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文·摩爾在曼哈頓出生長大，1998年大學一畢業就進入一家美國頂級銀行工作。正是那一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倒閉，幾乎把整個華爾街拖垮；那也是《葛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被廢除的前一年。當時，這些對凱文都沒有多大意義；多年後，他才意識到其重要性。他是培訓班中最後一個被錄用的——他之所以得到這份工作，是因為大學畢業生中的大部分競爭對手都向西涌向了矽谷的淘金熱——他還被選為最有可能先被裁掉的人。
但凱文很快就發現銀行業並不難。華爾街故意使用艱深難懂的語言來恐嚇外來者，但要想成功，你只需要熟悉數學或胡說八道就可以了——熟悉前者，你可以從事交易；熟悉後者，你可以從事銷售；而一個會撒謊的定量分析專家就能賺大錢。要達到最高點，你必須是個他媽的人渣，能捅死另外五十七個人——這是唯一能將他們與排在後面的十個人區分開的方法——凱文對抵達那裡毫無興趣。他的目標是工作儘可能少，過自己想要的生活，也就是經常出國旅行，享受美食、音樂、設計，交上時髦的朋友。他一開始在金融區的銀行辦公室工作，每年賺八萬美元，獎金八千美元。他頭六年的年收入最多可能達到二十五萬美元。在那之後，錢瘋狂地湧來。
2001年9月11日上午，凱文正在辦公室裡討論當天的交易，這時，他感到地板在震動。突然，窗外飄過一大堆紙。從建築物的一側，可以直接看到北塔的滾滾火焰。交易部門的所有電視都在播cnbc，這家電視臺在華爾街上處於壟斷地位——cnn在金融上不夠穩健，bbc過於軟弱和國際化，路透社沒有電視臺，而沒有人認真對待福克斯——這時，cnbc開始播出雙子塔的影像。他們說是一架小型飛機，但凱文望向窗外的撞機現場，他看得出那他媽的不可能是小型飛機。飛行路線不正常——那看起來根本完全不對勁。
他回去工作，當美國國債突然飆升時，他正在打電話——倫敦正在買入。他對電話對面的人說：「我想交易完成了。」然後撕掉了交易票據。窗外看起來彷彿一場綵帶遊行，燃燒著的碎屑不斷飄過。火勢越來越嚴重。交易部門的電視已切換到cnn，突然間，直播影片中飛過第二架飛機。天哪，另一架他媽的飛機！然後……轟。感覺就像地震。
「所有人保持鎮定。」交易部門負責人說。
「我才不會保持鎮定，」凱文說，「我他媽要出去。」人們說消防員正在路上，所有人都應遵循消防演習程式，但凱文已經開始朝電梯走去。「去你的吧，去你的消防演習程式，」他說，「你要解僱我就解僱我吧。我受夠了。」沒有其他人動起來。這些傑出的交易員每年賺幾百萬美元，而現在他們站在周圍，等待某些毫無頭緒的小丑給出指示。他們給那兩架飛機標註了錯誤的價格。
大街上，人群毫不知情地從地鐵裡湧出來。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凱文坐上通往上城的地鐵，前往父母的公寓；他可能是唯一一個知道剛剛發生了什麼事的人。他的同事最終被疏散了，當南塔樓轟然倒下時，他們正站在街上，滿身灰塵。在危機中，你會意識到，根本沒有人深入瞭解到底他媽的在發生什麼，社會就在這種情況下運轉。
這家銀行不得不將業務遷出紐約市數週。市場很快就開始買進，而且它們是正確的：這次襲擊並沒有帶來太大變化。航空公司倒霉了，但這並不比發生四次可怕的飛機墜毀更糟糕。美聯儲繼續降息。不久，一場金融繁榮就拉開了帷幕。
2004年，凱文離開他穩定又無聊的工作，加入一家歐洲大銀行的自營交易部門，工作保障為零，但潛力巨大，這是他一生中比較明智和正確的決定之一。這家歐洲銀行即將開展債務抵押債券業務。股市決定了公寓的大小以及是否買得起維京牌爐具——誰有錢，誰沒錢。債券市場決定著狗屎行之有效還是所有人都要喝西北風——誰活著，誰完蛋。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信用一直是最大的推動力。後來所有出錯的東西——結構化信用、違約掉期——都曾是好發明。它們能降低風險，或是為公司和投資者提供財務解決方案。問題是執行。21世紀剛過幾年，當桌上的錢太多了，道德的指南針開始偏移。
