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願參加了新成立的衛生工作組。為了在天黑後保持溫暖，他每天晚上都花一部分時間擦洗小路和人行道。另一個佔領者看到雷在工作，給了他一個睡袋和一塊防水布。他開始交到朋友：肖恩是來自布朗克斯的愛爾蘭移民，他上夜班，負責在鋼材上噴塗阻燃劑，白天則來到祖科蒂；還有一個無家可歸的代課老師，擁有物理學學位；克里斯則是一位來自佛羅里達州塔彭斯普林斯的流浪者，他在youtube上看到警察噴胡椒噴霧的影片，感到怒不可遏，於是一路逃票搭火車來到曼哈頓，前來捍衛女性的尊嚴。
雷發現了一個標語，上面寫著「立刻禁止水力壓裂法」。在做完自己的工作後，他花了幾天時間，在公園南側的人行道上與陌生人交談。這有點像一種表演，他發現自己內心有一個聲音，可以大聲說出一切。他定期發推文，在西雅圖時，他的賬號有幾十個關注者，現在突然增長到了超過一千個。
10月8日：這裡有一些集體生活的元素。儘管它完全超出了我的舒適度底線，可真是很棒的體驗。
10月22日：令我驚訝的是，我有了一位守護天使。毫不意外的是，他是一個來自布朗克斯、講話柔和、工作努力的愛爾蘭人。
10月23日：尊敬的弗格森先生。我已經在紐約生活了兩個多星期。它沒有尿味。
10月27日：我不斷看到有人提及，佔領華爾街運動中有「可怕的警察虐待」。我已經在這裡兩週多了，從沒看到過這種事，也沒怎麼聽說過。
11月13日：我在西雅圖的舊公寓裡住了近十年，幾乎不認識另外兩個租戶……我在自由廣場住了一個多月，會定期與許多鄰居交談，並結交了許多新朋友。
因此，在一個雨夜，當他睡覺時行李袋被偷走，水滲進捲起的篷布、浸透他的睡袋，他都沒有驚慌。第二天早上，當衛生工作組的熱心成員在清理被水浸泡的東西時拿走了他的背包（裡面裝著行動硬碟），讓雷全身上下只剩下正穿著的衣服，他也保持了冷靜。他求助於新朋友，拿到一個乾燥的睡袋。到那時，他已經成為佔領運動的一部分。自由廣場就是他的家。
10月12日星期三，彭博市長和紐約市警察局宣佈，公園將在週五清場，以進行清潔。周邊住戶抱怨著公園西端一刻不停的鼓聲，公園裡的狼藉模樣，以及隨地大小便的報告。內莉妮曾花費很多時間來試圖讓鼓手圈休息一陣子。她參加當地社群委員會的會議，聽取了投訴，並試圖達成一項協議，將擊鼓時間限制為每天兩個小時。但是，當市政府宣佈這一訊息，她和其他佔領者都認為這是一個幌子，真實目的是終結這場運動。
他們通過社交媒體發出警報，整個城市的支援者通過電話和facebook帖子轟炸了民選官員。到星期四晚上，成千上萬的人彷彿空降到公園，一起阻止警察清場。祖科蒂前所未有的擁擠——即使是那些對佔領運動曾經持懷疑態度的人，那些討厭鼓手圈的人，那些不喜歡運動人士的陳詞濫調的人，也都來到了這裡，因為他們相信有某種重要的東西——某種屬於他們所有人的東西——正在遭受威脅。
原則上來說（儘管原則仍然模糊不清），佔領運動中沒有人會與市長辦公室對話。因此，內莉妮的老闆比爾在幕後與副市長努力談判，好保持公園開放。內莉妮那天深夜回家睡了一個小時，因為祖科蒂太擁擠了。當她在凌晨5點回來時，佔領者已經醒了。接下來的一個小時內，祖科蒂再次人滿為患；到了6點，從百老匯到特尼地餐廳的每英尺花崗岩上都擠滿了人。當內莉妮的電話響起，天還黑著。
「我們贏了。」她的老闆說。
「什麼？」
「沒人能踢走我們了。讓貝卡趕快接電話。」
內莉妮的朋友貝卡正站在百老匯大道階梯的頂端。
比爾給她的手機發了一條訊息，內莉妮開始將它讀給人群聽。
「昨天深夜！」她等待著人群麥克風以三波浪潮重複她的話語，將訊息從東側傳到西側。「我們收到了祖科蒂公園業主的通知！布魯克菲爾德物產公司！他們推遲了清潔！」第一波浪潮還沒將訊息傳遍整個公園，歡呼聲就響了起來，持續整整一分鐘。成千上萬隻手舉起成千上萬隻手指，揮動著，以無政府主義者的非言語方式表達支援。內莉妮再次開口：「原因是！是因為！他們相信可以與我們達成協議！但同時！也因為我們這裡有很多人！」
