國止贖浪潮中的所有失業房主沒有集結起來，形成一場大型運動。他問傑克，傑克有一個答案。
「它會切斷你與一切的聯絡。想象一下，每天起床，卻沒有目的。你沒在工作，你的自我價值被衝進了馬桶。你不與人交往。你閉門不出。你不想接電話。它讓你與一切隔離。我甚至不能出門吃點東西。我不想花十五美元。」
韋德納靠在椅背上，雙手交叉墊在腦後：「好訊息是，我們讓你留在了家裡。」
「那是件好事，」傑克說，「明天總會到來。」
「是的。你會在那裡嚮明天問好。你不會離開。」
「我寧願破產但仍然活蹦亂跳，也不願意死掉。他們可以殺死你，但他們不能吃掉你，法律不是這麼規定的嗎？」傑克和韋德納都笑了。
於是，bac住房貸款服務公司（前全國住房貸款服務公司）訴傑克·哈默斯瑪案繼續拖著，傑克繼續住在自己家裡，直到兩個月後，他在那裡去世。
韋德納的腦袋總是處在即將爆炸的狀態。他的腦海中充滿種種景象，反映著飛快衰落、業已凋敝的盜賊統治，兩個政黨都在背後教唆慫恿——美國民眾靠刷食品券購買的加工毒藥為食；低技能工人在結構上無法再參與勞動，並且蠢得不明白他們的舊工作已不可能回來；哥譚的銀行如同水蛭，將最後一滴財富從這個國家吸走；公司不受任何國家利益概念的束縛；財產法體系分崩離析；整個世界淹沒在債務中。他是美國步槍協會成員，擁有隱蔽持槍許可證。他在床邊放了一把史密斯威森ar-15半自動步槍，還有三個四十發的彈夾，但這並沒有讓他感到更安全，甚至還把他嚇得屁滾尿流，因為他在槍展中看到了槍支收藏者的狂熱，也知道佛羅里達鄰人中有多少人持有武器：像他一樣遵循憲法的愛國者，穿著迷彩服的退伍軍人和獵人，還有文身的城裡孩子，他們看上去像是初級民兵組織。歐巴馬上臺後，事情愈發瘋狂——武器脫銷，槍支經銷商開始販賣t恤，上面寫著：「警告：我是退伍軍人。國土安全部已認定我可能會極端化，並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接近我時請自行承擔風險。你已被警告！」那麼，一旦坦帕電網發生故障，將會發生什麼？一片混亂。那就是未來——國內動亂、社會瓦解。
韋德納在聖彼得斯堡的公寓庭院裡開墾了一個小小的勝利菜園，裡面有胡蘿蔔和生菜，也有西紅柿和辣椒。能品嚐真正的蔬菜真是太棒了——就算只是觸控它們也很棒。他正考慮在希爾斯伯勒縣東部偏遠的地方購買一塊土地；他曾與女友一起在週末開車去那裡兜風，他們會停在自給自足的農場，購買未經加工的蜂蜜或牛奶，那裡的人們靠種植莊稼、獵殺鹿和野豬為生。這可能是唯一的答案：美國人得重新開始耕種。所有經紀人和投資者都得讓指甲裡塞滿泥土，帶著一身曬傷和疲憊上床睡覺，這能治好他們的焦慮和抑鬱。越是簡單的社群，越能繼承地球。當天下大亂，他會把這個地方作為避難所，也許會僱用幾個有軍事技能、經歷了止贖的退伍老兵來照看它。誰也不想讓那些神經混亂的人到處晃悠、無所事事。
2009年，韋德納開始寫部落格。起初，他這麼做是為了招徠生意，但不久後，他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文風——辭藻華麗、審慎、調侃、憤怒——於是，他成了止贖辯護運動的一名領導者。這場運動由傑克遜維爾的一群律師發起，一位名為艾普爾·查尼的法律援助律師領導，她將韋德納介紹給了西爾維婭·蘭迪斯。他的部落格口號是「為美國人民而戰，只要政治言論受到保護，就要大聲說出來」。他每天都在清晨或深夜寫部落格，經常是洋洋灑灑的長篇大論。在馬丁·路德·金生日的那一週，他釋出了一篇文章，寫給「我親愛的律師同僚們」。文章細緻模仿了馬丁·路德·金的「伯明翰監獄來信」：
我在止贖法庭的囹圄之中，讀到了你們最近的宣告，你們稱我最近的活動「不明智且不合時宜」……或許那些從未被止贖飛鏢刺痛的人，會很容易說出一句「等一等」。然而，當你看到好端端的家庭被扔到街頭，當你看到銀行沒有拿到法院命令就踢開房門、更換門鎖，當你看到執法人員漠不關心地站在一旁，說「這是個民事問題」，當你看到法院做出違背基本法條的判決，當你看到銀行和企業高管收割昧良心的利潤，當你看到客戶因為止贖和經濟狀況帶來的壓力和痛苦而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當你看到單身女性生活在致命的恐懼之中，生怕自家前門會被第三次踢倒，當你看到那些只知道自己的父母生活在痛苦之中的孩童——到那時，你就會明白，為什麼我們覺得難以繼續等待下去。