自營交易部門的文化非常富有攻擊性。歐洲那些笨拙的銀行家想利用他們的存款基礎賺錢，因此他們將控制權移交給了紐約和倫敦的交易員，後者像牛仔般開始邊狂飲邊開車瞎逛，從車裡向外開槍。自營交易部門在較低的樓層，「9·11」之後，交易部門下移到這裡，好讓能賺錢的人保住性命；因此，年薪數百萬美元的傢伙盯著馬路對面的三明治店，而年薪四萬的人力資源部門女孩則坐在高層小隔間，可以欣賞美不勝收的河景。自營交易部門沒有團隊，只有一群人在擺弄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以找到機會獲取豐厚的回報。凱文交易的是信用衍生品和公司債券，諸如航空債務之類。
當你坐上自營交易部門的位置，並把一切做對，那麼華爾街上再也沒有比這更好的工作了；兩年來，他都做得不錯。他一年的收入接近一百萬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獎金——比以前的工資高几倍——如果他更用心一點，還能賺到更多。他還清了東村公寓的房貸，靠工資生活，把獎金存起來。他沒有買汽車或船。他成了紐約頂級餐廳的美食鑑賞家，為食不果腹的藝術家朋友付賬單。他不需要更多了。
把世界搞亂的不僅僅是美國的抵押貸款，還有全球信貸。凱文就是其中一員。在這十年的中期，他眼看著信貸泡沫膨脹起來。他沒有做錯任何事——他在自營交易部門的工作很出色，他不想把它搞砸。他不喜歡聽那些傢伙說：「把那該死的債務擔保證券搞出來就行了，這樣咱們今年就能拿到獎金。等它三年後爆炸的時候，咱們根本不會在這兒了。」但是他知道，有些事情不太對勁。他在那家銀行總部所在的歐洲國家有一個女友；有次他來到那個國家，看到所有人都在使用這家銀行的提款卡，他心想：「這是一家該死的普通銀行。又不是美林或貝爾斯登。」像他女朋友這樣的普通人在儲蓄賬戶中投入的每一美元，都全被他拿去購買四十美元的債券。在2005年的某個時刻，德意志銀行的銷售員向他展示了一筆鉅額交易。德意志銀行債務擔保證券部門負責人格雷格·利普曼正在做空房地產市場——佛羅里達和內華達的所有人都將開始在房貸上違約，而他可能是華爾街大型公司中唯一一個發現這件事的債券交易員——他需要有人幫他承擔一些信用衍生產品的風險。「你瞧，這筆交易是這樣的，」銷售員說，「所有那些他媽的抵押貸款都是狗屎。」但是凱文沒接受。當時，一切都是合理的——他從來不明白，為什麼在坦帕這樣的地方，房子能值什麼錢——但他對抵押貸款的瞭解不夠多，不足以讓他捲入得那麼深，還能在正確的時間脫身。事實證明，這是正確的選擇，因為如果他這麼做了，一開始就會損失慘重；在這筆交易給利普曼賺了數百萬、給德意志銀行賺了十五億美元之前很久，凱文就離開了自營交易部門。
2005年底，凱文快三十歲了。他跟隨老闆來到新興市場部門，在倫敦和紐約之間工作，負責交易公司債券，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和基輔等有趣的地方出差。他在每家航空公司都享有白金會員身份，對一些外國城市的瞭解比美國某些地方更多——在美國某些地方，人們會在卡車裡裝滿補貼價的汽油，開三十英里路去上班。2006年，一切都騰飛了，人們在購買所有能買得到的金融資產。倫敦的物價如此之高，凱文會在曼哈頓下城的21世紀商場購買一個月分量的襪子，帶到倫敦，穿完就扔掉，因為在梅菲爾酒店洗襪子要比在紐約買襪子還貴。這說明有些東西不對勁，它不可能持續下去；到了年末，他開始做空。
他一直以為世界會崩潰，但這個念頭出現三四次之後，世界才真的崩潰了。信貸市場是一場過度依賴信心的遊戲，以至於當它開始搖搖欲墜，所有人都嚇得簌簌發抖，因為他們知道市場已經太大，他們已經無法脫身。第一次動盪發生在2007年2月，當時，美林與貝爾斯登的一個對沖基金之間發生抵押糾紛。市場混亂了一週——當游泳池裡有一堆烤麵包機，你肯定不想成為最後一個爬上來的人。凱文以為這是末日的開始，並沒有買回做空的股票，但接下來，市場回升了五個月——他完全錯了。如果他做對了，他就能在兩千萬平方英尺的房子裡生活了。
7月，在凱文賣出了一堆不值錢的烏克蘭債券之後，他所在部門的一個人走到他面前說：「你是這層樓裡唯一一個做空的人。你真是個軟蛋。」
「這層樓有三百多人，」凱文說，「你不覺得應該有不止一個人做空嗎？繼續吧，價格擺在這兒——你想要什麼就可以買什麼，從五百萬到一個億，你要什麼我就賣給你什麼。」那傢伙說他會回來，但是凱文再也沒收到過他的訊息——誰才是軟蛋？
