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爾上次參加世界經濟論壇是在2009年1月。對全球精英來說，達沃斯是一個可見度很高的地位標誌，但在那一年捲入達沃斯，似乎意味著你就是那群搞亂世界的人裡面的一員。蒂爾離開時下定決心，在接下來的十年裡他都將做空地位，做多實質。如果美國正在發生某種解體，那麼地位標誌會變得詭異而不對勁——在一個混亂的社會中，它們不可能是正確的、真實的東西。幾乎所有地位高的東西都不是什麼值得投資的好東西。
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蒂爾提出了關於過去和未來的理論。
它可以追溯到1973年——「50年代的末期」。那是石油危機的一年，美國的中位數工資開始停滯不前。70年代是問題開始出現的十年。許多機構停止工作。科學和技術停止進步，增長模式崩潰，政府不再像過去運轉得那麼順暢，中產階級的生活開始陷入困境。然後是80年代——蒂爾1985年從高中畢業時，事情看起來非常樂觀，一切皆有可能。接著是90年代——網際網路取代天堂，財富滾滾而來，使用滑鼠墊的日常生活看上去簡直像是某種奇蹟。等到千禧年，網際網路泡沫破滅之後，是低迷的十年——布什作為第43任總統上臺，暴力和戰爭頻發，經濟萎靡不振，只有華爾街除外，這導致了2008年的大震盪和新的經濟蕭條。四個十年——下，上，上，下。四十年後，重歸平地。
這一切在中間幾年裡很難看清，那時候，事情似乎在好轉。在矽谷更難看清，畢竟在網際網路泡沫破裂之後的幾年，矽谷仍然過得相當不錯：谷歌上市，facebook，還有其他社交媒體。然而，在矽谷以東三十英里，人們的生活並不好，尤其是當他們唯一的資產——房屋——跌去一半價值之後。事實上，中間的二十年就像是70年代之後經歷的小陽春，它持續了很長時間。如果從1982年裡根衰退的末期開始算，一直到2007年的房地產市場崩潰為止，那麼大約是四分之一個世紀——在一切開始重置之前，看起來幾乎不可能回到原點。整個小陽春時期，相同的重要機構繼續受到侵蝕，隨之而來的是持續更久的經濟蕭條和金融恐慌。看待小陽春的一種角度，是一系列泡沫：債券泡沫、科技泡沫、股票泡沫、新興市場泡沫、房地產泡沫……它們一個接一個地破滅，而這種破滅表明，它們只是長期問題的臨時解決方案，也許是對這些問題的迴避，是分散注意力的方式。有如此之多的泡沫，還有如此之多的人同時追逐這種轉瞬即逝的泡沫，很明顯，這在根本上是行不通的。
2011年春天，米特·羅姆尼來到矽谷尋找支援者，他造訪蒂爾在舊金山的家，與他共進早餐。羅姆尼說，他的競選活動將會把重點放在經濟而不是社會問題上，他會讓數字來支援他的論點。蒂爾認為他很有才華，令人印象深刻，他給了羅姆尼一個預測：「我認為，最悲觀的候選人將獲勝，因為如果你過於樂觀，那表明你不夠接地氣。」換句話說，倘若羅姆尼僅僅是聲稱歐巴馬無能，認為換另一位總統情況自然會好得多，那將是錯誤的策略。1980年，里根可能會針對卡特提出這樣的論點，但在1980年，只有一半人認為他們的孩子會比他們過得更糟；2011年，這一比例接近八成。如果羅姆尼說，情況可能會好起來，但要達到這個目標將會十分困難，比更換總統更困難，那就聰明多了。然而羅姆尼無法理解這一點。他認為更樂觀的候選人永遠能獲勝。他認為一切仍在根本上如常運轉。
比如，資訊時代怎麼樣？它的運轉難道不是好得令人難以置信嗎？曾經因資訊時代而賺得盆滿缽滿的蒂爾，如今卻不再這麼想了。
