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米熱愛行動。她熱愛更大的舞臺，更大規模的行動。公開演講曾讓她恐懼，但是在2009年，當她的組織與工會和其他團體一起，在俄亥俄各地和華盛頓參加關於醫保改革和其他議題的集會，塔米會在巴士前排帶領大家唱歌和喊口號。她對掌控這些戲碼有一種天賦，也知道如何在它面臨消退時讓它繼續保持活力。有一次，在哥倫布的大通銀行外面，一個拿著擴音器的組織者想讓人們跟著喊「sisepuede」，也就是西班牙語版的歐巴馬競選口號「是的，我們能做到」（yeswecan），可是人群中幾乎沒有西班牙裔。塔米最後奪過擴音器讓所有人唱起歌。要是再來一輪「sisepuede」，整個行動就完蛋了。
在俄亥俄州的梅森，一個保守的白人小鎮，他們衝進了聯合健康保險公司的大廳，在那裡唱歌和喊口號。在華盛頓，塔米和揚斯敦的其他人——她招募的像海蒂小姐一樣的當地人——加入k街上的全國進步組織，堵塞整個十字路口，然後從那裡一路遊行到美國銀行去譴責華爾街，最後聚集在銀行高管的前院草坪上抗議。當天下著傾盆大雨，儘管塔米披著垃圾袋當雨衣，還是變成了落湯雞。她後來生病了，但整件事令人振奮不已。這讓她感到：「嘿，接招！你們一直都在把這些東西強加給我們和其他所有人。現在，自食其果吧。」她站起來，說——不管是真是假——「我可不會再忍受這些了。」她想到了她知道的所有止贖房屋，東區等黑人社群遭受的貸款歧視，以及發薪日的貸款濫用。「我只是厭倦看到有人佔別人便宜。你們還去佔那些本來已經沒什麼錢的人的便宜？這裡不是美國嗎？那是野獸的天性，看起來，我們已經深陷其中。」她想到自己被迫從帕卡德退休，而執行長和高層員工卻拿到了獎金；其他人都丟了工作，整個社群被摧毀，還有一些銀行拿著她的稅金擺脫泥潭；而她仍然無法從銀行拿到貸款，儘管她每個月都需要還房貸。「這讓我想說：‘這他媽是怎麼回事？’這種不公平讓我心憂。」
這些行動使她手下的領導者踏上他們從未夢想過的舞臺。剛剛從俄亥俄燈廠的水泥運輸部門退休的西比爾女士去了華盛頓，與歐巴馬的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長肖恩·多諾萬會面。她告訴他，撥給陷入困境的城市的部分刺激資金應該用於拆除廢棄房屋。她拿出了馬洪寧河谷組織合作社的地圖，並解釋說，揚斯敦的問題不是像紐約或芝加哥這樣計程車紳化——揚斯敦不需要建造低收入房屋，而是需要拆除空置房屋。三次會面後，部長終於明白了，他還記住了她的名字。
海蒂小姐成了當地的名人。塔米讓她在全鎮到處發表演講，關於醫保，關於空置房屋，關於銀行對街區做了什麼，直到人們會在商店裡走到她面前說：「你不認識我，但我認識你，我在電視上見過你。你為我們所有無法發聲的人發聲。」然後塔米帶她去華盛頓。當海蒂小姐來到國會山，面對在她看來成千上萬的聽眾，她幾乎緊張得昏死過去。當她開始口吃和口誤，在特拉菲坎特之後繼任的揚斯敦國會議員蒂姆·瑞安擁抱了她。他說：「您是一位充滿活力的發言人，我以後每次都要請您為我開場。」這就像母親邊輕拍她的背，邊說：「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在那之後，她便滔滔不絕起來。海蒂小姐後來說：「是塔米將我塑造成今日的領導者。」