那個月見證了第二次波動。貝爾斯登的那個對沖基金又接到一次追加保證金的要求，這一次它實在是不值得了，以至於貝爾斯登不得不介入，關閉整個基金。銀行沒有承擔損失，而是決定進行融資，這意味著貝爾斯登現在已經感染病毒；這直接導致了第三次動盪。2008年3月，貝爾斯登垮了，凱文是最早拆掉炸彈引線的交易員之一。
凱文在整個2008年夏天都在旅行，有些是為了工作，有些是為了娛樂——阿根廷、中國、烏克蘭。9月中旬，他於凌晨4點降落在一個原蘇聯國家，開啟黑莓手機，在彭博社的新聞軟體中看到雷曼兄弟已申請破產。貝爾斯登只是一家抵押債券商店；雷曼兄弟卻是完全不同的物種，它是衍生產品的全球參與者，而凱文的銀行跟它息息相關。他花了二十四個小時才回到倫敦，然後又回到紐約，在那裡，他可以坐在前排欣賞世界末日的到來。
在幾周之內，他意識到了這場破壞的規模，必須清理的交易數量——對於每天起床工作來說，這是一個奇妙的時期。這是一個極少數人能夠經歷的重大時刻。你會發現人們的真實面目。在他身旁的戰壕裡，那些普通士兵大都一起堅持戰鬥；他的老闆仍然忠誠，但這些道德準則沒能浮到上層。由於這家銀行與雷曼的關係，有一天，一位來自高階管理層的人前來尋找替罪羊。他說：「這他媽是誰幹的？」最高層的傢伙互相推搡，好登上救生艇，同時還在說：「你會沒事的。待在這兒別動，解決這本賬目的風險，明年我們會幫助你重新開始。」凱文並沒有上當：「夥計，我能感覺到自己額頭上的紅點。」他是一個小卒，而這場棋局只取決於皇后和國王的決定。到年底，一半的交易人員離開，都拿到不錯的遣散費；凱文也是其中之一。
他很高興離開這個行業，他對整件事情持有非常獨立的看法。誰該負責？對於任何規模大到如此程度的事情，這都很難說。一方面，他一直認為金融是胡扯。他做的並不是上帝的工作——那只是一份工作，他從不認為它有任何價值。但同時，良好的金融體系對很多人都有利。它使借貸成本保持較低水平；它意味著你在口袋裡裝一張塑膠卡就行了，不用帶著金幣走來走去。沒有華爾街的支援，像矽谷這樣的產業不可能發展得如此迅速。
但是，當諸如所羅門之類的私人合夥企業在80年代開始公開上市，當中小型投資銀行成為巨型交易中心，當像瑞士聯合銀行這樣笨拙的歐洲銀行也開始開展定息債券業務，當《葛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被廢除、約束一切的清晰界線被抹去，當薪酬激勵變得不正常，當金錢瘋狂湧入——華爾街的人們變得貪婪了。其中最糟糕的人是罪犯，其他人則只是在做自己心裡明知的錯事。凱文不知道，答案應該是重新增加管制，還是一場道德上的大掃除。一個像約翰·保爾森這樣的對沖基金經理，僅僅靠四處推銷一堆紙，一年就能賺三十八億美元；這太荒謬了，但是怎麼才能阻止它呢？恢復葛拉斯－斯蒂格爾、回到20世紀50年代，這為時已晚。金融部門已經變得太過龐大——華爾街上的那些頭腦本該去尋找綠色能源的解決方案，或是帶領下一輪科技爆炸。那些才是這個國家的未來，而銀行不是。
凱文花了一年時間旅行，拜訪世界各地的朋友。他錯過了國內經濟衰退的大部分時間。不管怎樣，紐約很快就復甦了——2009年春季，有一小段時間，人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去得起餐館。華爾街也以超出所有人預期的速度捲土重來。2010年，凱文拿到另一家歐洲銀行的工作，那家銀行有著安全的資產負債表。在前十年裡，他賺得還不夠多，沒辦法徹底金盆洗手，於是他又再次投身戰局。在華爾街，這場金融危機的感覺就像是過了一個減速帶。
內莉妮·斯坦普聽說，2011年9月17日中午，一家加拿大雜誌呼籲在華爾街附近採取某種行動——整個facebook都傳遍了，她還認識其中一位組織者，但當她來到下城區，人們已經離開鮑林格林公園的銅牛雕像，因為警察已將它封鎖。據說，所有人都沿著百老匯大道向北走了幾個街區，來到一個紅色巨型雕塑下的公園。它名叫祖科蒂公園——紐約之前幾乎沒人知道它的存在——就在歸零地的特尼地餐廳對面，那裡剛剛建起「9·11」紀念碑。內莉妮下午三四點鐘到達那裡，發現大約有三百個人——其中包括她的一些朋友——正站在一個巨型紅色鋼樑雕塑旁邊，它像伸開的雙臂，高聳入雲，足有三層樓那麼高。她和朋友在公園裡轉悠了很長時間，人越來越多。太酷了。幫忙組織這次活動的朋友說：「我們將要召開一次大會。」內莉妮說：「好吧，我想瞧瞧。」