在那之後，她幾乎回憶不起來，自己一生中最戲劇性的時刻究竟發生了什麼，因為一切是如此超現實。她的朋友麥克斯說：「拍成電影的話，這可是個精彩時刻。」
「你可真是煞風景。」內莉妮說。
「我想知道誰會扮演你。」
佔領開始時，凱文·摩爾在銀行的同事不屑一顧。辦公室裡的一個人說：「警察應該掏出他媽的警棍闖進去。」但是在中城結束工作後（華爾街的大部分公司不再在華爾街上），凱文來到公園觀察了一番，好表明自己的態度，然後他不斷回到那裡。他喜歡公園的奇觀：百老匯大道上自由流動的對話。祖科蒂的場景令他想起80年代的紐約，當時他正在上私立學校，聽著run-dmc，會去時代廣場圍觀三張撲克牌的騙術和警察的突襲——當時的紐約更狂野、更刺耳。公園裡的佔領運動給警察部隊和附近地區帶來很大的壓力；如果只是坐在那裡，很快就會變得無聊。他們必須找出另外的方法，讓議題保持在聚光燈下。但是他很高興有人在呼籲關注這些問題。對其中一些問題，他有一手經驗。
關於佔領運動，也有凱文不喜歡的一面。抗議者需要一名市場總監；他認為他們應該談論百分之零點一，因為他也是百分之一的一部分，而他對政客沒有控制權。他還不喜歡某些抗議者妖魔化金融行業的所有從業者，就像他在銀行的同事妖魔化公園裡的所有人一樣。這就像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在雞同鴨講。有一次，在去倫敦旅行時，凱文看到一些佔領運動的參與者闖入了一家公司的大門，他們以為那是一家投資公司，但搞錯了建築——那其實是一家普通銀行支行，而他們的雪球砸中了辦公室工作人員。凱文很清楚華爾街的罪行，但抗議者的尖酸刻薄令他感到驚訝。如果他們想帶來改變，就必須訴諸銀行家本性中較好的那一面。
從曼哈頓下城開始，千變萬化的火焰蔓延到全國和全世界。幾周之內，就發生了二十五、五十乃至一百場佔領。運動的口號——「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很簡單也足夠廣泛，能夠涵蓋許多不同的不滿和渴望。它成為社交網路平臺tumblr上一個部落格的名字，這個部落格通過讀者傳送的快照收集了數百張面孔，其中一些打了馬賽克，或是用一張紙遮掩了一半，紙上寫著匿名宣告，舉在照相機前。黑暗中出現一張臉：
為了成功，我做了他們告訴我的一切。
我拿到了全a的成績和獎學金。
我上大學，並獲得了學位。
現在我深陷學費貸款，找不到工作。
我的房門上貼著驅逐通知，我無處可去。
我的銀行裡只有四十二美元。
我是那百分之九十九！
一個女人模糊的面孔正透過紙張望出來：
我今年三十七歲，在管理崗位上每小時掙八美元。我們的助理經理和總經理月薪上萬，他們什麼也不做，每天只是談論僱員和客戶。我連十分鐘的休息時間都沒有，也沒有三十分鐘的用餐時間。
在付清
保險
聯邦稅
州稅
社會保險費
醫療保險
之後，我工作賺來的錢只夠去工作的油錢。
我很生氣！
這些濃縮的、個人化的故事有數十人讀到，它們承擔的道德力量等效於來自大蕭條時期的文獻研究，或是斯坦貝克的小說。它們解釋了為什麼佔領華爾街會風靡一時。
