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初，《聖彼得斯堡時報》將邁克·凡·西克勒從房地產危機上調走，改派他去報道聖彼得斯堡市政廳新聞。他了解原因：預算緊張，報紙砍掉了幾百個職位。他曾希望繼續深入對桑尼·金的報道，調查那些給他的交易開綠燈的角色，但他無法確切地告訴編輯如何才能在三個月裡達成目的、大獲全勝，他們等不起了。
6月，桑尼·金被聯邦政府起訴；他承認了洗錢和欺詐罪。對佛羅里達州中區來說，這是一個大案，但凡·西克勒已經將它全盤交出。美國檢察官辦公室宣佈，金參與了一場陰謀，調查尚未完成，但幾個月過去了，沒有其他人涉案。凡·西克勒想知道：「大逮捕在哪兒呢？銀行家、律師、房地產專業人士都在哪兒？」金只是網路中的一員——那些機構又如何呢？華盛頓和紐約也是如此：沒有一個針對大型銀行的刑事案件。凡·西克勒滿是疑惑。「這將是歷史上最大的謎題之一：為什麼歐巴馬當選總統後，埃裡克·霍爾德沒有將這作為優先事項。」
在坦帕周邊，2010年已是最低谷。希爾斯伯勒縣的失業率超過百分之十二。住宅市場已徹底溺斃，商業地產也開始沉入水底。中產階級出現在危機中心和社會服務機構，卻對如何駕馭政府福利的迷宮毫無頭緒。電視上出現了四口之家睡在汽車上的故事，孩子不想告訴同學自己住的地方。廣播中的貴金屬廣告警告稱，在新的華盛頓－華爾街經濟中，股票市場將會崩潰，惡性通貨膨脹將引發經濟衰退。但是，除了等待房地產市場復甦之外，似乎別無他法；而復甦應該在2015年左右發生。縣委員會重新修改法規，降低了對開發商徵收的環境影響費，儘管希爾斯伯勒縣周圍有數萬棟房屋空置，但只要能讓增長機器運轉起來，什麼都可以做。危機感會驟然燃起，然後在潮溼的環境中枯萎。陽光和海灘仍然在這裡。那是一場蟄伏的大災難。
有一個想法啟發了坦帕的一些人：鐵路。當坦帕即將成為美國的下一個偉大城市時，陽光地帶周邊的所有競爭對手（夏洛特、鳳凰城、鹽湖城）都沒有通勤鐵路系統。現在它們都有了，把坦帕甩在了後面。坦帕有一項等待通過的輕軌計劃，需要通過提高銷售稅來實現，但是希爾斯伯勒縣委員會始終拒絕將其列入選票。2010年，風向轉移了。共和黨縣長馬克·夏普——一位健身愛好者、閱讀愛好者和遭到裁員的前海軍情報官員——將輕軌作為自己的事業，他說這將帶來經濟發展，最終會將坦帕灣提升到過去二十五年來未曾抵達的地位。夏普是一個保守派人士——1994年，他曾嘗試加入金裡奇的革命，以格羅弗·諾奎斯特的免稅承諾來競選國會議員（他輸給了民主黨現任議員）。但是到了2010年，他為共和黨變得如此狹隘和極端而感到震驚。他渴望成為像約翰·麥凱恩那樣的改革家；他以其他共和黨當選官員不敢的方式發表講話，引用約翰·昆西·亞當斯的觀點來指出需要通過運河和道路來團結全國，引用林肯來要求聯邦政府為鐵路提供聯邦土地貸款，引用艾森豪威爾來談論州際高速公路系統。他微笑著告訴聽眾：「從憲法上來說，聯邦一級的政府參與道路建設是沒問題的。」但是此時此刻，高速公路陷入堵塞，汽油價格居高不下，而275號州際公路只能加寬到這麼多。夏普公開嘲笑了增長機器。「他們建造了某種東西，管它叫‘休閒橡樹園’，希望在中間挖一條運河穿過去，還要開闢一個九洞高爾夫球場。我不知道你怎麼想，我打了一兩次高爾夫球就覺得無聊透頂。」
輕軌看上去像電車，但比普通的鐵路或地鐵更慢也更便宜。該計劃要求建造四十六英里的單線軌道，從機場穿過西岸到坦帕市區，然後往北抵達南佛羅里達大學和新坦帕。軌道將沿用一些曾經穿越坦帕、早已廢棄不用的電車路線。2010年，希爾斯伯勒縣委員會最終投票決定，將在11月對收取百分之一銷售稅用於交通建設進行全民公投。