在她修剪的花園對面還有塊空地，海蒂小姐在那裡建造了「費爾蒙女孩及周邊社群花園」。她像在郊區一樣，搭起了白色的柵欄，用撿來的木頭和刨花板以及工廠貨盤上的堆肥箱一起建造了種植床。喬金的飯店每天會給她的卡車裝滿三十磅的堆肥，她的醫生從自家農場給她攢馬糞。塔米向韋恩基金會申請了一筆基金，海蒂小姐收到三千七百美元作為啟動資金。她試圖美化社群，並教給孩子一些沒人能奪走的東西。「一開始，你可能會討厭它，但後來，你就可以用綠色蔬菜做飯，而不是一直都在吃肉。只要努力幹活，你就可以吃上廉價甚至免費的食物。努力工作是一切的關鍵。我年輕時並不知道這一點，但我猜，隨著年齡漸長，我的智慧也增長了。」花園是一處寧靜的所在——它令海蒂小姐想起父親的花園。可是附近街區的孩子現在都是青少年了，很難讓他們對花園感興趣。雪上加霜的是，花園隔壁的房子因為一個七歲男孩玩火柴而發生閣樓火災，房主立即拆下鋁製壁板當廢料賣掉。
西比爾女士也在她所在的東區街區開墾了一個社群花園。那是一個城市花園，混凝土上面是黑色的土壤和綠色的蔬菜廢料。她說：「我們都將回歸塵土，一切都將回歸塵土。」她對園藝一無所知，只懂食物，於是她和鄰居種了一大片可食用的東西。花園的規則是隨心所欲地來，隨意挑選你想要的東西，只要不破壞花園就好。只有土撥鼠和鹿不遵守規則。
塔米和組織合作社對揚斯敦進行了第二次調查，這次是關於雜貨店的。他們的地圖顯示，揚斯敦是一片食物沙漠——整個城市幾乎沒有像樣的商店。要想購買新鮮的食料，從東區的某些地方乘巴士來回要花四個小時；南區一家低價食品店開張後，情況就好轉了很多。一家不錯的街角商店可能會擺放幾個土豆、幾個洋蔥和已經開始變黑的生菜頭，但大多數都像是位於謝比街上薇姬被拆毀的房屋旁邊的f&n食品市場，出售快餐、酒和香菸。塔米的組織向街角商店老闆施壓，要求他們簽署一項協議，提供新鮮和有營養的食物，並拒絕他們的商店成為毒販的集結場所。
這場食物運動讓塔米與揚斯敦南部的一個白人福音派教會建立了聯絡。那裡的牧師史蒂夫·福滕貝里在教會開闢了一個佔地三十一英畝的合作農場。他的會眾中有一些年長和較保守的成員，他們對任何與環保主義有關的事情都持懷疑態度，因此他用「餵飽饑民」來宣傳這個專案，這樣比較容易被接受。整個夏天，揚斯敦的青少年、殘疾人和刑滿釋放者都在教堂的農場裡工作，塔米和福滕貝里安排用卡車將食物運到周圍的社群中心和農貿市場。
在她早年的生活中，塔米從未遇到過像史蒂夫·福滕貝里這樣的人。那時，她也不會去結識柯克·諾登。她不知道有像諾登這樣的人，對失敗者如此心懷熱情。她稱他為「我認識的最黑的白人」。這項工作佔據了她的生活。它偷走她與家人在一起的時間，她不再像以前那麼頻繁地去教堂，也沒有幫忙參加春季大掃除。但是合作社也讓她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有了形形色色的經驗，甚至讓她嘗試了形形色色的美食（在柯克的挑戰下，她吃了章魚；她還愛上了印度料理）。過去，當她看到白人編著髮辮，她會心想：「為什麼他們要學黑人編頭髮？」現在，她早已見怪不怪，一神論教會的古怪行徑（比如一個女人用口號和敲鑼來開始一場會議）或任何其他宗教也不再讓她驚奇。這都是文化體驗的一部分。離婚後，當她深入上帝的神殿，她曾戒酒；但現在，她和其他組織者會邊吃飯喝酒，邊召開漫長的戰略會議，最後總是會開始講戰爭故事，互相攀比勝利和傷疤。她從未接近過對工作如此充滿熱情的人。生活比她所知的要豐富得多。有些她認識的人會說柯克在利用黑人，或者說他是種族主義者；沒什麼能比這些話更讓她怒火中燒。「你在跟我開玩笑嗎？你知道他為我和我的家人做了什麼嗎？他不是非得僱用我不可。我沒有任何經驗，也沒有學位。他認為我們需要在這裡做點什麼，他有一些答案。如果你們想改變這裡、讓它變得更好，那麼過去二十年來你們什麼也沒做。你們在等什麼？」