在媒體上，「收入不平等」一詞的使用次數增加了五倍，歐巴馬總統就這一問題發表了演講，談論了百分之一。每個名人和公眾人物都對佔領發表了看法。柯林·鮑威爾表達了謹慎的同情，他回憶起早年間父母在南布朗克斯時總能找到工作。羅伯特·魯賓談到了實際工資中位數連續下降的三十年（90年代末期除外）：「我們的經濟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他們已經發現了對此真正至關重要的問題。」彼得·蒂爾告訴一位採訪者：「在現代世界的歷史中，不平等只能通過共產主義革命、戰爭或通貨緊縮的經濟崩潰來終結。這是一個令人困擾的問題：今天，三者中究竟哪一種會發生，抑或是否還有第四種出路？」正在競選參議員的伊麗莎白·沃倫說：「我為他們正在做的事情提供了大部分知識儲備。」正在競選總統的紐特·金裡奇在哈佛大學對佔領抗議者嗤之以鼻，隨後，他在艾奧瓦州家庭價值觀論壇上對觀眾說：「所有這些佔領運動的前提，都是我們欠他們一切。他們佔領了一個公園卻不付費，他們去附近使用洗手間卻不給錢，他們向自己不願意付錢的地方乞求食物，他們阻礙那些打算去上班的人，而恰恰是那些人在交稅維持洗手間和公園的運轉。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自以為是地宣稱，他們是美德的典範，我們欠他們一切。瞧瞧吧，這很好地說明了，左派已經讓這個國家的道德體系崩塌到了什麼程度，以及我們為什麼要重申如此簡單的話，那就是對他們說：‘洗個澡，趕快去找工作。’」當被徵詢意見時，安德魯·布萊巴特回答說：「這取決於你是在談論佔領華爾街的糞便角度、公開手淫角度、強姦角度還是猥褻角度。我們的報道涵蓋所有馬戲團表演。」他在電影《撕下佔領的面具》（occupyunmasked）中擔任旁白，那是他去世前完成的最後一個專案，在他去世後發行。jay-z開始推銷自家洛卡薇爾牌的「佔領所有街道」系列t恤，但後來，他在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攻擊中為屬於百分之一的企業家辯護。「那些是自由企業，」jay-z說，「是美國的基礎。」
整個10月，佔領四處開花。佔領揚斯敦吸引了一些「拯救我們的河谷」運動的參與者，這項運動曾在70年代後期嘗試阻止鋼鐵廠關門。10月15日，七百人穿過格林斯伯勒市中心，越過位於伍爾沃斯舊樓的銀行和民權博物館，前往節日公園。迪恩·普萊斯就是其中之一。他參加了佔領格林斯伯勒的計劃會議，並在遊行後與年輕人交談；這些年輕人在公園旁邊的基督教青年會停車場內搭帳篷，為無家可歸的人提供義大利麵。他們向迪恩講述了自己的故事：低薪工作，沒有醫療保險，鉅額學費貸款。這令迪恩很生氣，他認為那些出生在50到60年代的人擁有了一切，卻什麼也不做，只是坐在餐桌旁吃飽喝足，然後將殘羹剩飯留給下一代。現在，年輕人在華爾街抗議，因為整個系統都被捆住了手腳。但是，迪恩試圖讓佔領者看到即將發生的變化——就在格林斯伯勒。
在坦帕，抗議者佔領公園幾天後，馬特·韋德納就開始撰寫有關佔領的部落格，並且堅持了下來。他將運動比作獨立戰爭之後的謝司起義，稱佔領者為「有頭腦的茶黨」，並發表了一篇博文，題為《總統先生——拆除這堵牆（華爾街）》。他寫道：
佔領華爾街運動只是個開始。我承認這場運動規模很小，但它十分強大，並且說實話非常危險。無論是對既有秩序而言，還是對這個國家目前感染的生活方式而言。當前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續的。這個國家已經成了一個謊言。它成了一個謊言，是因為我們的民選領導人和企業領導人都已經徹底腐敗。真理和後果不再重要。謊言和貪婪驅使一切。華爾街和高盛已取代我們過去的國家中心——華盛頓特區——體現的理想和原則。
佔領坦帕運動將數百名遊行者帶到了一個市區公園。丹尼·哈茲爾希望能加入其中，因為他喜歡運動中關於大公司有多貪婪的資訊。但在沃爾瑪的工作和照顧孩子之間，他沒有時間，此外還要考慮油價。西爾維婭·蘭迪斯去了公園，看到了跟她一樣的退休者，揹負債務的學生，一家老小，還有房屋被收回的失業者。一些年輕的抗議者似乎漫無目標，他們的反資本主義言論使西爾維婭感到擔憂。她不認為自己是佔領的一部分，但她給他們帶來了自己為一場派對準備後剩下的芝士通心粉，還開車帶其中幾個人去薩拉索塔，參加止贖辯護律師提供的培訓課程。然而幾周後，伴隨著幾次熱帶狂風，許多佔領者因闖入私人領地被捕，市區又恢復了以前人口稀少的模樣，佔領坦帕運動最後只剩下八到十個孤獨的抗議者在河邊舉著牌子，偶爾有路過的汽車鳴一聲喇叭。最後，他們同意挪去西坦帕一個荒涼的公園，那個公園的所有人是一家名為蒙斯·維納斯的脫衣舞俱樂部的老闆。
