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兩千萬觀眾——也就是六分之一的美國家庭——正在觀看「美國最受信任的人」沃爾特·克朗凱特報道的cbs晚間新聞，在洛杉磯，一個猶太牛排館老闆和他的銀行家妻子收養了一個三週大的愛爾蘭裔男嬰。這對夫婦的名字是傑拉德·布萊巴特和阿琳·布萊巴特，他們給這個男嬰起名叫安德魯。
安德魯兩歲時，《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不懼尼克松政府的威脅，發表了五角大樓檔案。第二年，《華盛頓郵報》派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去報道華盛頓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總部發生的闖入事件。安德魯的蹣跚學步時期恰逢舊媒體的黃金時代。
布萊巴特一家是中上層階級的共和黨人（家裡擁有四間臥室，一個游泳池，還有峽谷景觀），生活在富裕而自由的布倫特伍德。安德魯伴隨著美國流行文化、英國新浪潮和好萊塢名人長大。「哪位名人進了餐館？」他會問他的父親（有里根一家、布羅德里克·克勞福德、雪莉·瓊斯、卡西迪一家，還有許多其他名人）。安德魯跟馬里布的頂級職業選手學網球，還有一回跟法拉·福塞特一起尋找老師，度過了令人難忘的十五分鐘。
cnn在1980年開播時，安德魯十一歲。《麥克勞林團隊》和《交叉火力》將大喊大叫引入新聞分析那年，他十三歲。安德魯從小就對突發新聞上癮。在布倫特伍德學校，為了彌補自己既不有名也不有錢的現實，他在課上高談闊論，在校刊《布倫特伍德之鷹》上發表關於高中社交生活的文章，其中引用了胡編亂造的滑稽語錄。為了跟得上朋友的生活方式，他不得不去打工送比薩，從演員賈奇·萊茵霍爾德之類的人那裡拿到豐厚的小費。基本上，他是一個「終極x世代懶鬼」，布萊巴特後來描述道，「我沒有特別政治化，而且回想起來，我是一個預設的自由主義者。每週看四部電影，熟悉網路電影片道，在淘兒唱片行徜徉數小時，我以為這些都是我作為美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
1987年，聯邦通訊委員會以四票比零票推翻了其自1949年以來一直生效的公平原則；這條原則要求公共廣播電臺的許可證持有者以誠實和公平的方式來呈現重要議題（這次投票為薩克拉門託的電臺主持人拉什·林博鋪平了道路，第二年，他將他的保守主義談話節目推廣到全國）。這一年，布萊巴特進入杜蘭大學。他在新奧爾良的四年是與一群富有、喧鬧、放蕩的朋友一起開派對度過的，天天喝到不省人事，把父母的錢押在橄欖球賽和西洋雙陸棋上。
在這種虛弱的狀態下，布萊巴特從美國研究教授和他們的閱讀書目那裡受到了險惡的影響，這其中包括福柯、霍克海默、阿多諾和馬爾庫塞，而不包括愛默生和馬克·吐溫。幸運的是，他醉得太厲害了，沒能徹底接受批判理論的灌輸；但流行的道德相對主義哲學不可避免地侵蝕了他的個人標準。從法蘭克福學派到夜夜酩酊大醉，這中間的距離並不遙遠。
布萊巴特一路跌跌撞撞地畢了業，回到洛杉磯的家裡；父母切斷他的零用錢，給了他一次人生中的重大打擊。他開始在威尼斯海灘附近做餐廳侍者。辛勤工作讓他感到充實。「我的價值觀從流亡中歸來了。」
1991年秋天，他把電影片道調到克拉倫斯·托馬斯的聽證會，滿心以為自己會跟安妮塔·希爾和民主黨人站在一邊。恰恰相反，他被激怒了：租來的色情電影，對一罐可樂上夾的陰毛的無心評論，竟被用來摧毀一個值得尊重的男人，僅僅因為他是保守派和黑人，原本應該保持中立的記者卻帶領這群暴徒發起攻擊。布萊巴特如夢初醒，他熱愛尋歡作樂的靈魂中誕生了仇恨。他永遠不會原諒主流媒體。