大會從7點開始，地點在百老匯大道人行道下面的花崗岩臺階上。有人喊著：「麥克風檢查！」其他人則大喊著回應：「麥克風檢查！」
「這是什麼意思？」內莉妮問。
她的朋友說：「我們將使用人群麥克風。」
「這是什麼意思？」
不管正在發言的人說什麼，她身旁的人都會盡可能大聲地重複她的話，每次幾個詞；從中心向外圍，經歷兩到三波傳話，最後，人群中的每個人都能聽清發言者在說什麼，不需要用到擴音裝置，因為他們沒有許可。內莉妮認為這也很酷。它以普通麥克風做不到的方式，將所有人團結在一起。沒有領導者，只有經過共識技術培訓的協調人。大會並不會釋出命令。人們來到公園，是為了對銀行、大公司以及它們對人民的生活和民主所享有的權力表示憤慨。
大會結束後，他們分成了工作組；內莉妮選擇了外展組，因為她已經在思考，他們需要讓工會參與進來，而她認識勞工運動中的許多參與者。外展組中有六七個人，他們一直聊到將近深夜，突然有人送來幾盒比薩。每個人都在瘋狂地發推，訊息傳到了當地的一個比薩店，它捐出這些比薩。內莉妮沒有使用推特，也不喜歡整個社交網路的概念，因為在那裡，人們表現得彷彿那就是現實生活，即使事實並非如此。她使用facebook，因為那是與一些朋友交流的唯一方法。「你在發什麼推文？」內莉妮問。
「佔領華爾街。」
她將不得不開始使用推特。這有點瘋狂，整件事情都很瘋狂，但是她決定那天晚上不回家。她不想放棄公園，她想看看早晨會發生什麼。
祖科蒂公園是私人管理的，運動組織者做了研究，發現布魯克菲爾德物產公司必須每天將公園向公眾開放二十四小時。那天晚上，大約有六十人睡在那裡。9月，天氣寒冷。內莉妮在雪松街花壇旁的硬花崗岩路面上鋪了一塊硬紙板，跟朋友擁睡在上面，試圖在佔領的第一天來臨之前眯一小會兒。
她當時二十三歲，是個布魯克林女孩，差兩個學分沒能高中畢業。她的母親是波多黎各人，在時代華納有線電視公司做客戶服務的工作。她的父親來自貝里斯，跟四個女人生了四個孩子，並不在她的生活裡。內莉妮個頭矮小，精力充沛，有大大的嘴巴和焦糖色的皮膚；根據她的心情，她的頭髮可能捲曲也可能筆直，可能是黑色也可能是紅褐色。她喜歡穿緊身衣、短裙和踝靴，喜歡在低圓領上衣外套毛衣。她抽駱駝香菸，語速飛快，時常發出斷斷續續的嘶啞笑聲。2011年初，她在右前臂上添了一個文身，是用古荷蘭語寫下的紐約五個行政區的名字，因為她喜歡歷史，也因為她想記住，事情會變化。
當內莉妮還是個小女孩時，她的母親出櫃承認自己是女同性戀；內莉妮的外婆外公一段時間內跟她切斷了聯絡。內莉妮認為，人們不像喜歡異性戀一樣喜歡同性戀，這很奇怪——她的媽媽就是她的媽媽，正常得很。她媽媽的伴侶曾在史密斯·巴尼工作，1998年，所羅門美邦宣佈與花旗集團合併——美國曆史上最大的公司合併案——的那天，也恰好是「帶你的女兒上班日」。十歲的內莉妮和其他孩子被帶到一個大房間裡，一場新聞釋出會剛剛在那裡召開完畢。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務公司花旗集團的新徽標投影到帶有紅色雨傘標識的螢幕上，桑迪·威爾滿面笑容（他已經跟克林頓談過，知道這場交易唯一的法律障礙《葛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將被廢除）。內莉妮不知道合併是什麼意思，但是第二天在學校，她可以對朋友炫耀了：「你們聽說過花旗集團嗎？」
母親的伴侶在「9·11」之前失去工作，然後兩人分手了。內莉妮和母親最終在斯塔頓島租了房，鄰居都是愛爾蘭和義大利裔家庭。內莉妮喜歡音樂、戲劇和舞蹈。小時候，她曾有一個經紀人，出演了幾部電影，並在vh1音樂頻道的節目《divaslive98》上演奏大提琴——後來，家裡的經濟狀況變得捉襟見肘，她不得不放棄私人課程。整個表演世界充滿壓力。你必須擁有正確的體形、正確的髮型，並在二十歲出頭時揚名立萬；成功又是什麼意思？跟大唱片公司簽約，釋出糟糕的音樂作品？然而，她性格的另一半，即現實的那一半，被工人和鬥爭的故事所吸引。在學校裡，她喜歡閱讀有關大蕭條和羅斯福的內容——那些內容看起來如此真實。她喜歡在洛克菲勒中心看那張標誌性照片——工人坐在高懸於曼哈頓之上的鋼樑上吃午餐，她還細細閱讀了勞工先烈喬·希爾的長篇自傳。她一直以為媽媽是工會成員，當終於得知事實並非如此時，她幾乎崩潰了。
