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海上家園研究所最大的贊助人和董事會成員，這是一家自由意志主義的非營利組織，由米爾頓·弗裡德曼的孫子、一名谷歌前工程師創立。海上家園是指在國際水域中的浮動平臺上建立新的城市國家——那將是法律法規無法觸及的社群。它的目標是建立更極簡主義的政府形式，迫使現有制度在競爭壓力下進行創新。（蒂爾已經相信，美國憲法是行不通的，必須予以廢除。）
如果說存在一項突破性技術，那很可能就是人工智慧。隨著計算機獲得自我完善的能力，它們最終將超越人類，並伴隨不可預測的結果——這種情形被稱為奇點。無論是好是壞，這都將極其重要。創始人基金向一家英國人工智慧公司沉思科技（deepmindtechnologies）投資，蒂爾基金會每年還會向矽谷的一家智庫奇點研究所（singularityinstitute）捐款二十五萬美元。人工智慧可以解決人類想都不敢想去解決的問題。奇點的概念如此怪異且難以具象，以至於很少被人注意，完全不受監管，這正是蒂爾喜歡聚焦的領域。
另一方面，他迴避了那些能給在困境中掙扎的美國人提供最直接幫助的領域——食品和能源。這些領域的監管太多，過於政治化。如果說他的投資有某種不平等的意味，那麼所有技術進步都有不平等的成分——你在做一件嶄新的事情，而嶄新的事物很少能同時傳播給所有人。最明顯的例子是延長壽命：最極端的不平等形式存在於生者和逝者之間。很難能比這更不平等了。第一個活到一百五十歲的人大機率會很富有——但是蒂爾相信，每一項技術突破最終都會改善大多數人的生活，而如果將它交給全民投票，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翠鳥分子公司的科學家是來自研究型大學的難民，他們已經看破學術研究，堅信改變世界的最佳方法是創辦一家公司——對蒂爾來說，這再理想不過了，他認為美國經濟中最新的一輪泡沫就是教育。他將大學行政管理人員與次級抵押經紀人相提並論，並稱深陷債務的畢業生是發達國家僅存的簽了賣身契的工人，哪怕破產也無法重獲自由。體制的自我滿足和不思進取伴隨著對進步的盲目信念，這在它對精英學位的態度上體現得最為明顯：只要我的孩子進了正確的學校，就能繼續向上流動。大學教育已經成了一份極其昂貴的保險，就像擁有槍支一樣。「未來不過如此，但如果你有一棟房子、一把槍、一圈通電的柵欄和一個大學學位，那你就能遊刃有餘。如果你沒有這些，那你就完蛋了。哪裡出了問題？為什麼會這樣？如果所有爭論都圍繞著我們如何才能讓所有人都擁有槍支，那我們可能忽略了犯罪問題。」在經濟停滯之中，教育已成為一種地位博弈，它「純粹關乎地位」，「徹底脫離了」對個人和社會究竟有什麼好處的問題。
在矽谷，不必走遠就可以找到證據。曾經作為加州驕傲的公立學校，如今在全國州立學校系統中排名48位，長期缺乏資金，深陷危機之中。私立學校已成為越來越多家庭的選擇，但同時也出現了美國曆史上的新鮮事物：私有化的公共教育。位於繁榮的矽谷城鎮的學校開始依靠大規模的籌款來保持領先。伍德賽德的一所小學有四百七十個孩子，1983年，第13號提案提出五年後，為了保證一個特殊教育教師的職位不會因預算削減而被砍掉，一家基金會開始為它提供資金，現在每年會捐助兩百萬美元。這所學校在每年的夜間大拍賣活動中能進賬至少五十萬美元。2011年的主題是「搖滾明星」。父母身穿豹紋襯衫和緊身迷你裙，戴著刺脊樂隊或蒂娜·透娜的假髮，吃著「跳躍傑克閃電」烤腹肉牛排，伴隨著80年代曲風樂隊「臭名昭著」的歌跳舞，然後被拍賣師連哄帶騙地為「棒極烤肉店！」和「撼動女神度假村」的門票競標。參觀拉里·埃裡森家著名的日式花園——埃裡森是甲骨文公司執行長，美國第三有錢的人，也是十年來薪酬最高的公司高管——被拍賣到了兩萬美元。一個在私人住宅中舉辦的美劇《廣告狂人》主題十六人晚宴（「在香菸和美酒中，你盡情放縱，幹一些會後悔的美事」），被一位房地產投資商及其妻子以四萬三千美元拍到了手。