又過了幾年，安德魯·布萊巴特才找到他的人生使命。1992年，《華盛頓郵報》公司的主要投資者沃倫·巴菲特警告稱，「隨著零售模式的變化以及廣告和娛樂選擇的激增，曾經強大的媒體企業的經濟實力將不斷受到侵蝕。」同年，布萊巴特找到一份工作，在好萊塢周邊遞送劇本。他喜歡在他的薩博敞篷車上聽調頻廣播，而不是在邁克爾·奧維茨的外圍辦公室拍人馬屁，或是去參加派對，聽人說：「我在《為你痴狂》的服裝室工作。」不過，當垃圾搖滾接管了另類搖滾電臺（「這些愛發牢騷、有自殺傾向的怪人都是誰啊？」），他厭惡地轉向了調幅廣播。在那裡，電臺談話節目正等著他。
他意識到，為了能聽到霍華德·斯特恩和吉姆·羅馬，他什麼都願意做。他帶上隨身聽，好在下車後送交劇本時也能繼續聽。但他仍然是一個不假思索的自由主義者，以至於當他在女朋友的父親——一個名叫奧森·比恩的電視演員——的咖啡桌上看到林博的書《事情本該如此》（thewaythingsoughttobe）時，他對此嗤之以鼻。
「你聽過拉什·林博的廣播嗎？」布萊巴特未來的岳父問道。
「聽過，他是個納粹還是什麼的。」
「你確定你聽過他嗎？」
奧森·比恩常出現在60年代的遊戲節目裡，是《今夜秀》上第七常見的客人——他的看法還是頗有影響的。在1992年競選季的幾個月裡，布萊巴特把電臺調到了林博的頻道，他開始將「這位拉什博」視為他真正的教授。「我驚歎於他如何能夠吸收突發新聞，提供一種有趣且清晰的分析，我從沒在電視上看到過這種分析。」隱藏的事物結構變得清晰起來。
同年，一位擔心布萊巴特失去方向的高中朋友上門拜訪，並告訴他：「我已經看到你的未來，那就是網際網路。」
布萊巴特反問道：「什麼是網際網路？」
1994年的一個晚上，他發誓在連上網之前絕不離開自己的房間。這個過程花費了一隻烤雞、半打比爾森啤酒，以及在一個原始的資料機上付出的幾個小時的汗水和努力，好在最後，他終於聽到了連線上網的噼啪聲；突然間，安德魯·布萊巴特連線上了網際網路，一個民主黨－媒體綜合體鞭長莫及的地方，在那裡他可以說任何話，想任何事，成為任何人。他重獲新生。
不久後，布萊巴特發現了一個單人運營的新聞摘要網站，名為《德魯奇報告》——上面混雜著政治報道、好萊塢八卦和極端天氣報告。他被迷住了；當德魯奇開始揭露媒體不願觸及的克林頓性醜聞時，布萊巴特意識到自己想在人生中做些什麼。德魯奇和網際網路將他從他那一代人玩世不恭的諷刺中拯救出來，向他展示一個人就有力量揭穿綜合體的腐敗。布萊巴特滿心敬畏，他發了一封電子郵件給這位神秘的馬特·德魯奇：「你有五十個人嗎？還是一百個？你們有棟樓嗎？」德魯奇向他介紹了一個名叫阿里安娜·赫芬頓的富裕作家，她出生在希臘，現在住在洛杉磯，離了婚，想要做像德魯奇那麼出色的行當，基於網際網路揭穿醜聞。1997年夏天——在msnbc（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新聞頻道）和福克斯新聞成立一年後——布萊巴特受邀來到她在布倫特伍德的宅邸；他們吃著希臘菠菜派，喝著冰茶，這時，阿里安娜提出要給他一份工作。很快，她就讓他忙得沒法回家了。
網際網路和保守主義運動在布萊巴特的大腦中合流了。他讀過卡米拉·帕格利亞的政治學著作，他認為自己的人生就見證了極權主義複合體的存在。自出生以來，他就一直生活在敵後戰場：好萊塢精英的自由派法西斯主義，主流媒體的左翼偏見，杜蘭大學課程大綱上來自納粹德國的流亡哲學家——他們已經定居洛杉磯，接管高等教育，目的是摧毀歷史上最酷的生活方式，將科特·柯本之類令人抑鬱的虛無主義馬克思主義強加於此地。左派知道右派所忽視的事實：紐約、好萊塢和大學校園比華盛頓更重要。政治戰爭完全是關於文化的。作為一個勉強有份工作、自學成才的前x世代，帶著注意力缺陷障礙（add）的診斷，還對網際網路上癮——布萊巴特有著獨一無二的有效武裝，為這場戰爭做好了準備。
