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坦帕半島南部，半島沒入海灣之處，南戴爾馬布裡公路的盡頭，是麥克迪爾空軍基地的前門，那裡是美國中央司令部所在地。舉世聞名的四星將軍——湯米·弗蘭克斯、約翰·阿比扎伊德、戴維·彼得雷烏斯——在這裡制訂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計劃，指揮數十萬部隊參戰，乘坐私人飛機巡視自己的管轄區，犯下巨大的戰略錯誤並遲遲沒能設法糾正它們。他們享受著坦帕的盛情款待，同時塑造著美國的外交政策，以及全世界最動盪區域的國家命運——從埃及到巴勒斯坦，他們就像古羅馬地方總督一樣，對這些地方擁有全部權威。在白宮和五角大樓之後，在美國反恐戰爭中擁有最大權力的部門就是麥克迪爾。哈茲爾一家就住在四個街區開外。
哈茲爾一家包括丹尼和羅納爾、他們的孩子布倫特和丹妮爾、丹尼的弟弟丹尼斯，還有四隻貓。哈茲爾一家生活在南戴爾馬布裡高速公路上一棟大樓底層的兩居室公寓，對面是麥克迪爾汽車旅館和海灣支票兌現處，鄰居都是毒販——如果有人看他們的眼神不對，這些鄰居就會發火。哈茲爾一家經常收看hgtv，這個電視臺專門播放房地產內容，但他們太窮了，沒錢炒房然後因止贖失去房子，或是成為馬特·韋德納的客戶。他們甚至連汽車也沒有，這讓他們不得不受制於希爾斯伯勒地區的公交車系統。丹尼的年收入從未超過兩萬美元，他們只會在退稅時有點閒錢。有一年，他們用低收入退稅補助買了一臺電腦，下一年則用它買了一把黑色塑膠扶手椅和一張沙發，再下一年則是一臺廉價平板電視。他們與還活著的親戚頗為疏遠，其中大多數人都是酗酒者。他們的朋友很少，不去教堂（雖然他們是基督徒），不參加工會（雖然他們是工人階級），也不參加街區協會（雖然他們希望街區足夠安全，好讓孩子能在萬聖節挨家挨戶玩「不給糖就搗蛋」）。他們幾乎從不考慮政治。他們擁有的只有彼此。
2008年，當經濟危機重創坦帕，丹尼被解僱了——他當時在基地附近一家名為「包裝大王」的小工廠裡工作，時薪十美元，工作內容是製作塑膠休閒食品袋。最糟糕的是，這個訊息是他的上司讓別人轉達的，而這位上司曾經是丹尼的高中同學。丹尼將粉紅色的解僱通知單帶回家給羅納爾看，她說：「我們現在該做什麼？」當時是3月。丹尼在那年剩下來的時間裡一直在找工作。他向家得寶、山姆俱樂部、大眾超市和其他六十家公司提交了申請，乘坐長途巴士去面試，但在每個申請的職位上總是名落孫山。他已經超過三十五歲，身材矮小，有啤酒肚，下巴上長著一撮纖細的山羊鬍，鋼人隊的帽子下幾乎禿了頂。他缺了幾顆牙齒，因為一隻耳朵失聰而總是用響亮又嘶啞的嗓音說話。他將自己歸類為「藍領男人」，而不是「待在櫃檯後收錢幫您找到尺寸合適的裙子的男人」。然而，當時僅剩的工作都在零售業，對這個行業來說，他的外表和舉止都不合時宜。
聖誕節過後不久的一個晚上，一家人正圍坐在擁擠的客廳裡，電視上播放著一場青少年遊戲節目；孩子手牽著手坐在灰色的地毯上，這塊地毯曾見證過去的好日子。布倫特當時十二歲，但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小；丹妮爾九歲。他們仍然相信聖誕老人，這並不困難，因為他們看不出父母怎麼可能買得起禮物。實際上，丹尼和羅納爾在這一年聖誕節要靠社會福利度日。丹尼不喜歡這麼做——社會上還有其他人比他們情況更糟——他也因無法送丹妮爾上舞蹈課和送布倫特上足球課而痛苦。他每天都為羅納爾感謝上帝，但老實說，他已經開始灰心喪氣。「為什麼外面所有人都覺得我是個壞人？他們不認識我，不瞭解我的工作經歷，但就是不肯給我一個機會。我開始懷疑，我到底哪裡有問題？你為自己擁有的東西而工作，所有人都在這麼做；突然之間，經濟垮了，找工作的不再是三十個人，而是三千個人。」