凡·西克勒從少年時代起就喜歡火車，那時，他曾搭乘克利夫蘭快速列車前往市政體育場和平原區。他在輕軌上看到了令坦帕崩塌的郊區問題的解決方案。修建軌道和車站會創造就業機會，但更重要的是，輕軌會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人們會下火車然後步行，而步行（無須擔心交通事故導致的死亡）會改變城市景觀；城市不再是購物廣場、停車場、加油站和路邊指示牌，而會變成聯排住房、咖啡館、書店，那種能鼓勵行人流連的地方；它們的出現會刺激其他店鋪聚集，不久之後便有了密度——簡·雅各布斯的天堂。陌生人會在非創傷性的偶然相遇中交流思想。坦帕將吸引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科技初創企業和公司總部，就像它那些擁有通勤鐵路的同伴已經做到的一樣；這將會使經濟擁有比房地產更堅實的基礎。重心將移回城市，遠離鄉村步道和馬車角，而後者將逐漸變得無關緊要。如果要解決致命的增長機器問題，答案就是鐵路。
凱倫·賈洛赫在坦帕長大，是一名退休軍官的女兒。1980年，十六歲的她鼓起勇氣，在西岸區的肯尼迪大道一角舉起牌子，支援里根和保拉·霍金斯，後者是一名共和黨人，在當年的保守派大勝中成為佛羅里達州第一位女性參議員。那是凱倫近三十年來最後一次公開的政治行動。她與南佛羅里達大學的一個同學結了婚，他是她見過的最自由派的人；起初他們沒法談論政治，但年復一年，她以安靜、合理的方式將他帶到了她那邊。他們兩人都是受過培訓的工程師，住在新坦帕市一個高爾夫球場旁，那是位於城市外圍北側的一個郊區繁榮堡；他們養育了四個孩子，而凱倫成了一名全職媽媽，一個去教堂的人，一名家長教師協會（pta）成員，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是一個普通的中產階級女性，也包括她無法辨別出生地的美國中部口音。
她有一張方臉，一頭黑髮留著80年代風格的蓬鬆劉海。她一直投票支援共和黨，儘管她不喜歡布什在醫療保險處方藥法案和「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中所做的——政府幹預太多了。她和丈夫一直生活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擁有價值二十五萬美元的房屋，當她在宴會上遇到一對收入遠低於她丈夫的夫婦，得知他們的房子價值七十萬美元時，她感到震驚。「他們正試圖從泡沫中賺錢。他們將會住在那裡一整年，只付利息。他們擁有各種不切實際的計劃，而我們得確保每件事都是正當的。你知道的，他們將會惹來一場麻煩。」她將此也歸咎於政府——而不是放松管制、華爾街或放貸方。在她看來，1992年的《社群再投資法案》（communityreinvestmentact）迫使銀行改變規則，向不符合資格的人提供次級貸款，好讓更多美國人能擁有房屋。是政府推動銀行，而不是相反。銀行怎麼會情願賠錢呢？
儘管如此，直到2008年，凱倫從未參與過政治活動。年初，她從布什那裡得到了六百美元的經濟刺激支票。她想：「這是什麼？他們為什麼要把這東西發給每個人？政府的職責可不是收錢並重新分配。」但是她沒有參與選舉，因為她對約翰·麥凱恩不感興趣。然後8月，薩拉·佩林出現了。佩林讓凱倫像是觸電一般。「我可以通過多種方式與她建立聯絡——她會吐舌頭，表達我相信的觀點，說出這些並且不會為此感到羞恥。她和我同齡，她跟我在同樣的年紀結婚，她有孩子，她也是家長教師協會成員，還有她對經濟的看法也和我一致。」凱倫是素食主義者，但佩林喜歡打獵這件事並沒有讓她不舒服，只要佩林能把獵物吃掉就好。佩林不是精英——這是凱倫能夠建立認同的一面。坦帕被強大的商業精英控制，那是像阿爾·奧斯汀一樣的人，正是他建立了西岸區；他們一遍又一遍地犯著同樣的錯誤——政府幹預過多。讓凱倫開始接觸政治的人是里根，後者作為一名外來者加入並推翻了這一體系。就像佩林一樣。這就是凱倫想要的。