而在幾英里外的東帕洛阿爾託，小學沒有基金會資助，長期缺乏教科書和教室用品。加州的公立學校仍將持續沉淪。
大學也是如此。世界一流的加州大學系統在四年內被削減了近十億美元的預算，削減比例超過百分之二十五；2012年，它又面臨數十億美元的預算削減，已經瀕臨崩潰。同一年，斯坦福大學宣佈，在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期間，它在一場五年計劃資金籌措活動中募集了六十二億美元，這是高等教育歷史上的最高籌款數額。在矽谷蓬勃發展的同時，斯坦福大學建了新的醫學院、商學院、工程中心、設計學院、跨學科法學大樓、環境和能源大樓、奈米研究和技術中心、認知和神經生物學成像大樓、生物工程學中心、汽車創新設施和音樂廳。這所大學催生了五千多家公司，註冊了八千項發明，帶來十三億美元的專利使用費。那些在70年代還是空地的校園區域，現在看起來像是閃閃發光的奧茲國奇景。
在蒂爾看來，在一個階級分層的社會中，這種對教育的瘋狂追求是機制失效的另一個跡象。他對斯坦福大學評價頗高，曾在那裡學習七年，現在偶爾教授課程。但是，大學似乎與矽谷奇怪地分隔開了——新公司是由學生而非教授創立的，而教授越來越專注於艱深難懂的領域。他不喜歡利用大學來尋找學術焦點的想法。選擇人文學科作為專業在他看來格外不明智，因為這通常會指向預設的選擇，那就是法學院。學術研究也令人疑慮——謹慎而狹窄，推動它的是爭奪基本勢力的爭鬥，而不是對突破的追求。最重要的是，大學教育並不會教創業。
蒂爾考慮過創辦自己的大學，但他得出的結論是，要想讓家長不在乎斯坦福大學和常青藤的名聲，那實在太困難。後來，在一次從紐約回舊金山的航班上，他和盧克·諾塞克想出了一個主意：向有才華的年輕人提供資助，好讓他們離開大學，創辦自己的科技公司。蒂爾喜歡快速行動、引人注目（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這麼做一回）。第二天，在舊金山的年度會議techcrunch上，他宣佈了「蒂爾獎學金」專案：挑選二十名懷有能讓世界變得更好的創業理念的年輕人，為每人提供十萬美元、持續兩年的資助。批評家指責他腐化年輕人，令他們追逐財富，卻在教育上抄近道。蒂爾則指出，獎學金獲得者可以在獎學金期滿後重返學校。但很大程度上，他的計劃確實是捅了頂尖大學一刀，試圖偷走它們最好的學生。
蒂爾離開這家生物技術初創公司，開車沿半島向北，來到克萊瑞姆在舊金山的辦公室。他接下來安排了一輪面試；最開始有六百人申請他的獎學金，五十人進入最終輪，這一天他將面試其中幾人。第一位坐到深色會議桌旁的候選人是來自西雅圖周邊的美籍華裔研究生，名叫安德魯·許。他是個十九歲的神童，仍然戴著牙套。他五歲時就開始解決簡單的代數問題。十一歲時，他和哥哥共同創立一個名叫「世界兒童組織」的非營利機構，為亞洲國家的孩子提供教科書和疫苗。十二歲時，他進入華盛頓大學。十九歲時，作為斯坦福大學神經科學系的四年級博士候選人，他決定放棄學業，創立一家公司，根據最新的神經科學研究製作教育影片遊戲。「我的核心目標是同時擾亂教育和遊戲領域。」他的話聽起來跟彼得·蒂爾一模一樣。
蒂爾表示擔心這家公司會吸引那些有著非營利態度的人，他們會覺得：「問題不是賺錢，我們在做好事，所以我們不必努力工作。順便說一句，我認為這在清潔科技領域已經成了一種流行病，它吸引很多非常有才華的人，他們相信自己正在使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他們工作不怎麼努力嗎？」許問。
「你有沒有考慮過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你是想說，僅僅因為公司涉獵教育，這就可能成為一個問題？」