他提出幫助一位在止贖案件中自我代理的老婦人，卻遭到第六巡迴區的訓誡，說他擾亂法庭秩序。法院說他在招攬客戶，而他說那是高階法官試圖懲罰他，因為他號召聯邦政府接管佛羅里達的「火箭發射時刻表」。他還被棕櫚港的一家公司起訴誹謗，因為他指控這家公司用機器人簽名抵押貸款檔案。一些記者甚至認為是他推廣了「機器人簽名」這個詞。他開始接到《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的電話，也經常出現在《聖彼得斯堡時報》上。他喜歡和記者交談——為了實現他的目標，媒體是他最後的希望，也是他唯一還信任的機構；他對媒體的信任超過了大部分媒體從業者。然而，韋德納仍然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律師，在一間破舊的辦公室裡執業，開著他的白色凱迪拉克，來到六個街區外的縣法院。「我很希望能像格洛麗亞·斯泰納姆一樣，」他說，「因為我有一個大嘴巴，而且不知怎的，我能讓人們聽我說話。但我必須謀生。」只有一個念頭能阻止他的腦袋立刻爆炸，那就是他的律所和部落格——他在那裡釋出了他提交的動議，好讓其他人參考——能讓哥譚的大銀行支付數百萬美元的法律費用。
有一天，韋德納接到一通電話，來自一位名叫烏莎·帕特爾的印度女人。一家商業貸款方——「商業特快貸款公司」——試圖收走她在帕斯科縣擁有的舒適旅館。烏莎通過電子郵件給韋德納傳送了一大堆檔案，他讀了檔案，聽了她的說法，但拒絕代理她，因為他只代理房主，而她的案子是個非常複雜的商業案例。後來，當案件進入法庭，他擦邊參與其中。他很高興自己這麼做了，因為他從沒見過像烏莎·帕特爾這樣的客戶，她如此努力地鬥爭，對美國夢有如此強烈的信念，幾乎足以讓他恢復自己的信念。
烏莎知道她該對貸款負責，畢竟，是她簽了票據。2010年初，當她和家人前往倫敦參加一場婚禮時，她曾試圖與商業特快貸款公司協商一份新的還款時間表。當他們回到坦帕機場，她的兒子看著手機，說：「媽，我們有一個緊急聽證會要參加。」
從烏莎的緊急聽證會，可以一窺新千年伊始充斥著欺詐與失敗的奇景。商業特快貸款公司——後來改名為塞耶納——已經破產，正因欺詐性貸款行為被司法部起訴。由於塞耶納要想辦法償還它的債權人，結果這起華爾街上的破產案威脅到了烏莎遠在帕斯科縣的經營不善的汽車旅館。韋德納說：「當金融巨頭們在哥譚為塞耶納的殘骸大打出手，塞耶納的觸手卻在這裡纏上烏莎的脖子。」放貸方欺騙了烏莎——它無意協商新的還款時間表——在3月19日的緊急聽證會上，帕斯科縣巡迴法院下令將烏莎·帕特爾傾注一生精力的汽車旅館投入破產管理，這意味著法院要代表破產的塞耶納及其債權人沒收她的收入，讓她失去生意。在法庭上，她哭了。她的兒子告訴她：「這樣不行——我有錢，在法官簽署命令之前，我會僱一個律師。」同一天，在市中心的聯邦破產法庭，烏莎根據《破產法》第十一章為她的「奧姆·什裡坦帕公司」申請了破產保護。汽車旅館獲准保留。然後，事情變得複雜起來。
在第一次破產聽證會上，烏莎發現原告不再是塞耶納，不再是商業特快貸款，也不再是自從貸款以來她聽說過的任何一個名字。她的新對手是滙豐銀行，全球第二大銀行——房屋抵押貸款債券的「契約受託人」，其中也包括烏莎的貸款。突然之間，提交的檔案上顯示，抵押貸款已經轉移給滙豐銀行，這些檔案沒有公證過的印章，沒有見證人，也沒有日期；有的只是本該來自銀行副總裁們的可疑簽名。烏莎的案子被捲入了席捲全國的止贖巨浪。由於無法逼迫銀行與她和解，烏莎只能將檔案作為她拯救自家汽車旅館的唯一武器。
近兩年的時間裡，烏莎與滙豐銀行及其律師軍團作戰。她閱讀了每一份出入她的律師辦公室的檔案，儘可能學習有關破產法和財產法的一切。隨著案卷越來越長，檔案裝滿了一個又一個檔案盒，然後她會把它們裝進豐田rav4的後備廂儲存，帶著它們往返於汽車旅館、家和兒子的電腦店之間。當第一個律師不得不放棄案件，她僱用了另一個；當第二個律師辭職，她僱用了第三個，然後又僱用了第四個；作為顧問，馬特·韋德納代表奧姆·什裡的一個股東參與進來。但烏莎比任何一個律師都更瞭解案情；是烏莎推動她的律師們繼續戰鬥，而不是相反。最終，她的法律賬單達到了二十萬美元。在那之前很久，她就已經沒錢了，是她的兒子和其他家人——在美國、英國和印度古吉拉特邦——支援著烏莎的戰鬥，因為不像邁克·羅斯、西爾維婭·蘭迪斯和傑克·哈默斯瑪，烏莎·帕特不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也就是說，她不是孤身一人。