《銀行救助法案》，然後是歐巴馬的刺激計劃，舊車換現金計劃，《汽車工業救助法案》……支出已失控，並且看起來大企業似乎正與大政府沆瀣一氣。有人在賺錢，而且不是無名之輩。凱倫不知道刺激計劃的三分之一是減稅，她也不需要知道，因為在她聽到「鐵鏟在手專案」的那一刻，就已經開始反對了。像她這樣的人做著他們應該做的事情，卻被要求去救助那些隨心所欲花錢的人，一次又一次，永無止境。從歐巴馬的舉動來看，他不相信美國人的理想，即辛勤工作能帶來回報，以及人得量入為出。他的共產主義者父親——歐巴馬寫了一整本書來講他——以及激進的導師將其他想法注入了他的意識。
凱倫開始擔心她的美國——她成長於其中的國家——等到她的孩子長大將不復存在。一天，她正在幫兒子準備期中考試，內容是關於古埃及的，這引起了她的思考。最初，每個人都在尼羅河沿岸耕種土地，並給法老王進貢大米，但後來，法老王想為自己的榮耀建造金字塔，他們開始向人民徵稅。羅馬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在美國也正在發生同樣的事情。這個國家正在衰退，她的孩子可能不會再擁有她曾擁有的機會。
凱倫是格倫·貝克節目的忠實聽眾——早在2000年，他就在坦帕的談話廣播中脫穎而出——因為他現在所說的與她的感受如此貼近，她錄下了他在福克斯新聞臺的新節目。格倫·貝克在巴拉克·歐巴馬當選後如日中天，每天下午有近三百萬人會轉檯觀看。2009年2月上旬，就職典禮幾周後，貝克建議觀眾去見見彼此：「像你一樣的人比你想象中更多。」聽到這句話，凱倫大受鼓舞，她花十美元建立了一個線上聚會網站，組織了坦帕「9·12」專案的首次聚會。貝克的運動基於九項原則，包括「美國是好的」和「我為自己擁有的東西而努力工作，我想跟誰分享就跟誰分享」，以及十二個價值觀，其中包括敬畏和希望。
2009年3月13日，人們聚集在肯塔基州的希伯倫、亞利桑那州的金谷和全國其他城鎮，參加觀看派對。有八十人在坦帕啤酒屋見了面。下午5點鐘，《格倫·貝克秀》開始了。節目播放了2001年9月11日的錄影帶，展示襲擊發生後美國人有多麼勇敢和團結；格倫·貝克站在後臺，金髮寸頭，穿著細條紋西裝和運動鞋，靠近相機，整張臉充滿鏡頭，哽咽著忍住眼淚。「你準備好成為‘9·11’之後那天——‘9·12’——的自己了嗎？我已經說了好幾個星期，你並不孤單。」貝克抬起頭，伸出雙臂。「我正在變成一個他媽的電視福音傳道士！」他的嗓音斷斷續續，眼睛浮腫，身形因成千上萬失敗與悲傷所帶來的卑微痛苦而變得龐大，那是他為他的數百萬觀眾所揹負的。他擦去了一滴眼淚。
「對不起。我只是熱愛我的國家，我為它感到恐懼。就好像我們的領導人、特殊利益團體還有媒體的聲音，他們都包圍著我們——聽起來很嚇人！但是你知道嗎？拉開窗簾。你會意識到，那裡根本沒有人！只有幾個人按著按鈕，他們的聲音實際上很微弱。」他靠得更近了，目光冷峻起來。「事實是，他們並沒有包圍我們。是我們包圍著他們。這是我們的國家。」
聚集在坦帕啤酒屋的陌生人沒有看完整個節目。他們對和彼此交談更感興趣。凱倫很害羞，一直到成年——為家長教師協會參加學校的拼字比賽也能讓她害怕——但現在，她發現自己膽子大起來了。「從某種方式來說，我們都彼此瞭解。」她說，「我們互相不認識，但是我們都能感受到彼此聯絡在一起。我們從來沒有過聲音，現在，我們開始創造自己的聲音。」他們是像她這樣的人——不是鄉村俱樂部共和黨人，而是覺得有什麼地方出了問題的人。她把他們聚集在一起。那是凱倫·賈洛赫政治生涯的開始。
