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和2010年的每一個早晨，當康諾頓開著那輛破破爛爛的美國汽車沿著馬薩諸塞大道前往國會山上班，他都是一肚子火氣。他對華爾街憤怒的原因數不過來：銀行家、律師、會計師——尤其是因為華爾街拋棄了他在商學院和法學院學習過並且天真地相信過的法律、規範、制度性檢查和行為準則。他對華盛頓兩黨都感到憤怒，因為它們任由這一切發生。他對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儲備機構管理局（ots）、貨幣監理署（occ）等監管機構、評級機構以及其他沒能恪盡職守的推動者感到憤怒。他代表美國人民而憤怒——說實話，並不代表那些一直存在的窮人，而是代表中產階級，他們（用克林頓的話來說）兢兢業業、奉公守法，卻在年近花甲、以為自己已經存夠退休金之時，眼睜睜看著一半的401（k）儲蓄化為烏有。他代表他的老同學而憤怒，那些五十來歲的男人生活在坦帕、奧斯汀和麥迪遜，一夜之間不知能否保住自家房子。最後，他為自己而憤怒。沒有人會為他哭泣，可是他失去了很多——那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擁有那麼多。「也許我感受深刻，是因為我個人受影響太大，」他說，「當整個系統崩潰時，我才剛有錢沒多久。如果你不能依靠共和黨來保護財富，他們還能幹什麼？」令他感到驚訝的是，更多的人並不像他一樣生氣。康諾頓，一個溫和的民主黨人，正在變得「激進，因為突然意識到我們的政府已被金融精英接管，他們在為大財閥管理政府」。
當拜登在2008年夏天獲得副總統候選人提名時，康諾頓突然發現自己身處美國最大規模遊戲內圈的外圍。這場遊戲如此盛大，他毫不猶豫地重新開啟拜登這冊賬本。賽馬再度舉行，仍舊是那令人眩暈的上下起伏，但這次速度更快，更令人目不暇接。在丹佛舉辦的黨內大會上，他原本待在城外十五英里的賓館，是個毫無作用的流放者，如今卻搖身一變，開始審查拜登酒店套房週四晚上貴賓派對的客人名單——他讓其他前工作人員知道，他既能放他們進去，也能將假裝忠於拜登的人拒之門外。在派對上，他等著輪到自己，最終等到一隻胳膊鉤上他的肩膀。「咱們做到了，夥計。」拜登說。
秋季的競選動員中，遊戲繼續進行。他原本無處可去，卻突然開始協助考夫曼，後者在換屆前擔任副總統聯合主席（康諾頓花了兩個月時間編寫一本副總統版《聖經》，涵蓋了這份工作的方方面面，甚至連辦公空間都寫進去了）；然而大選結束之後，他不在過渡班子裡，因為全體說客在兩年內被禁止參與新政府工作（除了那些沒被禁止的人），哪怕他從未要求拜登為他做什麼。歐巴馬單單挑出華盛頓永久階級中康諾頓所屬的這個子階級，這未免有些太過虛偽——畢竟，幾乎他自己僱用的每個人都以各種方式從大企業那裡賺得盆滿缽滿。康諾頓最後只獲得了一張位置糟糕的總統就職典禮藍色入場券，進入距離舞臺數百碼的站立觀禮區，即使在那兒也根本看不見什麼，因為人太多了。結果，他跟另一個拜登前幕僚一起，在鷹與鴿酒吧的電視上觀看了歐巴馬總統和拜登副總統的宣誓就職儀式——過去的歲月裡，當他還是「拜登的人」，這家酒吧是他在國會山常去的地方。
每當康諾頓開始滑向外界的黑暗，他的手機總會響起，將他拖回來；那個電話總是來自特德·考夫曼，他在華盛頓不可放棄的盟友。考夫曼接續拜登的下一屆參議院任期的前兩年，他邀請康諾頓擔任自己的幕僚長——更確切地說，他請另一位拜登圈內人詢問康諾頓，如果這份工作擺在眼前，他是否願意接受；因為到了華盛頓的這個層級，沒人願意被人拒絕。康諾頓更想要一份白宮的工作，比如總統常務副法律顧問，但他身上有著註冊說客的烙印，拜登也很少利用影響力來為自己的人爭取高層職位。所以他花了一個週末考慮，然後告訴傑克·奎恩，他要離開公司了；他在這裡獲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也交到了許多親密的朋友。年屆五十的康諾頓接受了工資的大幅削減，回到參議院。