自從五年級起，內莉妮就想上拉瓜迪亞表演藝術高中，但當她在這所高中上到高四，她已不再為自己的未來感到興奮。她缺乏自信，並且陷入抑鬱。學校太大了，教育系統也不關心她，所以她不再去上課。因為她仍需上暑課，學校不允許她參加畢業典禮，她說：「哎喲，去你的吧。」然後就不再嘗試拿到文憑，這讓她母親氣得發瘋。內莉妮並不想成為又一個有色人種輟學者，但學校只想讓她成為畢業率的一個統計資料。第二年，她待在家裡讀書，手頭很緊，以至於有一次她應門時，收到一位法警送來的驅逐通知。
她必須找到一份工作，於是，她在勞動家庭黨找到了。這是一個與工會有關聯的政治組織。他們在布魯克林市中心有間擁擠不堪的辦公室。內莉妮的工資是一年三萬美元，負責挨家挨戶為當地選舉中的進步候選人拉票，以及宣傳競選財務改革和帶薪病假等議題。結果，她成了一個明星宣傳員。即使人們當著她的面把門關上，她仍能從這些人身上看到人性，也從不氣餒。她沒有放棄音樂和藝術，但她也想組織起來，腳踏實地，弄髒自己，參與戰鬥。
歐巴馬在2008年競選中橫空出世時，她二十歲。她覺得有一個黑人當總統會很棒，但她想知道，他究竟是否會像希拉里一樣進步——他似乎知道如何取悅兩邊。然後，突然間，彷彿一場民眾運動正在崛起，人們開始關注單一支付者醫保系統之類的議題；如果歐巴馬是這場運動的起因，她將支援他。選舉前，華爾街危機襲來，她想：「到此為止了，金融體系即將完蛋。」她期望回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時有嚴格的規管和藍領經濟；但她也不想盲從（畢竟，那時候的美國夢並沒有為像她和她母親這樣的人騰出空間）。後來，歐巴馬走馬上任，但什麼也沒發生。取而代之的是，銀行重新開門營業，公司和富人賺了越來越多的錢，而這個國家的其他人苦不堪言。內莉妮和其他活動家一同搬入貝德－斯圖一座集體住宅裡的一間小臥室，距離馬西之家僅兩個街區。她在經濟衰退期間為工薪家庭開展宣傳，她開始相信，民主制度的建立是為了通過遊說者和其他制度來保護資本，而要改變這一切，唯一方法就是擺脫資本主義。
但是這場鬥爭花了太長時間，其間充滿了諸多反覆爭奪的小型戰役，他們大部分時間在防禦，試圖讓一位揚克斯市議員連任，或是防止紐約市預算被削減。有太多憤世嫉俗的聲音，但所有發生在起居室和酒吧裡的對社會不公的抱怨，並沒能成為點燃乾柴的火花——直到「9·11」十週年之後的那個週六，一小群人在東邊一個街區開外的地方點燃了一堆火。
連續兩週，內莉妮把睡袋帶去公園。她在睡袋裡醒來，搭地鐵去上班，趁午休時間帶著在辦公室影印的一摞摞傳單回到市中心，然後又回去工作，下班後回到貝德－斯圖的家裡洗個澡、換件衣服，再回到公園參加晚上的大會；在那裡，其他佔領者會告訴她：「你看起來不錯。」然後她會繼續在公園露宿。那麼多事情正在發生，她的行動如此之快，以至於一些在運動中成為她好朋友的人後來告訴她，運動剛開始時，她太繁忙、事情太多，根本沒法好好交談。
一週之內，祖科蒂公園已經有了兩千人。佔領者將其更名為自由廣場，靈感來自開羅的解放廣場。第二個星期六，他們沿著百老匯大道走向聯合廣場，高呼「整日、整週，佔領華爾街！」和「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內莉妮跳著舞，蹦來蹦去，帶領人們高呼口號，像個情緒高漲的托缽僧。然後事情變得瘋狂起來，遊行者堵塞交通，警察逮捕數十人，她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事情；她的朋友被拖走，她突然哭了起來。一名穿著白襯衣的軍官把胡椒噴霧噴在四個女性遊行者臉上；內莉妮和其他一些人意識到，就在他們繼續遊行時，這段影片正在youtube上瘋狂傳播，他們立刻趕回公園，舉行了一場簡短的新聞釋出會。她對著面前的一排排攝像機說：「我們在這裡是非暴力的。」那天晚上，她的媽媽剛好在紐約一臺看到了她，於是給她打了電話。
「我看到你在那兒了——你在幹什麼？」
「媽媽，我來這裡已經一個星期了。」
公園、影片和宣傳融為一體，突然之間，媒體開始對佔領華爾街如痴如狂，這場運動的名字傳遍部落格和推特。歌手、演員和學者開始出沒在祖科蒂公園，儘管沒人確切知道，這場運動究竟關於什麼——因為佔領運動跟隨無政府主義實踐的「平面」路線，所以沒有命令，沒有結構，沒有領導者。公園的訪客無法忽視空氣中的火花，有些東西廣為人知，卻被長期掩埋，或分散在各處；如今，它們在這世界中自發地爆發開來，以這種混亂但有上千人參與的形式聚集在一處。