「這是我的麵包和黃油，」她說，「我的心和我的錢。如果我不鬥爭，那麼在二十年埋頭苦幹之後，我會流落街頭。」
庭審前的幾個星期裡，烏莎、韋德納和她最新僱用的律師每天都在她兒子的電腦店裡待到午夜之後，夜復一夜地研究著案卷中的每一個字眼。庭審前兩天，面對敗訴的可能性，滙豐銀行突然同意和解。烏莎接受了新的還款時間表，首付十五萬美元，每月還款一萬美元，利息為百分之六。這很難說是一場勝利，但她花了幾千美元，在坦帕歷史最久的餐廳跟她的多位律師和其他支援者們一同慶祝。
與一家全球金融服務公司作對，獲得令人精疲力竭的平局，這讓烏莎改變了對她移民到的國家的看法。她斷言，正義屬於有錢人，而不屬於她。在她走向破產時，銀行家和律師卻從中受益。銀行通過霸凌小人物來賺錢，先是試圖恐嚇她投降，然後當她反擊時，又將她埋在檔案堆裡，僱用評估員和檢查員來針對她的汽車旅館狀況提交虛假報告，向她潑髒水。談及滙豐銀行，她皺起鼻子，撇了撇嘴，眯起眼睛，露出厭惡的神色，就像談論土生土長的美國人的工作習慣時一樣。
儘管如此，烏莎並沒有得出與韋德納相同的結論。她不相信美國在衰退。她仍然能看到一個光明的未來，就算她自己無法抵達，她的孩子也可以。「現在，」當案子結束後，她說，「上帝保佑美國。我相信這一點。」
《探險家朵拉》（doratheexplorer），美國動畫片，主角是拉丁裔七歲女孩朵拉，為了抵達探險目的地，她需要在路途中解決一些語文或數學問題。
短售，房地產業術語。當房主在高價時貸款買房，房價崩盤後如果按照市場價將房子賣出，所得價格可能不足以償還剩餘銀行貸款，同時自己又無力補貼差價。此時房主可以向貸款銀行提出短售申請，希望銀行同意以低於所欠貸款的價格出售房屋，並由銀行承擔差價造成的經濟損失。
機器人簽名（robo-signing）指抵押服務公司未作足夠資質審查便自動簽署檔案的行為，由未了解實情的員工或軟體操作，被認為是造成次貸危機的重要因素之一。
格雷琴·摩根森，《紐約時報》資深編輯、專欄作家，擅長商業與金融領域，曾因對華爾街的出色報道獲得2002年普利策獎。
馬特·韋德納的正式名字。
大門律師（doorlawyer），指願意接收各種業務、沒有專攻領域的律師。
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exceptionalism）認為美國是一個獨特的國家，以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和資本主義思想為建國基礎，人民富裕幸福，國家穩定強盛，具有其他國家無可比擬之處，也有在國際上捍衛其意識形態的責任。
氫可酮，一種鴉片類鎮痛藥物，口服可用於止痛和止咳，有成癮性。
房貸修訂（mortgagemodification）是指在房主無法償還貸款時對原始貸款條件進行修訂，如降低每月還款額等。房貸修訂騙局即以此為幌子的騙局，例如要求房主提前支付費用，承諾可以完成貸款修訂，甚至欺騙房主簽字轉讓產權等。
哥譚（gotham），紐約市的別稱，語出美國小說家華盛頓·歐文，意為「傻瓜居住地」，後因《蝙蝠俠》等漫畫作品而知名，被描繪為一座充滿罪惡和腐敗的暗黑都市。
盜賊統治（kleptocracy），政治學術語，指政府中的腐敗統治者利用政治權力來侵佔人民的財產和權利，藉以增加自身的財產和權力。
勝利菜園起源自一戰和二戰時期，當時參戰國鼓勵在私人房產和公園中開墾菜園，以緩解戰時食品供應壓力，戰後成為一種流行的生活方式。
伯明翰監獄來信（letterfromabirminghamjail）是馬丁·路德·金寫於1963年的公開信，信中為非暴力抵抗策略進行辯護，是美國民權運動的重要文本。
格洛麗亞·斯泰納姆，美國媒體人、活動家，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成為女權主義運動的領袖和發言人，終生為女性議題發聲和行動。
在美國《破產法》第十一章規定的破產程式下，欠款人仍然能控制自己的日常運作，同時欠款人和債權人會在破產法庭合作談判，達成重組方案，讓欠債人能夠繼續運作以償還債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