金融危機是這個國家最大的問題，康諾頓和考夫曼對此觀點相近。首先，它代表了法律制度的崩潰。除非是不受監管的欺詐，否則這些銀行怎麼可能「技術上無力償債」，卻僅有幾個內部人士知情？然而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半個世紀以來一直保持銀行業穩定的規則不復存在。康諾頓眼中的考夫曼——古稀之年，有一個沃頓商學院頒發的發黴的工商管理學碩士學位——就像瑞普·凡·溫克爾一樣，在「合成債務抵押債券」和「赤裸裸的信用違約互換」時代如夢初醒。曾維持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之間壁壘的《葛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究竟他媽的發生了什麼？（1933年被國會通過，1999年被國會廢除，兩黨共同投票，克林頓簽字通過。）那個要求投資者必須等到股票價格上漲才能賣空的「提價交易規則」（uptickrule）又發生了什麼？（1938年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設立，2007年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廢除。）在漫長的繁榮時期，人們很容易忽視這一剝蝕的自由市場景觀——康諾頓就是如此——但是當風暴吹來，沒有牆壁能擋住風勢，也沒有樹木來保護被侵蝕的水土，所有人都發出悲鳴。
考夫曼只會做兩年參議員。沒有選舉像鍘刀一樣懸在頭上，緊盯著他的一舉一動，所以他不必把一半的晨間時光花費在k街的籌款早餐會上。康諾頓也感到自由：他已經兌現了一次支票，如今已不必一邊接聽說客的電話，一邊盤算自己的未來職業前景。他們都有充分的自由去追查華爾街，而不必擔憂後果。「就算我需要競選連任，我也會做同樣的事情。」考夫曼告訴記者。可是康諾頓在華盛頓待了太久，已經不相信這種言論。這是屬於他們的時刻，也正是歐巴馬總統任期的第一年；經濟衰退中，數十萬個工作崗位正在蒸發。
前一年10月，也就是競選宣傳活動的最後一個月，康諾特從考夫曼那裡得到訊息，說歐巴馬團隊希望羅伯特·魯賓擔任財政部長。「難道你不知道大半個國家都想吊死羅伯特·魯賓嗎？」當考夫曼對這一前景流露出熱情時，康諾頓問道。考夫曼後來說：「這就像汽車壞了，我們需要一個機械師。」歐巴馬沒有政府經驗，也是個金融新手，他似乎相信，只有魯賓和他的追隨者能修好這輛車。
無需更多證明，整個體制（那晚克林頓曾在他的私人書房中提到的體制）必定會從一地廢墟中涅槃重生。體制可能會一敗再敗，卻依然能夠存活，甚至日益繁茂。它就像賭場一樣註定會贏；你一旦打入內部，除非做了什麼大逆不道的事情，例如寫一篇尖銳的時評，否則不可能失去地位。（就算真的發生了那種事，你也可以辯稱那只是在表達符合公共道德的觀點；只要沒有真的指名道姓，就能僥倖過關。）魯賓不再適合財政部，但歐巴馬所考慮的候選人基本全是他的人；畢竟，歐巴馬是從比他們任何人都更低的起點一路奮鬥打入體制的。邁克爾·弗羅曼是克林頓政府中魯賓的幕僚長，後來曾擔任花旗集團常務董事；他將魯賓介紹給歐巴馬，自己擔任歐巴馬在總統交接期間的人事主管，同時繼續在花旗銀行工作，然後在加入政府之前領取了兩百二十五萬美元的獎金。另一位花旗集團高管雅各布·盧當上了副國務卿，將九十萬美元的獎金收入囊中。儘管有說客從政禁令，高盛的說客馬克·帕特森還是被聘為財政部辦公室主任。魯賓的門徒、銀行救助法案的設計師蒂莫西·蓋特納被任命為美國財政部長，即使被發現他曾公然向他將要領導的機構少繳稅款，仍然順利就職。拉里·薩默斯一手打造了90年代後期傾向銀行的政策，並且從多家將會收到救助資金的銀行獲得數百萬的演講費；他當上了歐巴馬政府的首席經濟顧問。就連歐巴馬的幕僚長勞姆·伊曼紐爾，也在政府工作的三十個月間隙裡從芝加哥一家投資銀行賺了一千六百五十萬美元。這些人都是各自領域的佼佼者，都聰明絕頂，受過最高的教育，都是民主黨人，都與那場史詩般的失敗有所牽連——現在，他們都受僱來清理廢墟。他們曾與那些銀行家一同學習，一同工作，一同吃喝，一同致富，他們又怎麼可能與那些銀行家有不同的視角呢？互相提攜和利益衝突早已融入精英管治的靈魂。這個龐然大物是殺不死的。