內莉妮的上司比爾知道她參與其中。有一天，他問她：「你參加了佔領運動，對嗎？它到底是什麼？」
她告訴他，這是最酷的事情，是一場運動，它真真切切地在發生，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其中：各種各樣的人，而不僅僅是運動人士。
「工會希望組織一次遊行，來展示團結支援。」比爾說，但他們也對佔領究竟是什麼或可能變成什麼有所疑慮。「這麼做可以嗎？」內莉妮答應幫忙組織一場團結遊行，與數千名工會成員和學生一起前往弗利廣場。她成為佔領者與外界團體之間的聯絡人。「領導者」一詞幾乎被禁止，但她正在成為一個領導者。她的老闆決定讓她全職在佔領運動中工作。即使她不再睡在公園，她每晚也只能在家待兩三個小時，但腎上腺素和數不清的要做的事情令她瘋狂運轉。她的曝光度引起一些右翼網站的注意，他們大肆宣傳內莉妮與工作家庭黨的隸屬關係，以證明整個事情是由acorn秘密控制的，是那個已經關門大吉的共產主義組織暗暗資助了這個黨派。
10月2日，星期日晚上，內莉妮和其他七百人在布魯克林大橋上被捕後的第二天，她接到了在佔領運動中認識的新朋友麥克斯的電話。週一早晨，華盛頓會有一場會議，由活動家範·瓊斯的「重建夢想」（rebuildthedream）組織舉辦，這是左翼給茶黨的回應。麥克斯為這個組織工作，瓊斯讓他從佔領運動中選一個人來演講，但他們原本的人選被發現相信全球陰謀論和蜥蜴人，所以在最後一刻，他們得換掉他。內莉妮能搭火車來華盛頓嗎？她於凌晨4點30分抵達賓夕法尼亞車站，但她的信用卡無法使用，因此她打電話給麥克斯；麥克斯一文不名，他打電話給他在重建夢想的老闆；老闆幫內莉妮買了一張機票，因為火車已經太晚了。到了華盛頓，她從計程車上下來，衝進會議，登上講臺，開始講話時仍上氣不接下氣。
「我去那裡時，並沒有意識到這會改變我的生活，」她竭盡全力夠到講臺上的麥克風，將過去兩個半星期裡令人難以置信的興奮化為言語，「我一開始睡在硬紙板上。我推動勞工和社群組織過來觀察，究竟在發生什麼。很多人問過，我們有什麼訴求。我們不需要訴求。如果我們從華爾街要求什麼，那就是在告訴他們，他們手裡有權力。而我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我們有很多人。」
內莉妮開始認為，佔領華爾街是一場革命的開始。
這個公園是一個小小的矩形，鋪有花崗岩，裡面有五十五棵刺槐，樹立在摩天大樓的陰影下。西端面對著「歸零地」的巨大建築工地，在那裡，一圈鼓手擊出狂野的、無法停止的節拍，給佔領者帶來腎上腺素，讓周邊居民心煩意亂。鼓手區被稱為「貧民窟」，由頑固的無政府主義者和長期無家可歸的人組成，他們形成了自己的世界，任何闖入者都會感到自己不受歡迎。警察禁止了帳篷，因此通宵佔領者給冰冷的花崗岩鋪上篷布，躺在上面。公園中心到處都是致力於運動自我組織的各種樞紐：在廚房篷布區，人們露天準備食物，分發給所有排隊的人；在舒適站，佔領者可以獲得捐贈的溼紙巾、盥洗用品和衣物；在回收站，人們會將食物垃圾堆肥，輪流踩踏一輛固定的腳踏車，為電池製造動力；在圖書館，桌子上高高地堆放了數千冊書；在露天工作室，電腦和攝像頭每天二十四小時直播佔領運動的現場情況。
公園東側，沿著百老匯大道旁的寬闊人行道，在名為「生活樂趣」的紅色鋼製雕塑下面，佔領者與公眾交匯融合。示威者站成一排，展示著標語牌，彷彿販賣小商品的小販；遊客、路人和午休時間的上班族會在這裡駐足、拍照、聊天、爭論。一名老婦坐在椅子上，大聲朗讀哈特·克萊恩的詩歌《橋》。另一位婦女日復一日地沉默站立，舉著一本有關歐巴馬總統的書《自信人》（confidencemen）。一位穿著運動外套、戴著高爾夫球帽的老人舉著牌子，上面寫著：「支援：受管制的資本主義。反對：荒唐的不平等。需要：大規模的工作計劃。」一名戴著安全帽的工會電工的標語則寫著：「佔領華爾街。為了你的孩子。」一個穿著藍色護士服的女人舉著的是：「此人因華爾街的貪婪而感到噁心。信任已被打破。」一個穿著牛仔褲的年輕女子則是：「我的未來去了哪裡？貪婪奪走了它。」還有「我們在這裡」「我們不明白」「習慣這場運動」以及「有什麼東西不對勁」。
