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諾頓在羅素大樓的辦公室裡觀看電視直播，他回想起這些年，自言自語道：「他很像拜登。」後來，康諾頓給考夫曼寫了一張字條：「沒有什麼能比這更光榮了——在原則問題上作為唯一的反對聲音站出來。」
從那個冬天到2010年春天的幾周，是康諾頓工作生涯中最緊張的一段時間。他在7點半抵達辦公室，一直到晚上回家後還在工作；他會開著筆記型電腦閱讀，直到午夜。他花了整整一個週末的時間，細讀雷曼破產審查員長達兩萬頁的報告，然後為考夫曼起草關於它的演講。彷彿在這條路上一度離他而去的古老政治理念如今迴歸了——多年來的漂泊和挫折、那些為籌款而舉辦的早餐會和午後「快樂時光」、那種一點點變得妥協的感覺，一切都煙消雲散了。他回到了塔斯卡盧薩的起點，投身世間最高尚的使命。
但那已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這些年裡，華盛頓已經被金錢的力量俘獲。他也被俘獲了；直到此刻，他才徹底理解，「影響力產業」——遊說、媒體宣傳、草尖和旋轉門——是如何改變了華盛頓。「當你回到政府時，你會意識到，它與公眾利益之間的不對稱變得多麼嚴重。幾乎沒有人會走進你的辦公室，試圖告訴你公眾的觀點。」他開始把自己視為傑克·伯登，小說《國王的人馬》中的敘述者，被政治玷汙，對政治的幻想破滅。
人性保持不變，但當金錢水漲船高，它就會以一千種微小的方式腐化人類的行為。「華盛頓改變了我。」他說，「如果它改變了我，那麼它也必然改變了其他許多人。」
有三千名說客聚集在國會山，敦促國會不要對銀行製造的廢墟做出任何根本性的改變。誰站在另一邊？是憤怒和困惑的公眾，他們不知道該如何使用權力槓桿。在被說服的人中，只有少數幾個有影響力的部落格作者。80年代，一個由工會、出庭律師和消費者保護團體組成的聯盟就可以一戰，但到了2010年，他們很多時候都無能為力。美國金融改革聯盟當時正在推動建立一個新的消費者機構，但康諾頓不得不打電話問他們：「你們在哪兒？你們在國會山沒有存在感。」倘若《布朗－考夫曼修正案》符合受企業操控的美國的利益，那麼康諾頓早在與一群說客、策略家和行業領袖合作，一同對國會施加巨大的壓力。但現在事情並非如此，他幾乎是單槍匹馬。
考夫曼和康諾頓決定解決股票市場的脆弱性。儘管金融危機並不是它引發的，但它仍然是數百萬美國人進入金融世界的入口，而它帶著他們的投資一起垮掉了。就像信貸一樣，股票已不再是康諾頓在商學院和華爾街時的模樣。股票市場已不復以往：曾經，穿著藍色外套的男人揮動訂單，大聲嚷嚷好讓人聽到，一次只能進行幾筆交易。如今，它已成為一個計算機化的賭場，在全國各地有超過五十個場地，由高頻交易員主導——就像撲克桌旁的鯊魚——他們使用先進的演算法，每秒進行數千筆交易，從股票價格的微小波動中獲利。康諾頓花了幾個月來研究這些新市場，對這座電子迷宮的不透明性深感震驚。他是一個非常成熟的投資者，但他不再明白自己下達的交易訂單究竟發生了什麼，似乎也沒有任何一個內部人士能解釋清楚。普通投資者處於極大的劣勢，市場在極端波動面前十分脆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在監管上已落後數年。
考夫曼開始推動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改善對高頻交易的監管。起初，康諾頓以為他們有所進展。瑪麗·夏皮羅，歐巴馬選擇來領導該委員會的人，說她與考夫曼有著同樣的擔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將審查股權市場的結構。在一次會議上，委員會的一位官員告訴康諾頓：「哇，很高興能聽到一位非產業人士的意見。」除了擔心監管的金融人士，沒有人會走進位於聯合車站旁f街上的委員會大門。但是，隨著華爾街積極爭取小到不能再小的改變，美國證券交易委員陷入了惰性，再一次，什麼也沒發生。