康諾頓不安地看著這一切。他知道旋轉門和互利互惠如何運作，也知道當權者潛意識的偏向。在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中，他也曾沉浸在這些世界——投資銀行、國會、白宮、遊說。然而，金融危機如同一場地震，給數百萬人帶來深切的痛苦；終於有一天，憤怒的公眾開始注意到這裡。現在，是華盛頓追擊華爾街的時候了。
參議員若想產生任何影響，就只能選擇關注有限的幾個問題。他的時間表和腦袋都沒有足夠的空間容納更多。當康諾頓和考夫曼都在為拜登工作，而康諾頓想要讓拜登參議員注意到一些新東西時，考夫曼曾說：「傑夫，每次你想把什麼東西拿上船，你就得把什麼東西拿下船才行。」從一開始，考夫曼——他甚至不是銀行委員會的成員——就只專注於兩件事：欺詐，以及「太大而不能倒」的問題。他與其他人共同撰寫了一項法案，授權撥款三億四千五美元，用於僱用更多聯邦調查局特工和資助聯邦檢察官來追捕欺詐者——不僅僅是長灘和坦帕的小額抵押貸款放貸人，也包括在整座大廈傾頹之前隱瞞損失的華爾街高管。決定應該對誰進行調查是司法部的職責，但可以想見，調查物件大概包括雷曼的迪克·福爾德、美國國際集團（aig）的約瑟夫·卡薩諾、美林的斯坦利·奧尼爾，以及——誰知道呢——高盛的勞埃德·布蘭克費恩本人。當《欺詐執法法案》於5月獲得通過，而考夫曼（還是個政府新人）在白宮簽字儀式上受邀與總統一同登臺時，他和康諾頓都以為，他們正有所進展。
9月，考夫曼和康諾頓要求與司法部長埃裡克·霍爾德的副手、負責刑事部門的助理司法部長蘭尼·布魯爾會面。（他和康諾頓十年前就已經相識，他們曾在科文頓與柏靈律師事務所短暫共事，當時康諾頓正要離開律所進入白宮，而布魯爾剛剛入職。）對金融欺詐的調查並沒有什麼成果，考夫曼想確保司法部門確實在調查此案和使用這筆錢。他計劃舉行一場監督聽證會來確保這一點。他們在羅素大廈三樓考夫曼的辦公室見面。布魯爾解釋說，他在諸多限制條件之下工作，其中包括筆記型電腦不足。他說，他依靠聯邦調查局在全國各地的調查員關係網來提起訴訟。
康諾頓預料到了他的開場白。「蘭尼，你需要深入到你的‘管道’中去，確保聯邦調查局和聯邦檢察官的辦公室將此作為首要任務。使勁搖晃你的管道，讓它把案子給你帶回來——不要只是坐著乾等。」複雜的欺詐案件太難勝訴，因此很難擠進繁忙的聯邦檢察官的正常工作流程。肇事者在犯下罪行的同時能夠嫻熟地清除犯罪痕跡和建立防禦，背後還有高薪律師和會計師支援；隨後，他們會用無關緊要的檔案淹沒調查人員。因此，應該建立一支類似特遣隊那樣的隊伍，針對每個被懷疑的機構，花一兩年時間進行調查，花時間學習該尋找什麼證據，檢查每封電子郵件和每條即時訊息。康諾頓回顧了他與布魯爾在克林頓政府中共事的經歷：「你得像肯·斯塔爾一樣。你得像調查毒販一樣針對這些傢伙中的某些人，就像斯塔爾針對克林頓一樣；你得向他們身邊每一個初級工作人員施加壓力，直到有人投靠你。」
這次會面讓他清楚地感覺到，司法部門並沒有把這件事當作緊急事項。
考夫曼的監督聽證會於12月舉行。布魯爾坐在證人桌旁，身旁還有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和聯邦調查局的高階官員。他們都表示他們在調查此案，但需要找到能夠證明動機和意圖的內部人士。請給我們時間。
康諾頓想要相信他們。但2009年過去，2010年到來，什麼都沒發生。