所有人不是舉著牌子，就是在拍照。人群密集，談話聲重疊在一起：「……這是摧毀世界各地中產階級的努力的一部分……」「目標是讓所有人幫助確定目標是什麼……」「葛拉斯－斯蒂格爾是何時制定的？」
兩個友人站在人行道上，他們是三十七歲的希拉·莫斯和二十七歲的馬扎爾·本·莫什。希拉有助產士學位，但沒有工作，馬扎爾則正在學習社會工作。希拉早上5點30分就到了公園——她一輩子都在等待這一刻。馬扎爾在2008年曾義務為歐巴馬助選，在他當選時興奮不已，但此後她就消失了，甚至在2010年都沒出來投票。現在她感到滿心羞愧，想要站出來。幾個戴著安全帽的傢伙正從世界貿易中心4號的建築工作中午休，他們走過這裡，看了看標語牌。其中一個名叫邁克的工人向示威者敬了個禮。他說：「對我們來說，工作已經不復存在——我們有時一整年都沒有工作。」「都是因為他們。」——他向金融區的狹窄峽谷擺了擺手，「那些人正在阻礙我們前進。銀行，政府，任何控制金錢的人。」
兩名中年男子駐足在希拉麵前，開始用濃重的俄羅斯口音與她爭吵。「古巴、朝鮮、委內瑞拉，你所做的事情最終將通往那裡。」第一個俄羅斯人說。
「我妻子是助產士——她有工作。」第二個人說。
「恭喜，那太好了。」希拉說。
「你也可以找到工作。」
「我很希望能有工作。但我找不到。」
「你這是浪費時間。去找找工作吧，把時間花在那上頭。」
「最重要的是：去朝鮮吧。」第一個俄羅斯人說，「那裡才是你的歸宿。」
一位一直在旁聽對話的戴著棒球帽的四十歲男子對第一位俄羅斯人說：「俄羅斯有寡頭。你有沒有看到，這跟她所說的有什麼聯絡？」
「那是政府的問題，不是銀行的問題。」
第二個俄羅斯人開始抱怨祖科蒂的佔領者。「他們在公園裡抽菸！這是非法的。他們覺得自己高人一等。」
希拉說：「請問以下觀點是否正確：對這個國家的每個人來說，一切都是絕對公平的。」
「正確。」第二個俄羅斯人說。
一群人齊聲回答：「錯誤！」
雷·卡切爾人生的前五十三年一直生活在西雅圖周邊方圓數英里的範圍內，他出生在那裡。他在計算機領域自學成才。1984年，他購買了第一臺蘋果電腦，型號是512k；他從西雅圖中央社群學院輟學，被一家公司僱用，那家公司的業務是將印刷材料轉換為數字記錄。晚上，他會在俱樂部度過，在拖船貝爾鎮酒吧當dj，拿歐陸節拍風格和無帽樂團、普林斯的歌打碟。週一晚上，他還會在一支名為五面碰撞的樂隊中演奏合成器和鼓機；當主唱確定她喜歡女人後，樂隊散夥了。名人會去那裡抽可卡因——艾爾頓·約翰被人看到了至少一次——雷也吸了幾個月，用販毒來賺錢花在愛好上。但最後，他發現自己不喜歡吸毒的感覺，就洗手不幹了。
80年代中後期，俱樂部不再有人氣，雷也丟掉了他白天的工作。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他靠西雅圖科技行業的利潤過著不錯的生活。他跟上了音訊和影片製作的發展，成了一名編輯線上內容的自由職業者。在科技行業的工作之間，他也曾在父母的清潔公司工作過。他將錢花在了一些娛樂上，例如小釀酒廠的啤酒，還有龐大的dvd收藏。他最喜歡的電影是《潛行者》，這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在1979年拍攝的科幻電影。「三個人在樹林裡遊蕩——在視覺和聽覺上都非常非常詭異。」雷說，「塔可夫斯基以令人痛苦的長鏡頭著稱，他會創造一個令人不舒服的環境，卻讓人說不清楚為什麼。」
雷獨自住在一室一廳的公寓裡。他是一個不起眼的人——身材矮小，頭髮剪得很短，衣衫單調，舉止溫和。父母去世後，他成了隱士，幾乎沒有朋友。話說回來，許多科技行業人士都不喜歡社交。資訊經濟僱用了數百萬技術嫻熟、文化開明的自由職業怪人。只要新經濟為他留出空間，雷就能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當經濟衰退來臨時，西雅圖的科技工作開始枯竭。在他的一個主要客戶（一家僱用他進行dvd定製的公司）的老闆去世後，雷發現不再有人聯絡他提供其他工作。他削減開支，戒了啤酒。2010年底，他從亞馬遜訂購了一個綠色的蘋果形u盤，裡面有甲殼蟲樂隊的全部專輯。就在它即將發貨之時，他取消了訂單。「那時，我開始意識到，花兩百五十美元買東西並不是一個好主意。」他說，「我很高興自己做出了這個決定，因為無論如何，我都不會喜歡立體聲混音。」