10月下旬，祖科蒂公園禁止帳篷的規定放寬了。那時，雷的代課教師朋友在一個閣樓裡找到了容身之處，將零度睡袋和單人帳篷留給了雷；他在公園南側佔據了一塊十八英寸寬、六英尺長的地面。祖科蒂很快就滿是帳篷，因此變得很難穿行，雷發現這讓公園與公眾隔絕開來，也讓公園變得不那麼熱鬧，且更加骯髒。他每天清晨起床，步行幾個街區，看太陽從東河上升起，然後探索下東城和唐人街，之後繞路返回祖科蒂。公園裡魚缸般透明的強度開始影響到他——xtc的老歌《加班的感覺》（「sensesworkingovertime」）中的歌詞一直在他的腦海中奔騰。鼓手圈開始形成費里尼的《愛情神話》中的氛圍。雷開始想念有一臺電視的日子，好逃避現實生活——他在《絕命毒師》最後兩集播出之前離開了西雅圖，那可是《火線》以來最精彩的電視劇。他的日子花在了在星巴克給手機充電以及其他無聊的事情上。他用食品券在歸零地以北的全食超市購買了幾個水果和一塊不加糖的80％可可巧克力。他吃得太少了，只要公園的廚房繼續提供食物，哪怕他身上只剩幾美元都沒關係。大約晚上9點鐘，雷把自己關在單人帳篷裡，在手機上觀看推特上的雷切爾·瑪多的節目，然後早早入睡，好在附近年輕人聚會的喧鬧聲響起之前眯幾個小時。他每天睡覺的時間從未超過四五個小時。一天晚上，公園裡充滿了持續不斷的嘯聲。
雷發現，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保持活躍並不容易。他參與了佔領中央公園小組的工作，但是當市政府拒絕簽發許可後，這個小組就銷聲匿跡了。他很少參加在紅色雕塑旁舉辦的夜間大會，那裡的人群麥克風會喧鬧幾個小時，但什麼也解決不了。運動似乎失去了對普通公眾的吸引力。它的報紙《佔領華爾街日報》已經好幾周都在派發同一期。百老匯大道上的對話被一種響亮又狂熱的元素摧毀了。那裡有數十個「工作小組」，其中許多在距離公園幾個街區開外舉辦會議，就在華爾街60號德意志銀行大樓中庭裡。然而，一些運動者似乎主導了這些小組，在關於「整個過程」的孤立對話中，他們不斷回到將小組打散為更小規模的小組的設想，好改善這個過程，並讓它「更具包容性」。在中庭討論的運動者和堅守公園的佔領者之間正在形成分歧。在促進工作組的一次會議上，一個人——一張陌生的面孔——問雷為什麼在那兒。
雷知道他為什麼在那裡。「作為一個象徵，公園必須保持被佔領的狀態，」他說，「如果他們說，‘好吧，我們會聽你在說什麼——所有人都放鬆下來回家吧，我們將繼續討論’，那麼關注會消失，電視轉播車會消失，人們會心滿意足，回家看真人秀節目；誰知道有什麼泡沫會再度破裂呢。」
在雷的幻想逐漸破滅的時候，內莉妮也開始日益沮喪。在最初的幾周裡，她興奮萬分；當七百人參加大會時，一個人無法破壞大會。可是，隨著中庭的會議縮減至三十到四十人，來自直接民主工作組的兩三個人就可能會引發爭論，或是阻礙共識，破壞整件事情。有時，他們會使用種族或性別作為託詞，所以像麥克斯這樣的白人男性確實很難跟他們理論。內莉妮不知道他們是否有意挑釁，但她希望有人能站出來告訴他們：「實際上，你們所說的與他們要解決的問題無關，你們別再這樣了。」