「沒錯，」蒂爾說，「對於投資這類公司，我們主要的問題是，你最後會吸引到一些不想努力工作的人。這也是我認為它們為什麼至今都行不通的深層原因。」
許抓住了蒂爾的游移：「可是，這是一家遊戲公司。我不會叫它教育初創公司。我會說這是一個遊戲初創公司。我想吸引的是硬核遊戲工程師。所以我不認為這些人在工作上會懈怠。」
許將獲得蒂爾獎學金。還有一個來自明尼蘇達州的斯坦福大二學生，他自九歲起就一直痴迷於能源和水的匱乏問題，還試圖建造世上第一臺永動機。「在失敗了兩年後，我意識到，即使解決了永動機問題，我們也不會使用它，因為它太昂貴了，」他告訴蒂爾，「太陽是永生的能量來源，但我們沒有充分利用它。因此，我開始沉迷於降低成本。」
他十七歲時學到了光電定日鏡，又叫太陽能跟蹤器，即「將日光定向到一點的雙重存取跟蹤鏡」。如果他能發明一種足夠便宜、利用定日鏡產生熱量的方法，那麼太陽能就可以在經濟上與煤炭競爭。在斯坦福大學，他創辦一家公司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學校拒絕將他在該專案上的工作時間折算成學分。因此，他選擇休學，並申請蒂爾獎學金。
「我覺得這是我能從斯坦福學到最好的東西，」他說，「我住在這個叫作黑匣子的創業者之家，離校園大約十二分鐘。那可真是開心極了，因為它離我們的辦公室非常近，還有熱水浴缸和游泳池，然後我週末還能去斯坦福見見朋友。你能獲得最好的社交，同時還能從根本上為自己熱愛的事情工作。」
緊隨其後的是一對斯坦福大學新生，一個是名叫史丹利·唐的創業者，另一個是名叫托馬斯·施密特的程式設計師，他們想做一個名為「四方群眾」的手機應用程式，它可以讓你在地圖上即時定位最親密的朋友。「它能讓你拿出手機就知道朋友此刻在哪兒，無論他們在圖書館還是在健身房。」來自香港的唐說。他已經出版了一本書，名為《電子百萬：十四個成功的網際網路百萬富翁的幕後故事》。「每個週五晚上，我都會去參加派對，不知怎麼的，你會在人群裡跟朋友走失——人們會分散到不同的派對上去。我總是得發簡訊給他們：‘你在哪兒呢，你在幹什麼，你在哪一場派對上？’我必須跟十個朋友發這種簡訊，這就像一個巨大的痛點，而且確實讓人很困擾；因此我認為，我們正在解決自己親身經歷過的痛點，也許是大多數大學生都經歷過的。」
同樣來自明尼蘇達州的施密特解釋了這個應用程式的名稱。「在七八十年代，在facebook之前，在網際網路出現之前，斯坦福裡的四方中心是休閒的地方，人們會在那裡放鬆，跟朋友聊天。現在，除了遊客還會去，四方中心已經完全荒廢，人們只會騎車穿過。所以我們覺得這很蠢，這毀掉了社互動動。世上有很多很酷的人，而你沒有那麼多機會去認識那麼多人。」
唐被問到四方群眾將如何改變世界。「我們正在重新定義大學生活，我們正在讓人們連線起來，」他說，「當它延伸到大學生活之外，我們實際上就能重新定義社會生活。我們想如此看待自己：我們正在彌合數字世界與物理世界之間的鴻溝。」
蒂爾對此表示懷疑。聽起來，好像有太多其他創業公司希望在facebook和foursquare之間找到狹窄的空地。當然，這不會使美國擺脫科技增速放緩的局面。四方群眾的候選人沒能獲得蒂爾獎學金。
那天晚上，蒂爾在瑪里納的宅邸舉辦了一次小型晚宴。在這裡，只有一個棋盤和一個擺滿科幻小說與哲學著作的書櫃暗示著主人的身份。優雅的金髮助手身穿黑色制服，滿上酒杯，招呼客人享用晚餐。餐桌上的每個位置都擺著一份選單，上面寫著三道菜，包括水煮野生鮭魚配烤蘆筍、小蔥和黑米，配青檸味的拉維戈特醬，或是煎甜辣椒玉米糊配炒冬菇，燉羽衣甘藍，焦糖甜洋蔥，還有法式尼斯橄欖泥。