2010年5月6日是康諾頓在政府的第二次生命開始終結的那一天。下午的早些時候，股市在八分鐘內突然暴跌七百點，然後逆轉翻盤；片刻之間，近一萬億美元灰飛煙滅。閃電崩盤——人們後來如此稱呼它——正是由考夫曼警告過的那種自動交易引起的。幾個小時後，當弗吉尼亞州的民主黨參議員馬克·華納向參議院解釋剛剛發生的事情時，考夫曼正坐在主席的椅子上。「我現在相信了。」華納說。他邀請考夫曼走到發言臺前，讓考夫曼對全世界說：「我早就告訴你們了。」考夫曼照做了。
然後，考夫曼再次提出他的修正案，號召回歸葛拉斯－斯蒂格爾時代的規限。
同一天下午，克里斯·多德在拒絕討論《布朗－考夫曼修正案》幾個星期後，突然掃清道路，安排在那天晚上突擊投票。這個修正案已經在媒體和國會山上獲得反響，甚至一些共和黨參議員都宣佈了他們的支援，其中包括銀行委員會的資深成員、亞拉巴馬州的理查德·謝爾比。現在，是時候阻止布朗－考夫曼了。
在投票前不久，參議院最富有的成員之一，加利福尼亞州的黛安·范斯坦詢問伊利諾伊州的理查德·德賓，「這個修正案是關於什麼的？」
「拆分銀行。」
范斯坦吃了一驚：「這裡仍然是美國，不是嗎？」
晚9點剛過，修正案以六十一票對三十三票沒能通過。結果公佈後，多德發言並告訴參議員，這一天是參議員理查德·謝爾比的生日。多德說，下午4點左右，銀行委員會已經分享了一塊蛋糕。「所以，我們在辯論進行中慶祝了生日。這很重要：美國人民知道，我們的觀點可以有天壤之別，但我們仍能共事。雖然我們在實質性問題上無法達成共識，但我們可以在個人層面、私人層面上享受彼此的陪伴。」然後，多德參議員祝謝爾比生日快樂。
那天晚上，考夫曼回到拉塞爾的辦公室，康諾頓問他應該在新聞稿中加入什麼。考夫曼只能擠出四個字：「我很失望。」他們知道法案註定要失敗，但沒想到會敗得那麼慘。短短幾個小時裡，首先閃電崩盤證明了他們是正確的，但緊接著他們就被「太大而不能倒」狠抽了幾鞭。康諾頓內心的南方人對註定要失敗的行動仍懷有浪漫的信念，他告訴職員：「有些東西值得我們為之奮鬥。」
5月21日，多德法案通過參議院，7月21日，歐巴馬總統簽署《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沃爾克規則名存實亡，留給監管機構的只有無關緊要的條款。考夫曼一度認為這個法案太弱，不想支援它，但最終，他還是跟隨他的政黨投了贊成票。
支援強力法案的主要遊說團體——美國金融改革聯盟——舉辦了一場派對，並邀請考夫曼的工作人員前來慶祝。畢竟，新法建立了一個名為「消費者金融保護局」的聯邦機構，將為美國公眾提供支援，康諾頓也喜歡《多德－弗蘭克法案》的這一部分。這場派對是在遠離市中心的一個破舊租賃劇院舉行的，食物包括白麵包、燻腸和多力多滋玉米片。康諾頓回想起他在豪華的市中心會議室參加過的所有公司活動，那裡有蝦和烤牛肉。而他很高興身在此處。
考夫曼縮水的參議院任期還剩下四個月，但大戰已經結束。他們輸了大部分戰役，有一些陷入晦暗不明的僵局，甚至還不如輸掉。就他而言，康諾頓寧願拋棄整個《多德－弗蘭克法案》、沃爾克規則以及其他一切，只要能簡簡單單地執行法律就夠了。衝著華爾街的下巴投出快球，讓幾個高管入獄，其效果將超過所有新規的總和。
考夫曼將接替伊麗莎白·沃倫，擔任監督救助基金的國會小組負責人。他問康諾頓接下來想做什麼。在政府找一份工作？在華盛頓領導一個支援金融改革的非營利組織？
康諾頓想象自己成了內政部的一名員工，每天在c街西南角吃午飯，走向一個熱狗小販：「今天有酸菜嗎，哈維？」加入非營利組織的想法同樣令人沮喪。如果共和黨掌權，那是另一回事，但如今，白宮的人本該跟他站在同一邊。如果他要跟建制作對，那麼在歐巴馬－拜登治理下的華盛頓，這麼做並沒有意義。8月下旬的一天，康諾頓正在換頻道，格倫·貝克出現了；他告訴國會大道上聚集的一大群人，改變不是來自華盛頓，而是來自生活在全國各地真實地方的真實的人。
貝克是一個混蛋，但阿里安娜·赫芬頓兩天後在專欄中寫了同樣的話。他們是對的。康諾頓對茶黨感到暗暗的同情。
他肯定可以回到奎恩-吉萊斯皮，但如果他再在那裡多待一天，它就會被寫入他的墓誌銘。相反，與考夫曼共度的歲月最讓他驕傲，那可能會成為他在華盛頓職業生涯的最後印記。他快五十一歲，已經厭倦做其他人的二號人物。如果他待在這裡，不管做什麼，他都必須維持這種假象——他是拜登的人；也許，他會再次被他二十五年來忠誠對待的人羞辱。「實話說，這讓我痛苦，」康諾頓說，「拜登當副總統時，我厭倦了當一個騙子。我不在乎這意味著多少錢，不在乎有多少人想給我買杯酒喝，我偏偏不想這麼做。這就像是照鏡子一樣。」他想得越多，就越明白：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離開華盛頓。