2010年1月中旬，康諾頓和考夫曼前往紐約，會見美聯儲年老的巨人保羅·沃爾克。沃爾克通過推高利率引發一場大型經濟衰退，從而壓制了卡特和里根政府時期的通貨膨脹。銀行家為此愛上了他，農民和建築工人卻堵塞華盛頓的交通來譴責他。然而沃爾克是體制中的一個古怪成員。他生活在政治和金融精英重疊的世界核心，但他已成為華爾街尖銳的批評者——太過聰明的操弄，過高的薪酬——他現在是內部的異見人士，表面上受到尊重，私下裡卻不受信任。他曾告訴一群高管：「過去二十年來，我目睹的最重要的金融創新就是自動取款機……我沒發現有任何證據能證明，近年來金融市場上大量的創新對經濟生產力有什麼明顯影響。也許你可以告訴我，我錯了。我只知道，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沒有這些創新，經濟卻增長良好。事實上，在沒有信用違約互換、沒有證券化和沒有債務擔保證券的80年代，經濟增長也不錯。」
沃爾克成了歐巴馬的完美幌子：他可以用來安撫改革者，併為體制提供掩護。總統任命沃爾克領導他的經濟顧問小組，但並沒有認真對待他的建議。沃爾克的主要提案——禁止銀行設立對沖基金或私募股權基金，禁止用存款人的資金為自己的賬戶做交易——等於向《葛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後退了半步。六個月過去了，什麼也沒發生。
沃爾克與來自華盛頓的訪客一同在中城的會議室裡坐下，他說：「你知道，不管什麼人提出什麼提案，銀行都會出來宣稱它將限制信貸和損害經濟。」接著是長時間的停頓；他頎長的身體上是一張小圓臉，眼鏡後的眼睛睜大了，嘴角兩旁露出謹慎的溝壑，「全是胡說八道。」
考夫曼大笑。他承認，他的野心是徹底恢復《葛拉斯－斯蒂格爾法案》。
沃爾克說：「如果有人想做一些更引人注目的事，我不會阻止。」
下一週，歐巴馬宣佈支援他所謂的「沃爾克規則」。他試圖擺脫自己總統任期的最低潮：斯科特·布朗剛剛搶走泰德·肯尼迪的參議院席位，讓民主黨失去擊敗共和黨阻撓議事的能力；現在，共和黨用這個法子擋住多數黨試圖送進參議院的每一個法案。總統的醫療保險法案似乎已經沒有希望。美國的失業人數達到了大蕭條以來的最高點。
康諾頓認為醫保法案的時機很糟糕。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裡，它吸走了華盛頓的全部空氣，可它跟失業和金融危機究竟有什麼關係？也許是他內心的南方人性格作祟，他懷疑華盛頓並無能力在整個國家正分崩離析的同時，用一份數千頁的法案解決醫保這麼龐大而複雜的問題。他會參加週五早上在哈特大廈會議室舉行的民主黨幕僚長會議，聽著總統助理熱情地談論白宮醫保會議的「公眾形象」、「資訊傳遞」宣傳，以及「成本削減」這種詞語在民意調查中有多受歡迎——有那麼幾周，「經濟」這個詞一次也沒人提及。不過，在醫保方面，考夫曼只是聽從民主黨的領導。康諾頓關心的是華爾街，在這個議題上，他和考夫曼自行其是。
負責華爾街改革法案的參議員是銀行委員會主席克里斯·多德。康諾頓自1995年以來一直不喜歡多德，當年，康諾頓曾敦促克林頓在證券訴訟法案上與大企業鬥爭（那是他第一次跟華爾街作對），多德正是反擊者。多德在華爾街籌集了數千萬美元的競選資金（2007至2008年間就募集了差不多一百萬美元），他欠華爾街太多，他的許多選民似乎也認為他個人應該對金融危機負責。康涅狄格州的選民憤怒地發現，他從全國住房貸款服務公司拿到了一筆優惠貸款，還從銀行救助基金中撥出數百萬美元，作為aig高管的獎金。多德見勢不妙，宣佈他將在2010年底退休。
這本該讓他能自由地跟考夫曼一起追擊華爾街，但康諾頓認為事情剛好相反。如果多德不得不再次面對選民，他會感到壓力，不得不敦促通過一項嚴厲的法案。相反，離開參議院之後，他可以自由地為生活做好準備；在這一方面，金錢的力量仍然會影響他的職業前景。在攻擊建制之前必須想清楚，因為如果你跟隨大流，就會有許多路子過上舒適的生活（例如多德接下來會幹的事：成為電影業的頂級說客）；相反，攻擊建制可能會阻止你進入這個國家的大部分領域，而那裡本來可能有你的位置。要麼加入，要麼退出。