當塔米離開德爾福時，她的買斷報酬大約是十四萬美元。這聽起來像是很多錢，直到你發現這只不過是兩年半的工資，而你無法確保能找到下一份工作。她失去了一半以上的養老金，但最後，她找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成為幸運者之一。她最好的朋友凱倫比她大十歲，凱倫接受了買斷，但沒有找到其他工作。她和丈夫艱難度日，就像塔米在工廠裡認識的幾乎其他所有人一樣。這家公司特別擅長把工人嚇跑，那麼多人接受了買斷，以至於德爾福在沃倫的工廠不得不返聘幾百人作為臨時工，好讓工人總數能達到六百五十人。塔米認識的一些人回到高速沖壓區工作，操作三到四臺機器，時薪十三美元——工作量翻了一番，薪水卻減半了。
媒體預言，公司威脅的裁員將會導致罷工，但工會在為成員嚴重縮減的薪資和福利談判時表現得十分安靜。2009年，德爾福擺脫了破產，將大部分業務出售給了通用汽車公司；通用汽車在1932年到1999年間曾擁有德爾福（2009年，通用汽車也根據《破產法》第十一章進行重組，美國政府投資了五百億美元）。德爾福的剩餘資產屬於私人投資者，他們給公司起了新名字：這家公司曾經是帕卡德電氣公司，後來變成德爾福汽車系統公司，然後是德爾福公司，現在則變成了dlph控股公司。對沖基金經理約翰·保爾森曾於2007年通過賣空次級抵押貸款賺了近四十億美元，這回他出售了兩千零五十萬股新公司股票，以一千四百萬美元的投資獲利四億三千九百萬美元。到此時，這家公司在全球僱用的近十五萬名員工中，美國員工已經不到兩萬人。
塔米工作的工廠——哈伯德托馬斯路上的8號工廠——關閉了。很快，廠房加入了馬洪寧河谷的常見景觀：窗戶被打破，雜草遍佈瀝青路面，停車場空空蕩蕩。塔米和同事經常光顧的餐館和酒吧也失去了大部分生意。
德爾福被譽為通過破產削減成本的典範。
2007年，塔米為自己的買斷報酬交完稅後，手裡還剩下八萬兩千美元。她花了一部分錢來幫助母親和孩子，然後將一部分錢存入了回報率為百分之三的定期存款。但是2007年，她尚未被合作社僱用，當時她曾又一次考慮離開揚斯敦。她想用剩下的資金多賺一點錢，好讓自己能離開這裡，並且能有固定收入，因為她當時在上學。她有一位姻親是這片區域的房地產經紀人，他曾幫助塔米和巴里為他們在南區的房子申請貸款。他很欣賞塔米，稱她為「老江湖」——懂得如何生存、不會消沉不起的人——他一直想請她來為他工作（他還有一家草坪護理公司、一個日託中心，以及一家幫助刑滿釋放者的非政府組織）。有時他甚至稱她為「女兒」。他提出拿她的錢投資房地產。他簽下了一份合同，保證百分之十的年回報率，每月支付。塔米將買斷報酬中最後的四萬八千美元交給了他。
第一年情況很好。她每個月都會收到支票，足以支付她的房貸和車貸。到了第二年，從2008年中開始，房地產市場陷入低谷，他請求再多保管這筆錢一年，並商量把回報率降到百分之八。到了聖誕節，他只付了百分之五，並且錢到得很晚。等到2009年，這筆錢沒再寄來。
母親的健康狀況正在惡化，塔米希望將她從療養院接出來，讓她住進條件不錯的房子。她要求這位親戚以一萬五千美元的價格競購一棟可能價值兩倍的房子。她贏得了競標，但他卻無法拿出五千美元的首付；這時，她知道事情有些不對了。當她要求拿回自己的錢時，他說他手裡沒有這筆錢。「我很抱歉，」他說，「我會把事情理順的。我正在努力避免申請破產，因為如果我申請破產，那就沒人能拿到錢了。我要捲土重來，你會拿回你的錢。」