然而不知為何，丹尼陷入了自責。他高四時退學了，現在深感後悔。他感到全世界都在為此報復排擠他，這種麻煩一定是他的錯，這種失敗一定只屬於他自己，他沒有權利獲得任何人的幫助。從華爾街的銀行家到韋德納辦公室裡的房主，似乎沒有其他人對自己有這種看法。
丹尼來自匹茲堡郊區。他的父親是一個酒鬼，曾為鐵路做維修工作，然後是電力公司，然後是當地的一所大學；到了80年代初，當地鋼鐵廠關門大吉，丹尼十二歲左右時，他們舉家搬到坦帕。在佛羅里達，父親酗酒更厲害了。他教丹尼文明駕駛，熱愛鋼人隊，但除此之外，沒人監督丹尼好好刷牙或是做其他任何事。
羅納爾的情況更糟。她出生在坦帕。她的父母都是酒鬼，母親總是存心不良，眼裡透著惡意。他們在羅納爾七歲時分手了，她被媽媽拖到佛羅里達和北卡羅來納州的北部（如果找不到酒，母親就會喝外用酒精；她會對任何願意要她的男人投懷送抱），有時住在車裡，經常沒法上學。每當羅納爾說「媽媽，我餓」，而母親剛吸了毒正身體癱軟，或是因為太自私而不願意給女兒買食物，她們就會去偷里斯牌花生醬杯。從很小的時候起，羅納爾就有了一個念頭：她絕對不要成為這種父母。
當丹尼讀十年級，羅納爾讀九年級時，他們在南坦帕的基地附近做鄰居。丹尼的哥哥道格正在追羅納爾，出於嫉妒，每當他們開始調情時，丹尼都會闖進房間。他會在人行道上走過羅納爾身旁，盯著她的眼睛說：「婊子。」她會回擊：「你真是個混蛋。」當他們終於發現他們喜歡跟彼此聊天時，這場持續終生的愛情拉開了序幕。羅納爾比丹尼輟學更早——她受夠了被霸凌。「有幾個人真的想殺了我，」羅納爾說，「我被逼到牆角，沒人來幫我，這種事加上其他一切。」她去了一家自助洗衣店工作，而他在聖彼得斯堡的焊接廠找到一份操作研磨機的工作。1995年，她二十二歲，懷上布倫特，他們一起搬進拖車活動房。1999年，丹妮爾即將出生時，他們結了婚。
哈茲爾夫婦嚴重缺乏教育、資金、家人或任何形式的支援，這在他們剛剛踏入社會時十分不利。另外，他們還有許多健康問題：丹尼的耳聾和齲齒，羅納爾的齲齒、肥胖和糖尿病，布倫特的多動症和生長激素問題，丹妮爾的聽力障礙和焦慮症。有利於他們的條件則包括：丹尼有份工作，夫婦二人不喝酒也不吸毒，孩子舉止有禮，一家人無論怎樣都會待在一起、相親相愛。按照傳統道德觀，這些有利條件應該能讓他們維持生活；也許在另一時空，他們的確能做到。
第一場災難發生在2004年。那是常見的一連串錯誤導致的螺旋式發展。首先，焊接車間搬到了新裡奇港口，丹尼沒錢跟著搬家，結果丟了工作。哈茲爾一家當時正在聖彼得斯堡租著一間拖車活動房，丹尼為房東打打零工，心想只要拿到低收入所得稅補助，就把它買下來。但是房東從沒付過丹尼工錢，然後他讓哈茲爾一家離開，聲稱丹尼拖欠租金。一天晚上，丹尼的父親和哥哥道格喝醉了，他們決定代表丹尼把拖車砸爛。警察接到報警後，在哈茲爾一家剛剛入住的汽車旅館逮捕了丹尼；丹尼和另外一百個男人一起擠在牢房裡的水泥地板上，度過了他一生中最糟糕的夜晚。第二天，法官審視了他清清白白的記錄，在他本人簽署保證書後釋放了他，但現在，他們全家無處可去了。
他們在聖彼得斯堡周圍轉悠了一個月，睡在車上。羅納爾在食品分發處囤積餐盒，當孩子被曬傷時，她用醋給他們擦皮膚，以加快治癒。布倫特因為失去了電子遊戲而感到無聊，丹妮爾則害怕夜晚的噪音。後來，她記得有一天晚上坐在車裡，車停在甘迪橋下的海灘旁，「我面前有一堆餐盒，我低頭看看餐盒，然後抬頭看看通往海水的沙灘足跡。」早上，丹尼和羅納爾將孩子送上校車，好像什麼都沒發生。
他們設法搬回坦帕，找到了那棟位於南戴爾馬布裡高速公路上的公寓，月租為七百二十五美元；丹尼則在包裝大王找到了工作。在接下來的四年中，情況穩定下來。丹尼的弟弟丹尼斯睡在客廳的沙發上；他在沃爾瑪兼職打工，負責把購物車送回原處；他從工資中拿出一部分來付房租。有了丹尼的工資、丹妮爾的社會保障收入和食品券，他們得以勉強度日。然後，粉紅色的辭退通知單來了，倒霉事接踵而至。