多德花了整整一個冬天，在銀行委員會緊閉的大門後與共和黨人談判，做出讓步，堅持說他想要一份兩黨都支援的法案。但他從未有過任何進展——亞拉巴馬州的理查德·謝爾比不肯合作，而田納西州的鮑勃·科克沒有影響力。沃爾克規則成了可犧牲的東西，葛拉斯－斯蒂格爾則無處可尋。幾個月過去了，康諾頓開始懷疑，多德其實是在與他自己談判，利用共和黨人和兩黨合作的理想，作為削弱金融改革的掩護，並最終達成華爾街可以接受的法案。康諾頓開始明白，委員會主席有最高權力，能決定什麼成為法案，什麼不能，以及是否能在委員會或參議院辯論時增加修正案，哪些修正案能存活，哪些會死去。由於他的上司不是委員會成員，康諾頓對當前情況幾乎一無所知。
有一天，他打電話給前公司的傑克·奎因。「我進不去銀行委員會，」康諾頓說，「我猜，你們很難獲得有關法案的資訊？」
「我昨天剛跟克里斯·多德一起待了四十五分鐘。」奎因告訴他。奎因與他所代表的一家保險公司的執行長一起，跟多德坐下來聊天，對正在發生的事情一清二楚。而康諾頓，一位對金融改革非常感興趣的參議員的心腹，卻毫無頭緒。他寫信給另一位幕僚長說：「我進入政府，是為了改變華爾街；現在我意識到，我剛剛離開的那個圈子對法案的影響，比我在參議院內部更大。」那位幕僚長回信說：「這真是太讓人難過了。」
康諾頓找到幾位記者，他們同意讓他匿名發言；作為「一名參議院高階助理」，他開始在媒體上追擊多德。「我的理解是，多德正在推進一項包含讓步的法案，」他告訴cnbc，「我以為做出讓步是為了獲得他人的支援。經過四個月的談判，多德做出的讓步卻只是讓共和黨人剛剛開始考慮而已。我真的不明白。」同一個參議院高階助理告訴《新聞週刊》：「我們只能寄希望於總統意識到，什麼才利害攸關。」
考夫曼決定將他的提案推向參議院辯論。在康諾頓和另一位助理的幫助下，他起草了一系列演講，關於華爾街的貪婪，關於金融危機，關於我們未能懲罰任何一名肇事者的事實。
當一名參議員站在他的桌前，誦讀工作人員剛剛放在桃花心木講臺上、擺在一杯水旁邊的演講稿時，沒人會聽。參議院主席，一個多數黨的新人，正坐在升高的椅子上，讀著《紐約時報》或是滑動著黑莓手機。有時，參議員面對的是空空如也的議事廳。中途，下一位有發言權的參議員可能會穿過房間後面的雙層門，走到桌前，在那裡翻看事先準備好、直到此刻都未曾讀過的文字。在主席椅子上方的媒體席，沒有記者在聽，沒有人做筆記——只有無人看管的美國有線頻道攝像機在運轉，編好的程式讓它們聚焦在發言者身上，一排排空桌子被切在鏡頭之外。很少會有兩位參議員真正聽取對方的觀點並辯論；有一次，當來自俄勒岡州的新人參議員傑夫·默克利進入議事廳時，一個民主黨參議員和一個共和黨參議員正在單獨地爭辯。他停下腳步，心想：「哇，這可真少見——這裡正在進行一場對話，他們在表明觀點和反駁對方觀點，他們在互相挑戰。」就這樣，在2010年，世界上最偉大的審議機構開始處理關乎民眾的事務。
康諾頓知道，沒有人會去聽考夫曼的演講，所以他們寫的是長篇的、詳細的論文，裡面充滿歷史性的解釋和艱深的論證，希望盟友能在網際網路上引用它們——包括阿里安娜·赫芬頓，以及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和博主西蒙·約翰遜——並廣泛傳播。
3月11日，考夫曼面對空蕩蕩的議事廳詰問：「考慮到我們的政策和監管失敗造成的高昂代價，以及華爾街不計後果的行為，為什麼當我們建議迴歸過去成熟的法條和監管思想時，還需要承擔舉證責任？」他繼續說道：「舉證責任應該在那些只願意對現行金融監管體系的邊緣修修補補的人身上。在經歷如此巨大的危機之後，我非常驚訝，我們的一部分改革建議實際上在許多關鍵領域維持了現狀。」他補充說，他不相信監管機構在下次銀行開始崩潰時能更好地執行規則。國會必須編寫一份清晰明瞭的法案，來替它們做好工作。多德的法案無法解決「太大而不能倒」的問題。「我們需要在這些機構倒下之前就把它們拆解，而不是帶著一份計劃作壁上觀，等它們真的倒下時才去抓住它們。」