在帕洛阿爾託市區的維尼西亞咖啡館——2001年，蒂爾和埃隆·馬斯克正是在這裡喝著咖啡決定讓貝寶上市，這裡距貝寶最初在大學街的辦公室只有五個街區，而那個辦公室就在facebook最初的辦公室和帕蘭提爾現在的辦公室對面，距離山景城的谷歌園區只有六英里，距離新經濟的世俗神殿蘋果商店在一個方向上只有一英里，另一個方向上則只有半個街區；這裡是矽谷心臟的心臟，周邊的桌子坐滿了乾淨、健康、衣著不起眼的人，他們都用著蘋果裝置，談論著創造想法和天使投資——蒂爾從牛仔褲口袋掏出一個iphone，說：「我不認為這是技術上的突破。」
與阿波羅太空計劃或超音速噴氣飛機相比，智慧手機看起來很小。在1973年之前的四十年裡，技術取得了巨大進步，工資增長了六倍。從那時起，美國人被純粹的小工具迷住了，卻忘記了進步究竟可以有多麼廣泛。
蒂爾最喜歡的書之一，是法國作家j.j.塞爾萬－施雷伯的《美國挑戰》（theamericanchallenge），該書出版於1967年，即蒂爾出生的那一年。塞爾萬－施雷伯認為，美國的技術和教育動力正在將世界其他地區甩在身後，他預言到2000年，美國將成為一個後工業化的烏托邦。時間和空間將不再是交流的障礙，收入不平等將縮小，計算機將解放人類：「每週只有四個工作日，每天七個小時。一年將只有三十九個工作周，還有十三週的假期……所有這些都將在一代人之內實現。」資訊時代如期抵達，但烏托邦並未到來。汽車、火車和飛機都沒比1973年時進步多少。石油和食品不斷上漲的價格表明在能源和農業技術發展上的失敗。計算機沒能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來維繫中產階級的生活，沒能在製造業和生產力上取得革命性的進步，也沒能提高各階層的生活水平。蒂爾開始認為網際網路是「一個淨優勢，但不是一個很大的優勢」。蘋果「主要是設計上的創新者」。推特將在未來十年為五百人提供工作保障，「但是，它為整個經濟創造了多少價值？」使蒂爾成為億萬富翁的facebook「總體來說是正面的」，因為它足夠激進。可是對於廣受讚美的社交媒體時代，這就是他能說的一切了。他投資的所有公司大概僱用了不到一萬五千人。「在進步停滯的地方，一切卻在發生令人眼花繚亂的變化。」
資訊本身就是問題的徵兆。虛擬世界的建立已經取代物理世界的進步。「你可以說，整個網際網路都有一種逃避主義者的意味，」蒂爾說，「在過去十年裡，我們有了所有這些網際網路公司，而經營它們的人似乎都有點自閉症。這些溫和的阿斯伯格案例似乎正在蔓延，他們不需要銷售，這些公司在本質上有著古怪的反社交性。谷歌就符合這種原型。然而，在一個狀況不佳、許多東西功能失調的社會中，那可能就是你能增加最大價值的地方。我們身處這個混亂的現實世界中，事情變得異常艱難和破敗，政治陷入瘋狂，好人很難當選，系統似乎無法正常運轉。至於這個替代的虛擬世界，裡面沒有任何東西，在計算機上都是0和1，你可以對它重新程式設計，讓計算機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也許，在這個國家，這是你實際上可以幫得上忙的最好途徑。」
問題歸結到了這裡：發明了現代裝配流水線、摩天大樓、飛機和積體電路的美國人不再相信未來。自1973年以來，未來一直在衰落。蒂爾稱其為「技術放緩」。
舉個例子：他長大後閱讀的那些五六十年代的科幻小說，曾描述烏托邦式的太空旅行和海底城市，如今看起來就像是遠古時代的文物。現在的科幻小說講述的是技術失效或故障的故事。「1970年，排名前二十五的科幻小說選集裡，會包括‘我和我的機器人朋友在月球上散了個步’這種故事，」蒂爾說，「到了2008年，卻變成了‘銀河系由原教旨主義的伊斯蘭聯邦統治，有人正在捕獵行星，殺死它們取樂’。」蒂爾與肖恩·帕克和另外兩個朋友一起，創立了一家名為「創始人基金」（foundersfund）的早期風險投資公司。它釋出了關於未來的線上宣言，開頭就是一句抱怨：「我們想要飛行汽車，結果得到了一百四十個字元。」