佔領者的主體是經營那份加拿大雜誌的那類人，正是他們開啟了整個運動；他們被稱為「廣告剋星」——教育程度很高的後現代無政府主義者。內莉妮很在意自己沒能從高中畢業這件事——他們讀了那麼多她聽都沒聽過的書——有時，他們還讓她感到自己不夠激進。她是一名組織者，她擔心佔領運動正在收窄，她想弄清楚如何將其轉變為一場持久的運動，可以實現實際的目標，例如讓人們關閉在大銀行的賬戶，並讓無家可歸的人住進止贖房屋。她認為佔領運動應該在某個時刻提出訴求。她甚至開始認為，也許是時候離開祖科蒂公園了。
11月，隨著刺槐的葉子變黃，佔領開始退潮。公園洋溢著絕望的氣氛——感覺更像是胡佛村，而不再是靜坐示威。在雷身旁，一張破舊沙發的出現引發了極大的緊張感。克里斯，那個因為看到女抗議者被噴胡椒噴霧的影片而憤怒地從佛羅里達趕來的流浪者，把沙發從曼哈頓的一條街上拖了過來。可是沙發吸引了那些對運動沒有興趣的醉鬼，並且佔用了可以撐開兩個帳篷的空間；經過大量討論，沙發被移交給鼓手圈。過了一晚，它又回來了。當雷躺在幾英尺外拉著拉鏈的帳篷裡時，一直在喝伏特加的克里斯和另一個男人因為沙發爭執起來，克里斯揮動拳頭，結果被逮捕，幾天後才回來。
11月15日午夜剛過，內莉妮在貝德－斯圖的房間裡接到一個電話，那是她在佔領運動中認識的朋友尤坦姆打來的，祝她生日快樂——她二十四歲了。兩人聊天時，她刷了一下推特。她最喜歡的hip-hop樂隊之一theroots的鼓手奎斯特拉夫在11點38分發了推文：「天哪，在#佔領華爾街#運動附近，有人正在向南行駛。有什麼東西正在過去，我發誓我看到了一千個穿著防暴裝備的警察，他們正要搞突襲，#大家注意安全。#」
內莉妮告訴尤坦姆：「我覺得他們要突襲公園了。」
雷被一陣喧鬧聲驚醒。他很快就明白了人們在說什麼：警察正在闖進來。公園的燈被關閉了，北邊的一排強弧光燈打在帳篷上。雷穿上鞋子，走到帳篷外面，看到一個警察正在穿過公園，分發傳單，指示佔領者離開，否則將會被逮捕。揚聲器在宣佈同樣的訊息：由於火災和健康隱患，祖科蒂公園已被關閉。雷很快就把帳篷收了起來。他把隨身物品裝進一個塑膠垃圾桶，連同睡袋和墊子一起帶出公園。當雷開始穿過百老匯大街，一撥警力正衝入公園，拆毀了路上的一切。
內莉妮的計程車在半夜1點將她帶到曼哈頓下城。到處都是身穿防暴裝備的警察，他們封鎖了自由街以北的百老匯大街，警車停滿了側街；巴士、垃圾車、裝滿金屬路障的平板車，甚至還有一臺反剷機在百老匯大道上轟隆隆地駛過，直升機在高處盤旋，將搜尋燈打在金融區。距離紅色雕塑不遠的地方被泛光燈照亮，揚聲器嗡嗡作響，說著無法辨別的話語。大街上到處都是聽到訊息的人，他們衝向市中心，向警察怒吼：「操你媽的！滾出我的國家！」「逮捕真正的罪犯！」「你們讓本·拉登感到驕傲，夥計們！感謝你們為塔利班服務！你們讓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犧牲的兄弟姐妹感到驕傲！服務和保護美國——你保護的是誰？」人們開始高呼：「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然後是：「這就是警察國家的模樣！」
「我知道警察國家是什麼樣子，」一名黑人警察說，「才不是這樣。」
內莉妮與紐約警察局的一些人關係親密——她的兩個阿姨和她媽媽的一個朋友都是警察。她曾經將這種野蠻行徑歸咎於高層管理人員，但在聯合廣場的逮捕發生後，她心想：「好吧，所有的白衫都瘋了。」最後，她的想法反轉了——也許低階警察裡有一兩個好人，但她對警察機構已經毫無敬意。
她當時正跟一群人沿著百老匯大道被擠向少女巷，她轉身背對警察，舉起雙手，這樣他們就沒有藉口逮捕她了。她正在打電話，轉過身時，感到右邊臉上被什麼東西噴到了。她的隱形眼鏡彈了出來，右眼灼熱，好像被擠了檸檬汁。她和其他被噴到的人一起躲進一家商店，買了牛奶和水倒進眼睛。過了一會兒，她看到朋友傑里米被捕，她衝過去大喊大叫，當一名警察抓住她時，人群把她拉回去，她逃脫了。可是，到了凌晨3點左右，她正與朋友一起沿百老匯大道往北走，一輛警車停了下來——「是她，是她！」——三名警察跳出來，將她按到地上，她喊著：「我的帽子！」