夏天帶來了歐巴馬醫改和一場全國範圍的反叛。8月6日，坦帕的民主黨女議員凱西·卡斯特舉辦了一次集會，那個房間對一千五百名試圖進入的人來說實在太小了。「9·12」專案成員被卡斯特激怒，被歐巴馬醫改激怒，被擁擠的房間大門向數百名抗議者關閉而激怒，他們開始高呼：「你為我們工作！你為我們工作！暴政！暴政！」事情急轉直下，現場一片混亂，直到卡斯特放棄嘗試講話，被人護送離開。凱倫就在現場，第二天下午，她接到cnn的製片人打來的電話，問她那天晚上可不可以去市中心，參加坎貝爾·布朗的節目。三個小時後，她獨自一人坐在連線衛星訊號的工作間裡，聽筒中的聲音與攝像頭黑洞下方的小影片螢幕不同步，她試圖緊盯攝像頭，感覺自己像被車頭大燈照亮的一隻鹿。
坎貝爾開始向她提問。「我全力支援公民參與，但請向我解釋，向你的國會議員大喊大叫有什麼意義。那到底能給你帶來什麼？」凱倫試圖回答，但坎貝爾打斷了她的話：「我會讓你說完，但是當時，沒人能被其他人聽到，那裡可是徹底的混亂，每個人都在大喊大叫。」
「人們很沮喪。」凱倫說，劉海落在她的左眼上。她的腦袋與坎貝爾共用一塊分屏，或是與三名專家（一個共和黨戰略家、一個有線電視分析員，還有一個網路作家）一起佔據螢幕的八分之一，他們都受邀來節目上討論這起事件。「美國中部感到自己的權利被剝奪了。沒有人聽我們講話。我們的國會議員正飛快地推進法案。」她說，「人們害怕他們會失去醫保。這將造成巨大的赤字，會比我孩子的人生還要持續更久。」
坎貝爾問她的領導者是誰。
「我們是草根。」凱倫說，她聲音輕柔，但立場堅定，「我們是地方組織。我沒有從任何人那裡得到一毛錢。」她覺得坎貝爾扭曲了事實來反對茶黨，使他們看起來比事實上更粗暴。這沒關係——她認識的人都是在別處瞭解新聞的。後來，她在運動中的朋友紛紛祝賀她為被遺忘的美國人站出來，讓主流媒體顯得偏頗而愚蠢。
然後是鐵路。歐巴馬和國會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沒能像坦帕由納稅人補貼的輕軌系統提案一樣讓凱倫興奮。這個議題佔據了她整個2010年的生活。她成立了一個名為「拒絕為鐵道交稅」的小組，並通過閱讀傳統基金會的一份反鐵路報告來臨時抱佛腳。她的論點是，輕軌系統花費太多，不會創造就業機會，不會有乘客，在其他地方失敗了，會使該地區負擔數十年的債務。每當一個事實削弱她的一個論點，她就會轉向另一個論點，因為她對公投真正的反對理由遠遠不只是每英里的成本。
19世紀，鐵路是交通的未來，是美國財富的引擎。20世紀，在公共政策和預算專家看來，鐵路是一個無聊的話題。2010年，它象徵著美國右翼所懼怕和憎恨的一切：大政府、稅收和支出，歐洲風格的社會主義，一個人們被迫與陌生人分享社會服務併為之付費的社會。鐵路對新坦帕的生活方式構成了威脅，軌道計劃在這裡終結。在新坦帕，人們每週開車去超市一次（而不是像在城市那樣每天走路或乘公共汽車前往超市），然後在週末造訪家得寶，把小型貨車裝得滿滿當當。凱倫發表演講，譴責城市規劃者的影響，警告世人警惕《21世紀議程》——那是聯合國1992年通過的一項不具約束力的「可持續發展」決議，許多茶黨人士視之為世界政府的特洛伊木馬，令美國主權陷入危險，對單戶住宅、鋪設的道路和高爾夫球場構成不詳的威脅。歐巴馬總統將城際高鐵作為其刺激法案的核心這一事實，只是證實了他們最糟糕的懷疑。因此，輕軌被捲入席捲全國的憤怒中，成為坦帕茶黨在2010年的標誌性議題，正如減稅和墮胎曾成為早年保守黨的核心議題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