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兩個故事要講。一個關於她自己，另一個關於美國。
伊麗莎白·赫林是個來自俄克拉何馬州的好姑娘。她的父母來自風沙侵蝕地帶，從未去過海邊，是保守的衛理公會教徒，堅持人要活得體面。他們有三個年紀大得多的兒子。到1949年伊麗莎白出生時，她父親為開汽車經銷店而存的錢已經被一個生意夥伴卷跑了。赫林先生不得不在俄克拉何馬市的一棟公寓裡當清潔工，以償還債務、養家餬口。
這對父母語言習慣良好，教孩子們不要說「ain't」，麗茲也用自己的成績讓他們驕傲。儘管父親的工作是清潔工，她仍然堅信自己家是穩定的中產階級，以至於當她得知母親結婚沒穿漂亮婚紗時深感震驚。
麗茲十二歲時，父親心臟病發作。他被降職，加上醫療費的負擔，赫林一家無法再負擔那輛帶空調的青銅奧茲莫比爾，結果失去了它。為了保住他們在俄克拉何馬城最好的學區購買的那棟房子，赫林夫人不得不在西爾斯商場的郵購部門找了一份接電話的工作。母親上班的第一天，麗茲看到她哭泣著把自己擠進舊的束身腰帶和黑色連衣裙。
「這條裙子是不是太緊了？」她母親問。
麗茲說看起來棒極了，她撒了謊。
母親因不得不重返職場而深感挫敗，她斥責丈夫讓全家人失望。
父親陷入深深的羞愧中。麗茲置身事外——她一生都習慣於不在臉上流露出任何情緒——並在外表上一如既往。她替人看孩子，做餐廳服務生，給自己縫衣服，讓父親送她到西北克拉森高中一個街區以外，好讓同學不會注意到她家那輛灰白色舊斯圖貝克的狀況。她加入了「銳氣俱樂部」啦啦隊，還獲得了貝蒂·克羅克食品公司頒發的明日主婦獎。
那時正是60年代中期，但社會騷動並未影響到赫林一家。俄克拉何馬城仍然實行種族隔離。麗茲的兄弟唐在越南戰鬥，他們理所當然地支援他，也支援戰爭。麗茲每天課前都會背誦禱詞。她知道女孩只有兩個選擇——護理或是教書——她會選擇第二個。
她組建了辯論隊，發現自己對此非常擅長。她訂閱《時代》週刊和《新聞週刊》，花了一年時間研究核裁軍和醫療保險，並贏得了全州辯論比賽。電視明星詹姆斯·迦納在她八歲的時候曾作為校友到訪她的小學，除此之外，辯論是麗茲獲得的第一個預示，讓她知道自己可能在更廣闊的世界中打造生活。十六歲時，她獲得了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全額獎學金。到那時，赫林一家已經在中下層階級重新站穩腳跟。
不到幾年時間，70年代初，她已經是伊麗莎白·沃倫，她嫁給了高中男友，一位美國宇航局工程師；她擁有休斯敦大學的言語病理學學位，還有一個小女兒。此後幾年，丈夫換了幾次工作，她也跟隨他搬家；同時，她在羅格斯大學獲得法律學位，還生了一個兒子。丈夫想讓她待在家裡養育孩子，但她並不安分。1978年，她離了婚，開始在休斯敦大學教授法律。她是一名註冊共和黨人，因為共和黨支援自由市場，而她認為市場當時已經受到政府的太大壓力。
同年，國會否決了建立新的消費者保護機構的法案，同時又通過了另一部法律，使宣佈破產更為容易。伊麗莎白·沃倫決定對這個晦澀的主題進行學術研究。她想探究美國人為什麼會走進破產法庭。她採取了她那無情的母親的態度。「一開始，我是想證明他們都是騙子，」她後來說，「我本想揭露那些佔我們其他人便宜的人。」
沃倫與兩位同事一起在80年代進行了這項研究。也正是在那時，她的第一個故事，她自己的故事，與第二個故事交匯了。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從喬治·華盛頓的1792年開始，每隔十到十五年就會發生一次金融危機。恐慌、銀行擠兌、信貸凍結、崩潰、蕭條。人們失去農場，家破人亡。這種情況持續了一百多年，直到大蕭條時期，俄克拉何馬州陷入沙塵。「我們可以比這做得更好，」美國人說，「我們不必重複那繁榮與蕭條的週期。」大蕭條催生了三個規管機構和條例：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你的銀行存款是安全的。
《葛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銀行不能拿你的錢做瘋狂的事情。
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股票市場將受到嚴格管理。
五十年來，這些規則保護美國避免了再一次金融危機。
再也沒有發生過恐慌、崩潰或凍結。它們給美國人帶來了安全與繁榮。銀行循規蹈矩。這個國家制造了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強大的中產階級。
沃倫的人生始於那幾年，儘管她在童年時經歷過艱難時光，但她的父母和兄弟都過得還不錯，她自己在三十歲時財務狀況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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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後期，正當沃倫和同事即將準備好發表關於破產的研究報告時，七百家金融機構破產了。他們的研究結果與沃倫的預期恰恰相反，這也顛覆了她對市場和政府的信念。大多數宣佈破產的美國人並不是鑽空子欠債不還。他們曾經是中產階級，或者想成為中產階級，並且已經盡了一切努力，避免淪落到法庭上。他們努力工作來維持生活，希望能在一個仍擁有好學校的學區買房（就像沃倫的父母一樣），希望能讓他們的孩子留在中產階級或成為中產階級，但失業、離婚、疾病奪走了他們的積蓄。他們對信貸的依賴越來越嚴重，最終不得不靠破產來尋求保護，以避免餘生深陷債務。大多數破產者並不是不負責任——他們太負責任了。
沃倫小時候就知道債務意味著什麼。現在，她開始通過父親而不是母親的眼光看待財務崩潰——這不是社會性的恥辱，而是個人的悲劇，也很少是性格軟弱的後果。倒不如說，這是監管不力的後果。銀行越是推動國會擺脫規章制度，就有越多人破產。這個數字正在爆炸式增長。
這項研究改變了沃倫的人生。在接下來的二十年中，她繼續進行研究和寫作（哈佛大學於1992年聘用了她）。她受邀為一個聯邦破產法委員會提供諮詢。她目睹信用卡公司和銀行碾過消費者團體，向國會投入數百萬美元。2005年，在喬·拜登、克里斯·多德和希拉里·克林頓等民主黨人的幫助下，國會通過一項法律，限制了申請破產的權利。對企業遊說團體而言，這是一場巨大的勝利。她見識了華盛頓的行事方法。
第二個故事仍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