他們給她戴上金屬手銬，開車將她帶回公園，然後把她送上一輛麵包車。在那裡，她跟四個警察坐在一起，度過了似乎足足幾個小時。她告訴一位警察說她正處於經期，他表示同情——他有一個十幾歲的女兒。最後，他們開車將她送到警察廣場1號歸案。途中，她看到剛剛被釋放的朋友尤坦姆。「生日快樂，親愛的，」他說，「回頭見。」
內莉妮在監獄度過了她二十四歲的頭一個晚上，她哼唱著革命歌曲，思考下一個階段，試圖入睡。
當金融區成為軍事區，雷唯一的念頭就是逃脫。他決定沿著每天早晨散步的路線走，只不過如今還拖著他的世俗財產。他走過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走過大通曼哈頓銀行（他在華盛頓互助銀行開設的一個賬戶中還剩下四十二美分，這家銀行在金融危機中垮掉，然後被大通收購了），走過美國國際集團大樓，然後沿著羅斯福大道走向東河。他想擺脫一切騷動。他在布魯克林大橋以南找到一個安靜的地方，在那裡，他坐在長椅上發了推文：「比平時更早，我來到了我最喜歡的清晨散步地點。我擔心我已經不再是一個佔領者，因為我拋下了我的同志。」時不時會有一架警用直升機出現在頭上，但他隱藏得很好。
雷一直在刷推特，可是到了凌晨4點，仍然沒有關於被驅逐的佔領者該在哪裡重新聚集的訊息。他的手機電池快沒電了。他孤身一人：他成了紐約的一個無家可歸者。
黎明時分，下起了雨。祖科蒂公園四周擺滿了金屬路障，裡面空空蕩蕩，只剩下身穿檸檬綠背心的保安人員——它重新變成一個花崗岩鋪就的矩形空間，等待最早上班的人們在華爾街開始新的一天。
並非真實姓名。——原注
指社會運動雜誌《廣告剋星》，隸屬於廣告剋星媒體基金會（adbustersmediafoundation），一個宣傳環保和反消費主義的加拿大非政府組織。2011年，雜誌網站刊文呼籲美國人民佔領華爾街，以抗議政治領袖在解決經濟危機中的糟糕表現。佔領華爾街運動受此文影響而開啟。
史密斯·巴尼，當時是花旗集團旗下的全球財富管理部門，標誌為紅色雨傘。
桑迪·威爾，美國銀行家，1998至2003年擔任花旗集團執行長。
喬·希爾，美國早期勞工運動參與者，創作大量勞工題材歌曲和漫畫，1914年被指控謀殺，後遭處決，真相未明。
單一支付者醫保系統即負擔所有公民基本醫療費用的醫保系統，由單獨一家公共機構負擔費用，如由聯邦政府出資開設的全民醫保。
一種流行的陰謀論，認為世界各國的政治和經濟精英其實都是嗜血食肉、會變形的外星生物蜥蜴人，他們的終極目標就是奴役人類。
歐陸節拍是一種80年代興起的舞曲風格。無帽樂團是加拿大著名電子樂隊。
開採頁岩氣的一種方法，用水壓將岩石層壓裂，從而釋放出其中的天然氣或石油。反對者擔憂這項技術會汙染水源，威脅當地生態環境和居民健康。
run-dmc，來自紐約皇后區的說唱組合。
謝司起義，指美國馬薩諸塞州中西部在1786至1787年發生的底層反抗運動，領導者丹尼爾·謝司是一名曾參與獨立戰爭的退伍士兵。戰爭之後，馬薩諸塞州陷入債務危機，歐洲債主拒絕延長還款期限，當地商人便將債務轉嫁給農民，導致大量農民因無力償還債務而被強制收繳土地財產。謝司率領起義軍攻擊法院，迫使法院停止審判債務人，後被州政府派僱傭兵鎮壓。
xtc，1972年成立的英國搖滾樂隊。
《愛情神話》（fellinisatyricon）是義大利導演費德里科·費里尼1969年的電影作品，描繪了羅馬帝國荒淫無度的享樂生活。
胡佛村指20世紀早期大蕭條期間美國無家可歸者的棚戶貧民窟，以救災無力的總統赫伯特·胡佛命名。
指身著白色襯衫的紐約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