技術放緩並不是單一原因造成的。也許再也沒有簡單的技術問題了，那些問題早在一個世紀以前就已解決，剩下的大問題確實非常棘手，例如如何讓人工智慧運轉。也許科學與工程學在聯邦資助削減的同時也失去了聲望。蒂爾內心的自由意志主義思想指出，問題之一是對能源、食品和毒品等商品的監管過度——計算機是增長最快的行業，恰恰也是監管最少的行業之一，這並非偶然；問題之二則是狹隘的環境保護主義，它希望所有解決方案看起來都像是自然的，因此幾百個新的核反應堆不在討論之列。也許，當蘇聯這個敵人不復存在，隨之而去的是軍事創新的動力和更大層面的犧牲意願（這個想法令蒂爾格外困擾，因為他對暴力深惡痛絕）。也許，持久的和平讓人們不再有理由努力工作，未來的衰落實際上始於1975年的阿波羅－聯盟號聯合飛行，正是它終結了太空競賽。也許，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也是問題的一部分。蒂爾的一個年輕朋友描述了他在耶魯大學的新生介紹會，那裡的教務長告訴新生：「恭喜——你們的一輩子都穩妥啦。」人永遠不該認為自己的一輩子都穩妥了。
蒂爾是精英階層中的精英，但他的知識分子火力瞄準了自己的階級，或是在他兩三個梯級之下的人——年薪二三十萬美元的專業人士。精英已經太過自滿、不思進取。如果說他們沒能看清技術發展放緩的現實，那是因為他們自己的成功令他們偏向樂觀，而財富不平等令他們無法看到俄亥俄州這樣的地方正在發生什麼。「如果你出生於1950年，收入屬於頂端的百分之十，那麼這二十年來，一切都在自動變得更好。然後到了60年代末之後，你進了一所好學校讀研；70年代末，你在華爾街找到一份好工作，接著碰上了經濟繁榮。你的故事反映六十年來令人難以置信的、不曾鬆懈的進步。而對大部分六十歲的美國人來說，那根本不是他們的故事。」體制已經憑慣性滑行了很久，找不到問題的答案。它的失敗指向新的方向，也許是馬克思主義，也許是自由意志主義，那將是它無法繼續控制的動盪軌道。
蒂爾的論點在整個政治光譜上遭到全面抵制。在右翼裡，市場原教旨主義取代了對創新的認真思考（這就是為什麼羅姆尼在那次早餐會上無法理解蒂爾的觀點）。左翼則是表面上對創新自鳴得意——花更多錢就行了——實際上卻有著深深潛藏、不言而喻的悲觀。歐巴馬總統可能認為，除了控制經濟衰退之外，沒什麼能做的，但是他不能發表又一次「痼疾演講」（看到吉米·卡特發生了什麼之後，再也沒人會這麼做），所以他對未來的描繪仍然有著古怪的空洞。歐巴馬和羅姆尼都選擇了錯誤的立場：前者認為美國例外主義已不再正確、應該放棄，後者則認為它仍然正確。雙方都不願意告訴美國人，他們不再是個例外，但他們應該再次嘗試成為例外。
蒂爾不再是對沖基金巨頭，但隨著他開始公開表達自己的想法——靠發表文章，或是在全國激增的精英討論及社交會議上發言——他已經成為自己在斯坦福大學時曾夢想成為的那種知識分子煽動者。2012年夏天，他受邀參加在科羅拉多州阿斯彭舉行的財富頭腦風暴科技會議，在那裡，他與谷歌的董事長埃裡克·施密特就技術的未來展開辯論。施密特是那種能激發蒂爾內心惡意的樂觀自由主義者，他告訴觀眾，電晶體、光纖和資料分析正在使世界變得越來越好；根據摩爾定律，計算能力每隔兩年會翻一番，而且這種發展至少還要持續十年。
「埃裡克，我認為您作為谷歌宣傳部長的工作非常出色。」蒂爾開始說道。
主持人打斷了他：「你說過你會表現得友好。」
「我是說他的工作非常出色。」蒂爾的藍色西裝外套扣著中間的扣子，白色襯衫靠上的扣子則解開幾顆；他闡明瞭他對科技發展放緩的觀點。作為一個自由意志主義者，他把大部分責任歸咎於監管。「我們基本上已將一切與物質世界有關的事情都禁止了，」他說，「你唯一獲准去做的事情只能在數字世界完成。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計算機和金融方面取得了很大進步。在過去四十年裡，只有這兩個領域產生大規模的創新。金融似乎正處於被禁止的過程中，因此現在，碩果僅存的就是計算機。如果你是一臺計算機，那倒是不錯。谷歌就是這麼想的。」