9月，他用一天時間就賣掉了他在喬治城的聯排住房，並在11月1日完成交易。第二天是選舉日。共和黨人重新奪回了眾議院；無論曾有多大的機會讓銀行和銀行家為上一次金融危機負責，並藉此阻止下一次危機，這些機會都不復存在了。那天早上，康諾頓坐火車去了紐約。他被邀請前往曼哈頓下城的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在一場座談中為另一位無法到場的參議院助理替補發言。他的主題是「金融危機和金融犯罪」。這個六樓禮堂裡有三百多人——華爾街高管、監管人員、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的律師。他試圖將兩年的工作濃縮到十五分鐘。
「首先，金融危機的核心是否存在欺詐？」康諾頓開口了，「其次，到目前為止，執法部門的反應是否對金融欺詐造成有效的威懾？第三，聯邦執法機構是否足以檢測欺詐和操縱，特別是在日益複雜的市場中？最後，華爾街本身是否應該關心這一切？「
他暫停片刻。
「簡而言之，我的回答是：是，否，否，是。」
他回顧了司法部的失敗：儘管雷曼的破產審查員和參議院下屬的常務調查委員會提出了大量證據，他們仍然未能起訴任何高層人員。他談到了證券交易委員會在面對高頻交易員操縱股市時的癱瘓。觀眾席鴉雀無聲，人們在專注聽他講話。
「考夫曼參議員的任期，以及我作為參議院職員的時間，將在十二天後畫上句號。」他總結道，「但這並不是一個參議員的鬥爭。這些問題涉及法治的基礎和美國未來的經濟成功。為了大眾的利益，我希望你們能給出令人滿意的回答。「
出門後，他站在拿騷街和華爾街的拐角處，激動得無法自已。他剛剛在美國金融的核心地帶自爆了。他將再也無法成為永居階級的一員。
康諾頓的參議院工作於11月15日結束。他飛往哥斯大黎加，立即進行了一場八個小時的徒步。回到酒店房間，他開啟淋浴，沒有脫衣服就走了進去。他站在水流下，讓它浸潤身體，直到他覺得自己乾淨了。
401（k）是美國於1981年創立的退休金賬戶計劃，適用於私人公司僱員，因相關規定在美國稅法第401（k）條中而得名。該計劃允許僱員將部分工資存入退休賬戶，存入資金可享受延後交稅的優惠。賬戶中的資金可用於投資，增值部分可免除資本增值稅，但因此也受市場波動影響。
瑞普·凡·溫克爾，小說家華盛頓·歐文筆下的角色，該角色飲酒後陷入長眠，二十年後醒來時發現一切已物是人非。
迪克·福爾德，即小理查德·s.福爾德，雷曼兄弟最後一任執行長。約瑟夫·卡薩諾，從1987年起擔任aig保險集團金融產品部門主管，被認為是導致2008年金融危機的關鍵人物。斯坦利·奧尼爾，金融危機爆發時擔任美林集團執行長和董事會主席，2007年10月被迫辭職，但拿到鉅額遣散費。勞埃德·布蘭克費恩，高盛集團前執行長和董事會主席；金融危機期間，在其他投資銀行紛紛破產和被併購之時，他利用低利率和政府資助，令高盛一躍成為美國第二大投資銀行。
指《欺詐行為執法及恢復法案》（fraudenforcementandrecoveryact），此法加強了對金融機構、債券、貸款、商品等領域欺詐行為的執法力度。
肯·斯塔爾，即前文提及的肯尼斯·斯塔爾。
保羅·沃爾克，美國經濟學家，曾於卡特和里根總統任期擔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也是歐巴馬總統的經濟顧問。
斯科特·布朗，共和黨人，2010年當選為聯邦參議員，接任前一年去世的民主黨參議員泰德·肯尼迪，成為馬薩諸塞州近四十年來的第一位共和黨參議員。斯科特的當選也使民主黨在參議院的席位減為五十九席，失去絕對多數地位，因而共和黨有更多機會阻攔歐巴馬政府的法案。
阿里安娜·赫芬頓，網路媒體《赫芬頓郵報》（huffpost）創始人。
草尖（grasstops），遊說產業常用術語，與草根相對，指的是與政府高層有關係或在本地政治中有較大影響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