在接下來的八年裡，布萊巴特與阿里安娜和德魯奇合作。他幫助阿里安娜完成了她最大的一場政變，揭露了克林頓的一個親信如何編造自己的戰爭記錄，將他從阿靈頓國家公墓裡趕了出來。誰還需要《紐約時報》呢？「相比起華盛頓那些有著幾百名記者的主流媒體，我們在洛杉磯用最少的資源幹了更多的活。」
布萊巴特踏足其上的領域正在逐漸消失，搖搖欲墜地向他敞開。舊媒體的支柱轉向了資訊娛樂和意見新聞，以節省資金，並留住容易分心的觀眾。記者們被嚇壞了，因為傑森·布萊爾在《紐約時報》編造故事，而丹·拉瑟在《六十分鐘》上播報假造的檔案；左右兩翼的看門犬狂怒地衝著每一絲偏見跡象咆哮，新媒體暴發戶則嘲笑著受驚的看門人，直到沒人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真的，沒人再相信媒體，媒體也不再相信自己。
對於布萊巴特來說，要想宣示自己的主權，這可真是個完美的環境。
2005年——這一年，拉瑟被cbs解僱，《華爾街日報》將版面寬度從十五英寸減少到十二英寸，《洛杉磯時報》又額外裁減六十二個新聞工作室崗位，而當時已經皈依自由派的阿里安娜在安德魯的幫助下建立了《赫芬頓郵報》（他後來聲稱想將它打造成綜合體內的第五縱隊）——布萊巴特新聞網（）上線了。這是一個有線新聞服務的聚合網站（你可以在這裡同時抨擊和訂閱舊媒體）和一個講述真相的論壇，有著「快艇老兵」和其他公民記者的精神。新媒體的偉大之處在於任何人都可以參與。布萊巴特會不停地飛去紐約，確保能受邀參加主流媒體派對，在那裡喝下他們的蘋果馬蒂尼和黑比諾葡萄酒，讓他們以為他跟他們站在同一陣線。但在晚餐結束時，他會當著他們的面說：「你們不懂。美國人現在掌控了敘事，你們不能搶過方向盤，開著它衝下懸崖。」
對布萊巴特來說，一切都在2009年8月的一天改變了——那一年，《芝加哥論壇報》取消駐外記者席位，《華盛頓郵報》關閉在紐約、芝加哥和洛杉磯的三個國內辦事處——那一天，年輕的公民記者詹姆斯·奧基夫帶著一批原始錄影走進布萊巴特家。它們是美國這個偉大社會的阿布格萊布事件。影片中，奧基夫和另一位名叫漢娜·賈爾斯的公民記者假扮成皮條客和妓女，聲稱自己想要利用從薩爾瓦多販運的未成年女孩建立一家妓院。詹姆斯和漢娜將隱藏攝影機帶到全國性左翼組織acorn在紐約、巴爾的摩和其他城市的辦公室，在那裡，初級員工坐在桌子對面，為他們提供如何建立業務、同時利用聯邦稅法為自己牟利的建議。「這就像眼睜睜看著西方文明從懸崖上跌落一樣。」
布萊巴特完全明白該怎麼做。通過揭露新聞來製造新聞。像馴犬一樣餵養媒體，每次只放出一段錄影，而不是一次吃掉整頓大餐；讓acorn和新聞媒體措手不及，暴露出他們的謊言和偏見，同時讓故事保持活力。利用福克斯新聞網之類友情電視網路來放大效果。不斷進攻，不顧臉面。他真正的目標是主流媒體——說實話，誰關心acorn從掠奪性貸款人手中救下的那些貧困房主，或是它努力幫助提高工資的低收入工人呢？不到幾個月，acorn已不復存在，布萊巴特成了茶黨英雄，媒體巨頭正競相發表他的個人專訪。那感覺就像同時服用了所有被禁的a類麻醉劑。
太好玩了！說出真相很好玩，牽著美國人的鼻子走很好玩，把緊張的記者的頭腦攪亂很好玩，幫助主流媒體實施自殺也很好玩。布萊巴特上了政治評論脫口秀節目《比爾·馬赫的真即時刻》，為自己挺身而出，衝向政治正確的暴徒觀眾，那是他人生中難以置信的堅決一刻。他發現自己領導著一群鬆散的愛國不滿者，而他面前是與開國元勳一樣的機會——領導一場反對綜合體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