2011年3月，雷感到口乾舌燥。他焦慮難耐，幾乎食不下咽。他意識到自己的積蓄即將耗盡。他可以靠當咖啡師或送貨司機活下去，但他不認為自己有能力整天跟客戶聊天，也好幾年沒開車了。他申請了能找到的所有技術職位，只有一家評估網路搜尋結果的公司leapforce伸出了橄欖枝。雷以「在家獨立職員」的身份簽了合同，以每小時十三美元的薪酬在他的蘋果電腦上工作，但他的工作時間幾乎立刻就縮減到每天二十或三十分鐘。那是他的最後一份工作。
這個夏天，雷在ebay上出售他的計算機裝置，就像一個飽受乾旱折磨的農民開始吃玉米種子：首先是macbookair，然後是ipad，然後是imac。在給超過一千部電影的dvd收藏做了電子複製之後，他找到了買家。雷賣掉的最後一件東西，是蘋果最先進的編輯軟體套裝finalcutpro的副本。「我當時希望，如果能保住它，如果能找到另一個專案，我還能用別人的電腦工作。但那沒有發生。」這些交易給他帶來了大約兩千五百美元。9月份，他開始付不起房租。他想，唯一比無家可歸更糟糕的，是在自己的家鄉無家可歸。
雷從2009年開始發推，將其作為一種擴大社交範圍的方式。在推特上，他遇到了許多處於同樣絕望境地的人：失業、面臨貧困。9月的最後幾天，當他正準備搬出公寓，他在推特上了解到，曼哈頓下城正在爆發一場騷動。
讓佔領華爾街的示威者憤怒的，正是雷從自己的生活中認識到的事情：在這個不公正的系統裡，有錢有權的人榨乾了中產階級的生活。長期以來，他一直對銀行、石油公司和不納稅的大型公司持批評態度。他格外關注水力壓裂法。他還是雷切爾·瑪多的狂熱粉絲——他熱愛她的機智和隨和——而且，她開始在她的有線新聞節目中談論「佔領華爾街」。
雷在出售finalcutpro副本時拿到了四百五十美元。有兩百五十美元，你就可以搭乘灰狗長途抵達美國任何地方。他從來沒有到過比達拉斯更往東的地方，但紐約如此密集和多元，充滿了各種想法和賺錢途徑，如果他能夠學會在那裡生存，那麼他肯定能找到立足之地。9月的最後一個夜晚，他在入睡前對自己說：「噢，這簡直是瘋了，你不能那樣做。」早上醒來時，他有了一個清晰的念頭：「這正是我要做的事情。」
雷沒有把這個計劃告訴他為數不多的朋友。但是在10月3日晚上，他在自己的wordpress部落格上寫了一篇文章，給任何可能讀到的人：「即將登上前往紐約市的巴士。不知道我是否還會回到西雅圖……我有過慌張的時刻，詢問自己是否徹底失去了理智。那完全有可能。但是那些時刻轉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我對冒險的期待，我已準備好出發。」他放棄了剩餘的大部分財產。他帶著一個小旅行袋和一個背包上路，裡面裝的東西不多，只有幾件換洗衣服，一個存著幾部電影的行動硬碟，還有一個不算智慧的手機，記憶體僅夠傳送和載入推文。巴士在午夜離開。10月6日凌晨5點，雷抵達了曼哈頓中城的港口管理局巴士總站。早上10點，他已經來到佔領區。
刺槐樹上的葉子仍然碧綠。公園裡到處都是一群群舉著標語牌的人，還有鼓手、廚房工人、舉行會議的團體和叫嚷著辯論各種議題的人。雷睡眠不足、飢腸轆轆，但他被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所困擾——身邊的一切有一種古怪的熟悉感。他坐在自由街旁的牆上，聽著附近幾個人的談話，他的腦袋快要爆炸了——他似乎一直身處這個空間，與這些人交談，他完全知道他們要說什麼。有一次，有人告訴他，如果前往公園中央的舒適站，那裡可以安排淋浴。在似曾相識的時間軸上，他衝了個澡，生活以一種正常的、令人滿足的方式繼續，彷彿他即將回到溫暖的床上，就像他決定不去華爾街一樣；但事實上，那裡沒法沖澡，突然之間，雷必須面臨這個事實——他正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裡，無家可歸、一文不名。他退縮到自己的世界裡，不跟人說話，在公園東側附近的臺階上，裹著外套和防水大衣睡覺。
一天，雷無意間聽到一群年輕佔領者的談話，他們坐在幾英尺外的臺階上，談論著他，彷彿他不在那裡。「他這樣堅持不下去的，」其中一個人說，「他沒有照顧好自己。」他們說得很對，他的鞋襪在一場暴雨中溼透了，連續幾天都沒有幹。雷意識到，他無法以一顆衛星般的獨立自我在這裡生存。他必須毫無保留地成為集體的一部分，這是他一生中從未做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