施密特微笑著抑制怒氣。主持人指著谷歌董事長對蒂爾說：「你不是在指責他是一臺計算機吧？」
「你懂的，很多情況下，他們喜歡計算機超過人類，」蒂爾說，「這就是為什麼他們錯過了社交網路革命。沒錯，從未來四十年的角度來看，假如你是一臺計算機，那麼摩爾定律對你來說再好不過。但問題是，這對人類有什麼好處？這如何能轉化為人類的經濟進步？」
蒂爾喜歡醜化可敬的見解。他的一篇文章《自由意志主義者的教育》於2009年在網路上風靡一時，讓思維健全的人憤怒不已。他寫道：「上世紀20年代是人們能對政治真心感到樂觀的最後十年。1920年以來，福利受益人大量增加，女性獲得了公民權——對自由意志主義者來說，從這兩個群體獲得選票是臭名昭著地困難——這已經讓‘資本主義民主’這個概念變成了自相矛盾的說法。」蒂爾試圖解釋說，他並不想剝奪女性的投票權，相反，他想找到一種能繞開民主的道路，因為民主與自由格格不入。他長期致力於給政治議題捐款。2009年，他資助了詹姆斯·奧基夫，後者的臥底錄影後來讓acorn關門大吉。2011年和2012年，他向羅恩·保羅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捐贈兩百六十萬美元，向支援自由市場的增長俱樂部捐贈一百萬美元，同時還為同性戀保守組織gopround組織籌款活動，邀請安·庫爾特作為主講人。然而他越來越想擺脫政治，因為對實現變革來說，政治的效率太低了。他仍然致力於青少年時代的信仰，但美國人不會投票支援自由意志主義者。
另一方面，技術可以不經任何人的許可就改變世界。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寫道：
在我們這個時代，自由意志主義者的重大任務，是找到一種方法，去擺脫一切形式的政治——從極權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的災難，到不經思考的民主黨人領導的所謂「社會民主主義」……我們正處於政治與技術之間的致命競賽中……我們世界的命運可能取決於一個人的努力，只要他能建立或推廣一種自由的機制，讓資本主義在這個世界上安全地存在。
蒂爾開始成為那個人。
矽谷一個下雨的春日早晨，蒂爾穿著風衣和牛仔褲，開著他那輛深藍色的賓士sl500，在101號高速公路和海灣之間的工業園區裡尋找一個地址。那是一家名為翠鳥分子（halcyonmolecular）的公司，它想要治癒衰老。蒂爾是公司最大的投資者，也是公司董事會成員。他開車時沒繫好安全帶。他在安全帶問題上搖擺不定——贊成安全帶的論點認為安全帶讓你更安全，反對者則認為，如果你知道自己不那麼安全，那麼你開車就會更小心。實際上來說，如果你在繫好安全帶的同時小心駕駛，那是最安全的。他向左轉彎，繫好了安全帶。
儘管在安全帶問題上搖擺不定，蒂爾始終懷有三歲時聽到死亡訊息時的那種原始沮喪感。他拒絕服從他所謂的「每個人都無法避免死亡的意識形態」。他認為這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且越早越好。在醫學研究的現狀下，他預計自己能活到一百二十歲——考慮到生命延伸的無限可能，這是一個令人遺憾的妥協。但是一百五十歲已經不是痴人說夢，永生也並非絕無可能。史蒂夫·喬布斯在生命的最後幾年曾發表演講，講述死亡的前景如何成為他的動力，但蒂爾不這麼認為。死亡，令人喪失動力。它最終會令人沮喪，讓一切沾染絕望的語調，並給人們嘗試實現的目標加上限制。如果能將每一天都活得像是生命將永遠持續一樣，那才更健康。永生會讓人們更加善待彼此，因為他們將認為，自己會不斷與對方重逢，直至永遠。老歌《美國派》裡有一句歌詞：「沒有時間重新開始。」想到自己的衰老，就像想到美國的衰退一樣——你會想生活在一個重新開始也永遠不會太晚的地方。