在這場點著蠟燭的正式晚宴上，蒂爾的客人就像他們的主人一樣看起來格格不入。戴維·薩克斯在這裡，他是蒂爾在斯坦福和貝寶的朋友，《多樣性神話》的合著者，也是組織內部社交網路平臺yammer的創始人。還有盧克·諾塞克，另一名貝寶幫成員，也是創始人基金的生物技術專家——他還是阿爾科生命延續基金（alcorlifeextensionfoundation）的成員，那是一家致力於人體冷凍技術的非營利機構；他已經簽署協議，在他正式去世後，會將身體充滿液氮，如此一來，待將來發明瞭新技術，就可以將它恢復到完全健康的狀態。還有人工智慧研究者埃利澤·尤德考斯基，他與人共同創立了奇點研究所；他只上到八年級，自學成才，寫過一本長達千頁的網路同人小說《哈利·波特與理性之道》。這本小說改寫了原著，試圖通過科學方法解釋哈利的巫術故事。還有海上家園研究所的創始人帕特里·弗裡德曼。他是一個矮小的男人，留著黑色短髮和細細的鬍鬚，衣著就像拉斯柯爾尼科夫一樣滑稽古怪。他住在山景城的一個「理念社群」，自認為是自由性愛和自由意志主義者，並經常就此發表部落格和推文：「多元關係與有競爭的政府之間的相似之處：更多選擇及競爭會帶來更多挑戰、改變和成長。生存下來的將會更強大。」
晚宴上，諾塞克說，世界上最好的企業家是那些抓住一個理念、為之奉獻生命的人。創始人基金會支援這些有遠見的人，讓他們管理自己的公司，保護他們免受其他風險資本家的干預，因為那些風險資本家傾向於用乏味的高管來取代他們。
蒂爾接過話頭。他說，在美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會去四個地方：紐約、華盛頓、洛杉磯和矽谷。前三個已經疲憊透頂，被榨乾了。金融危機後，華爾街失去了吸引力；歐巴馬總統任期內，華盛頓洋溢的興奮已經結束；好萊塢多年前就不再是文化聖地。只有矽谷仍然吸引著有夢想的年輕人。
諾塞克回憶說，他在伊利諾伊州上高中時，有一門英語課沒及格，因為老師說他不會寫東西。如果當時存在像蒂爾獎學金這樣的專案，那麼他和其他像他這樣的人本可以避免許多痛苦。太多有天賦的人上完了大學和研究生院，卻沒有對未來的計劃。蒂爾獎學金將找到這些人才，在他們可能迷失方向或被建制吞噬之前，幫助他們成為企業家。
蒂爾說，教育就像一場「錦標賽」，由一系列困難的競爭階段組成。「你一直試圖成為第一名。大學的問題在於，當你發現自己不再是第一名的時候，它會對你的自信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桌子上有酒，但是客人喝酒很少，講話很多。整個用餐過程中，兩個主題保持不變：企業家的優越性和高等教育的毫無價值。9點45分，蒂爾突然把椅子往後一推。
「大多數晚餐要麼就是持續時間太久，要麼就是持續得不夠久。」他說。
他的客人走出房子，踏入涼爽的舊金山之夜。美術宮燈火通明，圓頂映在池水中。向南三十英里，矽谷的實驗室亮著日光燈。向東三十英里，人們正艱難度日。蒂爾回到樓上，獨自一人，開始回覆電子郵件。
羅恩·保羅，共和黨元老，曾任參議員和眾議員，並三度參選總統。他對聯邦政府的財政政策和大規模監視政策持批評態度，提倡限制政府和自由市場，被視為茶黨的領袖之一。
安·庫爾特，美國保守主義媒體評論人。
指帕特里·弗裡德曼。他的祖父米爾頓·弗裡德曼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1976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刺脊樂隊，美國電影《搖滾萬萬歲》（thisisspinaltap）中虛擬的英國重金屬樂隊。蒂娜·透娜，美國歌手，獲得無數業內獎項，被稱為搖滾女王。《跳躍傑克閃電》（「jumpin'jackflash」）是滾石樂隊1968年釋出的單曲。臭名昭著樂隊是加州本土表演樂隊。
foursquare是一款2009年上線的美國社交網路服務，使用者可分享地理位置，對具體地點進行記錄和點評。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的主人公。
理念社群（intentionalcommunity），人們基於同一種意識理念而共同生活的社群聚落形式，社群居民通常擁有相似的價值觀。