她知道他在努力。可是沒有這筆錢，她就不能繼續給自由區的房子支付房貸，銀行也準備好了止贖。不知怎的，他拿出了她需要的一千兩百美元，讓她申請貸款變更。但是他仍然無法付清她投資給他的錢，她開始認為他一直在進行一場龐氏騙局，用她的錢付給其他人，最後因市場崩潰而陷入困境，就像馬多夫當時一樣。她開始聽到其他人的故事，其中有些人在加利福尼亞，他們也曾向他投資，但無法收回款項；在另外一些故事裡，他利用經紀人執照將抵押貸款轉移給親戚，並在未告知他們的情況下進行再融資。他的員工拿不到薪水。她當面質問他，並告訴他她正在考慮報警。這位親戚在教會里擔任助祭，他說：「基督徒不能對彼此做這種事。」
她在努力做一個好基督徒，做正確的事。不管怎麼說，報警又能給她帶來什麼？她沒有告發他，也沒有告訴家人。最後，他給她寫了一張支票，償還了一部分欠款。當她拿著支票去兌現時，它卻被退回了。在那之後，他不再接聽她的電話，從此杳無音信。她再也沒有聽到過他的訊息，也再也沒有見到過她的錢——她曾指望能在離開德爾福之後的艱難歲月裡靠這筆錢度日，然後退休。她對自己怒火中燒。她本該把錢放到收益率低但安全的定期存款裡，也許還可以拿出一部分來嘗試炒股。「你可真是太蠢了，」她抱怨自己，「真不知道你為什麼這麼做。你為什麼會相信他？」她對自己比對他更生氣；儘管發生了這一切，她還是對他抱有一點點同情，因為他的人生全毀了。
在這場慘敗的過程中，塔米的父母去世了。在她的一生中，父親經常表現得刻薄而暴躁，她從十幾歲起就一直瞧不起他。但是在他彌留之際，她看到了父親內心深處埋藏的軟弱，這讓她相信，他曾愛過她。2009年9月，他從醫院回到家裡，在與妻子和兒女一同享受了一頓燒烤、西瓜、葡萄和啤酒之後，因肝癌而在睡夢中溘然長逝。
但是薇姬的情況有所不同。多年以來，在骨裂、丙型肝炎和海洛因的摧毀下，她的健康狀況一直很糟糕。她鬱鬱寡歡，精神不振，塔米一直試圖找到辦法把她帶回家來照顧。感恩節期間，薇姬在聖伊麗莎白醫院住院，塔米探望了她。但塔米有一場手術安排在12月2日，預計之後需要一個月才能康復。根據她在帕卡德的工作經驗，她覺得就算有人替班，她也沒法請假。她在手術前花了好幾天試圖彌補即將落下的工作，儘管她跟母親通了三次電話，卻無法去見她。當塔米在醫院時，母親沒有告訴她，就要求停止對自己的治療。塔米於12月4日出院回家。兩天後，她的母親因充血性心力衰竭被送往急診室。她去世時六十一歲。「她是一個人走的。」塔米說，「我沒能及時趕到醫院。我向她保證過我會陪著她。我的母親需要我，我卻沒法待在她身邊。」這個想法一直令塔米痛苦不堪。
她們本來還應該一起生活很久。可是薇姬很早之前已經準備好離開，即使她知道塔米不會讓她走。她去世之後，塔米想念爬到她床上、躺在她身旁的日子，想念坐在她身旁什麼也不說，想念她的擁抱，想念她的手撫過自己的頭髮，那是無人能替代的撫慰，因為不管發生過什麼，她都是塔米的母親。
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塔米一直在質疑自己，也質疑自己的工作，是工作讓她沒能見到母親最後一面；她也質疑上帝，祂讓她的人生充滿太多掙扎，還奪走了那麼多她珍愛的東西——奪走了一切，除了她的孩子。
指的是馬多夫騙局，即龐氏騙局，由曾任美國納斯達克主席的投資大亨巴納德·馬多夫的投資欺詐行為而得名，主要操作方式是用新投資者的錢付給早期投資者作為回報，不斷誘騙更多人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