2010年，蒂爾的朋友和創始人基金的合夥人盧克·諾塞克向他介紹了一家生物技術初創公司。這家公司正在開發一種方法，能通過電子顯微鏡讀取人類基因組的完整dna序列，這將可能讓醫生迅速瞭解病人的基因組成，只需花費一千美元。翠鳥分子的工作有望在檢測和逆轉遺傳疾病方面帶來根本性的改善，蒂爾決定讓創始人基金成為第一個外部投資人。他對電子顯微鏡dna測序一無所知，但當時，翠鳥分子的年輕科學家也都沒有掌握這種技術——沒人掌握，這就是讓蒂爾興奮的原因。他注意到了他們的才華和熱情，當他們要價五萬美元時，他給了他們第一輪五十萬美元的投資。
蒂爾終於找到了翠鳥的辦公室，他停好車，快步走進去。走廊上，一排海報在詰問：「我們是否還有更多時間？」一張未來主義圖書館的照片，上面是一個巨型金屬書架籠子，標題是「世上已知有129864880本書。你讀了幾本？」會議室裡正在舉行一場全體會議：大約四十人，幾乎全都是二十到三十多歲。他們輪流對團隊的工作進展進行幻燈片演示，而翠鳥分子的創始人威廉姆·安德雷格時不時問一個問題。安德雷格二十八歲，身材瘦削，穿著工裝褲和一件皺巴巴的粉色襯衫，釦子全部扣好，沒有塞進褲子。有一天，當他還是亞利桑那大學生物化學系的本科生，他列出了一生中想做的所有事情，其中包括到訪其他星系。突然間，他意識到自己不可能活那麼久，他甚至連其中的一小部分都做不完。他萎靡不振了好幾周，最後決定將「治癒衰老」放在清單首位。最初，他對使用這一片語十分謹慎，但蒂爾敦促他將它打造成公司傳達的主要訊息：有些人可能認為這個念頭很瘋狂，但也有人會被它吸引。
會議上，蒂爾皺著眉頭，抿著嘴唇，聚精會神地在黃色便籤本上做筆記。「我知道這個問題很危險，但是，你預計最多或最少需要多長時間完成原型a？」
「夏初時能完成百分之五十。」站在顯示屏前的科學家說。他手裡拿著雷射筆，頭髮和鬍子看起來像是讓一隻獼猴剪出來的。「到夏末能完成百分之八十。」
「好極了。」
作為每週會議的一部分，幾名工作人員作了自我介紹。威廉姆的弟弟、翠鳥的技術長邁克爾·安德雷格展示了一張幻燈片，列出了他的愛好和興趣：
人體冷凍，如果其他手段全部失敗的話
躲避球
自我提升
個人數字存檔
通過人工智慧或上傳意識實現超級智慧
在離開公司的路上，蒂爾提出了一些商業建議：到下週一，公司中的每個人都應該列出他們所認識的三個最聰明的人。「我們應該儘可能地通過現有的網路來建設。」他告訴眾人。這就是他在貝寶曾做的。「我們建設這家公司時，必須假設它即將成為一家超級成功的公司。一旦抵達拐點，你就會面臨超乎想象的招聘壓力，到那時，招多少人都太晚了。」
生物學與計算相結合來延長壽命：這就是蒂爾投入精力和金錢去追求的那種激進未來。在政治與技術之間的致命競賽中，他正在對機器人技術進行投資（機器人駕駛的汽車將消除交通擁堵，美國再也不必修建新的道路）。出售貝寶之後，蒂爾的老同事埃隆·馬斯克成立了一家名為太空探索的公司，致力於開發平價的商業太空探索專案，而創始人基金成為第一個外部投資者，投資金額為兩千萬美元。蒂爾通過他的基金會資助了奈米技術的研究。他向瑪土撒拉基金會捐贈三百五十萬美元，該基金會的目標是扭轉人類的衰老；他還支援一家名為「人性之上」的非營利組織，它致力於超人類主義——通過技術改造人類身體。當一位朋友告訴蒂爾，有一個電視真人秀正在展示如何通過整形手術、吸脂和牙齒增白等極端美容手段來改變醜女的生活，他頓時十分興奮，想知道還有沒有其他技術可以改變人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