2009年春季，丹妮爾被診斷出患有骨肉瘤——左腿骨癌。在接下來的一年半里，哈茲爾一家的生活只剩下醫院、化驗、手術和化療。
幾乎所有這些醫療護理專案都是靠慈善事業支援的。一位素未謀面的陌生人捐了一筆錢，他們買了一輛2003年的雪佛蘭騎士，用來帶女兒去看醫生。丹尼停止找工作，全力照顧女兒；羅納爾原本一直抱怨老師、僱主、房東和鄰居的錯誤行徑，但她很喜歡丹妮爾的醫生，還加入了癌症患兒父母的組織，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感到自己是社群的一部分。公寓中掛滿了用畫框裱起來的勵志話語：
癌症做不到的：
它無法削弱愛
它無法粉碎希望
它無法消滅精神
它無法摧毀信心
它無法掩蓋回憶
丹妮爾細細的腿裡嵌入一個假體，隨著她的成長需要定期進行四毫米的調整。整整一年，癌症沒有復發。他們感謝上帝。除此之外，對哈茲爾一家來說，什麼也沒改變。
2011年春末，丹尼·哈茲爾做了一個夢：他將舉家搬到佐治亞州。
他從十二歲起就住在坦帕，現在，他感到被困住了。公寓的牆壁彷彿越來越狹窄，特別是當隔壁的夫婦因疏忽照管兩個年幼孩子而被捕後，他們的公寓變得骯髒不堪，到處擺滿快餐盒，蟑螂穿過牆壁遷移到了哈茲爾家裡。它們是那種小型的、大批出沒的品種，會在客廳牆壁與天花板相接處留下幼蟲的黑色痕跡；它們匆匆爬過塑膠傢俱，爬進浴室的水槽和廚房的特百惠餐具，空調管道將蟑螂糞便的可怕氣味吹遍整個屋子。由於不堪蟑螂滋擾，羅納爾不再做義大利麵，而是開始從沃爾瑪購買冷凍食品：比薩、維爾維塔煎芝士面、只需二點二八美元的六塊裝索爾茲伯裡牛排……反正這些比自己做飯還要便宜——買一塊蛋糕比從零開始做一塊要便宜——有時她會煮拉麵，丹尼說那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他們對蟑螂完全無計可施，除非把整個家徹底清理除蟲，而那意味著要花錢在汽車旅館住三晚。蟑螂令丹尼和羅納爾感到尷尬，他們曾為自己把家裡保持得整潔乾淨而自豪。同時，隔壁新搬來的住戶喜歡大叫大嚷，還喜歡在午夜1點大聲放音樂。一天，樓上鄰居衝馬桶時把哈茲爾家洗手間的石膏天花板搞出來一個洞，當時羅納爾剛好在洗手間裡。糟糕的房東一直沒修好它。
有一段時間，丹尼在塔吉特兼職，負責在商店開門前的深夜時段卸貨和重灌庫存，時薪八點五美元。起初，他每週有三十或四十小時的工作，勉強可以度日；但在聖誕假期後，商店減少了他的工作時間，到了春季，他平均每週只能工作十個小時，每兩週拿到一張稅後一百四十美元的支票，而塔吉特在他的部門以更低的工資僱用了三名新員工。他忍不住想，如果他被解僱，開始領失業救濟，反而能拿到更多的錢，更不用說領到的食品券還能翻倍。一天，丹尼聽到他的經理提到，商店前一天的銷售數字下滑到五萬兩千美元。他快速計算了一番。「每週近四十萬美元，他們還付不起我的工資？只是貪婪罷了。」
塔吉特剛僱用丹尼時，他們向他播放了關於工會有多邪惡的影片，並告訴他，如果有人找他加入工會，他應向管理層報告。丹尼從沒想過加入工會，但他想知道工會到底有什麼問題。一天晚上，他和羅納爾在歷史頻道上觀看節目，上面談到布萊爾山戰役，這是上世紀20年代的一次煤炭工人罷工。丹尼學到的事實是，西弗吉尼亞州其他地區的礦工紛紛前來，幫助該州南部那些試圖加入工會的礦工，其中許多人被煤炭公司僱用的暴徒謀殺。這種事情不再發生了。人們太害怕，不敢加入工會，而大公司的錢太多，他們只要威脅起訴就萬事大吉。如今，想讓人們團結起來做點什麼事情太難了。他知道，在過去，窮人的日子並沒有好過多少。他甚至還記得自己在賓夕法尼亞州的童年時光：他會縮在廚房爐灶旁取暖，從政府派發的黑白包裝罐頭裡挖豆子和花生醬吃。但跟那時相比，人心變了。當今世界，弱肉強食，人人為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