3月15日，破產審查員釋出了關於雷曼兄弟的報告，強烈指明是欺詐行為導致公司倒閉；考夫曼再次上臺發言。他聽起來就像1985年的喬·拜登：「最終，這將是一場考驗，考驗這個國家究竟有一個司法系統還是兩個。面對欺騙了投資者數百萬美元的華爾街公司，如果我們對待他們的方式跟對待從收銀機裡偷走五百美元的小賊不同，那麼，我們怎麼能指望我們的公民對法治還有信心呢？」
3月22日，多德的銀行委員會終於提出法案。法案中有一個弱化版的沃爾克規則，對衍生工具的監管十分軟弱，並且沒有明確指出銀行可以承擔多少責任。康諾頓和考夫曼起草了一份尖銳的批評。
「這麼幹可真的會惹惱多德和政府。」康諾頓警告他。
考夫曼說：「我是在跟時代對話。」
這些演講開始引起注意。威爾明頓的《新聞雜誌》在頭版報道了他們，並在社論中以支援的態度引用他們的觀點；《時代》雜誌為考夫曼做了專訪，《赫芬頓郵報》也稱讚他。多德十分惱火，以至於從中美洲打來電話——他正在那裡帶領一個國會代表團訪問——告訴考夫曼：「別再說我法案的壞話了。」康諾頓跟多德的銀行委員會幕僚長談了話，後者向他保證：「不必擔心說得太過。笑到最後的是克里斯。」
此話不假。首先，其他委員會的主席都站在多德那邊。總統的最高顧問也在他那邊。4月初，拉里·薩默斯到訪考夫曼的辦公室，解釋為什麼拆分大銀行是錯誤的。這樣做會使美國在全球金融競爭中的競爭力下降；其實，大型銀行倒下的可能性小於小型銀行。考夫曼決心不被他壓倒，於是友好地輕拍薩默斯的手臂來打斷他的阻撓，引用艾倫·格林斯潘來反駁他。一個月後，輪到了蓋特納。在考夫曼門口等候時，康諾頓和財政部長聊了聊，發現他的態度詼諧而輕鬆。當他們走進考夫曼的辦公室，康諾頓告訴他的上司：「我已經檢查過了——他沒帶武器。」跟薩默斯相比，蓋特納的態度更像是調停，他解釋說，在新的國際資本要求下，大銀行無論如何都會萎縮。考夫曼說，過去的監管失敗了，要想防止再次救助銀行，唯一一個萬無一失的方法就是限制銀行的規模。結果，他們同意保留不同的看法。
最後，連白宮也站在多德那邊——總統站在他那邊。康諾頓回到參議院時，曾想象拜登成為他們的關鍵盟友，他敦促考夫曼拿起電話，要求他的老朋友推動司法部門起訴高層，推動財政部認真對待金融改革。一如既往，考夫曼保護著拜登。華爾街不該是拜登的問題——它會佔去船上一半的空間，而船上已經堆滿伊拉克、經濟刺激和中產階級問題。康諾頓無法克服這種陌生感：他們的前任老闆如今是這個國家的二號人物，距離橢圓形辦公室只有幾步之遙，而他們對華爾街束手無策。共和黨人原本就指望不上，所以康諾頓的不滿更多是針對自己人。「在這全國危機的緊要時刻，如果你不用盡全力揮拳，」他說，「那你可能也欠永居階級的人情。」
4月下旬，考夫曼和俄亥俄州的謝羅德·布朗提出對多德法案的修正案，即《布朗－考夫曼修正案》，提出將銀行的非存款負債限制在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實際上，《布朗－考夫曼修正案》將迫使超過一定規模的銀行被拆分。兩位參議員在參議院發言，不帶講稿地與人辯論。考夫曼的眼鏡掛在鼻尖，他俯身越過桌面，拳頭揮擊空氣，用顫抖的聲音宣稱：「1933年，我們做出了一個決定，這個決定幫助我們度過三個世代。為什麼我們不能通過一條在接下來兩三代人的時間裡都能起作用的立法？不管我們能否選出相信自由市場的總統，不管我們的監管者是好是壞，這條立法都能奏效，為什麼我們不能通過它？為什麼美國參議院不做好它該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